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奪財富是西方帝國殖民擴張的經濟基因，１９世紀的西方列強基本上都是為控製領土以開發天然資源而戰。這就從根本上孕育出了西方文化帝國的敘事策略：海外殖民地乃是帝國的經濟前沿，應該讓海外資產源源不斷地為帝國輸血，以促進宗主國的社會發展和生活進步。賽義德曾經指出：“利益與進一步獲利顯然是西方帝國擴張中最為重要的東西，幾個世紀來他們對香料、食糖、奴隸、橡膠、棉花、鴉片、錫、金與銀的欲望就是充分的證明。此外還有慣性，這些已運行的投資、再投資、市場或社會機構的力量，使得帝國的事業持續發展。”狄更斯和當時的大多數英國作家一樣，顯然也全盤接受了這種帝國政治經濟學。《大衛·科波菲爾》中的密考柏太太懷著征服澳大利亞的一腔豪情遠涉重洋，是渴望有朝一日能夠發跡，爾後增強帝國的經濟實力。她在臨行之前對大衛說：“我不能忘記本根；當我們一族達到顯貴和財富的時候，我承認，我願那財富流入不列顛的金庫呢。”
此時此刻，密考柏太太沉醉在一個虛擬世界之中，振振有詞地說：“那樣作的時候……密考柏先生將要加強他與不列顛的關係……一個重要的社會人物在那半球興起的時候，難道本國不感到他的影響嗎？密考柏先生在澳洲揮動才能和權力的標幟的時候，我能糊塗到設想，他在英國算不了什麼嗎？”
狄更斯把他的小說置於疆土擴大了的英國，讓密考柏太太為自己代言，表現了一種新的帝國敘事，正如賽義德所說：“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幅慢慢形成的英國圖畫，這是一張社會的、政治的、有道德取向，還有各種細節區的圖畫。英格蘭位於圖畫中央，旁邊是一連串的海外疆域。英帝國主義在整個１９世紀的政策的持續性——事實上是一種敘事——被小說過程主動地伴隨著。小說過程的主要目的既不是提出更多問題，也不是幹擾或搶占人們的注意力，而是為了多少能保持住帝國的中心地位。不少小說家並沒有太多興趣提到或者涉及到印度，比如《名利場》和《簡·愛》，也無意提及澳大利亞，如《遠大前程》。他們的想法是（根據自由貿易的原則）：小說家可以任意地根據描寫的需要來使用那些周邊的疆土，他們的使用僅僅是為了相對簡單的目的，如為了描寫移民、財富與流放等。”
按照狄更斯的理念，澳大利亞不僅可以為歐洲帝國贏得可觀的財富，而且可以為宗主國公民造就“遠大前程”。他的《遠大前程》（１８６１年）大體上是一部關於自我欺騙的小說：匹普出身貧寒，父母和５個兄弟因而早逝，長其２０歲的姐姐帶著他嫁給了窮鐵匠喬·葛裏奇。７歲時他有意幫助馬格維奇逃亡。此後，馬格維奇被流放到澳大利亞，很快成為巨富，在新南威爾士某個銀行裏有了大筆存款，還有幾處價值可觀的地產。此時他便通過律師一心栽培這位小恩人，以作為對他的報答。在他的資助下，匹普１３歲時到倫敦去接受上等人的教育，２１歲成年後開始繼承他的部分遺產。由於律師在運作此事時，遵照馬格維奇的約定對錢的來源避而不談，匹普竟以為那位年事已高的郝維仙小姐是他的監護人。正是這種錯誤的推測，引起了匹普最初的靈魂的騷動，使他不安於現狀而想入非非：“在有些時候，我便會清楚地意識到畢蒂遠遠勝過埃斯苔娜，其程度不可計量，同時會想到從我的出身看，過一種誠實而平凡的勞動生活本無可非議、正大光明，應該感到自尊自豪，應當引以為幸福驕傲。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思想是堅決的，我絕對不會和老朋友喬以及鐵匠鋪斷情絕義。一旦我長大成人，藝成滿師，就和喬合夥經營，而且和畢蒂結成良緣，組家立業，又何樂而不為呢？然而，正在興致勃勃想得天花亂墜時，糊塗觀念頓起……而且往往當我心思正趨向於穩定時，突然心念一動，整個心思又四麵八方分散開去。這個心念不是別的，而是郝維仙小姐在我滿師之後是不是會造就我的遠大前程呢？”
匹普２３歲時，馬格維奇非法潛回倫敦，匹普這才知道自己揮霍的是來自澳大利亞的財富。出於帝國敘事的需要，作者安排馬格維奇向匹普炫耀了自己在澳大利亞獲得成功的過程：
初到澳大利亞，馬格維奇放過羊，喂養過牲畜，也幹過其他的行當。從一開始，幸運女神就與他時刻同在。他說：“我的生意相當興隆。我們一起去的人中有些也幹得挺好，不過沒有一個人及得上我好。我好得是出了名的。”此後，馬格維奇的東家去世，“他的錢便留下了給我，本來他和我是一樣出身的人，接著我服刑期滿，獲得自由，便開始幹自己的事”。經過短短幾年的奮鬥，馬格維奇便成了一個財大氣粗的土財主。
發跡之後，馬格維奇同樣地將目光投向大不列顛。他相信金錢萬能，所以決定用自己在澳大利亞攫取的財富培養出一個優雅的倫敦紳士，以滿足自己作為帝國末等公民的種族虛榮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