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美紀行
一、飛向地球另一邊
早春二月，風寒料峭。北京灰蒙蒙的天空，由陰轉晴，露出了稀疏的陽光。我終於登上了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巨型客機飛往舊金山，作為中國新聞代表團的一名成員，開始大洋彼岸的友好訪問。
我這次能登上赴美的航班，心情確實是複雜的。長期以來，我總覺得，美國是一個看不清、猜不透、說不完的國家。中國和美國的關係也是大起大落，像大自然中的天氣那樣，經常由陰轉晴，由晴轉陰。有時候有一點明媚陽光，有時候又布滿陰霾，還不時有暴風驟雨。我生長在南方山區農村，同美國和美國人沒有任何淵源和交流，對美國了解很少。解放前，我不知道美國曾在抗戰時期幫助過我們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全國解放之後，我開始懂事，受到黨的教育，知道美國是我們的“敵人”，是國民黨的“後台”。偉大領袖要我們一邊倒，倒向蘇聯；黨教導我們，對美國要變“親美、崇美、恐美”為“恨美、輕美、仇美”。那時我還不懂要把“帝國主義”和“人民”分開來看的道理，隻知道“美國佬”是壞人，同過去稱“日本鬼子”一樣，把美國人稱為“美國鬼子”，認為美國就是美帝國主義。除了知道它是“大壞蛋”，其他就一無所知了。我接受的就是這種教育。
一晃就是二、三十年。一代人啊！到了20世紀七十年代，中國改變策略，先是玩“乒乓外交”，然後就邀請基辛格、尼克鬆訪華，發表《上海公報》，中美建交，中美之間來往日趨頻繁。八十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國門打開了，許多人都往美國跑，留學的，探親的，訪問的，打工的，許多潛在的“社會關係”都浮出水麵，形成了一個“出國潮”。那時，我又萌發了“想去美國看看”的念頭。
我這次到美國，是作為中國新聞代表團的一名成員，應美國國務院新聞總署的邀請赴美訪問的。代表團由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袁誌發先生率領，成員除我之外，還有解放日報、新華日報、大眾日報、浙江日報、四川日報、江西日報、深圳特區報、大連日報的社長、總編輯組成，翻譯兼秘書長是本社外事局歐美處趙處長，共十一人。這在新聞界來說，就算是一個龐大的代表團了。赴美的目的是新聞媒體間的交流兼采訪。在我們赴美的前一天，即1997年2月16日，美國駐華大使館在北京建國飯店宴請代表團全體成員，話別送行。使館的新聞官員大衛先生說：“美國方麵對中美新聞界隔膜多年之後，此次大型代表團的訪美是相當重視的。”我們到美國之後，從美方精心安排代表團的活動及與各界接觸所提供的各種方便來看，均證實大衛先生的話是真實的、真誠的。
二、遭遇“美國生活方式”
我記得，我們在讀中學和讀大學時，經常看到報刊上批判美帝國主義和“美國生活方式”。但究竟什麼是“美國生活方式”，除了對它進行咀咒之外，實際內容我一無所知。這次到美國，雖然進行了必要的思想教育，讓我們提高“警惕”之外，但畢竟不能不接觸“美國生活方式”。因此，我們遵照黨的教導，對美國生活方式提高警惕，“拒腐防變”。
漫長的越洋飛行，在勞頓和清醒時，都不時在遐想。我首先想到的是美國的接待方式，比如，什麼人到機場迎接呀，什麼人宴請呀，什麼人接見呀，等等。按照中國人的習慣，既然美方很重視我們這個代表團的訪問，接待一定是盛情的。我記得，我參加新聞代表團訪問日本、西德、泰國時，他們給我們的禮遇都是很高的。有鮮花、花環，甚至還有“紅地毯”。有總理或總統接見，有高規格的宴請。不料，我們這次到達舊金山，走出機場後，冷冷清清，隻有兩位華裔小姐和一輛旅遊大巴在門口等著我們。我突然一愣。怎麼啦，美國把我們當成“自費旅遊團”啦！連個低級官員也不來接一接我們。代表團成員都覺得很沒有麵子，有點受冷落的感覺。作為國家級的新聞代表團，怎麼就兩個年青女士來接我們呢？這時，前來接機的安娜小姐和傑妮小姐自我介紹說，她們是美國國務院的“合約翻譯”，受命來迎接並陪同各位訪問美國。她倆領我們上了停在機場門口的一輛大巴之後，便彬彬有禮地遞給我們每人一本《訪美日程表》和一份《書麵歡迎辭》。我打開《歡迎辭》，一看是用相當饒舌的中文書寫的，起草人顯然對中文話語很生疏，或者是來自“台灣書生”的手筆。給我那份《歡迎辭》說：“繆俊傑先生閣下：歡迎蒞臨舊金山！竭誠希望由本中心所排隊定的行程表能使閣下在美國的訪問獲益及增加了解。國際訪問者中心係灣區的一個以服務、照顧因接受美國政府邀請而蒞臨美國的國際專家、學者、要員、名流、各項訪客為己任的非營利機構。其經費來自私人、工商業者以及各基金會的捐獻。服務人員是義務職。在美國社會結構中，義務服務人員，不分性別，不分國籍，不分年齡，各盡己力，各盡所能，服務社會各階層，籍以增加彼此間了解與互信，本中心擁有之義務服務人員極多，為訪客安排訪問行程，觀光旅遊，提供交通，甚而在自家款待嘉賓。讓我們再次祝福閣下有一個愉快的美國之旅。”這份《歡迎辭》是由“中心”負責人哈戴親筆簽名的。他的英文名字叫“FRANCESBARHOURHAYDER”。可是，我們自始至終沒有見到這位哈戴先生。
我們開始有點意外。但在認真研究這份“歡迎辭”之後才明白：我們這次訪美是“官方邀請，民間接待”。既然人家說得明明白白，“美國政府邀請”的“專家、學者、要員、名流”均如此一律對待，不搞“官本位”，不拘“繁文縟節”。
這就是“美國生活方式”。入鄉隨俗。我們隻好接受這個現實，有什麼氣可生的呢？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點。我們訪美的過程中，始終沒有一位政府官員正式出麵接待我們，甚至那位中心主任哈戴先生，也沒有照個麵。沒有宴請，沒有致辭，輕輕鬆鬆，自由自在。這同我們去日本、泰國甚至西德訪問時形成鮮明的對照。我們到上述國家時，又是總理接見，又是省長、市長宴請，又是警車開道，又是列隊歡迎。我們在訪問泰國南邦府時，甚至傾城空巷，儀仗摩托，警車開道，夾道歡迎，讓我們坐著敞篷車“招搖過市”。在美國則完全兩碼事。每到一處參觀訪問，商定時間，坐下即談，談完走人，沒有什麼儀式客套，沒有什麼宴請，不互贈禮品，有時主人連開水也不倒，隻隨便告知：咖啡或自來水（美國的自來水可直接飲用）在何處，要者自取。表麵看來，美國人很冷淡，不好客。冷靜下來想想，覺得人家這樣做也沒有什麼不好，這才叫真正的“工作為重”，才是最講實效的工作方法。人的生命，人的精力有限，何必要耗在一些毫無必要的“客套”上呢？這就是“美國生活方式”。
