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李煜也常和大臣討論富國強民之策。但每當臣子的意見與他相左，他從不自我反省，而是責怪大臣們不理解他。他自比上古明君，感慨當今世上沒有如周公、孔子一樣的賢者，所以無人理解他的為君之道。他還把自己的治國見解記錄下來，盼著百世後能有人理解。
根本不需百世，金陵城破的一刻，李煜所謂的“道”，已成為笑話。百世後若有人讀到其“數千萬言”，恐怕也隻能長歎一聲。
李煜自毀長城，又不肯聽諷納諫，亡國是人禍，怨不得天。
或許，性格已決定他本就不是南唐國主的上上人選。弘冀若沒有病逝，從善若更為年長，或許，南唐都不會那麼輕易就土崩瓦解。他既沒有治國之才，又無領軍之勇，除了仁厚，似乎不見其他任何可助其成為優秀政治家的品格。由此，後人更在百世之後，覺得《浣溪沙》中“天教心願與身違”一句，其實也暗含了李煜不願為君之心。
李煜是否真的不想做皇帝？這是個無人可以解答的謎題。倘若他果真厭倦廟堂，大可做個順水人情，把皇位拱手讓給野心勃勃的從善。事實上，他可能隻是不想把有限的時間和精力，耗費在枯燥的治國理政上。光政殿內的臣子對答，遠不如瑤光殿裏的琵琶曲更能靜心，勤政殿的權力博弈，更不及禁苑尋春的一分樂趣，李煜享受著皇位賦予他的種種特權，豐富著各種生命體驗，卻不想履行君王的義務，在國破家亡後，也歸咎於天。
李煜篤信佛教，應知佛曰：“人生有七苦：生，老，病，死，別離，怨憎，求不得。”由此來說，“心願與身違”本就是人生常態，所求越多，失望的機會便越多。就如李煜，要逸樂還要江山，要美人還要華年，倘樁樁件件都如他所願，需得天公多少垂憐？
昔日在暮色中等待月上柳梢時那你儂我儂的情意，已如東流水。斜陽被瓊樓玉宇掩映，在花蔭上灑下一層金黃的餘暉，如夢似幻。李煜畏懼的一切，都成了現實。下闋中“空”、“謾”二字，道出說不盡的寂寞、悲涼、迷惘、無奈和追憶。
這所有愁緒，在登臨時更達到了一個頂峰。客居他鄉者，往往最懼登山臨水。縱使山再高，也無法讓登臨者窺見故鄉風光，極目處，天與地連接一起，極遠又似極近，反而更增三分失落；縱使水再深，也無法讓臨水者禦水而行，憑欄望，海天一線，那屏障若隱若現，又添了七分惆悵。
是謂登山臨水，凝眸處，離愁更深。
可是，客居者又常常忍不住登臨，總盼著天涯望斷處，就是故鄉。別離是愁，思念是毒，明知飲鴆止渴並非良策，卻在刻骨牽掛中飲下一壺又一壺。
亡國前，李煜也曾在黃昏時獨倚欄杆，雖然國將不國，日日沉溺於笙歌醉夢裏的他，也盼望那一刻永不逝去。那時的他，大抵未曾想到過在異鄉登臨的萬般苦楚。及至後來，心與願違似乎成了人生的常態，等他再次登臨，已在長江的另一邊。
荒廢流年，亦被流年辜負
——烏夜啼（林花謝了春紅）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年華易逝、好景不常的緊迫感，在李煜詞中從不少見。早期作品《子夜歌》中就有“尋春須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之句，道出流光容易把人拋的殘酷現實，告誡人們要抓住有限時間及時行樂。遺憾的是，這種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並沒有激發出李煜對治國的興趣。他依然悠閑遊蕩，把美景收入眼簾，把美人留在身邊，把良時攥在手裏，唯獨把偌大的國家，甩在身後。
等到他淪為階下囚，再次抒發人生無常、世事多變的感慨，正值春花凋謝。春歸花落是自然規律，李煜看到的落花不是一朵兩朵，而是成片凋謝。那一片豔麗的紅色，仿佛在瞬間枯萎——這分明是李煜身世的寫照。
李煜在二十五歲時登上帝位，他並沒想到手中皇權的有限期隻有十四年，並沒想到南唐王朝如此短命。當趙匡胤沙場練兵準備征討時，李煜還在嘲笑宋軍搭浮橋過江的想法如同兒戲，誰料短短兩年後，趙字旗幟就插上了金陵高聳的城牆。然後他獻城投降，連眼淚都來不及擦幹，連倉惶都沒有藏匿好，就匆匆辭廟，到了趙匡胤治下的汴京。
“太匆匆”三字，豈止單純針對落紅，還映照出李煜陡變的命運。這三個字構成的緊迫感，幾乎拖拽著全詞情感的節奏，讓人有踉踉蹌蹌、左衝右突卻不得章法的失衡與慌亂感。“朝來寒雨晚來風”，既是林花凋謝之因，對李煜本人而言，又可喻指強大的北宋如狂風暴雨，摧殘了李煜的一枕好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