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覺醒來已經是下午4點半，窗外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陰沉沉的一片了。天氣預報這兩天有雪，溫度驟降。我和大曾再次回到警車裏，然後朝著高架橋駛去。
高架橋下的窩棚區住著拾荒者和靠打零工生活的黑勞工，以45歲以上的外地男性為主。這些人以前大多是建設工人，歲數大了又因為各種原因無法返鄉而流落至此。他們大多是單身，沒有子女，掌握簡單體力勞動的技術，但多年的勞累和傷病使這些人被市場淘汰。這些無依無靠的底層勞動者具有一定的危險性，社會強加給他們的巨大生存壓力和心理落差使其中一部分人產生了仇視社會的心態，這種心態發展到極端就是報複社會。他們沒有能力也沒有膽量去直接挑戰國家機器，因此會把視線轉移到比他們更弱勢的群體，比如婦女、兒童。
十幾年來不斷有傷害女性、兒童的新聞見諸報端，被害的女性往往從事******或其他低端行業，她們很少享受到社會的關注和法律保障，甚至有時會站在法律的對立麵。因此她們的被害會遭到習慣性的忽視，隻有發生非常殘忍的案件，才有可能被媒介關注。與此相比，兒童傷害案件的影響力就大得多，社會主流尤其是中產階層對這些案件是極為恐懼的。
但聲討歸聲討，卻沒有任何公眾機構提出一套能夠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直到2016年的市兩會全票通過針對高危人群的《特定群體管理條例》，允許警方對危險性較高的特定群體采取諸如隨時搜查、扣押24小時及強製送交收容所等特殊措施。2016年4月，市政法委、公安局發布了第一批特定群體的界定規範，第一條就是拾荒者和黑勞工。隨後各個分局開展了一係列清理運動，遣返、羈留了一大批人，其中還有不少網上追逃的在逃犯。
盡管如此，這些人依舊像幽靈一樣遊蕩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因為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加入這個群體，抓一個人，又冒出兩個人，抓兩個人，又冒出三個人。結果就是每年都要處理幾百人，但是這個群體越來越龐大。2018年兩會上，市局局長在麵對代表質詢時無奈表示“水龍頭不關上，我們再怎麼使勁擦地也擦不幹”引起了媒體廣泛的關注。
我和大曾站在陰冷的寒風中，頭頂是汽車飛速行駛帶來的巨大噪音，腳下是布滿渾濁的散發著惡臭的汙水的泥土地，眼前是一片破舊不堪的貧民窟。周圍沒有人，想來這些屋子的主人還在外邊奔波掙命。這是一個完全看不到希望的地方，一個令人作嘔的垃圾場。
我們在這片廢墟上抽了兩支煙，然後迫不及待的離開了這裏。
約莫5點鍾左右，天色已經完全黑了下來。街道兩旁的燈火點亮，行人也逐漸多了起來，小飯館的服務員開始忙碌的籌備著生意，公共汽車和小轎車爭奪著本就狹窄局促的道路，一片嘈雜的情景。
“再有2個小時，就到了龍爪樹最熱鬧的時候了。”大曾說道，“這個地方，隻有在夜晚的時候才有生氣。”
我們開著警車在街道上巡視著。白天緊閉大門的小發廊、按摩院點亮了霓虹，盡管數九隆冬，但玻璃門裏邊的女孩子依然穿著暴露。她們邊聊天邊勾引路上往來的行人，時不時暴露一下那雪白的大腿。這些女孩對我們似乎視而不見，一點沒有懼怕和羞澀的意思。
不過大曾已經習以為常了，因為他天天巡邏，卻從未找過她們的麻煩，這讓她們放下心來，慢慢習慣了在警察眼前招攬客人。當然，這些吃青春飯的小女孩也不是我們眼前亟待解決的問題。甚至，她們的存在還微妙的維持著這個地方的平衡。
大概7點多鍾，街麵上忽然多了許多相貌較好、身材豐滿、濃妝豔抹並穿著暴露的年輕女子，她們三三兩兩在街邊站著，攔截著載客三輪車。
“這些女孩在市裏的夜總會上班，都是********，現在到了該上班的時間了。那些三輪摩的，每天早上跑地鐵站，下午再從地鐵站往回拉，然後到這邊拉小姐上班，一天三條線，幹好了掙100塊錢。”大曾努著嘴說道。
“這儼然已經形成一條食物鏈了。”我看著與遠處寒風中一個長發女孩，她穿著一件長款風衣，腳下穿著高跟鞋，很顯然也在等車。這時一輛公共汽車從她身旁駛過，可能和她挨得比較近，嚇了她一跳，她使勁的拍了兩下車門，嘴裏大聲罵著髒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