美國生活方式確實使人感到有點“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但美國人也並非不熱情。隻是他們沒有大慷國家之慨的“公費請客”。一切都是自己掏錢的。我們在堪薩斯時，無論在華人家裏或者在美國人家裏，都受到盛情的款待，他（她）們為我們準備的豐盛午餐或晚餐，也是相當破費的。不過他們都是自己付錢的。難怪他們到公眾場合集會或聚餐，都是各人付各人的錢。這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或生活習慣。這就是不像我們“社會主義大鍋飯”那樣的“生活方式”。
我們遭遇美國生活方式，最使我們感到不便的是，從來沒有人過問我們的吃和住。按照中國的生活方式，特別是“官本位”的生活方式，對客人熱情接待，就是讓他們“住好”、“吃好”。而美國的生活方式和接待客人的方式則完全不同。客人到達之後，按照事先的協議規定數目，交給你一筆生活費，一切就不管了。你吃不吃，吃什麼，住得好壞，完全沒有人過問，一切都由自己決定，完全自由。我們到舊金山的當天早上，下飛機後，沒有安排住下，翻譯就領我們去參觀，直奔金門大橋，連一句諸如“機上休息好沒有？”“吃飯沒有？”之類的稍許熱情溫馨一點的話都沒有。安娜小姐和傑妮小姐接到我們之後直接驅車去金門大橋參觀時，我們都已肌腸轆轆，很想吃點什麼東西。可沒有人發話。直到下午一點多，到了下榻的旅館，才聽到幾句帶人情味的話。第三位翻譯桑婭女士見麵之後問我們：“諸位吃過飯沒有？如果餓的話，大家可以自由到附近的餐館吃點東西。”啊，這時我們才恍然大悟，美國人是不管人家吃不吃飯、睡不睡覺這類事的，因為他們認為吃飯睡覺純屬個人的私生活，是不需要他人提醒和管理的。不像中國的幹部下去，到那裏都要下麵的人招呼吃飯。我們這些人在中國不算“官僚”，但按世俗說法，有的是副部級，大都是“地廳級”幹部，到哪裏還是有人招呼吃住的。來到美國，這才徹底打掉了官氣，吃不吃由你。在桑婭女士的提示下，我們才趕忙到附近吃了一點三明治、熱狗之類的東西充饑。這就是到美國後第一頓飯。有誰為你接風洗塵呢？
美國人是直率的。沒有什麼羞羞答答。第一件事就談“錢”。到舊金山後第二天早上，桑婭女士陪著“國際訪問者接待中心”的項目經理來見我們。主要是就我們的訪問日程和經費問題同我們會談。這位經理不是美國的“大鼻子”，而是一位非常秀氣的日裔小姐，名叫雅田佳子。她代表“接待中心”講了幾句客氣話之後，便單刀直入談“經濟問題”。她告訴我們，新聞總署已撥給代表團一行一筆經費，除了機票及其他開支之外，生活費用發給個人，由自己掌握，住什麼房間，吃什麼飯菜，由自己決定。雅田小姐還特別說明，新聞署撥給你們的錢，已經扣除了“稅”，所以比原數目少了一點。這又使我們體驗了一回美國生活方式：一切都要納稅。雅田小姐說完之後，便拿出一些銀行儲蓄卡分發給我們，並附有一份詳細到近乎煩瑣的表格給我們填。除了我們慣常填寫的姓名、年齡、性別、國籍、民族、居住地、護照號碼、身份證號碼之外，還要填上婚姻配偶的狀況。還有一個特別的欄目，就是要填母親的情況（並不要求填父親的情況），這樣填下來，一切都顯得很完備了。再加上儲蓄卡要加上自己個人掌握的“密碼”，誰要冒領你的錢就十分困難了。他們說幾乎不可能冒領。這樣一來，大家認為這筆錢是十分安全了。
美國人現在基本上都不帶現金了。住宿、購物均通過這張“儲蓄卡”付賬。我第一次用這種“卡”，英文也不好，因此，除了飯店結帳之外，其他都不用卡，還是“傻冒”地使用從中國帶去的那一點美元。我的想法是，到了快離開美國時一次將它取出，也不失為一種保全的辦法。
當然，由於我們對美國的生活方式還不那麼習慣，生活中也出了一點點小問題。我的“卡”上的錢在網上“丟”了一部分。我們的“儲蓄卡”都附有一個小“記帳本”，每次結帳用了錢，都登在小本上。這樣算下來，我至少還有六、七百美元在“儲蓄卡”裏，等待在紐約結房費時使用。不料，我在紐約曼哈頓梅菲爾飯店結帳時，總台經理說：“非常遺憾，先生的卡上已經沒有錢了”。這實在是太意外了。我的“錢”怎就“不翼而飛”了呢？我立即請桑婭女士幫我聯係，向銀行查詢。我的“MEMORANDCIM”幾個項目是：DATE：2/18/97。TC：YAN，YUNYCYE，1D#113084；FROM：SANDYC。SPENCER，PROGRANOOFFYCER……下麵是除納稅以外的錢數。桑婭女士立即撥通了銀行電話，回答是：“這個帳號的錢被兩個帳單提走了。”當時時間非常緊迫，我們馬上要離開飯店上飛機，不可能再去詳細詢問了。於是，我把自己有密碼的“儲蓄卡”放在了桑婭女士那裏，並把密碼告訴了她。她答應一有消息就告訴我。
我在網上丟錢的事，美國的翻譯們也覺得抱歉。我在紐約上飛機回國，同桑婭、安娜告辭，安娜小姐對我說：“這個意外事故，實在太抱歉了，希望繆先生不要有什麼別的想法”。她的意思我聽懂了，是說不要認為美國社會不好，寫文章罵它一通。因為她知道新聞記者是不好對付的。我當時也確實不那麼在意，便輕輕鬆鬆地說：“小事一樁，沒有必要介意！”桑婭女士對我說：“我一定負責任地幫你找”。不知通過什麼渠道，美國駐華使館也知道了這件事。過了不久，美國駐華使館托我的單位轉告：“這筆錢還沒找到，我們一定負責地繼續找！”過了幾個月，桑婭女士也從舊金山給我專門來信，說這筆錢仍然沒有找到。以後有了消息會來信通知我。錢沒有找到當然是一件憾事。但美國人那種認真負責的精神，還是非常令人感動的。
三、舊金山的奇聞軼事
沒有想到，我們對舊金山的訪問不是按預先規定的項目，而是從參觀舊金山風光名勝開始的。
舊金山，位於加利福尼亞州西北部，瀕太平洋，三麵臨海，是美國西海岸重要海港城市，金融、貿易和文化中心。舊金山，原名為“聖弗蘭西斯科”（華人一直稱為三藩市），是1847年墨西哥人以西班牙文命名的。當時隻有居民800多人，翌年發現金礦，隨著淘金熱，移民蜂擁而至，形成城市，稱為金山。舊金山是以區別澳大利亞的“新金山”而言的。
