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公元763年春，安史之亂平定的最後一役，唐軍討伐史朝義，收複東京和河南諸州，消息傳到當時杜甫的棲身之地梓州，杜甫聞信喜極而泣，寫下了他的“生平第一快詩”。這首詩所寫的是杜甫對於平定安史之亂消息的反應，也是寫此事件的評價。杜甫是以自己的手舞足蹈的興高采烈的情感來評價這個事件的。換言之，杜甫的詩，不是客觀報告這個消息，不是消極地複製這個消息，而是帶著自己的十分高興的情感來評價這個消息。這種評價是全麵的：以至於喜極而泣，以至於手足無措，以至於放歌縱酒，以至於幻想立刻回家，連回家的路線也在瞬間想好了……由此看來，今天我們既然把文學的特性理解為審美，那麼“審美性”就是我們所理解的“文學性”。
“文學性”在具體作品中的表現
進一步的問題是，作為“文學性”的“審美性”在具體的文學作品中如何表現出來呢？作家在以情感去評價周圍事物的時候，獲得了自己的審美體驗。如果作家把這種審美體驗轉化為語言文本，“文學性”也就產生了。那麼“文學性”體現在語言文本的哪些方麵呢？我認為，“氣息”、“氛圍”、“情調”、“韻律”和“色澤”就是“文學性”在作品中的具體的有力的表現。
“氣息”——指語言文本中所呈現的人的鮮活的生命力。審美的主體是人，審美評價的主體也是人。具體到語言文本中，文學性的第一要素就是人的“氣息”。古人說：有氣則生，無氣則死。人是如此，作品也是如此。作品中有“氣息”，有鮮活的生命力，是“審美”的首要條件，同時也是“文學性”的首要條件。中國古代文論主張“氣韻生動”，曹丕的“文以氣為主”，所講的也是作品的“氣息”，即作品中生命力的表現。尼采說：“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喜歡的是用鮮血寫成的。”美國現代美學家蘇珊·朗格在《藝術問題》十講中，專門用一講的篇幅來談論藝術的生命問題，她認為藝術品並不會呼吸、睡眠、吃飯、自我恢複、生育繁殖，它不是生命本身，但它必須是“生命”的形式，有“活力”，“栩栩如生”，生命的一切特征——有機性、動態性、節奏性與不可侵犯性——都必須在作品中成為生命的投影。參見[美]蘇珊·朗格：《藝術問題》，41～56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尼采與朗格，一古一今，所講的也是文學藝術的生命氣息。的確，死的作品是不會成功的，唯有呼吸著生命氣息的活的作品才能成為真正的藝術品。上麵所舉《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其優點之一，就是洋溢著生命的氣息，我們透過那些鮮活的詩句，看到了詩人杜甫聽到好消息後那種欣喜欲狂地跳躍與呼喊的樣子，特別是“涕淚滿衣裳”、“漫卷詩書”、“白日放歌”、“青春作伴”等句，真是用自己的喜極而泣的淚水寫出來的，是用長久艱難等待勝利的心血寫出來的。每一個句子都像一個興高采烈的人的手舞足蹈。
“氛圍”——指語言文本中人與人、人與事、人與景的關係所流露出來的情感性氣氛。文學作品總是在寫人與人、人與事、人與景的相互關係中推進，如果作家真正地用情感的眼睛看待生活、描寫生活、評價生活，那麼，就一定會使人與人、人與事、人與景的關係透露出一種氣氛來。一個剛剛經過嚴冬的荒寒孤寂的人，來到了春天的原野，眼前是一片草木的新綠，這是在直覺的瞬間，他就會把人與嚴冬的景色、人與早春的景色的關係不自覺地進行對比，從而感到那春天的新綠向他擁抱過來，他感到一種欣喜的氣氛在他周圍彌漫開來。這是我們在生活中感受的氛圍。在文學作品中，詩人、作家如果也是用這種情感的態度去描寫這些關係的話，那麼情感性的氣氛——氛圍，也會在作品中呈現出來。如王昌齡的《從軍行》：
琵琶起舞弄新聲，總是關山離別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
