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炒”得火爆的郭沫若《女神》問世更早些的
，其書名寫全，就是一長串：《葉伯和著的詩歌集前三期撰刊》。《詩歌集》初版於1920年5月4日，而1921年8月5日才出版，前後時差為一年零三個月。1920年是中國白話新詩的萌生期，這一年詩人單個出版詩集的隻有胡適的《嚐試集》和葉伯和（1889.7.24.-1945.11.6.）的《詩歌集》；《嚐試集》3月問世，僅隔一個多月《詩歌集》問世。胡適早已名揚四海，而葉伯和這位與郭沫若同籍且年齡尚長三歲的卓有實績的中國早期白話新詩創始人之一，知之者卻很少很少，更不用說提起重印他的著作了。 我有幸得到的葉伯和《詩歌集》不是初版本，而是1922年5月1日的再版本。從詩集的版權頁上看，此書屬於自費印行，詩人自己“兼發行者”，而“通詢處”便是詩人住處所在地“成都指揮街葉宅”（當時葉氏住宅為指揮街一百O四號）。可能當時成都的排版印刷技術或價格不太理想，《詩歌集》是交給位於“上海三路馬大舞台對門”的華東印刷所承印的。版權頁上還印有“分派處各省各大書店”，說明至少第二次印本已設法銷行全國各地。 更為醒目的，是詩人放棄版權的花邊方框內的“不禁轉載”，這四個字置於版權頁上方，字號是比現今的二號字稍大稍粗的宋體。葉伯和的舉動，與當時的幾乎所有出版物都嚴肅聲言“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形成鮮明對照。幾十年來，人們隻樂意反複傳播1936年7月《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由魯迅編成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時版權頁上的“有人翻印功德無量”的美談，而有意抹去甚至壓根兒不知道前此十六年葉伯和“不禁轉載”他的詩作的史實。 注重作品更為廣泛的傳播，是葉伯和動手寫詩就存有的念頭。《詩歌集》用第一期、第二期和第三期分為三輯，全稱書名中的“前三期撰刊”表示以後還有續“期”出版。現在隻知道他1924年自費印行過《伯和詩草》，收詩六十二首，1924年在成都由昌福公司石印線裝出版；不見以“期”標示的詩集再印，他是改變計劃了。《詩歌集>“前三期撰刊”出版之前，葉伯和已分冊印行一、二兩期，散發給詩友們，作為交流。可惜這些小冊子一本也找不到，它們是極為珍貴的中國白話新詩的早期僅有的個人結集，比《嚐試集》還早得多！當然，即便葉伯和本人也承認他是“到胡適之先生創造的白話新詩傳來”才“極端讚成”而開始詩歌創作的。 《詩歌集》“第二期”中的葉伯和本人的《再序>中寫道一果然第一期出版後，就有許多人和我表同情的，現在交給我看，要和我研究的，將近百人； 除了“表同情”的道合者，葉氏也遇到一種非常淺薄的“並不在內容上批評”的冷嘲者，詰問葉氏：“你也可以印出一部詩集嗎？”可以想見當時麵對的白話文學現實是怎樣一種情形。然而，葉伯和不僅分別自費印行了的頭兩“期”，最後索性把他對“新文藝”作出的“貢獻”來了一個總彙印，足見他的信心和勇氣。 《詩歌集》共收詩歌八十四首，其中有十三首是作者的詩友的作品，這些詩友為穆濟波、陳虞父、董素、彭實、羅文鑒、SP、蜀和女士、趙宗充以及譯歌德詩一首的楊叔明。鉤沉這九位詩作（譯）者的生平情況，不是很容易的事。就連為《詩歌集>作序的穆濟波和曾孝穀，不少應該收錄其條目的工具書都付之闕如。穆濟波和曾孝穀都是當時的文化名人，不該被冷落。 回憶一下二十年代初的詩壇實況，連文學研究會定期刊物《詩>在大上海印行，由名家葉聖陶等主編，一本十分簡陋的薄薄的三十二開小冊子，本來是月刊，但在一年零三個月內才艱難地印出七小本，每本僅發行千餘冊。葉伯和在閉塞的成都進行新詩墾荒大業，難度自然更大。初版《詩歌集>估計印量奇少，且隻在詩友圈內散發；再版本才廣為發行的，——不過這“廣”是相對初版而言，也不會比千餘冊甚或幾百冊多出好些。無法在那個時候的報刊上找到評論文章，大概彼時的成都文化界對《詩歌集>這類新文學產物還處於不屑一顧的麻木階段。 《詩歌集>在上海找到了知音，這便是剛說到的葉聖陶等主編的《詩>。1923年4月第二卷第一號轉載了葉伯和的《心樂篇>其中的四首詩。由十四首詩組成的《詩歌集》中的《心樂篇》，是葉聖陶收到葉伯和寄贈的詩集後從中選出的佳作。葉聖陶給葉伯和寫信說：“讀《心樂篇》，與我以無量之欣快！境入陶醉，竟莫能稱矣！蜀多詩人，今乃益信……”郭沫若當時給朱仲英的信中也說他“喜歡《心樂篇>諸作”。 《心樂篇》的確是《詩歌集>中高水平之作，不僅論者如是說，作者自己也承認：“把我的‘表現心靈’，和音節好點的詩，寫在一起，名為《心樂篇》。”中的《心樂篇）除第七、八、九、十首有詩題即《詩》轉載的那四首外，均為無題詩，寫的都是泰戈爾式的情調。受泰戈爾的影響，直至刻意學他，是葉伯和直言不諱的事。葉氏《詩歌集》的《再序>中表白—— Tagore是詩人而兼音樂家的，他的詩中， 含有一種樂曲的趣味，我很願意學他；…… 葉伯和學泰戈爾是學神韻，不是表皮，所以深得詩歌之竅的郭沫若也“很相信”葉伯和“作詩的主義，與泰戈爾差不多”。 《心樂篇》個性的抒寫多一些，其餘的詩篇可分為兩類，即寫學校生活和反映農民生活狀況。葉伯和詩歌語言完全是口語化，自然質樸親切，表現出的胸懷氣質是進取的、善良的和正直的，與五四時代新文化氣氛在本質上完全一致。書名中的“詩”和“歌”在這裏是兩個相互區別的概念，葉伯和自釋道：“沒有製譜的，和不能唱的在一起，暫且把它叫做詩；有了譜，可以唱的在一起，叫做歌。”出自音樂世家的葉伯和，又經過遠赴東洋的深造，他對詩歌是頗有發言權的，他的一二百首詩歌和《嚐試集》、《女神>一樣，是中國白話新詩的最早之重要收獲。真希望成都的有遠識的出版家能請專人搜編《葉伯和全集》，使這位已遭人為淹沒的中國新文藝奠基者成為被記起的曆史人物。 校讀本書初樣時，我有幸得到台北出版的《中國音樂史附詩文選>，是由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4月印行的葉伯和著作集。該書連同附錄才一百五十五頁，作為文學作品部分的“附”，收錄葉氏詩和歌共四十八首、小說散文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