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濱孫漂流記》的野性思維，典型地表現在作者對土著他者的野蠻化書寫之中。在世界史上，各地的文明固然有高下之分、早晚之別，但是美洲文明並不遜色於歐洲文明。英國著名的人類學家弗雷澤在考察了古墨西哥的殺神儀式後指出：“墨西哥人的儀式足以證明我所假定曾在阿裏奇亞流行的那種以人獻祭的習俗，事實上也是其他一些民族慣常遵行的習俗。這些民族的文化水平，如果還不明顯地高於，也決不低於古代意大利那些民族的文化水平。”所以，美洲文明可以說是與歐洲文明同步進化的。弗裏吉亞也和歐洲一樣，在莊稼地或打穀場上殺人的古老野蠻習俗早在公元前５～４世紀就已經改為假裝殺人了。
根據星期五的介紹，美洲土人早已告別了人犧時代，並未將他們從海難中救出的１７個白人（其中有１６個西班牙人和１個葡萄牙人）當做陌生人送到神的祭壇上去，而是與他們和睦相處，“他們已經在那裏生活了四年，野蠻人給他們單獨辟一塊地方住，並給他們提供食品”。
在人類文化史上，遠古的野蠻人同類相食，意在獲取神性。
所以，其祭儀有著特定的時間、地點，人犧有著特定的對象。
《魯濱孫漂流記》將古代祭祀儀式上的“聖餐”泛化為包括婦女、小孩在內的所有的人，將原始人定期舉行的祭祀誇大為一種食人癖好，既無知，又險惡。小說描寫魯濱孫為了改掉星期五那可怕的飲食習慣和吃人的欲望，決定給他嚐嚐其他肉：
“吃過燉肉和肉湯後，我打算第二天讓他嚐嚐烤小羊的滋味。
我采用在英國常見的方法烤製：在火的兩旁各插一根木杆兒，中間橫架一根，用繩子把肉吊在橫杆上，時時轉動。星期五對這種方法大為傾倒，嚐到烤肉後，他想方設法告訴我，肉好吃極了，他以後再也不吃人肉。”作者在這裏似乎告訴我們，星期五這樣以狩獵為業的叢林野人在此之前似乎一直是以吃人肉為生的，從未領略過烤羊肉的美味。這樣的描寫，真令人不可思議。
笛福對美洲土人的野蠻化書寫，同時也包藏著轉嫁災禍的深層文化心理。在歐洲文明中，潛藏著一種替罪人原型，即把一切瘟疫邪惡都附集在一個人身上，然後將其驅逐，借以避邪。在古羅馬，每年的３月１４日，一個被稱之為“老瑪爾斯”（戰神）的人就披著獸皮，被領著在街上遊行，人們用白色的長棍打他，把他趕出城外。羅馬在新年之初（羅馬年為３月１日）驅除老瑪爾斯的風俗與斯拉夫“送走死神”的儀式如出一轍。這種儀式不僅把神的代表當做植物神，而且也當做替罪羊，因此必須把它趕出城區，讓他負擔著罪惡到別處去。
古希臘也盛行這種儀式。在普魯塔克的故鄉凱羅涅亞城，此種儀式由行政長官在市政廳內主持。在希臘的殖民都市馬賽，一旦流行瘟疫，就有一個出身貧寒的人自願出來做替罪羊，人們將其供養一年，然後讓他穿上聖衣，用神枝裝飾起來，領著他走遍全城，同時高聲禱告讓人們的全部災害都落在他一個人頭上，最後將他扔出城外，或在城外用石頭把他砸死。雅典人常年用公費豢養一批墮落無用之人，一遇瘟疫，就把這些墮落的替罪羊拿出兩個來獻祭。色雷斯的阿卜德拉城每年大規模地清城一次，為此須專門選出一個市民作為替罪羊用石頭砸死。盧卡迪人每年從他們島上的“情人崖”上把一個囚犯扔到海裏去作為替罪羊。在其他地方，往往是把一個年輕人扔到海裏去。
在笛福筆下，美洲的土人就是歐洲白人的替罪羊。作者把人類劃分為文明的歐洲和野蠻的他者，將人類文明中醜陋的一麵全部附集在這些異類身上，似乎使自己遠離了野蠻而洋洋自得。難怪魯濱孫第一次看到印第安人的食人現場後，十分慶幸“上帝把我安排在有別於這幫禽獸的社會”，從而滿足了自己作為上帝特選子民的幻想。
此外，笛福對美洲土著食人成風的杜撰也滿足了自己的通靈幻想。在《魯濱孫漂流記》中，目擊土著人第二次吃人之後，魯濱孫“滿懷殺人惡念，不思勞作，隻想著下一次見到他們時怎樣設計消滅他們——特別是當他們像上回那樣分成兩撥人馬的時候。我一點也不考慮，如果我殺了一撥人，——比方說十到十二個——次日，下個星期或下個月就要殺掉另一撥，隨後又要殺一撥，就這樣一撥一撥地殺下去，直到我在吃人方麵毫不遜色於他們——也許還青出於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