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了。”許友倫邊說邊從包裏拿出一個信封：“這是一張卡，裏麵有我應該要還你的錢。借太久了，很不好意思。”
“沒關係。”我笑笑說：“我都忘了。”
“我都一直記得。”許友倫把信封放在旁邊的桌子上，從包裏拿出紙巾擦眼睛，才又說：“不打擾你了。”
我剛要詫異，他笑笑解釋：“我對貓過敏。”
“哦？我怎麼不知道？”我關切地看他。
“以前我們都沒有養過貓的嘛。”他說。
說到“我們”，我們就又陷入不知如何對話的沉默。
“我還是走吧。”許友倫又擦了擦眼角，看著我的腳麵的位置，說：“看到你都好。我很開心。”
“我也是。”我說。
“你變美了。”他說。
“怎麼會，是你過敏了看不清吧。”
“嗬嗬，我從來也辯不過你的。”
他的這句話，讓我剛壓下去的委屈，又有蠢蠢欲動的勢頭，我趕緊閉了嘴低了頭。
他站起來轉向門口，我就跟著他起身，送他出門。
我們在門口隻匆匆對視了一下，他的眼睛紅紅的，關鍵時刻，臨時的滑稽，中和了陳年的惆悵。
許友倫走後，我抱起那隻“肇事”的貓坐在工作室的長椅上。
那隻貓叫“金枝”，是一隻黃白相間的流浪貓，我到這個工作室之後，它每天都到窗前看我工作。後來我就打開門放它進來，也給它置辦了糧食和基本用具。它像是工作室的半個主人，且出入自由。
一切的發生都不會沒有意義，金枝的出現，讓我和許友倫最後一次見麵，避免了不必要的繁冗和濫情。
金枝在我的摩挲下發出呼嚕呼嚕的滿足聲，我抱著它發呆，夕陽轉進工作室，讓在藏在桌子下“八重櫻”的LOGO上亮出一道反射的光芒，我眯起眼，忽的想起小時候讀過的一個故事。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日本橫濱，男孩鄭左兵即將麵臨人生中的首次變故。左兵的父親是在中日兩地經商的中國人，母親是日本人。在變故發生前，他是一個讀書的少年，才認識了一個年紀相仿的日本女孩小林加代，兩個人的情竇初開，始於一場古典式樣的兩小無猜。
36年底，因時局故，左兵跟父親一同隨大批華人一同返國，在送行的人中，加代忽然出現在艙門前。關於這個畫麵，原文說：“好像雨中的木屐一下子踏進腦海，每一下都無限悲戚地重複著加代說的話：‘可是，鄭君，我喜歡你。’”
他還沒來得及想出回答，從此兩人就遠隔天涯。
八十年代，曆盡世事滄桑，因母親方麵的產權問題，左兵在49年後第一次回到日本。
左兵找到加代，跟她相約在橫濱的一株古老的八重櫻下。
她告訴他“請在櫻花樹下等我，我會從你身邊走過，請別認出我。”
他答應了加代。
那天，許多人看到這樣的一個中國老人，身穿租來的禮服，手裏捧著49朵玫瑰，向每一個路過的日本老婦人分發。
已經年華老去的左兵堅定的相信，加代會收到那一支遲到49年的玫瑰。
或許吧，真正的諾言不會因時光的流逝而褪色，因為，諾言才是時光的靈魂，沒有了諾言的時光，就像被改成簡體字的中文，成了淺薄的“用具”。
那年年底，朱莉在傳說中的“世界末日”那天協助CHLOE辦了一場“SARS 10年，關愛10年”為突發災難做的慈善募捐的藝術品拍賣。CHLOE已在一個家居雜誌擔任了兩年主編，朱莉經營自己的公司，以公益項目為主。
這兩個名分上是“母女”的同齡人在推動公益上頗有共識：“千萬別過度美化，‘捧殺’比打壓還可怕。我們沒什麼了不起的，我們就是比別人得到的略容易。會‘拿’就得會‘給’，這世界上沒有什麼應該的事兒！唯一的‘應該’就是有福共享有難同當！”
我在西城先生的鼓勵下，為朱莉她們的慈善拍賣特地完成了一個作品。
因為聽說許友倫會作為青年企業家之一受邀參加，我就找了借口婉拒了CHLOE的邀請，並且請朱莉幫忙把許友倫留下的那張卡轉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