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作家馬爾羅的創作，與英國作家如出一轍。他在２０年代曾到東方的柬埔寨、越南和中國探險和活動，與越南、中國的革命者有過一些接觸。回國後，他在不到１０年的時間裏創作了三部以亞洲為背景的小說《征服者》（１９２８年）、《王家大道》（１９３０年）、《人的狀況》（１９３３年）。其中《征服者》以１９２５年爆發的省港大罷工為背景，刻畫了革命營壘中的幾個人物。作者雖然同情革命，但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使他仍然把瑞士人加林和俄國人鮑羅廷置於敘事中心，而把工人領袖、年輕的中國人洪某寫成一個恐怖主義者。《人類的命運》（１９３３年）以１９２７年的上海為背景，處於主導地位的仍是歐洲人吉奧，中國人陳某仍是一個恐怖主義者，充滿與生俱來的東方宿命感。很顯然，這是從西方意識形態角度所敘述的東方他者。
法國對非洲的殖民統治延續了一個多世紀。到了２０世紀中期，非洲各國先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民族解放鬥爭，法蘭西的非洲帝國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然而，在２０世紀的法國文壇，一種揮之不去的阿爾及利亞情結不斷地重現在紀德、加繆、羅伯－格裏耶、圖尼埃的小說之中。２０世紀４０年代，加繆以阿爾及利亞為素材的作品對西方的殖民困境作了“都市化的改頭換麵”，從而使西方殖民行為的悲劇嚴肅性獲得了最後的大披露，表現了一種“姍姍來遲的、有些方麵已喪失作用的殖民感覺”。１９４２年，加繆完成了《局外人》（１９４２年）的寫作。在小說中，正是阿拉伯人的尋釁滋事造成了主人公莫爾索的毀滅。在短篇《叛教者》
中，主人公是一個基督教傳教士，卻被崇拜強權和邪惡偶像的野蠻人割掉了舌頭。
加繆的帝國敘事，代表了一部分西方人對東方崛起的恐懼，對於歐洲帝國的傾覆，對於有色人種的崛起，加繆傳導了一種世界末日式的看法，認為東方的突然爆發會“毀滅”世界。在未竟小說《第一個人》中，加繆不無憂慮地寫道：“明天，六億黃種人，幾十億的黃種人，黑種人，古銅色人，將湧現在歐洲的海岬。”在當代帝國主義的文化格局中，東方要麼會給西方帶來威脅（諸如黃禍論、蒙古遊民、棕色危險），要麼是為西方所控製（綏靖、研究和開發，可能時直接占領）。
在２０世紀中、後期，糟蹋他者文明的喧囂在西方小說中仍然不絕於耳。英國作家戈爾丁的小說《蠅之王》（１９５５年）杜撰了一個橘生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地域神話：在未來的原子戰爭中，一群英國兒童流落到一個荒島上，由於脫離了文明社會的理性約束，竟然變成了殘殺同類的野蠻人。在美國作家品欽的短篇小說《維也納的生與死》（１９６１年）中，主人公克林斯·西格爾是一個駐華盛頓的低級的英國外交官，一天，他應邀出席一個宴會。在聚會中，他幾次發現那個來自安大略、屬於歐吉布韋部落的古怪的印第安獵人歐文·盧恩流露出從他們的祖先那裏繼承下來的殺人、吃人的衝動。最後，這個聚會像品欽筆下所有的聚會一樣，終於逐漸走向嘈雜和混亂。小說結束時，歐文·盧恩開始槍殺來參加宴會的人，然後再把他們吃掉。品欽筆下受弱肉強食的叢林原則支配的王國，無疑是作者對處於白色王國邊緣的印第安他者的重新書寫。
這種對於有色人種的非人化（妖魔化）指涉，彌散在西方的精英文化之中，泛濫於西方的媒體和公眾的頭腦之中。世界性的暢銷作品為了每一點空泛的轟動效應而盡力利用異國政治和國際恐怖主義，“狡詐的中國人、半裸的印度人”被描述成為覬覦西方的禿鷹，“阿拉伯人被構想為騎在駱駝上、專門製造恐怖、長著鷹鉤鼻的荒淫無恥的好色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