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的共和國麵對艱難而嚴峻的考驗。
還是在1949年夏秋之交，當解放蘭州的狗娃山戰鬥進行緊張準備之時，一野司令員彭德懷接到中央發來的急電。
毛澤東在這封發於北平的電報裏，對解放蘭州和大西北進行了周密部署，特別指示對於十世班禪額爾德尼“請十分注意保護，並尊重班禪及甘青境內的西藏人，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準備”。
當時，全國還有相當一部分地區沒有解放，許多地方還在進行激烈的爭奪，但毛澤東的目光顯然已從古都北平越過高山大河，落在了世界屋脊布達拉宮的金頂上。
彭德懷接到電報後，立即讓有關同誌與蘭州地下黨市委書記楊石聯係，了解情況，得知班禪已在一片兵荒馬亂之中離開塔爾寺到了香火地香日德。當即又派中央軍委情報部駐青海聯絡站的餘凱和青海省委統戰部長周仁山，一起帶領幾個宗教界有影響的活佛到那裏去做班禪堪廳的工作。
轉眼間北京西山紅葉燦若霞火，毛澤東在開國大典後日理萬機之中，仍然關注著那片積雪的高原。1949年12月中旬，毛澤東在出國訪問途徑滿洲裏時，給中央領導和劉伯承、鄧小平、賀龍寫來一封信，提出“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元旦剛過，1950年的第二個白天，毛澤東又急如星火地從遙遠的北方致電中央、彭德懷同誌並請轉告小平、伯承、賀龍三同誌，電報指出：“西藏人口雖然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進軍，現有很大困難，則向西藏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應確定由西南局擔負”。指出“現在英國、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認我們，這對於進軍西藏是有利的”，指示“劉鄧賀加緊督促張國華及十八軍”，作好準備，按期進藏。
電報末尾注明“1950年1月2日於遠方”。
這個“遠方”，既不是北京，也不是滿洲裏，而是遙遠的莫斯科。想象一下，毛澤東在與斯大林進行重要會談的同時，他在下榻的地方，還在掰著指頭計算進軍西藏的時間，對於占領哪一座前沿城鎮，如何修築道路，怎樣訓練藏族幹部等等細節，都一一考慮到了。他的心情該是何等急迫。
1950年8月初，在重慶曾家岩西南局的辦公室裏，十八軍參謀長陳明義向西南軍區政委鄧小平彙報工作。當彙報到進藏部隊執行民族政策，團結上層人士時，鄧小平伸出食指，十分嚴肅地指出：“這個問題很重要。我們進軍西藏，就是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飯，一切要從西藏的曆史、社會情況和民族宗教特點的實際出發。要調查研究清楚了才辦事，暫時不辦比亂整好。”
確實，當時進軍西藏艱巨的任務，民族地區錯綜複雜的形勢，都使各路進藏部隊，不得不把執行民族政策放到極為重要的位置上來抓。真正做到“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飯。”
還在這一年的1月2日，毛澤東從“遠方”發給中央“德懷同誌並請轉告小平、伯承、賀龍三同誌”的電報中，就指示要“收集藏民，訓練幹部”。西南局書記鄧小平對此又專門作過部署，強調要帶一批藏族青年進藏，還要帶一批貧苦藏民的娃娃進藏，這是解放西藏的百年大計。根據毛澤東和鄧小平這一深謀遠慮的指示，當年6月至8月，十八軍在進軍途中吸收了三百多名藏族幹部。其中，在巴塘先後兩次吸收藏族幹部一百多人，在甘孜、德格等地吸收一百多人。與此同時，國家民委藏文研究班的數十名藏族幹部也來到了康藏高原加入進軍行列。在這之後，1951年西北西藏工委（十八軍獨立支隊）在甘、青兩省又吸收了一批藏族幹部。這些藏族幹部當年參軍時都很年輕，有一個叫益希單增的小戰士從甘孜參軍時才9歲。他是拉著馬尾巴走進西藏的。還有一個年僅11歲的叫降邊嘉措的小戰士，兩個姐姐、一個哥哥，加上他自己，全家有4個人參加了解放軍。像劉永康、楊世喜、江村羅布等年輕的藏族戰士，都是赤著腳走進革命隊伍的。這些新戰士有的掛著亮晶晶的鼻涕，有的胸前戴著護身符，還有個叫格朗的小戰士，身上藏著活佛的一隻鞋底……這些藏族青少年一旦走進革命隊伍的洪流之中，從身體到靈魂都得到了洗滌、陶冶、更新、升華，一個個都成了全新的人，成了藏民族最先承受共產主義思想雨露的革命戰士。當年他們當過小翻譯，小文工隊員，小衛生員，犛牛隊員，測繪隊員……今天，他們有的已經成了著名作家，著名學者，人民解放軍的將軍，自治區人民政府的主席……無論是在進軍西藏的艱苦征途上，還是在幾十年西藏的革命和建設中，他們所發揮的巨大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