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和別人爭論時，產生的是雄辯，在和自己爭論時，產生的是詩。我們和雄辯家不同，他們一想起已經爭取到或可能爭取的群眾，說話的語氣中就充滿信心。我們卻是在疑惑不定之中吟唱。而且，即使麵對最高境界的美，由於我們知道自己處於孤寂中，因此我們的韻律就會震震顫顫。我還認為，沒有哪一個出色詩人——不管他的生活如何紛擾不安——曾經把享樂作為他的生活目標。我年輕時的兩個摯友約翰遜和道生都是生活放蕩的人，一個是酒鬼，另一個既好酒又好色，然而他們卻具有那種充分理解生活，從夢中驚醒過來的人的嚴肅態度。他們倆人，一個人在生活上、藝術上，另一個在藝術上、同時也較少地在生活上，都經常對宗教懷有強烈的向往。在我所讀過的、聽到過的、遇見過的詩人中，從來沒有一個是多情善感的人。另一個自我，即反自我，或者有誰願意的話也可以稱之為正相對立的自我，隻有那些不再受蒙蔽的人，那些以激情為現實的人才能感受。感傷主義者是些講求實際的人，他們相信金錢、地位、婚禮時的鍾聲，他們的幸福觀就是不管工作還是遊玩，都要忙到把一切全拋在腦後，隻記得眼下的目標。他們在注滿忘河之水的杯盞裏找到自己的歡樂，至於醒悟、想象、揭示現實等等，傳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詞——忘形情境。一個老藝術家寫信告訴我，他在紐約的碼頭上閑逛時，看見一個女人在給病孩喂奶，於是從她身上得到了一個故事。她還對他談起了其餘幾個已經死了的孩子，那是一個很長的悲慘故事。“我想給她畫一張畫，”他寫道，“如果我不去經受這一切痛苦，我就不可能相信自己感受到忘形情境。”我們不能靠掩蓋思想中的懷疑因素來建立一種虛偽的信仰，因為信仰是人類智慧的最高成就，是人能貢獻給上帝的唯一禮物，所以在貢獻時必須是誠心誠意的。我們也不能靠掩藏起醜惡來為世人製造一種虛假的美；隻有經受過一切想象得到的苦痛的人，才能創造至高無上的完美，因為隻有當我們看到和預見到我們所恐懼的東西，我們才會得到那令人目眩的、無法預見的、行動迅捷的漫遊者的獎賞。假如他不是在某種意義上屬於我們存在的一部分，我們和他就毫無緣分可言，然而他與我們存在的關係卻像是火與水，像是寂靜與喧鬧一般。在一切不是不可能的事物中，他是最為難能可貴的，因為那些隻需輕而易舉就可到手之物永遠不會成為我們存在的一部分，正如諺語所說：“來得快，去得也快。”當我明白我一無所有時，當我明白塔樓鳴鍾人以一瞬即逝的鍾聲作為靈魂的婚禮之歌時，我將看到黑暗變為光明，虛空變為豐實。
心情動蕩不安的人常常是最快地感受到轉虛為實這一點，而且有那麼一陣子心情會更為煩擾。當生活把她的幻術一個個收起時，那些欺瞞我們為時最長的很可能就是美酒和肉欲的親吻。我們的商會和下議院裏並沒有人體那樣的神聖美的結構，他們的狂亂也沒有因太陽的照曬而成熟。而詩人呢？也不是站在神聖的廟堂裏，而是生活在包圍廟堂大門的旋風之中，因此也有可能受到寬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