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封信裏，從善密告李煜：大將林仁肇存有反心，已暗中與北宋勾結，另有圖謀。李煜收信後勃然大怒，派人毒殺林仁肇。事後才知，這不過是趙匡胤的反間計，從善在不知不覺間充當了敵人的棋子，李煜不辨是非便貿然起了殺心，也非明君所為。兄弟未能合力斷金，反而自毀長城。
另一封信，是從善在趙匡胤的逼迫下寫的。從善本是代李煜入宋，去論南唐如何納貢、乞求，趙匡胤都不肯放他歸去，並且從沒放棄過讓李煜入朝的打算，他們希望兵不血刃地占領南唐。為此，趙匡胤讓從善修書勸李煜。從善人在屋簷下，隻好恭敬垂首，寄書信給兄長，勸他入朝見宋天子。
一向懦弱的李煜，卻難得表現出了倔強的一麵。他沒有回信，反而上表趙匡胤，再次請求他放從善回國。趙匡胤不屑地一笑，把李煜的奏表拿給從善看，似乎把那滿紙請求全當做一場笑話。之後，果斷且有智謀的趙匡胤派大臣梁迥出使南唐，進一步對李煜施加壓力。
梁迥邀請李煜北上，李煜隻好一再岔開話題。當梁迥離開金陵時，李煜因害怕被挾持到汴京，甚至不敢像以往一樣為北宋使者送行。他躲在深宮，好像這樣就安全了。事實上，彼時金陵的城牆，已擋不住一場颶風，遑論北宋的兵馬。
他以江南文人骨子裏的一絲倔強，挑戰著趙匡胤的耐心。趙匡胤一邊備戰，一邊再次派出使者李穆，將令他入朝的詔書一並帶來。李煜稱病不肯北上，李穆又是勸誡又是威脅，沒想到他的態度越發強硬，怒道：“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赫然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姿態。
李煜的強硬遠在趙匡胤的意料之外，但就李煜的性格分析，又帶有某種必然。在李煜之前，吳越王已獻土歸宋。吳越王是個政治家，善於計算得失——雙方力量懸殊，一旦開戰，吳越的勝算微乎其微，與其被俘進京，倒不如主動歸順，做一個汴京城裏的富貴閑人。但對文人李煜來說，國主的頭銜並不能賦予他合格的政治素養。他崇尚自由，有時做事甚至會率性而為。雖然自登基以來，南唐就是北宋的屬國，但是在祖宗留下的這片土地上，他就是絕對的主宰。如果入宋，榮華富貴或許僥幸能存，但從此，一舉一動都將在北宋朝廷的監視下，生死也會被他人輕易玩弄於股掌。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以這個道理揣度李煜對自由的貪戀，便不難理解他被逼無奈下表現出的堅持——他的自由，必須以權力為基石。沐浴在溫柔南風中的李煜，習慣了南唐子民的朝拜，他不想成為宋君金絲籠中的鳥雀，任由趙匡胤對著他人誇耀：“瞧，這是朕的獵物！”
仰人鼻息、忍氣吞聲的日子，隻是想一想，都讓人窒息。
李煜的強硬不代表他突然轉了心性，而是因為被更深的恐懼所驅使。他的恐懼，源自趙匡胤的步步緊逼。在這個秋天，南唐和北宋的矛盾已經明朗化。不得已，李煜像那個卷簾的美人一樣，目光越過高高宮牆，開始認真打量他生活的時代，也打量置身其中的自己。
多年隱忍終究避免不了背水一戰。李煜已避讓無路，退無可退，可是，戰爭一觸即發的前途又讓他束手無策。那種無力感，和卷簾人“欲寄鱗遊，九曲寒波不泝流”的無奈和哀婉一般無二。所謂“上陣親兄弟”，如果從善在身邊，李煜還能多一個可商量的心腹，但現在他遠在汴京，處於北宋的嚴密監視下，不要奢望說上幾句知心話，他甚至不得不迫於趙氏淫威，寫信勸降。
國將不國，兄弟離散。家事、國事，讓人不堪重負。在這複雜的境況下，李煜性格中分裂與矛盾的部分再次展現：一方麵，他時常對身邊的人說，倘若宋軍果真南下，他將親自披盔戴甲，上陣殺敵；另一方麵，他派另一個弟弟李從鎰，再次向宋朝納貢，希望換得短暫的和平。
進退間，李煜全無章法。
但不管南唐是否做好了迎敵的準備，公元974年的秋天，宋軍開始進攻金陵。李煜不由得長歎一聲：躲了這麼久，這一戰終究還是來了。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
——《開元樂》、《三台令》
心事數莖白發，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野路無人自還。
——《開元樂》
“尼采謂：‘一切文學，餘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這是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對李煜的評價。他以宋徽宗趙佶的亡國之曲《燕山亭》與後主詞相較，認為李煜那對春花秋月、寒雨晚風的辛酸喟歎中，具有更深層次的悲涼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