作為一個半島城市，舊金山三麵臨海，市區麵積水域占三分之二。市區與周圍城鎮以橋梁相連接。市內有大小崗巒42座，不少街道相當陡斜，從而形成了舊金山那種山水相連、風光旖旎的獨特景觀。
我們到達舊金山，行裝未卸，安娜小姐便領我們去參觀作為舊金山“風光名片”的金門大橋。她風趣地說：“霧中看金門橋是最美的，現在趁著有霧，我們趕時間去看這道風景。”
金門大橋，人們並不完全陌生。前幾年，我們中國播放過一出電視劇，片頭的圖景就是舊金山的“金門大橋”。那氣勢，那場麵，令人震撼。當我們親臨其境，來到橫跨舊金山灣的金門大橋時，確實為它的氣勢所懾服。
金門大橋是世界著名的大橋之一，也是近代橋梁工程中的一項奇跡。大橋雄踞於美國加利福尼亞的金門海峽之上。金門海峽是太平洋舊金山灣的入口處，兩峽陡峻，航道水深。大橋建成後，北端連接北加利福尼亞，南端連接舊金山半島。我們在遠處，就能看到聳立在大橋麵北兩側的巨型鋼塔。據介紹：鋼塔高1124英尺（高出海麵746英尺），相當於一座70層高的建築物。鋼塔支持著兩根直徑各為36。5英寸的鋼繩。大橋就憑借這兩根鋼繩高懸半空，鋼塔之間的跨度為4200英尺，為世界大橋中少見的最長跨距的橋梁之一。橋孔高200英尺，又高又寬，最大型的輪船在橋下均能暢通無阻。橋麵寬90英尺，有六條車道和兩條寬敞的人行道。大橋造型宏偉，氣象巍峨。
霧雨蒙蒙中的金門橋確實很美。我們到達金門橋邊時，正逢起霧。一縷縷輕煙般的霧，從海上慢慢升騰而起，給人以一種神秘的特殊的美感。從橋頭望去，霧裏金門紅紅的兩座橋塔，若隱若現，大橋仿佛浮在雲海之中，水碧天清，真讓人感到飄飄欲仙。我們驅車到金門橋頭，來到一個小廣場上，看見那裏聳立著一尊雕像，這是大橋設計者約瑟夫·斯特勞斯的塑像。安娜介紹說：“這座大橋，建於20世紀30年代，1933年動工，1937年峻工，用了四年時間，10萬多噸鋼，當時隻花了3550萬美元。人們尊敬這位著名的設計師，塑像紀念。直到現在，當參觀者在觀看大橋的壯麗景色時，都對他投以尊敬的目光。”我想，約瑟夫·斯特勞斯是偉大的，也是幸運的。他的功勳將永遠被承認，為人們所景仰。中國的橋梁專家們有此幸運嗎？我們中國建了那麼多橋，為什麼不見一位設計師的頭像豎立在橋頭呢？甚至連竣工剪彩時，隻有到場的各級官員的名字和形象見報，設計師卻很難甚至根本不可能在新聞媒體中露麵。中國何時能改變“官本位”的惡習，真正尊重人才呢？
舊金山的自然風光美，除了金門大橋，最引人注目的也許就是“39號漁人碼頭”了。
在領略了霧中看金門大橋的快意之後，安娜對我們說：“下一個目標，應該是去看漁人碼頭了。”我們欣然同意。不過她又說：到“漁人碼頭”之前，必先去“海浪灘”。舊金山是個山水相連的城市。還是海景最美。而海浪灘是舊金山觀看海景的最好的去處。我們一到海浪灘，就發現這裏海灣平靜，海水湛藍。為什麼取名“海浪灘”？是因為這裏是由海浪形成的“灘”，而不是人們常見的沙灘。我想象有沙灘必有好的遊泳場，但這裏沒有遊泳場。據說舊金山的海水是不能遊泳的。因為太平洋和北冰洋寒流，總是在這裏“交彙”。所以，無論是夏天或者是冬天，這裏的海水都是冰涼的，不適宜於遊泳。這裏看不到像邁阿密、夏威夷或澳洲黃金海岸那樣浪漫的海灘風光。但是這種特殊的環境，卻適合於某種海洋動物，如海獅之類的生長。因此，便有了“漁人碼頭”海獅集群這樣的特殊景觀。
我們來到“漁人碼頭”，看到那裏已經遊人如織。“漁人碼頭”又叫“39號碼頭”，原來就是一個碼頭，而現在卻有了一個令遊人盡興觀賞的“海獅養殖場”。
海獅是一種海上動物，身子像海豚，頭像獅子，屬兩棲動物，既能在水裏遊，又能在岸上爬。39號碼頭圈養著龐大的“海獅群”。這裏的海獅訓練有素，它們能向遊人作各種動作表演，似與我們在海洋動物園裏看到的海豹表演差不多。這種動物有相當的識別能力，應該是屬於有一定智商的海上動物。
我們在“39號漁人碼頭”附近，看到有人垂釣。我讓翻譯陪我走過去同垂釣者聊一聊。這才知道，這裏垂釣有嚴格的垂釣法規。桑婭向我們講起在美國垂釣的故事。她說：“美國有許多自由，但釣魚卻不那麼自由。美國的漁獵條例很嚴格。比如捕鮑魚就有嚴格的規定。每個人隻能捕幾隻，每隻必須有多大，都有嚴格的規定。在蒙特利縣的北人角以北，每人每次（一天隻能一次）隻能捕取4隻合符規格的鮑魚，北人角以南，每人每次隻能捕2隻。捕多了或捕了太小的，都要罰款，甚至坐牢。”桑婭說她在莎朗瑪縣就親眼看到法庭判過一個因捕了7隻鮑魚而被判坐牢3天，罰款1640美元的案例。在我們看來，這是不可思議的事。釣魚捕獵犯什麼法？我們中國多少人亂捕亂獵，什麼魚都捕，什麼野生動物都獵，有多少人被罰過款、坐過牢呢？兩種製度、兩種文化何其不同！
舊金山隻有100多年曆史，古跡不多，但名勝不少。這裏有18所高等學校，有世界著名的柯倫劇院，有偉大作家傑克·倫敦的故居，有美洲銀行總部，等等。但作為一個繁華城市，它的商場也是一道美麗的風景。三位女翻譯，好心地領我們去參觀商場。不過她們不是像一般導遊那樣領我們去購物，而是作為我們了解美國的一項目，看一看美國的商業景觀。
舊金山作為美國西部的金融中心，也是西部的一個購物天堂。我們下榻於最繁華的地段聯合廣場大街上的一家旅館，一出門便是商業街。這裏有許多購物中心或高檔商店，真有點令人眼花繚亂。
梅西百貨商店是舊金山很大的購物商店。這是世界著名的梅西公司的150多家連鎖店之一，它由男士店、女士店和家具店組成，麵積超過4萬平方米。物品極其豐富，可以說應有盡有，但是也有“供過於求”的現象，降價促銷的活動很頻繁。
在距梅西百貨店不遠處，有一個著名的購物中心，共有9層，這裏彙集了各種名牌、名品，可以滿足人們綜合購物的要求。有一次我在這裏看到有一種“西部牛仔帽”，也就是美國西部電影上常看到的那種寬邊的“牛仔帽”，很有特色。我本想買一頂留著紀念。但價格不菲，最便宜的也要50美元一頂。我本想另擇價格便宜一點的商店購買，不料“過了這村就沒有這店”，在其他商店再沒有見到過了。甚至在得克薩斯州的達拉斯（就是西部牛仔的發祥地）機場商店也買不著，這是購物不能如願的一大遺憾。舊金山也有價格特別便宜的商店，如伍爾沃恩雜貨店就是一家著名的廉價商店。這裏的物品價格極為便宜，有時覺得它是半賣半送似的。當然其質量可能要比高檔商店差一些。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這裏也有許多價格十分昂貴的商店，例如我們下榻賓館對麵的那家叫賽克恩·第五大道服裝店，就是專賣世界高雅華貴名牌服裝的商店。一進購物大廳，就給人一種豪華和高貴的感覺，布置與陳列寬鬆，價格昂貴。我們看到，許多衣服標價都是幾千美元一件或一套。比如一件D牌風雨衣售價1900美元，一雙聖洛朗女涼鞋要195美元，一個夏奈爾女包1895美元，等等。真正在這裏購物的人隻有那些女星名模及富豪貴族，一般市民也是不敢光顧的。我們到這家服裝店，進去走了一圈，也算“到此一遊”吧！
