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語國家，那些反映和鼓勵了帝國的毀謗和掠奪的文學作品成為必修課程的一部分，它們把歐洲——英國的準則奉為“經典”，而把殖民地歸入“他者”。英聯邦的孩子們在閱讀《暴風雨》、《魯濱孫漂流記》、《簡·愛》和狄更斯的小說以及《黑暗的心髒》時，已經自然地接受了黑人與白人、帝國與殖民地之間關係的既成結論。在殖民地的邊緣地區，用於教學並被廣泛傳播的作品諸如《魯濱孫漂流記》和《暴風雨》是帝國統治重要的文字材料。
它們反複不斷地對殖民地人講述被占領的曆史和被消滅、被邊緣化的過程，似乎這些都是明了、自然和無需文化依托的。
加拿大學者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曾從一個孩子的視角概述了加拿大的英國殖民教育：“在大英帝國以外的國家，他們割掉孩子們的舌頭，尤其是男孩子的。在大英帝國占領印度之前，那裏沒有鐵路和郵政服務。在非洲，部落之間的戰爭此起彼落，武器隻是長矛大刀，沒有像樣的衣服。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沒有汽車和電話，他們吃捕捉到的敵人的心髒，並且還無知地相信這樣可以給他們勇氣。”
在所有講英語的國家，《魯濱孫漂流記》的傳統主題持續流行，足以證明這類文本所具有的質詢力，也說明長期以來這種神話繼續存在著，發展著。可以說，１９世紀的英國作家奧斯汀、瑪麗·雪萊、狄更斯、薩克雷、夏綠蒂·勃朗特、康拉德、吉卜林都從這部小說中吸取了營養，正是這些人的創作，構成了歐洲文化帝國的敘述鏈。
對於《魯濱孫漂流記》的殖民主義說教，許多第三世界的知識精英們都有著一種清醒的認識。Ｅ皮爾曼曾把魯濱孫描寫成為一個殺人犯，一個剝削者：“問題不在它是英語小說中最流行的一部，而在於許許多多的讀者都對書中主人公的性格熟視無睹……他是一個激進的個人主義者，是新型經濟塑造出的典型，是危險的獨裁主義者，也是一個難以救藥的野蠻的殖民主義者。
如果脫去這本小說民族優越感的外衣，我們便可看到其殖民主義的本質。一個無法在自己的國家獲得成功的懦弱的人，一個生性浮躁、反複無常的人來到異邦，他在國內接受的技術文明很快使他優越於當地人。於是他掠奪土地，屠殺異教徒，用武力使那些改變信仰的人成為他的工具。他蔑視土著人，但也害怕他們。如果他的安全受到威脅，他隨時準備對他們進行屠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擴張和殖民主義滋生了，也正是這個原因，《魯濱孫漂流記》才需要我們不斷地給予關注。”
事實上，《魯濱孫漂流記》問世後，一方麵受到歐洲文化主流的推崇，另一方麵又在被後世不斷地重讀與重寫。澳大利亞批評家海倫·蒂芬在《後殖民主義文學與反話語》一文中談到，加勒比作家薩繆爾·塞爾封在《升天的摩西》中，ＪＭ柯埃澤在《福》中，都回溯了《魯濱孫漂流記》。她認為，《魯濱孫漂流記》是歐洲與“他者”“固定”關係過程的一部分，在此過程中既建立起閱讀的變性形態，同時又描寫了那種變化的固定性，在自身的認知符碼中“自然化”了差異。這樣一個經典性的文本在殖民地邊緣的功用，也變成了帝國的物質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即是說，通過教育和批判機構，它向他者持續不斷地揭示和重複對他／她的變性的最初的征服、消滅、邊緣化或自然化的過程，好像這是天經地義的、沒有文化根基的、普遍的、自然的事情。
薩繆爾·塞爾封的小說，代表了解構笛福的殖民主義敘事的一種傾向。在《孤獨的倫敦人》中，作者反其道而行之，策劃了文明的逆向運動，描寫摩西和他的同伴從他們所認為的邊緣的加勒比地區出發，來到了帝國的中心倫敦。在《升天的摩西》中，摩西買下了托爾羅伊大宅並成為房東，主持英聯邦邊界的一個匪幫。作為被徹底殖民化的特爾尼達島人，摩西經過２０年的鬥爭，終於作為當地的“地主”立足。為了把他的成功冠以魯濱孫之名，他從英格蘭的荒野之地，中部的黑人區，雇傭了一位白人鮑勃作為星期五。在小說最後，摩西發現英國人鮑勃竟不會讀書也不會寫字，便決定教鮑勃學字母，讀《聖經》。很顯然，這樣的文化顛覆反映了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