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點，我至今不曾得著一個滿意的答複。這三點之中，我自己認為最重要的是那第三點。我說:
我又說:
我這個看法，換句話說，就是說: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現代式的獨裁可以說是研究院的政治。這個見解在這一年中似乎不曾引起國內政治學者的注意，這大概是因為這個見解實在太不合政治學書裏的普通見解了。其實我這個說法，雖然駭人聽聞，卻是平心觀察事實得來的結論。試看英國的民主政治，向來是常識的政治，英國人也向來自誇“混混過”(Wudding
Through)的政治;直到最近幾十年中，一班先知先覺才提倡專門技術知識在政治上的重要;費賓曾(The
Fabian
Society)的運動最可以代表這個新的覺悟。大戰的後期和最近經濟恐慌時期，國家權力特別伸張時，專家的政治才有大規模試行的可能。試看美國的民主政治，那一方麵不是很幼稚的政治?直到最近一年半之中，才有所謂“智囊團”的政治出現於美國，這正是因為平時的民主政治並不需要特殊的專家技術，而到了近年的非常大危機，國會授權給大總統，讓他試行新式的獨裁，這時候大家才感覺到“智囊團”的需要了。英美都是民主政治的發祥地，而專家的政治(“智囊團”的政治)卻直到最近期才發生，這正可證明民主政治是幼稚的，而需要最高等的專門技術的現代獨裁乃真是最高等的研究科政治。
所以我說，我們這樣一個知識太低，經驗又太幼稚的民族，在這最近的將來，怕沒有試行新式獨裁政治的資格。新式的獨裁政治並不是單靠一個領袖的聖明的，--雖然領袖占一個絕重要的地位，--乃是要靠那無數專門技術人才的。我們從前聽丁文江先生說(獨立第一一四號)蘇俄的地質探礦聯合局有三千個地質家，在野外工作的有二千隊，我們都不免嚇一大跳。現在陳西瀅先生在上期獨立裏說，蘇俄自從實行五年計劃以來，據官方的統計，需用一百五十萬專家，其中工業方麵需用四十四萬工程師及專門家;農業方麵需用九萬高級的，三十六萬中級的專家，森林方麵需用一萬一千高級的和二萬七千中級的專家;交通方麵需用三萬高級的和十二萬中級的專家。這種駭人的統計是今日高談新式獨裁政製的人們萬不可忽視的。民主政治隻要有選舉資格的選人能好好的使用他們的公權:這種訓練是不難的。(我在美國觀察過兩次大選舉，許多次地方選舉，看見許多知識程度很低的公民都能運用他們的選舉權。)新式獨裁政治不但需要一個很大的“智囊團”做總腦筋，還需要整百萬的專家做耳目手足:這種需要是不容易供給的。
蘇俄與意大利都不是容易學的。意大利有兩個一千年的大學;五百年以上的大學是遍地都有的。蘇俄也有近二百年的大學。他們又都有整個的歐洲做他們的學校與訓練所。我們呢?我們號稱五千年文明古國，而沒有一個滿四十年的大學。專門人才的訓練從哪裏來?領袖人才的教育又從哪裏來?所以錢端升先生期望的那個“有能力，有理想的獨裁”，蔣廷黻先生期望的那個開明專製，在中國今日都是不可能的。
在這個時候，不少的學者和政客鼓吹獨裁的政治，而他們心目中比較最有獨裁資格的領袖卻公然向全國宣言:“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義俄政製之必要與可能。”隻此一端已可證中國今日實無獨裁的可能了。這個宣言的發表，表示在今日有發表這樣一個宣言的必要。而在今日何以有這樣一個宣言的必要呢?豈不是因為“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環境與時代”)都不容許“義俄政製”的產生嗎?
我們很誠懇的讚成這個宣言，並且很誠懇的希望作此宣言的人不要忘了這樣嚴重的一個宣言。
廿三，十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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