我們此行赴美，有一個重要任務是想多了解美國社會，看看從一般新聞媒體中看不到的具體社會狀況。因此，到舊金山之後，我們就向美方翻譯提出一個具體要求：請聯絡一下舊金山市政府：能否請某一位分管經濟或工農業生產的副市長，介紹一下舊金山的經濟和社會情況。國務院幾位翻譯聽後有點愕然。不過，她們並不感到為難。桑婭女士很直爽地回答說：“我們美國的各級政府不管經濟，沒有分管經濟的負責人，更沒有像中國那樣一大批分管這個分管那個的副市長。各位先生要了解什麼，自己去看。要看什麼我們都可以提供方便。”
美國官員不出麵介紹情況，好像不是為了保密。在某種意義上說，美國是一個相當透明社會，廣大公眾有對政府的充分知情權。公民也享有充分的自由。我們在舊金山市政府門前看到的一幕，很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有天中午，翻譯領我們去舊金山市政府和議會大廈參觀。舊金山市府和議會大廈相比鄰，是一群巍峨壯觀的建築，門前有個很開闊的廣場。廣場很幹淨整潔，給人以一種開闊、開放、寬鬆的感覺。但當我們走到廣場的右側的階梯下，我有點發愣了。我看到在一片綠樹掩映下連成一片的公共坐椅上，呈現一幕與美國富有社會很不協調的景觀：有許多蓬頭垢麵的人，拿著簡單的鋪蓋卷在那兒“安營紮寨”。我走近一看，發現大多數是黑人，而且是男子漢，沒有婦女和兒童。我問翻譯：“這是怎麼回事呢？”翻譯告訴我說：“舊金山有一些流浪漢，沒有職業，靠救濟過日子，無家可歸，隻好在街頭流浪。露宿街頭的人不少，但他們認為市政府的廣場上最安全、最舒適，因此不少流浪漢就搬著行李到這樹蔭下，在這裏安營紮寨，一住就幾個月，甚至更長。”我問：“這不是有礙觀瞻，影響政府的形象嗎？”美方翻譯說：“這沒有什麼影響政府形象。這些流浪漢的存在是一種事實，他們願在哪兒住是他們的自由。他們在市府門前廣場上住，並不影響市府的正常辦公，沒有犯法，政府可以不管，也無權去管，因為是這一部分人的自由。”在美國人看來，居住權是他們的自由。他們這種“自由”，並沒有影響公共社會秩序，沒有犯法，就有存在的權利。
在舊金山住上幾天，還發現兩個有趣的現象：一是每幢大樓的門麵牆上都有一個登樓雲梯，那怕是麵對大街，這堵牆上也附有雲梯。高層建築也是如此。我們知道中國的高樓，除了內部電梯之外，內層或外層也有備用人爬梯，但多屬在隱秘的地方，是為了防火救急之用。舊金山的這種“景觀”有點特別。於是我問翻譯：“這正麵牆上的雲梯是作什麼用的？”翻譯回答說：“是為了防火用的。”我又問：“為什麼防火梯非得要修在大街上呢？”翻譯說：“這就是舊金山的特色了。因為舊金山的建築建在坡地上，巷子太小，很多地方，消防救護車進不了院子，遇有緊急情況，就隻能在外麵進行救護，因而有這種外部‘雲梯’。”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舊金山的“救護警報”特別頻繁。我們在那裏的幾天裏，幾乎每天都要聽到十起二十起救護車呼呼之聲。我問：“這裏為什麼那麼多火災？”翻譯說：“也不一定那麼多。因為這個城市有規定，每個建築物如果遇有一點火災苗頭，就要報警呼救，而且馬上出動救護車，拉動救護警報。”我們從外國去的人不了解內情，一聽救護車聲就大驚小怪，以為又出了什麼大火災了。其實一點事也沒有。當地人聽了習以為常，毫不心動，也就見怪不怪了。
美國對自然災害極為重視，但對社會災害卻又有點馬馬虎虎。比如美國的“同性戀”問題，外界看來是一種很嚴重的災害，但美國就不那麼重視。舊金山的同性戀問題非常嚴重。據說，世界上兩個地方“同性戀”問題嚴重，一個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另一個是舊金山。舊金山的同性戀者成立什麼“協會”，還開過什麼代表大會。在這裏成了合法的東西了。美國翻譯不回避“同性戀”問題，還特別領我們去看了一些“同性戀”者們經常活動的地段。我們看到，在街頭，一些同性戀者大搖大擺地在那裏擁抱接吻，他（她）們毫不掩飾。同性戀者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艾滋病的蔓延成災。但是美國政府硬是沒有什麼措施來解決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有時甚至是默認這種社會惡習。這種“美國自由”，我們也好像無法理解。
舊金山餐飲業也很發達，我們到舊金山參觀風景名勝和商場購物之後，很想去吃一碗真正的“加州牛肉麵”。“加州牛肉麵大王”這塊招牌在中國名氣大得很。改革開放以後，在我們國內，幾乎每一個大中城市都有掛著“加州牛肉麵大王”的麵食館。有一回我到齊齊哈爾，見一家“加州牛肉麵大王”麵館，進去吃了一碗，不知是啥滋味。北京“加州牛肉麵大王”麵館我也去過幾次，倒覺得味道不錯，也許放了不少味精，吃起來是相當可口的。可以說我對這種麵是有好感的，正像小孩們對“麥當勞”和“肯德基”感興趣一樣。到了美國加州，很想吃一回地道的“加州牛肉麵”。但找遍地處加州的舊金山、奧克蘭一帶，都看不到“加州牛肉麵大王”這樣的麵館，唐人街上也沒有。不知是何原因？我便問家住加州的翻譯桑婭。她在這裏住了快二十年了，她對這種麵一定是很熟悉的。她說，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什麼“加州牛肉麵大王”這類麵食店，甚至沒有聽說這個名稱。這就怪了！在中國，都說這是“加州名牌”，是美國特色，怎麼跑到美國加州本土反而沒有聽說過了呢？後來打聽，這純屬誤會。據說有一個華人想辦一種麵館，把它作為“美國品牌”引進到中國去。其實事情在美國還沒有辦成，卻“引進”到中國來了。中國人講究吃，在吃的方麵學習外國很迅速，尤其在消費方麵。“加州牛肉麵大王”這類笑話就是一例。
