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有所為”是時代的要求
老齡問題是當代世界普遍關注的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麵：一是滿足老年人物質和精神需要的問題，可以簡單概括為“老有所養”；二是老年人參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問題，也可以簡單地概括為“老有所為”。在本世紀前半葉世界人口老化剛剛露頭的時候，人們關注的主要是“老有所養”的問題，諸如：老年人的社會保險，老年人生活福利的範圍，退休金的多少和退休金購買力等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近一二十年來，老年人參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問題，即“老有所為”的問題，日益受到社會的重視。“老有所為”的問題在當代受到重視，絕不是一種偶然的暫時的現象，而是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它是社會發展，人類進步的結果，同時又是社會繼續發展提出的一種客觀要求。
第一，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和社會生活各方麵的進步，人類的健康普遍增進，人類平均壽命不斷地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平均壽命的提高更為顯著，本世紀初，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壽命不過50歲，而現在平均壽命最高的國家已達到75歲以上。發展中國家從戰後平均40歲左右提高到近60歲。我國解放初平均隻有35歲，就是最大的城市上海也不過42歲，到1982年全國平均壽命已達到67.88歲，京、津、滬等大城市已達到72～73歲。這就必然產生人的年代年齡、生理年齡和退休年齡這三種年齡出現差距的問題，因為三者不是同步增長的。隨著人體素質的增進，今天許多60、70歲人的健康情況超過過去50歲的人，而退休年齡則是曆史形成的，它的改變要取決於一係列其他社會因素，因而不能輕易改變。這裏就給當前社會提出一個新的問題：過去一個人達到退休年齡，生命餘年並不很長，健康狀況也差，因此退休後參加工作的問題並不突出；而今天全世界都普遍出現，達到退休年齡的人健康狀況尚好，餘年還很長，因此退休後要求工作的問題必然突出起來。有的國家叫“第二次就業”或“第二個春天”。
從個人來說，退休後的老人在一些發達國家還能活20～30年。按我國的情況計算，女的55歲退休，平均還能活20多年；男的60歲退休，平均還能活15～20年（在大城市）。退休後還有這樣漫長的生活時間，要求參加社會工作已經成為老人們的普遍要求。
從社會來看，隨著人口老化，離退休的老年人越來越多，壽命越來越長。社會勞動者對老年退休人口的負擔就越來越多，負擔的時間越來越長。現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已麵臨這種處境，解決的辦法無非是提高退休年齡和削減退休老人的生活福利，或讓老年人重新就業等。所有的措施最終都是老年人繼續參加到社會發展中來。
第二，社會的發展導致產業部門結構和就業結構變化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使老年人繼續參加社會工作的願望能成為現實。過去，以手工勞動為主的農業生產或比較落後的工業生產等的繁重體力勞動，再加上生產手段、交通工具落後以及生活服務業不發達等原因，限製了老年人繼續工作。今天情況已大不相同，科學技術發達，產業部門結構已發生了很大變化，以腦力勞動為主的職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許多繁重的體力勞動為機械化、自動化甚至為機器人所代替，其他如實驗室、辦公室的現代化等，都為退休的老年人繼續工作開辟廣闊的道路。再加上工時的縮短，交通、通信的方便，商業服務業以及生活方式的現代化等，使得老年人退休後工作由可能性變為現實性。
第三，從退休的老年人社會地位和保持身心健康來看，退休的老年人參加社會工作也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國內外大量資料證明，許多原來一直在工作崗位的人，一旦退休下來，改變原來有規律的生活，在生理上常常出現一些身體器官加速衰老的現象，有些由於生活方式的改變會在心理上出現一些孤獨感等。所有這些，都不利於老年人的身體健康。因此，不少老年人退休後參加社會發展是一種誌願的要求。但是老年人的社會地位是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在一些國家裏老年人常常受到輕視，被看作一種人道主義照顧的對象，這種狀況使得社會和老年人都體會到老年人繼續參加社會發展對社會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是保證老年人受到應有尊重的重要保證。實踐證明，盡管法律上和倫理道德上都強調尊重老年人，但是老年人在事實上受到尊重，還必須在社會發展中起作用。因此一個人口老化的社會必然提出老年人參與社會發展的問題。
以上證明，“老有所用”、“老有所為”是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一種客觀必然趨勢。
二、老年知識分子對社會發展的作用
“老有所為”是人類社會發展提出的一個客觀要求，對於勞動者和知識分子來說都適用的。退休的勞動者以其多年來積累的生產經驗和技術繼續對社會主義作出貢獻。離退休的知識分子則是以其多年來積累的知識和閱曆，繼續對社會發展作出貢獻。從“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角度來看，老年知識分子繼續發揮作用，特別值得重視，理由如下：
