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１９世紀的歐洲資本帝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脹著，而且更多地把目光投向東方。在拿破侖遠征埃及之後，歐洲對東方的認識比任何時候都更具權威性和學科性。但是，歐洲所關心的是擴張的範圍和如何為接受東方而使用的更加嚴密的技術。與此相適應，歐洲小說亦步亦趨，逐漸形成了一種文化霸權。如ＷＡ威廉斯所說，在１９世紀，“帝國的擴張必然要發展一種合適的意識形態”，與軍事、經濟和政治方式相配合。這一切使“帝國得以保持和擴展，而又不破壞其精神、文化和經濟的實體”。
解讀１９世紀前期歐洲的文化檔案，我們發現帝國事業的描寫鋪天蓋地，尤以英國小說為甚。在簡·奧斯汀、瑪麗、夏綠蒂·勃朗特、狄更斯、薩克雷、蓋斯凱爾夫人、喬治·艾略特這些主流作家的文本中，帝國作為一個主要的背景或鏡像幾乎無處不在。霍米·芭芭指出：“一邊是歐洲‘超理論化’的‘偷竊’和歪曲，一邊是第三世界創造性生動投入的積極體驗，這就使人們看到劃分成東方西方的兩極鏡像（盡管是內容和意圖倒置的鏡像）；這種非曆史的劃分發生在１９世紀，它以進步的名義使排外性的區分自我和他者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得以出籠。”來自１８世紀的奧斯汀基本上屬於前帝國主義時期的小說家，其作品隱含著更多的是對帝國主義擴張的理解。在她那個時代，英國特別熱衷於在加勒比海、南非，尤其是巴西和阿根廷活動。
她的沙文主義小曲《曼斯菲爾德莊園》（１８１４年）的主人公從殖民地獲取了特定的財富與利益，從而奠定了他在國內外的地位。
在小說中，奧斯汀把托馬斯·伯特倫的海外財富視為合法，把平靜、有序、美麗的曼斯菲爾德莊園看成它的自然延伸，看做邊緣資產對中心資產的一種經濟支持。小說作為帝國主義擴張的一部分，盡管不明顯，卻是穩步地為帝國主義文化開拓出廣闊的道路；沒有這種文化，英國隨之的海外掠奪就不可能進行。
奧斯汀比任何其他小說家都更為清楚地使國內的權力與國際的權力同時產生。她讓人們看到，與等級、法律、財富等高一級的東西聯係在一起的價值，必然根植於對土地的實際占有與統治。如果沒有奴隸買賣、食糖以及殖民地的種植階級，就不可能有伯特倫一家，托馬斯爵士也就不會成為讀者所熟悉的１９世紀初的一種階級類型。
根據奧斯汀的描述，我們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英國城鄉任何地方無論如何與世隔絕和閉塞，都需要海外的支持與維護，在英法競爭之前，西方殖民帝國（如羅馬、西班牙和葡萄牙）隻是一味掠奪，隻是忙於把財產從殖民地運往歐洲，而很少注意殖民地自身的組織或係統。而英國，其次是法國，它們都想建立起長久的、有利可圖而不斷發展的帝國。
奧斯汀證實並重複了包括貿易、生產及消費的擴張中的地理過程，這一過程為道德設定確立了基礎，並做出了保障。正如加拉赫提醒我們的：“無論人們喜歡還是不喜歡殖民統治，這種或另一種形式的擴張在總體上是被接受了，所以，到頭來，在擴張問題上很少有來自國內的壓力。”
與奧斯汀關注帝國的向外擴張不一樣，瑪麗·雪萊於１８１８年創作的《弗蘭肯斯坦》是一個古老的種族主義寓言。它在表麵上探討關於社會中人的起源和發展問題，但在不經意中也流露出不少帝國主義的情感。在這部具有多重結構的書信體小說中，怪物的敘事就是偷偷地學著做人的過程。然而，作者筆下“那個‘日內瓦法官’為了維護社會公正，說話時那種十足的例行公事的語氣，不由讓我們想起絕對的他者是無法變成自我的”。所以，怪人要求弗蘭肯斯坦為自己造一個異性同類以伴餘生，並保證他們不再殺人，將遠離人類文明，到南美的荒原去安家落戶。對此，弗蘭肯斯坦擔心他們會繁衍出一代怪人起而造反，斷然拒絕。弗蘭肯斯坦不能生產出“女兒”，更是因為“她有可能比她的同伴壞上一萬倍……這樣，一個怪物的家族就會在地球上繁殖起來，使人類的存在變得不穩定，充滿恐懼”。事實上，弗蘭肯斯坦曾試圖馴化怪物，試圖將他帶入人類法則之內對他進行教化。然而，瑪麗的加爾文派法官的世俗聲音的社會合理性提醒我們，怪物有自己的特性，再得當的措施也奈何不了他。
作者在這個精心編織的小說的第一部分安排了三個人物弗蘭肯斯坦、亨利·克勒弗和伊麗莎白·拉文薩，他們是童年時代的三個朋友，似乎代表康德關於人類主體的三部分概念：理論理性、實踐理性和審美判斷。其中亨利·克勒弗屬於實踐理性，所以他“計劃……遊曆印度，認為應該掌握幾種那裏的語言，熟悉那裏的社會，以及那裏的物產，以便為歐洲殖民主義和貿易事業盡力”。
在這裏，語言與其說是為了傳教，不如說是為了經濟利益，“他來上大學就是為了要讓自己完全掌握東方的各種語言，這樣，他就等於給自己的生命開辟並且標出了目標範圍。既然他已經決心追求有光有彩的生活，他就把自己的視野轉向了東方，以便給自己追求事業成功的精神找到寄托的空間。波斯語、阿拉伯語以及梵文，讓他傾注了全部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