四、作客加州伯克萊大學
美國許多舉世聞名的大學，如哈佛、麻省理工、哥倫比亞、耶魯、普林斯頓等名校，對
中國的知識階層來說，早已如雷貫耳。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以能到美國留學為榮耀。有許多到美國留過學的人作出了輝煌的成績。這一輩子我是沒有機會到美國留學或進修（今天叫“訪問學者”）了。但既然到了美國，也很想看一看美國的大學。這次我們到加州，有機會到著名的加州伯克萊大學作客，也可以說滿足了我的一樁心願。
我和伯克萊大學本無什麼聯係和牽掛。但我有兩位朋友任教伯克萊，曾有過口約：“如果到美國，請一定到伯克萊作客。”總算同這所學校有一點點“感情的紐帶”。我的兩位朋友，一位是陳若曦，一位是王文生。
十多年前，我在德國柏林參加世界藝術節時，由黃宗英女士介紹，認識了在美國伯克萊大學任教的美籍華人女作家陳若曦。她和我曾對中國文藝的現狀和發展進行過長時間的交談。她非常熱情和友善。當時，她還專門到我下榻的歐羅巴飯店看望我。她曾經向我介紹過伯克萊大學的情況，使我對這所大學有了一些了解。後來陳女士多次到國內，約我為她編的電影寫評論。在國內多次見麵時，都說歡迎我有機會到伯克萊大學作客。
另一位朋友是我在武漢大學學習和工作時的學長和同事王文生先生。他來美在伯克萊大學作訪問學者，從事研究工作。他和夫人羅玲女士也多次講起請我到伯克萊作客的事。因此，這次到舊金山訪問並有機會到伯克萊大學，我非常期望在這裏見到這兩位多年未見麵的老朋友。
這次訪問加州伯克萊大學，為我創造了同老朋友見麵的機會，十分難得。我們從舊金山下榻的賓館，驅車經灣區小鎮奧克蘭去伯克萊，一路海闊天空，給人心曠神怡的愉悅。到了伯克萊，遠遠就看到座落在山頭上的美麗的校園。當我們的汽車進入伯克萊大學校門，就像進入一座萬木蔥蘢、百花爭妍的大花園。我不記得學校是否有正規的校門，但肯定沒有圍牆。隻覺得整個學府散落在一座鬱鬱蔥蔥的小山上。這使我立刻想起座落在武漢珞珈山上我的母校武漢大學。山也是那麼美，風景也是那麼幽雅。不過，所不同的是伯克萊大學的學府山上，滿山遍野都散落著風格各異的別墅，據說是教授和員工們的家園。這也許是我們武大和國內其他大學所難於見到的場景。
汽車駛進樹影婆娑的校園，在新聞學院的大樓前戛然而止。翻譯說：“伯克萊大學到了。”我們下車，一座教學樓出現在麵前。樓不高，而且是階梯形的。還來不及看四周，一位學者迎上前來同我們握手。工作人員介紹說：他是這所新聞學院的電視傳媒係主任威特克教授。我同他握手，並定睛看他。威特克先生戴金絲眼鏡，一派學者風度。他領我們進入會客室。還未等客人坐定，威特克先生對我們說：“歡迎各位到我們新聞學院進行訪問交流，這幾天世界上的大事很多，大家是不是可以先看一下電視上的新聞。”我們同意他的意見先去電視室看新聞。
看完滾動新聞之後，我們按原定計劃同新聞學院的師生進行交流。交流座談會在一個大約有二百平方米的電化教育室裏舉行。沒有會標也沒有特殊布置，就像上一堂課那麼簡單樸素。參加交流的除了新聞學院幾位教授之外，大部分是來自遠東地區的留學生，他們當中有韓國、日本、菲律賓、泰國以及香港、台灣地區的留美學生，還有我國中央電視台的留學生。
交流是在一種無拘無束、活躍自由的氣氛中進行的。在威特克教授致辭之後，我們的團長袁誌發先生簡單致答辭。然後是自由發言。主要是美國方麵學者和進修生提問。美國教授和各國留學生提出的問題，大都是“中國的新聞自由問題”、“中國對台灣政策問題”，還有不少人提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今後是否會變”的問題。他們的思想很活躍，也敢於提出各種問題。交流進行中，逐步形成了這樣一種格局：他們提問，我們回答，成了一個“答記者問”式的新聞發布會了。這次交流是有益的。我們比較清晰地了解到西方世界，特別是西方知識分子當時在想些什麼。
主客雙方，有問有答，交流進行兩個小時之後，就是“午餐會”。不過，為這個“午餐會”還鬧了點小誤會。桑婭女士通知我們，到伯克萊大學參加“午餐會”，請自備午飯。我們當時不理解且不以為然。按中國的習慣，既然伯克萊大學請我們作客，怎麼要“自備午飯”呢？這是我們無論如何都想不通的。翻譯再三向我們解釋，美國沒有公費請客這一項，凡是吃飯都是要自理的。我們當時覺得麵子上過不去，隻好答應我們出錢由主人經辦，才算把事情講妥。盡管有著這樣一點小誤會，但我們總算領教了一次美國“AA製”的生活方式。午餐很簡單，香腸、麵包、咖啡、礦泉水。哪有中國人的“自助餐”那麼豐富那麼氣派呢！不過，這頓飯確實吃得不愉快。
我們在伯克萊大學吃中飯時，威特克教授還征求我們意見。他說：“美國副總統戈爾今天中午在伯克萊大學禮堂演講，你們是否願意去聽一聽戈爾的演講？”本來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我們遠道而來，適逢機遇，去見一見這位美國副總統的風采也無不可。但不知出於什麼考慮，團長婉言謝絕這個邀請。在那裏吃過午飯之後，就“打道回府”了。在我們路過戈爾演講的禮堂時，見那時已經人山人海，秩序井然地在聽副總統演講。當然門口也布滿了戈爾的保安人員。我們半開玩笑地向車外揮手說：“戈爾，拜拜！”悄然離去，與戈爾失之交臂。我們既沒有去聽戈爾的講演，也沒有會到我的老朋友陳若曦女士和王文生先生。這次作客伯克萊大學，似乎給我留下些許難以彌補的遺憾。
五、訪問《星島日報》美西版總部
在參觀了舊金山的美麗風景之後，在這裏進行媒體交流的第一站是訪問《星島日報》美西版經濟編輯部。
《星島日報》是一份在西方世界深有影響的華文報紙，本部設在香港。我國官方和大陸讀者對《星島日報》的傾向並不那麼欣賞，還經常對它有些微詞。因此國內很少有人看到這張報紙。《星島日報》美西版，是指在美國舊金山“灣區”出版的一張報紙，是作為國際性報係的一張“子報”。但是美西版是什麼樣的報紙？以前我沒有看過，更沒有很好地研究過。這次到舊金山，特別是親臨報社訪問並同他們進行交流之後，才算首次“識荊”。