這首詩所寫的無疑是“邊愁”，但這戰士的“邊愁”與“琵琶”、“舞”、“秋月”、“長城”是什麼關係呢？為何讓我們覺得加了似可有似可無的“高高秋月掛長城”這一句，那戰士的“邊愁”就無比淒涼、無比深厚呢？為何這首詩讓我們感到一種無限感傷、悲涼的氣氛呢？原來在這裏詩人的審美情感，讓“邊愁”與“琵琶”、“舞”、“秋月”、“長城”形成了一種互動的關係。“琵琶起舞弄新聲”，作為一種反襯，不但不能讓戰士高興起來，而是讓戰士的“邊愁”在歌舞聲的襯托下更顯悲涼。“高高秋月掛長城”，則讓山河大地都化為“邊愁”，而“邊愁”也化為整個山河大地，即把作為主觀的“邊愁”與作為客觀的秋月下的“長城”交會在一起，使“邊愁”顯得更為無限無垠、無邊無際，一種荒涼蕭瑟的氣氛在我們心中彌漫開來。
情調——指語言文本中所呈現的感情的各種格調，如樂觀的格調、哀愁的格調、明朗的格調、憂鬱的格調等。在文學創作的審美活動中，情感對於作品主題的塑造是造成情調的主要原因。作家可能寫一件普通的事件，卻用自己的特定的不平凡情感灌注其間，那麼這被描寫的普通事件也可以表現出不平凡的主題，從而呈現出特別的情調來。作家也可以寫一個奇特的事件，但他賦予作品主題以平凡的情感，從而改變了原來素材的情調。王蒙在20世紀80年代所寫的短篇小說《風箏飄帶》，不過是寫一對北京知識青年因談戀愛不易找到地方的普通故事，但作家將一種雨過天晴般的帶有希望的情感滲透於描寫之中，使這篇小說的主旨具有一種明麗向上的情調。小說從範素素在傍晚時分等候男朋友佳原開篇，寫他們這一個晚上頻頻尋找一個能夠坐下來談戀愛的地方，然而在如此寬闊的北京，竟然沒有找到一個安身之所。如果誰知道了這個故事大概的情節，覺得這篇小說一定瑣屑而又乏味不值得一看，那麼他就錯了。原來作家用了一種超脫的、幽默的、風趣的筆墨來寫這些人物與場景，所強調的不是他們對環境的不滿，所強調的是“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社會變革已經開始：“紅底白字的‘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和挨得很緊的驚歎號旁邊，矗立著兩層樓那麼高的西餐湯匙與刀、叉，三角牌餐具和她的鄰居星海牌鋼琴、長城旅行箱、雪蓮牌羊毛衫、金魚牌鉛筆……一道，接受那各自彬彬有禮地俯身吻向她們的忠順的燈光，露出了光澤的、物質的微笑。”然後寫白楊樹，女主人公範素素打扮得花枝招展地站在這個廣告牌與白楊樹之間等候她的戀人佳原。這個拉得很長的句子，是為了表示，改革開放已經開始，中國已經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泥淖，他們不必留在草原和農村，回到了北京，並且可以開始談戀愛了。盡管範素素隻是一個小飯鋪的服務員，佳原則連工作也還沒有找到，在街道服務站給人家修理雨傘，盡管吃飯還要用糧票，盡管沒有結婚的房子，盡管一切條件都還很差，社會問題堆積如山，但作者強調的是佳原很忙，忙什麼，忙著修雨傘的同時，已經開始看書，看優選法的書，看古生物學的書。作家強調在佳原的影響下，範素素也很忙，除了忙著端盤子以外，也開始學習阿拉伯語……作者強調佳原總是隨遇而安，一段欄杆，一棵梧桐，一道河邊，就滿足了，可以和範素素依偎在一起，用阿拉伯語、英語交談，盡管交談起來結結巴巴。作者強調他們是幸福的，暫時一切都還很難，找稱心的工作很難，結婚也很難，因為沒有分配到房子，但風箏已經放起來了，盡管他們還是風箏屁股後麵的飄帶，但新的時代、新的生活迎麵撲來，保不準他們的夢想有一天會實現。作家暗示讀者，說不定哪一天佳原會成為中國新一代著名考古學家的代表，而範素素呢，她的阿拉伯語經過大學的錘煉已經爐火純青，她可能到外交部，說不準有一天要到某個阿拉伯國家的大使館赴任……這雖然還是一個秋天，但離春天已經不遠了。小說的主題就是“風箏飄帶”，寫一個乍寒已暖的季節，我們似乎從這裏聞到春的氣息。作家用自己喜悅的感情改造了他筆下的材料和故事，整個文本透出明麗和樂觀的情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