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在其《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就曾有過類似總結。他認為中國人是漸漸知道自己的不足：第一時期在鴉片戰爭後，國人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即經濟、軍事等物質上的技不如人，於是便有了晚清早期的洋務運動。第二時期在甲午戰爭後，國人開始從製度上感覺不足。所以晚清人士拿“變法維新”做一麵社會運動旗幟；第三時期在辛亥革命使清政府垮台後，按照西方資產階級政府製度建立的民國所希望的事件落空，兩次帝製複辟，人們漸漸認識到中國需要全社會人格的覺醒，數千年封建文化傳統下消極的國民人格，保守的文化心理，頑固的道德意識，乃是專製製度死而不僵的魂靈，必須打破封建專製造成的“萬馬齊喑”的文化僵滯之局。這才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於是，在追求物質上的現代化和製度上的現代化依然失敗之後，從文化上對現代化的追求進入議事日程。
於是20世紀初期便有新文化運動的應運而生，這就是陳獨秀所稱的“吾人最後之覺悟”。陳獨秀也曾總結道：
“自西洋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吾人之覺悟者為學術，相形見絀，舉國所知矣；其次為政治，年來政象所證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殘之勢。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此而不能覺悟，則前此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之覺悟，蓋猶在惝恍迷離之境。吾敢斷言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
當然，這裏所謂的文化主要指狹義的價值體係，也是文化中最核心、最頑固的部分。新文化運動打出的旗號之一便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這是中國第一次現代意識的覺醒，也是第一次真正的文化自覺。
二、現代化的文化標準
簡單地說，現代化應該是以社會進步為標準，在中國，應該以反封建文化開始，以建立與工業文明要求相一致的文化為目標。然而，由於文化有一個十分複雜的結構體係，其中包含有人類文明的文化結晶，也有陳腐的文化積澱；有與封建體製相互支撐的政治文化、經濟文化和封建倫理綱常，也有維護社會正義和社會秩序的道德價值規範，等等。同樣，工業文明不等於外來文明，西方文明中既有工業文明孕育的文化果實，也有西方社會自身傳統的文化結晶，也含有其積澱的陳腐文化。這種複雜性說明，反封建不能簡單歸結為反傳統，然而正是這種複雜性最容易造成將兩者等同的曆史實踐。因而，新文化運動一開始是以全麵反傳統的麵貌出現的。這幾乎是一種曆史的宿命。另一方麵，中西文化的衝突本來應限於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這兩種不同文明之間的對立來加以解決，而不應簡單地歸結於文明與野蠻的較量，更不應歸結於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優劣兼並。然而實踐上，雖然西方工業文明所孕育的文化價值體係具有必然的進步意義，但它卻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夾帶著西方文化的劣根性進入國門甚至橫行世界的，因此，在難辨是非真假的時代，本不該對西方文化作全麵欣賞卻最容易造成崇洋媚外，本不該對輸入的工業文明作出排斥卻最容易形成盲目排外。這樣，新文化運動一開始就出現了全盤西化派和民粹派。這兩種極端現象說明，文化的變革道路不會沒有曲折，並且很容易陷入困境：反封建的人走向全麵反傳統並成為全盤西化派，反西洋的人力圖從傳統文化中尋找資源但容易以傳統文化的捍衛者自居並成為文化保守派，這使得兩極端派之間的文化之爭就不僅僅像是關公戰秦瓊，而更是升到孔子與耶穌之爭的地步，完全脫離了文化變革的國情需要。其根源就在於人們對於文化的先進部分與落後沉渣，文化的民族性與人類文明成果的普遍性，沒有也無力作出客觀清醒的區分和判斷，沒有以必須合乎現代社會發展的曆史實踐為判斷標準。
文化運動的社會作用和曆史影響
一、新文化運動中開放的文化視野與科學的文化信念
開放的文化視野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成就，其理論基礎在於認識到文化發展存在有共同的規律性的一麵，在總體上與近代以來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的曆史邏輯相吻合。新視野另有的可取之處在於人們已經深入到文化結構中去認識社會，這是方法上的革新。但因處於達爾文進化論盛行的時代背景下，難免受東西方社會或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進化單線論的影響。胡適曾經認為，人類的身心結構大體是一樣的，所處的環境也大同小異，所要解決的問題也就必然大體相同，因此，拿曆史的眼光觀察文化，中西文化的發展有其共同的道路，不是路向不同，而是發展速度的不同，是時代性不同，西方人已經進入近代，科學、民主是近代文化的結晶；而中國文化尚未完全擺脫中世紀的束縛，印度文化仍然處在中世紀之中。既然如此，學習西方，豈不是昭彰顯明的道理嗎？由此推論，必然得出中國的道路就是要步西方後塵的結論，這也就成為全盤西化的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