《星島日報》美西版總部設在舊金山市南部一個小鎮上。離鬧市區還有相當遠的距離。我們驅車到達總部大樓時已是下午。作為一張華人辦的華文報紙，報社同仁對於祖國新聞界同行的到來，表現出特別的熱情。我們的車隊在報社大樓前停下，社長劉世添先生、總編輯程懷澄先生和副總經理曹念秀女士，率報社員工已在門前列隊迎接，並熱情地把我們領進總部辦公室。辦公室非常簡樸，就是一些普通的沙發和軟椅子。服務生給我們每人倒上一杯咖啡。在一番禮節性的寒喧之後，三位老總介紹該報情況並解答了代表團提出的若幹問題。
劉世添社長首先致歡迎辭。他是位五十歲左右的報人。看上去，他有幾分書生意氣，但又顯得十分精明。他向我們介紹了《星島日報》的概況時說：《星島日報》美西版，每天有一百多個版麵，其中包括北美6個版、香港9個版。舊金山有編輯部和印刷廠，在美國有9個辦事處。每天銷量5萬多份。灣區有45萬華人，平均10個人占有一份報紙。每天版麵中百分之六十是廣告，每天的版麵數量是不同的，多的時候一天118個版，平時大約在70個版左右。新聞部分，灣區和香港各一半，每天分三次印刷。灣區編輯部有22個編輯，平均每人每天做一個版。這種出報方式，同固定版麵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這樣多的版麵看來，采編人員的工作量都很大，沒有地外編輯可以偷懶悠閑。
劉社長還對我們說：在美國灣區共有6份華文報紙，競爭相當激烈。《星島日報》的員工兢兢業業，做出了自己成績。報紙的記者采訪力求做到“真實第一”。報道的新聞信息要做到符合事實，沒有法律糾紛發生。他們的報紙新聞和廣告是嚴格分開的。記者不拉廣告。拉廣告的是另一部分人，叫做“工商記者”。報紙在刊登廣告時，要特別注明：“本版文章內容由客戶提供，不代表本報立場。”拉廣告的“工商記者”可以得到一部分收入，一般是提成百分之十五。報紙的廣告收費不高，頭版3500美元，一般版麵是2000美元。
劉社長還說：一張報紙能否站得住腳，完全取決於讀者的信任程度。《星島日報》美西版在激烈的競爭中之所以能站住腳，並有所發展，主要是它積極為納稅人說話代言。作為國際性報係的《星島日報》美西版，在海灣地區生活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在維護華人的應有權益方麵做了許多重要的工作。在推動華人參政方麵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三蕃市參事會中有三名亞裔參事；在華盛頓州有華裔州長駱家輝。我們的報紙在推動華人參加投票選舉，在呼籲華裔選民踴躍投票發揮公民權利等方麵，都起了明顯的作用。美國是民主社會，隻有投票，才能表現自己的力量。去年出現對華人不利的新移民法提案時，我們的報紙和其他傳媒，推動華人積極去參加投票，表達自己的意見，起了很大的作用。《星島日報》美西版還讚助許多社會公益活動。為老百姓做了好事，老百姓就會親近你。報社做的這些公益活動，縮短了報紙和讀者之間的距離。
劉社長的一番話講的雖然是西方社會的“辦報之道”，但對我們仍然有一些啟發。他的話音剛落，程懷澄總編輯接著講話。程總編也是一介書生，但看得出他是一個敬業精神很強的人。社長講完之後，他補充談到報紙編輯方麵的情況。他說：《星島日報》美西版的社評，也就是相當於中國報紙的社論，對本地區的社會生活產生過很大影響。前幾年本地曾發生過某電台主持人在節目中汙辱華人的事件，《星島日報》從評論入手，刊出一係列文章，對他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直至逼迫對方道歉。還有，去年奧運會期間，全國廣播公司節目主持人鮑勃·考斯塔在節目中對中國不友好，華文媒體起而抗議，本報也發表文章和報道表達華人的憤慨，在當時起了很好的作用。《星島日報》美西版在美國灣區成為有威信的一張報紙，美國發行量最大的華文報紙不是偶然的。
劉社長和程總編的談話，引起我們很大興趣，大家提了許多問題，他們都作了回答。在他們介紹情況之後，由副總經理曹念秀女士領我們去參觀編輯部和印刷廠。編輯部也是平台操作，非常簡樸。印刷比較先進，彩色印刷質量精良，經驗很值得借鑒。
在這次訪問《星島日報》編輯部之時，我非常意外地見到了一位朋友，曾經在《人民日報》工作過的李力。李力原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管文藝報道，同我很熟悉。我們一到，他就上前握手寒喧，對我很熱情。劉社長問：“你們為什麼那麼熟悉？”李力半開玩笑地說：“繆先生以前是我的長官！”劉社長和程總編都會意一笑。李力先生在美國用的筆名叫裏迪，現在成了灣區華文報紙的名記者，很受社長信任。當天，我們到訪的新聞就是裏迪寫的。因為他對我比較熟悉，所以該報刊出代表團來訪的消息和照片時，除團長標明身份外，特別標出我是“著名文藝評論家”的美稱。
我們訪問《星島日報》美西版編輯部，雖然都是中國人，但作為兩種製度下的媒體交流，隻能說是彼此之間加深了解，在某些方麵可以相通，但卻很難達到意識形態的契合。
六、舊金山百年老報的啟示
美國雖然隻有200多年曆史，卻有不少“百年老報”。《舊金山紀事報》和堪薩斯《星報》，就是曆史悠久、很有特色的兩張“百年老報”。我們在訪問《星島日報》美西版總部之後，緊接著就是同美國百年老報《舊金山紀事報》進行交流。
我以前對《舊金山紀事報》幾乎毫無所知。直到這次到舊金山訪問，才知道《舊金山紀事報》是一張資格很老卻又充滿活力的英文報紙。它是美國十大報之一，每天發行五十萬份。通過這次麵對麵的訪談，才對該報有初步的了解。
《舊金山紀事報》的報館座落在舊金山市一條老街上。我們從下榻的賓館出發，驅車20分鍾進入一條不太寬闊的橫街，司機即在街麵停車，並說前麵的大樓便是《舊金山紀事報》。這座樓房不算高大，但它麵對大街，位置十分顯要。下車以後翻譯領我們向大樓走去。走近大樓即看見有人在門前迎接。一位四十歲左右的職業女性，可能是報館的接待員，把我們領上了第四層的編輯部。我們穿過編輯部平台進入會客室。一路過來我發現，這家百年老報樓麵和陳設都比較陳舊。但同世界上許多現代大報一樣，編輯部也是現代化的平台作業。全部編輯人員都在一間大房間裏辦公，每個編輯一張辦公桌，一部電腦，一部或兩部電話。每個工作麵都用隔板隔著。編輯部一片繁忙景象。我們到達時已是下午2時，但看見有的編輯還正在邊吃麵包邊接電話，邊記錄什麼。接待員對我們說，有些記者采訪剛回來，還沒有吃中飯呢！他們忙碌的情景，使我們看到這百年老報呈現出勃勃生機。
