讚其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的崇高精神，並非指李煜能如釋迦一樣以身飼虎、割肉喂鷹，也不是說他會像耶穌那樣以自己的鮮血贖世人的罪惡，而是說李煜詞中對靈魂的拷問和對人生的探究，幾乎能代表人類共有的悲哀。如此高的讚譽，或是出於王國維個人對李煜的由衷喜愛，未必能得到其他人的認同，但這段評價引出的另一個話題則毫無爭議，那就是後主詞有鮮明的宗教色彩。
李煜對佛教的篤信，是有家族背景的。
據陸遊《南唐書·烈祖本紀》記載：“榮性謹厚，喜從浮屠遊，多晦跡精舍，時號李道者。”“榮”是李煜的曾祖父，也就是南唐烈祖李昪的父親。他英年早逝，不久妻子也病故，留下年幼的李昪無依無靠，隻能在寺廟棲身，李昪不可避免受到了佛教影響。等到李昪登基為帝，即刻下令廣修寺廟，善待僧侶，並組織高僧講法傳經。後來，中主李璟也受此影響，在佛教推廣方麵下了更大力度，並常與僧人、臣子參禪論經、機鋒辯禪。宋代史學家馬令的《南唐書·浮屠傳》有載：“南唐有國，蘭若精舍，漸盛於烈祖、元宗之世。”
在這樣一個信仰佛教的帝王家族長大，又天生一副悲憫心腸，李煜受佛教影響之深更超過他的長輩。李煜在位時，除了像祖父一樣興建寺院，廣度僧尼，還像他的父親一樣與僧人往來密切。有史料稱：“後主篤信佛法，於宮中建永慕宮，又於苑中建靜德僧寺，鍾山亦建精舍，禦筆題為報慈道場。日供千僧，所費皆二宮玩用。”另據史料記載，後主李煜與多位禪師往來頻繁，終日參禪論道，不亦樂乎。
李煜傳世的數十篇詞作中，屢屢出現頗具禪味的“空”、“夢”二字，既與他的生活經曆脫不開關係，也是受到佛教空、苦等觀念影響的結果。尤其是後期作品裏，更是縈繞著一股散不開的空幻和悲苦的感覺。
試想，當北宋的大網一天天收緊，柔韌而細密的網線纏繞在脖頸上，弱小的南唐掙紮喘息，而身為南唐國主的李煜卻無力回天，他當是怎樣的焦慮和恐懼。他那一顆惶惶之心，仿若北國春日沙塵肆虐時，黃沙漫卷，樹搖花殞，就連黎明也如日暮一樣昏黃難辨，人在其中寸步難行，進退維穀。唯有清幽佛堂裏晨鍾暮鼓和誦經聲，才能撞破茫茫沙塵，給光明留一道缺口，讓人獲得短暫的安寧。
關於《開元樂》素有爭議，有人說這是唐人詩作，李煜十分喜愛所以謄抄在冊，也有人堅持說這本來就是李煜所寫，寄托著他對俗世煩擾的深深厭倦。
他有滿腹心事不知從何說起，關於國家命運，關於兒女情長，關於做一個帝王還是做一個詩人，諸般種種，千頭萬緒，總是不能遂人心願。然生命本就是如此玄妙，有陰晴圓缺，一如人間生離死別無常聚散；還有陰差陽錯，一如他捧著一顆詩人的心，偏偏又被注定了帝王的宿命。
沉重心事幾何，看他鬢角白發便知；前途來路何如，隻如青山茫茫難辨。若有幸將心靈遁入這一片清幽世界，倒是一種解脫。然而現實總把美夢打碎，又把心誌磨平，似乎唯有如此，才不辜負它那“殘酷”的惡名。
既然已不能再如年輕時候，全身心地淪陷於歡樂的懷抱，李煜便嚐試尋找一片安逸之所，反正世上之事件件惹人煩惱，那就樁樁都是閑事。後世有高僧無門慧開禪師有詩雲：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
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風花雪月當然並非這首詩的主旨，慧開禪師不過是在以此開導世人，莫要陷入煩惱的泥淖中而不知自救。道理固然是對的，會讓人禁不住連連點頭稱是，可要真正做到放下閑事，談何容易。連參禪禮佛日久的李煜也達不到此般境界，隻能以隱遁之語自我寬慰，假裝自己已超過物外罷了。
“空林有雪相待，野路無人自還。”他已將來生托寄於一片茫茫空林，縱然穿行這寂寂林中，耳邊無蟲語，腳下無花開，也不覺多麼孤單可怕，因為還有那瑩瑩冰雪在陽光不能抵達之處靜靜相待。它如玉純潔如雲白皙，這一派澄淨氣象，足以濾去內心煩憂。長路漫漫無人相伴如何，前途杳杳無人等候又如何，他不懼獨自行走，終有一日，定能抵達那遠離滾滾紅塵之處。
萬事虛空，一切如夢。這種冷冷清清的調子，雖與江南的和風暖日、微風細雨並不契合，卻道出了李煜在山河飄搖風雨欲來之時的淒苦心境。
如《開元樂》一樣富有禪味的，另有一首《三台令》，也有人稱是李煜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