人口理論要迎接新的挑戰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社會、經濟、人口發展出現了一係列曆史性的變化。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個新台階；在人口出生高峰時期，出生率、生育率和人口增長率都持續下降。
這個時期對我國人口問題所作的理論解釋，從我國實際出發，擺脫了本本的束縛，總的來說是正確的。然而也有一些理論解釋過於簡單化，有的命題未能預見到迅速發展的新形勢而缺乏足夠的理論準備。這就要求理論工作者回答各種理論認識問題，對新形勢下的人口、計劃生育作出科學的、有說服力的闡述，對實際工作給予理論的支持。特別是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前提下，對以往人口問題的一些理論說明上，需要有新的回答。
問題之一：我國提出控製人口增長20多年來，人們往往把計劃經濟同控製人口、實行計劃生育緊緊聯係在一起，認為經濟有計劃，人口才必須有計劃。十四大以後，明確提出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這就使人們不得不對控製人口增長與計劃經濟的關係重新進行思考。其實，控製人口增長，實行計劃生育，和其他基本國策一樣，都決定於第一性的客觀存在，即我國的基本國情和我國人均資源相對不足等，這才是我國實行計劃生育的依據。
問題之二：十幾年來，我國一直運用馬克思主義兩種生產理論，即人的生產和物的生產是最基本的比例，二者必須相適應，並明確提出，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控製人口增長正是為了保持兩種生產互相適應。但對於怎樣才算二者相適應，從來沒有明確過，也沒有提出考察的方法論。
過去，大多使用人口增長的速度和物質資料生產增長速度（常用GNP）之比來考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國人口經常保持年平均2%～2.5%的高增長，有的年份甚至更高，在這種情況下用兩種生產不適應論證我國必須控製人口增長，比較令人信服。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由於改革開放，物質資料生產達到9%左右的年增長率，而人口增長則由於計劃生育的成就，保持1.5%左右的年增長，二者的比例上升到6∶1。這樣兩種生產的比例算不算適應？使人產生不少困惑。我們判斷各方麵工作是非得失的標準，歸根到底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采用兩種生產增長速度的比例這一指標，顯然是不能很好判定的。隻有按人口平均的物質資料生產水平來觀察，才能判定是否相適應。我國人均GNP、人均重要產品、人均基礎設施都居世界後列，說明人口繼續增長一直妨礙“三個有利於”的更好實現。這樣來看，我國達到兩種生產相適應仍有很大的差距。
問題之三：現在大城市和一些省市生育率已經達到更替水平（即簡單人口再生產）以下，有的地方已經出現人口負增長。另一方麵15歲以下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隻有1/4，已屬世界最低比例之列。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要堅持計劃生育就需要作更係統的理論解釋。我認為，我國生育率已經降低，但計劃生育仍然必須繼續堅持和完善。因為我國的計劃生育，是宏觀控製人口增長，優生、優育和提高人口素質仍然任重道遠，人口增長的慣性在今後仍然會起作用，我國健康的和適度的人口老齡化也要依靠計劃生育。
問題之四：我國經濟體製已經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城鄉已經出現了一些勞務市場，作為勞動力再生產自然基礎的人口再生產，是否也應該由市場機製來調節？發達國家在市場經濟下人口已經達到零增長，這種經驗是否可取？
在我國的條件下，人口絕不能由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來調節，而應該強調社會的宏觀調控，繼續完善計劃生育，發達國家的人口是在自由經濟下經過長期增長後才達到現在的零增長，它們的情況與我國完全不同。如果我國人口再生產完全由市場來調節，不強調宏觀調控，最後可能出現的將是人口的盲目增長。
（本文原載《人民日報》，1993 09 12）
人口理論研究要回答新形勢提出的新問題
鄧小平同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有力地推動了改革的進程，也使人口理論研究進一步解放了思想。正確地回答新形勢下提出的人口和計劃生育的理論問題，對它們作出科學的、有說服力的論述，給實際工作者以理論和智力的支持，成為我們人口理論研究工作者的一項迫切任務。
一、國情決定我國控製人口的必要性和長期性
我國提出控製人口增長20多年來，一直把計劃經濟作為它的客觀依據之一，認為經濟有計劃，人口增長也必須有計劃。這樣，把控製人口增長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中是理所當然的。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這就使人們不得不對控製人口增長與計劃經濟的關係重新進行思考。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主旨在於控製人口的增長，那麼它的客觀依據是什麼？對此，人口理論必須作出回答。