不過，也使我們有點意外。在我們看來，走訪《舊金山紀事報》是訪美期間媒體交流的一項重要日程，但對方卻沒有把它當成什麼事，對於中國新聞代表團的到訪似乎顯得有點冷淡。我們被領進編輯部旁邊一間接待室。這裏似乎沒有一點“接待外賓”的跡象。沒有人在等候，隻看見裏麵有一張長桌子，還是乒乓球桌子，十幾把椅子，沒有一張沙發。我們坐定，接待員給我們每人倒了一杯咖啡。我們正在尋思，今天會有什麼人來會見我們？這時一位穿著夾克衫，中等個子，略有一點小胡子的中年人進來。他同團長握手並自我介紹說：“我叫多倫斯基，報社國際新聞部副主任，受報社社長委托向各位介紹情況。報社社長和總編輯今天特別忙，這幾天世界發生了許多在美國和世界都震動很大的事件，社長和總編輯正在召集各部門負責人開會，準備撰寫社論和調整版麵。”由此看來，他們並非對中國新聞同行的到訪怠慢，而是“工作為重”。社長、總編輯都忙他們的事，首先要抓好報紙，不重繁文縟節，認為有個國際部負責人介紹情況就可以了。
多倫斯基先生在作了自我介紹之後，便開門見山地說：“今天，我們整個報社都很忙，壓力很大。這幾天，世界上的大事特別多。秘魯出了大事，恐怖分子占領了美國大使館，扣壓人質；國務卿到比利時訪問北約等等。這些都是國際上的大事。我們作為一家大報，對這些國際上的大事都要作出及時的反應。所以總編輯和各部門負責人都很忙。”在他作了上述說明之後，我們對報社的這種安排表示理解。
我們代表團長先說話。他請多倫斯基先生介紹一下《舊金山紀事報》的基本情況。袁團長的這一問話，使多倫斯基感到有點突然。看來他並沒有準備什麼長篇大論的情況介紹，也沒有發給我們介紹情況的相應資料。他想了一想，簡單地說了該報的曆史和現狀。他說：“《舊金山紀事報》成立於1865年，已有130多年的曆史，是全美十大報紙之一。現在每天賣出（我注意到他說的是‘賣出’，同我們說的‘發行’不太一樣）50萬份。”他接著說：“美國報紙同其他行業一樣，競爭很激烈，我們旁邊有一張《舊金山晚報》，發行量也很大。我們必須同他們競爭，否則也有生存問題。”接著他還簡單介紹了報社工作人員狀況，他說：“我們全報社有140多位記者，但隻有少數在國外跑。駐外記者很少，可是聘了許多‘特約記者’，他們幫助我們提供消息。這樣也很方便，使我們有可能及時掌握世界各地的新聞。”他說，聘請“特約記者”是個好辦法，可以“少養人，多辦事”，這是節約辦報紙的一條重要經驗。
這次交流也有些交鋒。多倫斯基先生問了我們一些敏感問題。他問：“你們大陸將采取什麼方法同台灣統一？”又問：“中國的對外政策會不會發生重大變化？”對於這些問題，我們代表團早有準備，團長按照既定的“文本”一一作答。這種回答是他們意料之中的事，所以沒有爭論，也沒有繼續往下交談。多倫斯基在交談時不時看手表，看來他不怎麼耐煩。一個小時交流時間到，他便說：“如果先生們沒有別的問題，我請一位小姐陪你們參觀編輯部，我要馬上趕寫一篇評論。”
告別時，我們按照慣例，把準備好的一份禮品送給多倫斯基先生。殊不知，美國沒有交換禮品的習慣，他一時顯得尷尬，不知該不該收。遲疑了片刻，他還是收下了。多倫斯基先生覺得沒有什麼回贈也不好，隻好叫接待員拿出十幾盒鉛筆，回贈給我們每人一份。鉛筆上印有《舊金山紀事報》字樣，我們收下帶回來也是一個紀念。我們又一次體驗了美國式生活方式和交誼方式。
七、尋訪斯諾的蹤跡
埃德加·斯諾的名字，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對於這位外國新聞界前輩仰慕久矣。不期有幸，在他逝世25周年紀念之際，我們有機會去踏訪他的故鄉，在那裏尋訪他青少年時代的蹤跡。
斯諾出生在美國密蘇裏州堪薩斯城。西海岸的舊金山，離堪薩斯很遙遠。我們在結束了舊金山及灣區的訪問之後，便乘飛機前往美國中部城市、斯諾的故鄉堪薩斯。據說斯諾的青年時代，同三個小夥伴，從堪薩斯出發，花了三個月時間，乘坐一輛福特牌T型敞蓬車，經過熱浪滾滾的沙漠，沿著塵埃飛揚的土路，爬過落基山脈，才到達西海岸舊金山。現在我沿著這條路的相反的方向，在飛機上俯瞰白雪皚皚的落基山脈和一條條大峽穀，然後到得克薩斯斯首府達拉斯轉機，隻花了三個小時的航程，就到了風景如畫的堪薩斯。三個月和三小時，真是兩個時代之差別啊！
我們到堪薩斯時，剛剛下過一場大雪。雪後放晴，天空明麗，地麵清新。堪薩斯是一座非常奇特的城市。這個不到100萬人口的城市，分屬兩個州管轄。以堪薩斯河為界，西部屬堪薩斯州，東部屬密蘇裏州。大概因為多數是歐洲移民特別是西班牙人的緣故，堪薩斯整個城市建築是一派西班牙風格，開闊而寧靜的街道，精美而獨特的雕塑群，富麗而幽雅的別墅式住宅，使整個城市既有田園風光，又有文化色彩。斯諾的祖輩是歐洲移民，父親是靠經營印刷業掙錢養家的小老板。1905年，斯諾誕生在堪薩斯城一位叫詹姆斯·埃德加·斯諾的溫馨的小業主家裏。斯諾度過童年的那所房子，雖然經過一次火災，但仍完好地坐落在堪薩城默希爾大街3811號院落裏。這座雙單元三層小樓，四周圍著一圈白色的木柵欄。但斯諾的家人離開這裏已近半個世紀，現在小樓歸新的主人，因為沒有先行聯係，因而沒有能夠進入這座住宅，踏訪斯諾的故居。
斯諾的祖輩和一些親戚，曾經是堪薩斯的土地擁有者，但斯諾的一生卻頗為坎坷。斯諾青年時代浪跡天涯。由於斯諾對中國人民的進步事業和中國新政權的友好和真誠，他同前妻、女作家海倫·斯諾在中國上海和延安生活了多年，寫過《西行漫記——紅星照耀著中國》、《為亞洲而戰》，以及描寫蘇聯生活的著作。50年代初，他受到麥卡錫主義時期美國政權的迫害。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洛伊斯·惠勒·斯諾不得不離開他的祖國，離開他在紐約州帕利賽茲鎮的鄉間別墅，離開他經常散步的赫德遜河畔斯奈登渡口，而移居瑞士。1972年2月19日，斯諾客死在日內瓦附近的聖瑟穀山莊。斯諾去世後，家人在清理他的信件時發現他留下遺言：要把他的一部分骨灰放在中國，因為他熱愛中國；把骨灰的另一半送回美國，安葬在赫德遜河畔。