第一，知識分子活動能力衰退慢於勞動者。一般地說，人的生理機能到一定年齡以後，就會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衰退，從而導致老年人活動能力的衰退。但是必須看到體力活動能力和腦力活動能力的衰退時間和速度存在著明顯的差別。生理、心理研究和人類實踐表明：人的腦力活動能力比體力活動能力持續的時間要長得多，衰退也慢得多。體力勞動各個不同工種的活動能力衰退快慢和速度不同，一般認為35歲（平均而言）是個轉折點，過了這個年齡，單憑體力工作的勞動生產率就要開始下降。在西方，45歲的工人就被認為是老工人了，在就業上和工資待遇上常常處於劣勢。但是一般公認，腦力勞動的活動能力直到五六十歲還能保持下來，許多知識分子七八十歲精力還未出現很大衰退。中處曆史上不少重大的科學技術發明和不朽的著作，是六七十歲以後的科學家和作家作出的貢獻。革命導師恩格斯大量的理論著述都是在六七十歲以後完成的。例如，恩格斯的不朽著作《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是64歲時寫成的，他整理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二卷是65歲時出版的，第三卷是74歲時出版的。愛迪生七八十歲仍有許多創造發明，甚至90歲還有許多新的想法。達爾文、巴甫洛夫、愛因斯坦等在70歲以後還做出許多很有價值的成果，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是他晚年直到臨終前完成的。當代諾貝爾獎金獲獎者中有1/3是60歲以上的。我國過去和現在的老一代革命家、理論家、科學家、作家、醫生、工程師，在五六十歲以後作出傑出貢獻的也是不勝枚舉的。因此要科學地認識腦力勞動的特點，為知識分子“老有所為”創造條件。
第二，“老有所為”有利於發揮知識分子兩個優勢，加速社會發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意味著在知識分子中，既要重視中青年知識分子，也要重視老年知識分子，厚此薄彼都是片麵的；隻有既發揮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優勢，也發揮老年知識分子的優勢才是明智的。的確許多重要的科學成果、重大的創造發明是30～40歲的中青年作出的，這啟迪人們：年輕人的確比老年人更有獨創性，更少保守思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是個普遍規律，也是社會向前發展的推動力。但是，絕不能因此輕視老年知識分子的作用。首先，知識分子中確有很早就嶄露頭角的，但也要看到，由於種種原因，“大器晚成”也是大有人在的，因而不能一概而論。其次，科學的門類很多，性質各異，有不少科學是需要長期積累知識，到一定時期才能作出有分量的成果。再次，當代解決現實問題需要越來越多的邊緣學科，有些邊緣學科是老年知識分子在過去接觸很少的，甚至是根本不知道的。在這點上直接從國外引進，中青年知識分子接受快就具有優勢。但是也要看到，許多邊緣科學大多是在某一個或幾個專業基礎功底很深和有關知識相當廣博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老年知識分子如果有真才實學，又孜孜不倦，不斷接受新知識，也是能夠在新的邊緣科學上發揮出優勢的。最後，知識固然有更新問題，但是豐富和有用的知識更大程度是靠長期積累和閱曆形成的，這點上老年知識分子比較容易觸類旁通就是個優勢。國內外老專家、老科學家、老工程師、老醫師和老教師等之所以受到尊重，正是因為他們用自己多年的經驗（包括成功與失敗兩方麵）貢獻給社會，成為無價之寶。
第三，從社會對人才培養和使用的角度來看，發揮老年知識分子的作用能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每一個人都要經曆兒童、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的階段，每個階段同社會都有一個撫養和被撫養的關係，一般說來，兒童少年階段和老年階段都是由社會撫養，到青年、中年參加社會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對社會作出貢獻，並承擔撫養社會上的兒童、少年和老人，因此每個人都有一個作為被撫養者和撫養者的年限比例。一般說來，體力勞動者特別是農業勞動者，早在十五六歲就參加生產，社會對他們的培養費用是較少的，而參加社會生產活動時間平均有40多年。而知識分子需要培養的時間長，而且培養費用高，因而參加社會工作的時間就相對短了。一個大學畢業生參加工作和一個初中學生參加體力勞動就相差七八年，研究生同初中生要相差十年甚至十幾年。如果他們都在同一時間退休，就意味著知識分子少為社會服務十幾年，這樣，從人才投資和使用來說，能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不能很好利用，不能不是社會的一種極大浪費。
第四，重視知識分子“老有所為”有利於鼓勵中年知識分子積累知識，增進技能，不斷地進步。重視中青年知識分子的作用，是非常正確的，也是有戰略意義的。但是，如果忽視老年知識分子退休後繼續發揮作用，卻能在客觀上起到妨礙中青年知識分子爭取上進的作用。因為任何中青年知識分子都會成為老年知識分子，老年知識分子的今天就是他們自己的明天。當中年知識分子看到他們的前輩到退休年齡在社會上無所作為時。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響，他們在接近退休年齡時，放鬆積累知識和更新知識的艱苦努力，也是很有可能的，猶如很難指望土地承包者對即將到期的土地再進行大量的投資一樣，這對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也是十分不利的。
三、中國老年知識分子的潛力
我國今天達到退休年齡的知識分子人數少得可憐。根據1982年人口普查資料，我國55歲以上人口中具有大學畢業、肄業水平的，隻有45萬，不到全國人口的萬分之五。他們都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過來的，都是受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大資產階級的壓迫，飽嚐過深重的苦難，有很大的革命性和愛國主義的傳統。中國老年知識分子在經濟文化落後的舊中國是無“用武之地”的。新中國成立後，本來為他們發揮作用開辟了廣闊的道路，但是1957年開始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出現了“左”傾錯誤，以“階級鬥爭為綱”使他們卷進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中去，使他們不能專心致誌研究學問，以他們的知識對國家和人民作出更大的貢獻。十年動亂中，他們遭到更大的襲擊和摧殘，更談不上發揮作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對待知識分子那種偏離馬克思主義方針的“左”傾路線得到了糾正，老年知識分子並沒有計較過去各種不公正的對待甚至摧殘和打擊，依然意氣風發，克服各種困難竭盡全力為祖國四個現代化作出貢獻。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有誌氣、有骨氣的表現，這是老一代知識分子在黨和人民的培養教育下，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鍛煉出來的優良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