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本無意，人卻有情。被摧殘而落的花瓣上，隱約有雨滴滾動，晶瑩閃爍，折射出雨後天晴的一抹光暈，還有落花雖殘猶紅的俏麗顏色，就像落紅的一顆胭脂淚。花朵不願離開枝頭化作花泥，於是把不甘和留戀，寄托在醉人春風裏，但落敗已成事實，誰見過凋落的花重返枝頭呢？李煜此時，已不再是那個年輕的仿佛還有能力改變一切的青年，繼位之初最好的時光，已經被他荒廢。
公元961年七月，李煜登基，他本名從嘉，繼承皇位的瞬間，身著黃袍的他在文武百官的山呼海蹈中走向權力巔峰，就有了一個被寄予無限期望的新名字——李煜。
南唐自開國起，就有新君登基時改名的傳統。南唐烈祖即李煜的祖父原名知誥，坐擁天下時改名“昪”，有明亮之意；元宗即李煜的父親原名景通，承襲皇位時更名為“璟”，意為玉之光彩。皇位傳到李從嘉，承襲祖法，也要改名。
文臣遍查典籍，最終大臣湯悅從揚雄的《太玄·元告》中擇“日以煜乎晝，月以煜乎夜”兩句，又從中請出“煜”字，有光明照耀之聖兆，以求新君新政新氣象。
李煜初登帝位時，有過短暫的勵精圖治的想法。但長期和詩詞歌舞打交道的他，很快對無休止的政事感到厭煩。再有官員進諫，他給對方以重賞，卻把建議束之高閣，並不實行。在逐漸強大的宋朝的虎視眈眈下，南唐岌岌可危。但是，李煜除了向宋朝皇帝謙卑表示“自出膠癢，心疏利祿，被父兄之蔭育，樂日月以優遊，思追巢許之餘塵，遠慕夷齊之高義”，一味示弱，無其他實際作為。
本應趁著登基之初在臣民麵前立威立信的他，錯過了最好的機遇。之後，北宋逐一進攻江南諸國時，南唐又錯過了與他國結盟的良機，甚至落井下石，奉趙匡胤之命，寫信勸說南漢皇帝投降。等北宋軍隊兵臨城下，李煜又火急火燎地給吳越國王寫信，請他不要和北宋一起進攻南唐，信中言：“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今天子易地封賞，王亦大梁一布衣爾！”此時他終於明白了唇亡齒寒的道理，但南唐在“朝來寒雨晚來風”的政治氛圍中，再無逆轉的時機，就像在風雨中飄搖隕落的殘花，再難重上枝頭。
見落花而感慨自己的身世，最典型的非林黛玉莫屬。這位多愁善感的林妹妹，見花謝生感歎，一曲《葬花詞》，滿是淒涼意，其中“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幾句，雖不及“太匆匆”三字短促緊迫，但身世飄零的意味，顯較《相見歡》要為濃烈。
但這正是李煜的高明處。眼見殘紅遍地，他的感慨已不僅僅局限於自己的身世。在“幾時重”這聲絕望呼號後，李煜拋開落花，也從身世際遇中跳脫出來，情感升華為對人生和自然的感悟，結句“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驟添幾分豪情與悲壯。
猶豫和怯懦是李煜在亡國前表現出的典型性格。在亡國後，他雖多了些寄不快於詩詞的勇氣，偶爾還會觸怒宋朝皇帝，多數時候還是表達得相當隱晦。他把個人情懷寄托在惜春悲花中，道出風雨無情，人生無奈。這種“無奈”的剖白，卻不同於此前的怯懦，又一絲看透世事的通達。春來春去沒人能夠阻止，除了懷著一份惋惜接受，還能有什麼別的辦法？北宋太平宰相晏殊有兩句頗為著名的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對光陰難留，好景不常的無奈，實是人類共通的情感。
李煜已喪國離家，除了通達地認命，他沒有安身立命的更好方法。他已錯過太多本可與北宋抗衡的機遇，這些機遇也再不會重現，後悔也無濟於事，隻能長歎：“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淒婉又引人思考，難怪王國維先生評價道：“詞至李後主而境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
幾百年後，女詞人李清照讀到了李煜的《相見歡》。
清初韻學家沈謙在《填詞雜說》中說道：“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雖是針對婉約詞婉約清麗的本色而言，但也難得的把這兩位詞中翹楚聯係到了一起，使人更容易聯想到他們那略略相似的人生。
他們都曾有過“沉醉不知歸路”的少年情懷：一個貴為皇子卻不參與國事，心安理得地在金陵城中做個富貴閑人，寄情於詩詞、山水之中；一個為名門閨秀卻不識女紅，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年代，張揚著不輸男子的才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