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經過挑選、力大無比的人頭戴用鐵鑄成的嚴嚴實實的完整頭盔，它像麵具一樣覆蓋著人的麵孔。他們從頭頂到脖子被它蓋住，隻露出兩隻眼睛；右手拿著非同尋常的長矛，左手則握著韁繩。他們腰上佩帶著短劍，而鎧甲不僅遮住胸部，還遮住了整個身子……它既不壓迫身體，又將它圍得嚴嚴實實，可伸可縮，不會限製動作的自由。
“至於護腿，它從踝部一直到膝蓋，與鎧甲相接。波斯人還讓馬也穿上類似的鎧甲和護腿，頭上則捆滿了皮帶。馬的披衣用鐵板做成，從背上一直垂到肚子兩旁：它既能保護馬，同時又不妨礙它的運動和奔跑。
“戰鬥開始後，騎手放鬆韁繩，用喊殺聲激起馬的烈性，像一個鐵人或是活的雕塑一樣向敵人衝去。長矛的鋒刃猛烈地伸向前方，矛身用帶子係在馬的脖子上，而其柄端則用活扣固定在馬的臂部，因而在戰鬥中長矛不會脫下來。騎手隻是用手控製攻擊方向，而長矛本身會勇猛拚殺，堅決抵擋，給敵人帶來嚴重傷害，在迅猛的攻擊中見一個刺殺一個，但往往是一下子就刺穿兩個。”
麵對如此強大的攻擊力，埃塞俄比亞人似乎隻有束手待斃。
但是，戰爭的進程完全出人意料之外：
“突然之間一聲號令，布倫米人一個俯衝鑽到馬下，用一個膝蓋著地在地上爬行，而頭和背差一點沒有被馬蹄踐踏。出現了不尋常的情景：當馬從他們身上躍過時，他們猛擊馬的肚子，使得不少騎手翻滾下來……那些未受襲擊的馬則帶著他們的騎手直奔塞累人的部隊。在他們接近之時，塞累人躲藏到大象身後，像是隱蔽在山丘和堡壘後麵一樣。大部分騎手也在這兒死去，幾乎沒有一個活下來。……（馬）見這些怪物又高又大，長相奇特，全都被嚇破了膽，有的轉身逃竄，有的驚慌得東奔西跑，頓時打亂了波斯部隊的陣勢。而那些在大象身上的人——每座‘塔樓’
上有六個人，兩邊還各有兩名弓箭手，隻有象身的後部空著沒有人——就像從堡壘裏一樣，從‘塔樓’上不斷射出準確的箭，波斯人感到它們密集得如同黑壓壓的烏雲。
“而那些未能止住狂奔之馬的波斯人，則身不由己地向前亂衝，撞到大象身上，一部分當場斃命——大象把他們掀翻後又從他們身上踩過去。……那些得以逃命者也無法對大象造成任何傷害，因為這些畜生也有防衛能力：為了戰鬥，給它們穿上了鐵甲……不僅能將襲擊反彈回去，還可碰斷一切刀劍。”
在荷馬史詩中，作者不僅辟出專章集中描寫阿喀琉斯、赫克托耳這些戰場上的主將，就連那些一筆帶過的軍中小卒也大多有名有姓。東方文化中這種隻見森林不見樹木的敘事可能缺乏一種張揚的個性，但它那特有的排山倒海般的雄渾氣勢則是單打獨鬥的描寫所不能比擬的，所以同樣能夠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和美的享受。
三、敘事之祖
如果說，在古代文明史上，東方文化曾經跨越式地提升了西方文明的層次，東方精神極大地豐富了西方文明的內涵的話，那麼，東方敘事則促進了歐洲原始小說敘事方法的成熟。阿普列尤斯曾在《金驢記》中開宗明義，申明此作的東方色彩：“筆者欲以米利都之文體，為你編造各種笑談……它工整地書寫在埃及莎草紙上，用的乃是一支尼羅河蘆稈筆。”
阿普列尤斯在這裏的表白，除了表明自己追求一種東方色彩之外，同時也告訴我們，東方敘事已經成為一種風格，這種風格就是“米利都文體”。如果我們對歐洲原始小說進行綜合分析，我們就可以發現這種東方敘事的文體特點一是大氣磅礴，二是朦朧神秘，三是藝術變形。
在世界文明曙光初露的地平線上，歐洲大陸還是一片荒原景色，晚出的古希臘和古羅馬本土也不過是小國寡民，狹窄的地理空間必然會遮蔽知識精英們的文化視野。所以，那些生活在希臘和羅馬本土的原始小說作家們，或熱衷於編織冒險故事卻忽略了對社會現實生活的寫真，或醉心於渲染愛情的魅力而僅為讀者提供一幅幅虛擬世界的畫麵，或透徹地指斥時弊但缺乏對大千世界的全方位鳥瞰。他們的作品，雖然不乏奇光異彩，但是和來自廣袤的東方世界的作家創作相較，未免顯得纖細小巧了一些。亞、非大陸幅員遼闊，風雷激蕩，不乏泱泱之風。阿普列尤斯、赫利奧多羅斯等人的創作，想象豐富，大氣磅礴，總是不離東地中海地區的社會生活、山川風物、自然景觀、鄉土人情和文化習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