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沉船事件的補充，作者還寫到了治安法庭的船務顧問布賴爾特。這個藍星航運公司一條棒船“奧薩號”的船長，３２歲時已經統領最好的船隻，“他在海上救過人的性命，救過遇險的船隻，保險商給他贈送了一隻金天文鍾，某個外國政府贈給他一副刻有得體的贈言的雙筒望遠鏡。對他的功績表示紀念”。他不能接受吉姆在船長脫逃之後出庭受審，以致使白人在東方人麵前出醜賣乖的現實：“讓他（吉姆——作者注）在地下爬２０英尺就呆在那兒算了！天哪！我會這樣幹的”，“他坐在那裏，而這些該死的本地人，水手長，水手，舵工都在提供證據，足以把一個人羞得燒成灰。這太可惡了。……要是他走了，這一切就立即停止了”。他尤其不能容忍“帕特那號”船上的白人擅離職守，而兩個本地舵手卻堅守崗位，死死抓住那沒有舵效航速的航舵的事實，竟然在審訊之後剛剛一個星期，為了維護白種人的職業體麵，跳海自殺了。在他看來，臨危棄船而逃，“這真是奇恥大辱”。“幹我們這一行的真是應有盡有——有一些簡直是欽定流氓；不過真該死，我們必須維護我們的職業體麵，否則我們就跟走江湖的相差無幾了。我們是受人信賴的。……說實話，我才不把那些亞洲來的朝聖的放在眼裏呢，可是一個體麵人哪怕就是對滿滿一船破布包也不能這樣子對待。我們不是一群組織起來的人，惟一把我們維係在一起的隻不過是那種體麵的名分。這種事會打消一個人的信心。一個人也許在海上闖蕩了一輩子，可是從來不需要一次沉著堅定的表現。”此人的自殺乃是一種精神的救贖。
和１９世紀的大多數歐洲作家一樣，康拉德也接受了一種全球化帝國觀。“他筆下的非洲、亞洲或美洲的原住民都無法獨立自主；由於他似乎把歐洲保護想象為天經地義，他無法預見一旦歐洲保護結束會出現什麼局勢。”馬來酋長多拉敏一度對帕圖桑的前途十分擔心：“這塊土地依然在上帝安排的地方；可是白人們呢……他們來到這裏，過上一會兒就走了。他們走了。被他們遺留下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盼他們回來。”對此，吉姆大言不慚地說：“我已經改變了這一切……萬一我走了……那就會鬧翻了天……我必須繼續幹下去，永遠幹下去。”
在小說中，康拉德如同夏綠蒂一樣，創造了新的政治地理學。夏綠蒂的《簡·愛》多次提到地球儀和地圖，而馬洛也承認對地圖有一股激情：“我在小時候對地圖特別感興趣。我會一連幾個小時看著南美洲，或者非洲，或者澳洲，想象著探險事業的種種榮耀。那時候，地球上還有不少空白點。每當我在地圖上看到一處特別誘人的地方時……我便用手指按著它，並且說，我長大以後一定要去那兒。”
《黑暗的心髒》的敘事相對簡潔，然而，它卻更具有一種近乎壓迫的文化霸權，即世界無法擺脫帝國主義曆史的強大無比的力量。在血與火交織的非洲，庫爾茨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叢林神靈，“他的崇高地位是異乎尋常的。那些人的營地圍繞著他的住處，頭人們每天來拜見他。他們都是爬著去的”。
問題還在於，飽受庫爾茨壓迫的當地土人居然不想讓身染重病的庫爾茨離開他們，當庫爾茨將被汽船運走時，他那象牙帝國的臣民們竟然如喪考妣。狂暴的土人先是受命攻擊汽船，後來則群集河岸，用清晰的語言、急促的節奏，氣喘籲籲地齊聲吼叫。
一個盛裝女人不停地在前麵呼天搶地：
“她邁著穩健的步子，身上披著長條紋的飾邊衣裳，驕傲地踏著土地，身上掛的野蠻人的裝飾物發出輕輕的叮當聲和閃爍的光澤。她高昂著頭，頭發盤成頭盔的形狀；她戴的銅護腿一直到膝蓋，銅絲護手一直到肘部，黃褐色的臉頰上點著大紅點，脖子上戴著數不清的玻璃珠子項鏈；身上掛著古怪的物件、符咒、巫士送的禮物，每走一步都在閃光和晃動。她身上的穿戴一定能有幾根象牙的價值。她既野蠻又高貴，既凶猛狂野又美麗端莊；她從容不迫的步履給人一種不祥卻又威嚴的感覺。
“她走到汽船前麵站住了，麵朝著我們，她長長的身影直落到河水邊上。她臉上帶有悲傷而凶猛的神色，內中蘊含著強烈的哀傷和無言的痛苦，夾雜著矛盾的、尚未決斷的不安。……突然，她張開裸露的雙臂，直挺挺地將它們舉過頭頂，似乎有一種不可遏製的欲望想要摸一摸蒼天。”
很顯然，這是非洲野山對庫爾茨的呼喚，是叢林女神對白種人的膜拜。康拉德惟恐讀者不能領會這一點，又在小說最後特別強調了它的暗示力量。當馬洛將庫爾茨的遺物交給他在倫敦的未婚妻時，這個服喪一年多的姑娘猶如一個悲慘的幽靈，此時作者寫道：“她的這個姿勢很像另一個女人，那個女人也很悲慘，身上掛滿毫不靈驗的符咒，在那地獄般的河流，黑暗的河流的粼粼閃光之上，她伸出赤裸的棕色的雙臂。”
作者對這個悍婦細致入微的刻畫有兩個目的：第一，她在她應有的位置上，所以贏得了康拉德特別的讚許；第二，她適應了故事結構的需要，她野蠻的個性正好是那個有教養的歐洲婦女的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