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明朝時期的中國、８～１２世紀的伊斯蘭世界、８～１２世紀的拜占庭，在財富、領土、軍事力量以及藝術、文化和科學成就上都遠遠超過了歐洲。如中國於公元８世紀發明了印刷術，１１世紀發明了活版技術，但直到１５世紀這一技術才傳到歐洲。造紙術於公元２世紀出現於中國，７世紀傳到日本，８世紀向西傳到中亞，１０世紀傳到北非，１２世紀傳到西班牙，１３世紀傳到北歐。中國的另一項發明——火藥，產生於９世紀，幾百年後它才傳到阿拉伯國家，１４世紀才到達歐洲。
１１～１３世紀之間，歐洲人熱情而係統地借鑒了“來自更高的伊斯蘭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的適當因素，同時使這一遺產適應於西方的特殊條件和利益”，在此推動下，歐洲文明開始發展。
晚出的歐洲文明在走向殖民主義的過程中，經過無數的航海探險、地理發現、貿易和戰爭，在許多世紀的漫長歲月中逐漸形成了東方和西方之間的絕對區分，認為歐洲文明高於其他文明。
“這一知識為殖民擴張以及對新異事物的興趣所加強，被人種學、比較解剖學、語言學、曆史學這些新興的學科所運用；更有甚者，這一知識體係中還加進了由小說家、詩人、翻譯家和旅行家所創作的數量相當可觀的文學作品。”從此，歐洲開始漠視東方文明的成就。在他們的視域中，“作為原始，作為歐洲古老的原型以及作為歐洲理性發展源泉的富饒之夜，東方的現實存在無法挽回地退縮為一種典型的化石作用”。如馬可·波羅於１３世紀從地中海出發去了遠東，在忽必烈汗統治下的中國度過了２０年，回到威尼斯後撰寫了《世界遊記》，但他沒有提到當時歐洲人一無所知而在中國已經盛行的印刷術（歐洲印刷術是數百年後由穀登堡發明的），也居然沒有提到大約４０００英裏長的萬裏長城。這些足以說明西方人對東方文明往往是視而不見的。
這種對於東方文明的空位描寫，同樣表現在《堂吉訶德》中。作者曾經假托小說的作者乃一個阿拉伯人：一天，塞萬提斯正在托雷都的阿爾咖拉市場閑逛，有個小孩跑來，拿著些舊抄本和舊手稿向一個絲綢商人兜售。作者從中抽出一本看看，認出上麵寫的是阿拉伯文，可巧立馬找到一個通曉西班牙文的摩爾人。
他隨口翻譯說，這是《堂吉訶德·台·拉·曼卻傳》，作者是阿拉伯曆史學家熙德·阿梅德·貝南黑利。作者如獲至寶，花半個瑞爾買下那孩子的全部手稿和抄本，請那個摩爾人將抄本中講到堂吉訶德的部分全部譯為西班牙文。一個半月之後，他全部譯完，這就是今天所見的《堂吉訶德》。
接著，作者說：“假如有人批評這個故事不真實，那無非是因為作者是阿拉伯人，這個民族是撒謊成性的。……我知道這部曆史以最有趣的方式，具備了一切應有的條件。如果有什麼美中不足，我認為都是那混蛋作者的過錯，決不是題材的毛病。”在這裏，塞萬提斯掠人之美，劫走了澡盆中的嬰兒，卻把一盆髒水潑向孩子的父親。然而，作者並不滿足於對一個貝南黑利的指斥，而是進一步生發成為對於一個東方種族的否定，多次描寫原作者為了保證這部書是信史而像一個基督徒那樣發誓。因為“基督徒不比摩爾人，說到就做得到”。
塞萬提斯鄙視他者文明，源於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種族擴張思想。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曾經直言不諱地說：“西方擴張的直接根源是技術：發明了到達距離遙遠的民族的航海工具，發展了征服這些民族的軍事能力。正如傑弗裏·帕克所觀察到的，‘西方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使用武力，依賴於下述事實：歐洲人及其海外對手之間的軍事力量對比穩定地傾向於有利於前者……西方人在１５００～１７５０年期間成功地創造出第一個全球帝國的要訣，恰恰在於改善了發動戰爭的能力，它一直被稱為軍事革命’。西方軍隊的組織、紀律和訓練方麵的優勢，以及隨後因工業革命而獲得的武器、交通、後勤和醫療服務方麵的優勢，也促進了西方的擴張。西方贏得世界不是通過其思想、價值或宗教的優勢（其他文明中幾乎沒有多少人皈依它們），而是通過它運用有組織的暴力方麵的優勢。”
在小說中，我們看到，正是這種有“組織的暴力”激活了堂吉訶德的遊俠狂想，喚醒了他的軍人的天職。堂吉訶德離開隱士之後，路遇一個從軍少年，“那小夥子肩上扛著一把劍，劍上挑著一捆衣服……約莫十八九歲，滿麵高興，身體看起來很靈便”。
他自述要到伽太基去投軍，為皇上打仗。對此，堂吉訶德大為讚賞，對他說：“您抱著一腔壯誌離開了京都，還是大可慶幸的。
您是首先為上帝、其次為自己的國君效勞，而且幹的是當兵的一行，這是世界上最光榮、最有益的事。幹武的不如幹文的賺錢，可是武比文光榮；這句話我已經說過多次了。盡管由文起家的比由武起家的多，武士有說不出的高尚，獨具的光彩，壓倒一切，文人是比不上的。”
此後，在製止驢鳴鎮的爭鬥中，堂吉訶德又大發宏論：“明白事理的男子漢，井井有條的國家，隻為四件事才該不顧生命財產，拿起武器奮戰。第一是保衛正教；第二是保衛自己的生命——這是人情天理；第三是保衛自己的名譽、家庭和財產；第四是在正義戰爭中為皇上效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