斯諾愛他的祖國。美國人民也沒有忘記他。1974年5月18日，斯諾的遺孀洛伊斯·惠勒·斯諾和幾個朋友，將他的骨灰從瑞士運回美國，安葬在赫德遜河畔的一片林間空地上青嫩的山茱萸下，並從赫德遜河灘上拾來一塊褐紅色的河石，放在旁邊，上麵鑲著兩個銅製的首寫字母“E·S”，同成群的鳥兒在這個常青藤環繞的樹叢中安息。回歸自然的斯諾，也深得他的故鄉人民的懷念。1974年，埃德加·斯家鄉的親友們在堪薩斯建立了一個“紀念斯諾基金會”，設在密蘇裏——堪薩斯大學中心圖書館內。
為了尋訪斯諾的遺蹤，我們來到堪薩斯大學圖書館的三樓斯諾事跡展覽廳。現任“紀念斯諾基金會”主席布楚先生和一大批基金會的成員等候在那裏。他們當中有斯諾基金會前主席戴蒙德先生的夫人，有斯諾基金會終身會員、堪城西安友城委員會主席、經營印刷業的美籍華人錢行儉先生，以及其他一些美國朋友。這個展覽館有100多平方米，四麵牆壁上掛滿了斯諾的生平照片，兩個展台上擺滿了斯諾著作各種文字的版本，靠北的牆邊是一排與房子齊高的書架，上麵擺滿了各國出版的有關斯諾的書籍。從這些照片和圖書中，我們看到，作為新聞記者和作家的斯諾的經曆確實帶有傳奇性，而他的成就也令人十分景仰。布楚先生告訴我：這個紀念館完全是自發成立起來的。因為斯諾誕生在堪薩斯，並且在這裏度過了他的青少年時代，那些關心埃德加·斯諾以及那些讚賞和景仰他的成就的、對本世紀中國曆史有興趣的人聚在一起，廣泛搜集一切與埃德加·斯諾有關的照片、回憶錄、論述、信件、藝術品、學術論文等，以及斯諾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從而成為這個展覽館的曆史性展品。這個基金會還設立了以斯諾命名的訪問學者獎學金和斯諾獎學金。有時還用他的名義邀請中國學者前來這裏講學和組織旅遊團訪華。
在這個內容豐富的展覽館的書架上，我們看到了斯諾在各個時期的著作。有他作為新聞記者於1927年第一次踏上中國國土的報道；有他寫於1933年的第一本書《遠東前線》；有他記錄中國解放區生活的偉大傑作《紅星照耀著中國》（即《西行漫記》）；有1941年出版的描寫中日戰爭的《為亞洲而戰》；有他寫蘇聯的三本書：《斯大林需要和平》、《人民在我們一邊》、《蘇維埃政權的格局》。還有作為《西行漫記》的補充本、哈佛大學出版的簡裝本《紅色中國雜記》、1958年完成的自傳《複始之旅》，以及他移居瑞士之後，1961年重返中國後寫的《大河彼岸：今日紅色中國》；1965年重返中國後寫的影片《四分之一的人類》的腳本資料。斯諾的最後一本書《漫長的革命》是他在重病中完成的。這些豐厚的著作充分反映斯諾把畢生精力和同情都傾注在人類的進步事業上，傾注在深深感動著他在奮鬥中前進的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中。
在“紀念斯諾基金會”所收藏的珍品中，有一幅中國美術家創作的油畫掛在展覽廳裏。布楚先生和基金會的成員們評價說：“這幅油畫在某種程度上展示了我們所懷念的這位故去的密蘇裏人的全部品格。”這種評價表明，在美國人的眼中，埃德加·斯諾是富於想象、勇於冒險、熱情坦蕩、才華出眾的一位傑出的美國人，是新聞記者的楷模。
在堪薩斯，我去過工廠、農莊，到過教授和職業婦女家中做客，所到之處，他們都說起斯諾，特別是斯諾母校的師生和他工作過的報館同仁，對他都十分景仰。我們在密蘇裏大學哥倫比亞新聞學院和他工作過的《堪薩斯星報》，也聽到了許多關於青年斯諾的故事。他們饒有興趣地介紹說：斯諾讀過許許多多的書，但不是按照課堂規定死讀書的好學生；他把過剩的精力用來組織了一個“風鈴草爵士樂隊”，熱心演奏薩克斯管；他偷著駕駛他姐姐男朋友的汽車而撞在樹上，不得不賠償損失；他在堪薩斯童子軍中獲得“雄鷹童子軍”榮譽稱號；他同農工一起到地裏幹活，為的是掙些錢到西部旅行；他和他的兩個青年朋友一共隻帶了五美元就敢登上去舊金山的漫長的旅途，躺在平板貨車的頂棚上，曬著太陽跨越舉世聞名重巒疊嶂的羅亞爾·喬治大峽穀……這一切便演繹出了埃德加·斯諾傳奇般的一生。
斯諾在中國整整住了13年，而我僅在斯諾的故鄉訪問了3天。但我覺得很有收獲。我從斯諾的故裏故人口中，進一步了解了斯諾，也更多地了解了培育斯諾的那片土地上的世態風情。
八、在斯諾母校的校園裏
斯諾的母校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在密蘇裏州的小哥倫比亞市，離堪薩斯有200多公裏。我們翻閱地圖，尋找它的位置，這才知道這個小哥倫比亞市地處密西西比河中遊，東麵是肯塔基州（就是我們中國小孩喜歡吃的“肯德基家鄉雞”的發祥地），北麵就是芝加哥。這裏地域開闊，風景優美。離開堪薩斯城東行在高速公路上不到兩小時車程，便是小哥倫比亞市。
哥倫比亞市其實是一個大學城。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占了這個城市大半以上的麵積。我們到達小哥倫比亞市，或者說進入新聞學院，立刻被美麗的校園所吸引。這個大學城恰似一座森林公園。不過它與加州伯克萊大學不同，它沒有山，隻是平原。校舍建在一片幽靜的園林裏，花草遍地，林木扶疏。進入校園，看見那些青春年少的男女學生們，個個生氣勃勃，一股青春的氣息撲麵而來。
我們的汽車在學院新聞交流中心的大樓前停下，新聞學院副院長洛根教授在門前迎候。他把我們領進了交流中心的交流大廳裏。洛根教授是一位五十歲左右的學者，戴著一副金絲眼鏡，文質彬彬，顯出莊重的學者風度。洛根教授讓我們落坐，服務生為我們端上香噴噴的咖啡。隨即，洛根教授把學院裏幾位教授介紹給我們認識。還有三、四十位學生早已坐在教室裏，為我們的到來熱烈鼓掌。賓主坐定之後，洛根教授站到講台上對我們來訪致歡迎辭。他說：“我們熱烈歡迎中國新聞界同行到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訪問。我們同中國新聞界有著廣泛的聯係。我本人到過全球許多國家，但對中國印象最深刻。埃德加·斯諾，曾經是密蘇裏新聞學院的學生，他到中國以後寫的《西行漫記》（又名《紅星照耀的中國》）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我到中國以後，使我更加感到，要了解世界，就要到中國去，了解中國。”洛根教授提到斯諾，大家熱烈鼓掌，並且一下子拉近了我們的距離，使我們感到分外的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