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控製人口增長才能適應廣大人民對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
人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但生產者隻是人口中適合勞動那一部分人口（要發揮作為生產者的作用，還必須有充足的生產資料）；但不論男女老少，所有人口都是生活資料的消費者，否則人們就不能生存下去。所以，人口增長不僅作為勞動力來源來看，要與四個現代化發展對勞動力的需要相適應，而且作為消費者，也必須與社會生產所能提供的生活資料相適應，以保證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
我國的農業基礎薄弱，耕地麵積有限，農業生產水平很低，一個農業勞動力平均每年隻生產2000斤糧食，除自身需要外，能供養的人口很少，能供其他國民經濟部門需用的糧食更少。解放後，我們糧食產量比解放初增長不少，但由於人口增長速度快，每年增加糧食中有相當一部分被新增人口吃掉了。能夠用來提高全部人口的糧食消費水平和發展工業部門的部分很有限。其他如棉花、油料等農副產品的增長都滿足不了人口增長的需要。
人口增長快對輕工產品需求量很大。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對任何一件輕工產品，平均每人隻要增加一點需要，其總量就十分驚人。解放後輕工業產品絕對量增長不算少，但由於人口增長快，平均到每個人的產品產量增長並不多。應該說，現在許多農副產品實行計劃供應辦法是物資不足的反映，也是人口增長過快造成對產品需要的壓力的反映。
城市人口增長快，對住宅、交通、醫療機構、生活服務和文化娛樂設施等都提出日益增加的需要。而另一方麵，城市住宅建設慢，交通設備增加少，服務性設施建設也少，使得人口數目和物質設施的差距愈來愈大，妨礙了人民生活的改善。
我國農村人口增長比城市更快。現在一些生產大隊或生產隊經過艱苦努力獲得的增產成果，常常由於人口增長過快而被抵消了，平均每人實物產量或平均每人收入增長甚微，人民生活改善很慢。
以上情況的發生，主要是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幹擾和破壞，使農業和輕工業受到了很大的破壞，生活資料的生產滿足不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此外，多年來人口增長快，也是造成生活資料滿足不了人民生活需要的一個重要原因。
社會主義要求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國按人口平均的許多基本生活資料的消費水平在世界上屬於最低之列，同發達國家的差距很大。因此，除在先進技術的基礎上高速度發展生產外，必須控製人口增長。
控製人口增長，絕非權宜之計，而是一項戰略任務。我國《憲法》明文規定：“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70年代以來，我國計劃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經過短短的幾年就把人口增長率降低了幾乎近一半。這樣的人口降低的速度在世界上是罕見的。實踐證明，控製人口增長是符合我國國家、集體、家庭和個人的根本利益的，經過全黨全民長期不懈的努力，這項曆史任務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人口政策與曆史機遇期【32】
十六大報告指出：“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從我國的人口環境來看，這一時期，由於出生人口急劇減少，正是開發資源、積累財富的最為有利時機。這一機遇期的出現絕非偶然，是過去二三十年中，黨中央始終把人口問題作為“製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對人口控製常抓不懈的結果。人口數量和年齡結構變化所帶來的這種發展機遇在日本、韓國、新加坡和我國的香港、台灣都出現過，至今仍未完全過去。在我國，這一機遇期在本世紀初到來，並會持續一段時間。我們千萬要抓住，決不能坐失良機，因為人口眾多是我國的基本國情，而人口數量和年齡結構變化所創造的機遇是短暫的、相對的。應當指出，對於我國人口政策所創造的這一曆史機遇，一些同誌尚缺乏明確的認識。究其原因，主要是對人口問題的戰略性、基礎性缺乏認識。因此，有必要把這一曆史機遇期的不可替代性和時效性提出來，以喚醒人們充分利用這一曆史機遇期，實現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一、控製人口數量對我國人均GDP提高的作用不能低估
無論在鄧小平關於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目標中，還是在黨的十六大關於總體達到小康和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判斷中，按人口平均的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都是一個無可替代的硬指標。人均GDP水平既取決於作為分子的國內生產總值的規模和速度，也取決於作為分母的人口的規模和速度。作為“分母”的人口數量過大，一直是製約我國人均GDP指標提高的因素之一。特別是當“分子”（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不明顯而人口增長較快時，人口的分母效應就會顯得很突出。例如，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按世界銀行最新公布的數字，已躍居世界第六位，如果按照購買力比價計算，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排行更加靠前；但若按人口平均計算，我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全球排名120位之後，同中等收入國家還有不小差距。
控製人口增長有利於減弱人口的分母效應。我國實行計劃生育以來少生了3億人口。如果不是少生3億人口，或者少生的不是3億而是2億，那麼，按2000年我國GDP總量10000億美元來計算，我國的人均GDP根本達不到800美元，也就談不上在總體上實現小康。