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認為，存在決定意識。我國的國情就是客觀的存在，是第一性的，經濟計劃、控製人口的政策和其他計劃等都屬於意識的範疇，是第二性的。計劃經濟要求勞動力有計劃是可以理解的，但計劃經濟本身並不能直接提出人口控製的要求，人們隻能在深刻認識國情的基礎上，製定人口政策並提出其具體的年度（或五年、十年）人口目標。
國情是客觀的自然條件和前人活動的結果，我們這一代人不能選擇，隻能以此為出發點，創造新的曆史。正確的決策隻能基於對基本國情的正確認識。實行計劃生育、控製人口增長作為我國的一項重大決策，是從我國的國情出發的。國情範圍很廣，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曆史各個方麵都要考慮，但對我國人口增長是否應該控製，關係更為密切的國情當屬人口、自然資源、環境和經濟等，其中人口最為直接。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們常用鄧小平同誌說的“國家大，人口多，底子薄”【10】來概括這一階段的國情。我國耕地少、人口多特別是農民多，這種情況不是很容易改變的。這就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必須考慮的特點。人口多這個客觀現實決定了我國控製人口增長的必要性、長期性和艱巨性。
江澤民同誌1991年3月9日在關於國情教育給國家教委領導同誌的一封信中明確寫道：“中國人口眾多是一個突出的國情”，科學地指出了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控製人口增長的依據。然而，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卻沒有人敢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其原因，一是傳統的“人口決定論”的影響根深蒂固。所謂“人口決定論”，就是把人口的多少、人口密度的高低和增長的快慢作為決定社會麵貌和社會發展的唯一因素。這當然是片麵的、錯誤的。它同我們把人口多作為實行計劃生育的依據顯然不是一回事。二是有這樣一種說法在起作用。它認為，人口問題就是經濟問題，經濟發展了，就不存在人口問題了；更有甚者，國內外都有人認為，中國是經濟搞不上去，才把人口問題作為“替罪羊”。二者的實質都在於不承認人口眾多對我國生存和發展的負麵影響。人口多是中國獨特的，世界各國都無此實際體驗，隻能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才能認識。
許多人拿日本、荷蘭、比利時特別是亞洲的“四小龍”來同中國對比，認為這些國家和地區人口密度比我國高得多，沒有多少自然資源，卻能迅速發展起來，生活水平都比中國高；旨在論證生存與發展與人口無關，隻要經濟發展了，一切都會迎刃而解；認為中國的問題隻是政治、經濟和管理體製等問題。這些人不了解中國有11億多人口這一點，同日、荷、比、“四小龍”等是完全不同的。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生存與發展都依靠國外資源和市場，而中國隻能以自力更生、依靠國內的資源和市場為主，把國外的資源和市場作為補充，因為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難以靠進出口貿易、國外的資源和市場來解決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問題。
控製人口增長是關係我國眾多人口的生存權和改善生活質量的大問題。以人口的居住條件來說，我國幅員廣闊，有960萬平方公裏，但由於人口眾多，人均國土麵積隻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同時，高山、高原和戈壁、沙漠多，平原麵積隻占10%，不可能沒有相當一部分人口居住在生存條件比較惡劣、海拔較高的丘陵、山區。這些地區一般氣溫較低、土層較薄，大多屬幹旱和半幹旱地區，用水困難，而且交通不便。據1982年人口普查，我國人口的20.3%居住在海拔500公尺以上的地區，其中一半居住在1000公尺以上，而全世界人口居住在海拔400公尺以上的隻有1/10。顯然，人口眾多、經濟又不發達使我國人口的生存空間狹小。如果人口不加控製，我國很大一部分人的生存條件不但不能改善，甚至還會惡化。
再以吃飯和食物為例，我國隻能依靠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占世界22%的人口。我國國土麵積和美國差不多，美國耕地占國土的20%，我國隻占10%，而我國人口是美國的4.5倍，這就造成我國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美國的1/9。我國的糧食絕不能仰賴國外供給，因為這樣做既無保證，政治上也會受製於人，會威脅到國家的主權和中華民族的獨立自主。為了全民族的生存和生活質量的改善，我國不能不珍惜每一寸耕地，不得不精耕細作、節約糧食，發揚勤儉建國的優良傳統，同時，控製人口也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