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１８１２～１８７０年）是１９世紀英國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英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狄更斯有類似巴爾紮克那樣廣闊的藝術視野，側重於從外部社會的角度觀察世界。他率領英國小說超越了司各特的泥古傾向和浪漫情思，轉而關注當代的“艱難時世”。
他在英國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時期，能夠對農村貧民的破產、城市工人的失業和底層婦女、兒童的悲慘命運進行全景透視和“令人感動的描寫”，從而使人們透過維多利亞時代表麵上的繁榮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黑幕。他的小說藝術以其多層次、多線條的結構特點，擅長刻畫富有特征的人物形象的特點，生動的個性化的語言在英國文壇上獨樹一幟，產生了廣泛而又深遠的影響。
然而，作為歐洲文壇的巨匠，狄更斯的小說仍然是西方文化帝國的重要檔案。在１９世紀５０年代前後，狄更斯完成了《大衛·科波菲爾》（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遠大前程》（１８６１年）等長篇小說，創作走向了成熟。正是這些作品，表現了狄更斯作為大英帝國臣民的一種殖民情結。
作者在這幾部小說中縱情指點白色殖民地澳大利亞，展示了當時最大殖民宗主國公民的一種特有的自負，表現了一種新的全球帝國觀。
一、環繞帝國的排水管
西方在建立文化帝國的過程中，不僅要“教化”那些野蠻的有色人種，而且還要不時地清理門戶，將那些白色異類逐出帝國的心髒。但是，美國“獨立戰爭”之後，英國喪失了最大的一塊流放殖民地，因而急需建造新的帝國下水道。於是，它們將目光投向了東方，投向了澳大利亞。
澳洲最早是庫克船長發現的，當時還想讓它取代在美洲失去的領土，後來英國卻在這裏建立了新的流放殖民地，其主要作用是容納那些死有餘辜、不受社會歡迎的重罪犯。追逐利潤、建立帝國以及休斯所稱謂的社會隔離，這些統統加起來就造就了現代澳大利亞。
出於大英帝國殖民戰略的考慮，在澳洲土著人的領土上定居的首批歐洲人，實際上是被英國社會遺棄的流亡者和囚犯。他們雖是白人，但是因種種原因遭到社會的唾棄，於是英國決定把這些在倫敦監獄裏和泰晤士河的囚船上的囚徒送到澳洲——１２萬英裏之外的“地獄”——那陌生的苦役監禁地。不管他們是政治犯、殺人犯，還是騙子、扒手，不管他們來自英國何處，他們都如同奴隸般地被鎖上鐐銬，然後經過漫長的海運送到了流放地。
就這樣，“澳大利亞提供了一個監獄（戰略基地）。起初人們並沒有把它看成是天府之國，一個提供新生活的樂園……對最早的歐洲人來說，澳洲是他們想象中的地獄。那裏自然環境惡劣（比如季節的顛倒），與監獄實無兩樣”。
因此，澳大利亞的白人在１９世紀前期英國的文學作品中不過是罪犯、小偷、蠻橫的拓荒者、粗俗無知的移民和流浪漢而已。澳大利亞是一個用來流放那些不受歡迎的人，那些難以相處的親戚的國土——是地球的“盡頭”。正如亨利·金斯頓在《希利亞和巴頓家族》中所說：澳大利亞已經成為“一個容納大量烏七八糟垃圾的沒有氣味的汙水溝，不管這種垃圾是有罪的，還是無罪的”。在英國人看來，“自打發明了蘇打水以後，澳大利亞是他們最大的發現了”。
狄更斯雖然出生在英國社會的底層，但他經過個人奮鬥，還是進入了上流社會。所以，他希望有一種比較穩定的社會秩序，認同於帝國社會隔離的政策，認為澳大利亞是發配作奸犯科的英國人的地方，被送往那裏的人隻能在那裏重新做人，而不能指望日後再回到英國本土。後來，有感於這些白色渣滓屢屢非法潛回國內，對帝國的穩定構成威脅，狄更斯創作了《遠大前程》。小說描寫罪犯馬格維奇被流放澳大利亞後很快發跡，但他不安分，不僅奢望用自己的金錢將有恩於自己的匹普培養成一個真正的英國紳士，而且還秘密地潛回國內，結果被判處死刑。最後，他在上絞架之前染病身亡。
在小說中，狄更斯編造這個聳人聽聞的故事，顯然是有一種社會警示意義的。不過，故事中的主角雖然是一個罪犯，但他畢竟是一個白人。這種情況使具有種族主義和人道主義雙重文化人格的狄更斯很難給馬格維奇以準確的社會定位，因此，小說中對這個人物描寫的前後失衡也就在所難免了。其具體筆法，是前抑後揚。
作為一個種族主義者，狄更斯是讚同英國的社會隔離政策的。這種心態驅動他在小說開始時將馬格維奇打扮成一個罪有應得的囚犯，通過匹普的眼睛對他進行了十足的蠻化。匹普從小父母雙亡，７歲時，他有一天駐足教堂墓地憑吊父母的亡靈，馬格維奇從墓地裏躥出來的第一句話，就是惡狠狠地聲稱要掐斷匹普的脖子：“這是一個麵容猙獰的人，穿了一身劣質的灰色衣服，腿上拴了一條粗大沉重的鐵鐐。他頭上沒有帽子，隻用一塊破布紮住頭，腳上的鞋已經破爛。看上去他曾在水中浸泡過，在汙泥中忍受過煎熬。他的腿被石頭碰傷了，腳又被小石塊割破，蕁麻的針刺和荊棘的拉刺使得他身上出現一道道傷口。他一跛一跛地走著，全身發著抖，還瞪著雙眼吼叫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