控製人口增長有利於作為“分子”的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加速增長。從理論上講，為了在人口增加的情況下不影響原有人口的生活水平和經濟發展，國家在總投資中必須留有一筆人口投資。控製人口增長就可以減少人口投資。人口投資在總投資中所占的比重縮小，意味著用於生產性投資的增加，有利於經濟增長。我國少生了3億人節省出的人口投資是十分可觀的。
控製人口有利於縮小我國同世界各國的人均GDP差距。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許多大國包括一些發展中人口大國都將是我國經濟上的重要夥伴和競爭對手。我國由於控製人口取得成效，生育率率先達到更替水平，本世紀30年代後人口將實現零增長。而此後，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尼等發展中國家的人口還將有幾十年的慣性增長。到本世紀中葉，印度將取代我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屆時我國的人均GDP水平不僅由於經濟的發展而且由於人口零增長而提高，不僅同這些國家而且同發達國家的差距都將縮小。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經濟迅速發展，十三屆四中全會到十六大期間的13年平均增長9.3%，進入21世紀以後仍在7%以上。相對於經濟發展的高速度，這一時期1%左右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長率在提高我國人均GDP水平方麵的作用往往被人們忽視。許多人由此認為嚴格控製人口增長無關宏旨，這是十分危險的。繼續嚴格控製人口，穩定低生育水平，盡可能減少分母過大對人均收入快速增長的抑製作用，對於21世紀前期我國國際地位和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控製人口數量與提高人口素質存在天然的聯係
控製人口數量必然提高人口健康素質。實行計劃生育後，不論社會還是家庭對婦幼保健都比多子女時代更為關心，能夠把“少生、優生、優育”有機地聯係起來，嬰幼兒、產婦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新生人口及其父母一代的健康素質得到空前提高。
控製人口數量與人口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也存在天然聯係。人們常常認為，人口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主要依賴於文化部門、教育部門、科學部門的努力。這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
從宏觀的角度說，出生人數減少為提高人口科學文化素質創造了最有利的條件。教育需要投入。公共財政教育經費人均投入的多寡，直接受製於受教育人口的規模和增長速度。在人口高出生的情況下，用於青少年普及義務教育的經費尚且“捉襟見肘”，用於提高的經費當然會受到限製。人口出生水平持續下降，公共教育經費在使用上就能夠較好地兼顧教育的普及與提高。
從微觀的角度來看，人口素質提高的主要受惠者是實行計劃生育的父母一代和計劃生育後出生的子女一代，年齡大體在50歲以下。在中國的經濟和教育還不發達的情況下，由於開展計劃生育而導致的家庭規模小型化，使育齡夫婦能擺脫較重的經濟負擔和繁重的家務拖累，把較多資源用於自身及子女的教育支出，有較充裕的時間和精力參加各種類型的教育培訓、學習，這就為我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擴大和普及高中教育以及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提供了一個龐大的平台。1990年我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2年，2000年提高到11年。其中計劃生育功不可沒。如果是在開展計劃生育以前，每年出生人口超過2500萬的條件下，依我國的經濟實力，很難如此迅速地提高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三、生育率迅速下降使我國勞動力比重高、負擔輕，在國際上有競爭的優勢實行計劃生育後，我國的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老齡化初露端倪。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我國0～14歲青少年人口不到3億；65歲以上老年人口0.88億；15～65歲勞動年齡人口8.88億，占總人口的70%以上，超過所有發達國家勞動年齡人口的總和；人口負擔係數低至43，出現了人類曆史上罕見的低撫養比。這一時期，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青少年及老年人口比重相對較低，正所謂“生之者眾，食之者寡”，是最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的黃金時期。在這一時期，一方麵，由於勞動人口供給充足，價格比較便宜，如果能夠充分就業，會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另一方麵，用於老人和青少年的教育、福利、保險、醫療等支出減少，有利於社會財富的積累、儲蓄和投資。
人口給發展創造的這個機遇對一個國家、民族來說隻有一次，它會隨著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而逐漸消失。歐美發達國家19世紀下半葉以後的發展得益於低撫養比和勞動力充裕。二戰以後，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等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也是總人口負擔係數快速下降的時期。上述國家和地區都充分利用人口轉變帶來的機遇，為國家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人力、物力基礎。相反的例子也有。自然條件和經濟底子都比東亞優越的拉丁美洲，戰後一個時期由於人口增長較快，未能形成一個持續、明顯的低撫養比時期，經濟增長就比日本、東亞“四小龍”慢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