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決定》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有劃時代意義
《決定》之所以具有劃時代意義，是因為它在我國人口、計劃生育發展到了一個重大曆史轉折關頭，即在我國“有效地控製了人口過快增長，使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曆史性轉變”的時期，人們對於中國人口的走向和政策有不同的觀點、不同的猜忖和傳言，黨中央及時作出了這個決定，統一了思想，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劃時代意義還在於這個決定提出穩定低生育水平要在未來幾十年中起作用，《決定》指出，實現人口零增長和人口緩慢的負增長都要經曆一個長過程，短了是不行的，如果要求過急了，“欲速則不達”。一個決定能在未來幾十年中起作用，無疑屬於根本性的大政策。中國政府十分重視人口、計劃生育，從1952年到1995年先後直接或間接涉及人口、計劃生育發出過的文件不下二百餘件[1]，但像這次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的下達方式，除1991年《關於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製人口增長的決定》之外，是絕無僅有的。因為在人口、計劃生育工作方麵大多采用中共中央（或國務院）批轉、批示、轉發、印發、通知等方式。這個《決定》的劃時代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這個《決定》是在總結我國人口、計劃生育幾十年來正反兩方麵經驗的基礎上，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理論升華，它對我國人口科學的發展無疑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其一，這一《決定》在理論上提出如何解決人口慣性增長的問題。在傳統的人口轉變論中把人口達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視為完成人口轉變。因為西方發達國家生育率達到更替水平，人口數量基本上能穩定下來，慣性增長並不明顯；但發展中國家則不同，人口慣性增長需要很長的時間，有的國家可能長達一個世紀以上。《決定》從當代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實際出發，豐富和發展了傳統的人口轉變論。
其二，《決定》旗幟鮮明地提出實現人口零增長和中國人口今後要緩慢負增長的意見，雖然傳統的人口統計學、人口理論都提出過穩定人口、靜止人口的概念，但作為當代世界人口第一大國，把這一概念進入實施的階段，裏麵蘊藏著很多理論和方法論同實踐結合的問題，需要人口科學進一步探索。這些理論成果必將大大豐富人口科學。
其三，《決定》雖然隻談到穩定低水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質、人口總量等變量，但它勢必直接決定或影響到人口的結構、分布、遷移和人口城市化、人口老齡化、人口性別和人口健康等問題；也不能不涉及自然資源、環境、經濟發展、社會全麵進步等。在新的曆史時期，如何統籌兼顧、全麵安排低生育的方方麵麵關係，都需要有新的理論思維，新的科研成果。
其四，在未來幾十年穩定低生育水平，既需要鞏固在人口、計劃生育上實踐已經證明成功的經驗，揚棄過去的定式思維，更要有創新的思想和在工作製度、方法上的創新，使計劃生育工作能結合時代精神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二、必須在理論上解決“三個認識不足”的誤區
《決定》指出，“目前還有相當一部分同誌對人口多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最基本、最重要的國情認識不足，對可持續發展戰略中人口問題是關鍵認識不足，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認識不足”。這些同誌中的絕大多數都讚成我國執行的嚴格控製人口的政策，但是在我國計劃生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的今天，自覺或不自覺地冒出盲目樂觀、麻痹鬆懈情緒也不足為奇。導致走進這些誤區的認識根源主要有：
一曰：我國經濟發展了。
在過去經濟發展很慢時，大多數人包括經濟學家都接受對人口數量的嚴格控製的政策。現在經過改革開放的20年，經濟已達到按人口平均翻兩番的目標，有人就認為再用人均的觀念為論據來嚴格控製人口已無多大說服力。其實，我國嚴格控製人口主要因為我國人口規模過大、人口絕對過剩、超過我國人口適度容量。此外，還因為人口增加，在今後一個時期每年還在1000萬上下，使得經濟發展很大一部分成果被人口增長吃掉。國際人口經濟學界普遍認為人口每增加1%，就需要有4%的國民生產總值來保證。我國不應再犧牲當代人的利益撫育更多剩餘的人口。
二曰：我國生育率已經夠低了。
我國生育率下降很快，現在已低於更替水平，隻用20多年就實現了發達國家用一百年甚至更長時間才達到的更替水平。但是必須知道西方發達國家生育率達到更替水平時，人口規模已經相對穩定了，不像我國有一個強勁的人口慣性增長，人口還要增長幾十年。因此，要達到我國第三步發展戰略要求的人口目標，穩定低生育水平是必然的選擇。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那樣：“即使若幹年後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問題，在一段時間內也仍然存在。”[2]何況我國今天還存在龐大的農村人口，他們的生育觀大多還未完全更新，怎能因生育率下降而鬆懈計劃生育呢？
三曰：我國市場機製正在形成，生育率可以由市場來調節。
計劃生育同計劃經濟並無必然聯係，我國逐步建立市場經濟體製取代計劃經濟，並不影響我國推行計劃生育。首先我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有宏觀調控的職能，不像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市場由一隻“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其次，市場能對各種資源包括人力資源起基礎性調節作用，但不能直接調節人口，因為人口不同於人力資源，即或市場調節了人力資源，但對人口的調節還有一個很長的“時間差”，而且生育行為並不是純經濟因素起作用，社會、文化、心理等因素常常起到重大的作用。因此宏觀調控的人口政策和其他機製相結合才能穩定低生育水平。那種認為經濟發展了加上市場機製就能自發穩定低生育水平的觀點是不切實際的。即使自發調節最終能實現低生育，那也需要很長的時間並經過很多反複，這個過程首先是人口大量增加，加強了人口增長的慣性，同穩定低生育水平背道而馳。何況曆史機遇給我們的時間並不多，怎能冒前功盡棄的風險？
四曰：低生育水平妨礙擴大內需。
90年代後期亞洲出現金融危機，我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實行通過啟動內需促使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重大決策，已取得重大成功。但擴大內需仍未解決好消費品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有學者斷言人口增長慢是原因之一。人口低增長不利於增加投資和消費是30年代凱恩斯主義人口理論的基本論點，西方解決經濟危機的學說在理論上是不可取的，特別是不適用於我國，因而在實踐上是有害的。我國目前城鄉居民在銀行儲蓄餘額有近6萬億，說明中國人民富起來了。之所以未形成有效的消費需求，重要原因之一，是剛進入小康的廣大人民對支出和收入的預期有不確定感和沒有安全感。這是出於對未來就業前景、養老金、醫療改革和教育支出的擔心。這些都同我國人口過多、人口增長過快的後遺症有關，而不是因為低生育率。
除上述一些論據外，妨礙對《決定》深刻認識的還有一些，諸如認為低生育已帶來人口社會經濟一些負麵影響，不宜再持續下去；認為在可持續發展中人口已不像資源環境那麼重要，等等。這些下麵還要專門論及。三、提高人口統計學水平，科學地掌握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數量關係和數量界限《決定》提出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直接目的，是在我國實現第三步發展戰略目標時，達到人口零增長，屆時“人口總量達到峰值後（接近16億）開始緩慢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