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不二：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東翻西閱，徙徇外為人。每日以十葉為率。
讀史：丙申購廿三史。大人曰：“爾借錢買書，吾不憚極力為爾彌縫。爾能圈點一遍，則不負我矣。”嗣後每日點十葉，間斷不孝。
謹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諭曰：“節勞、節欲、節飲食。”時時當作養病。
日知所亡：每日記《茶餘偶談》二則。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無忘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喪誌。
作字：早飯後作字半時，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課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積愈難清，
夜不出門：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樹立寧靜心理形象
靜是領導者需要修煉培養的領導力因素，而忿則是領導者需要摒棄去除的不良因素。領導者思考問題、決策問題、處理問題，需要一個安靜的心境。特別是麵臨一些重大問題，一些緊急、突發性事件，更需要靜。有靜的環境讓領導者靜靜地思考，那是再好不過的；但是實際的情況是，領導者所處的環境往往是喧鬧、躁動，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安靜的環境既不可得，就隻有求助於內心的寧靜。所以說，領導者追求的靜主要是內心的寧靜，是一種處變不驚的境界。忿滯是一種不好的心理因素，一旦產生，就可能喪失理智，不顧一切，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曾國藩所要除去的就是心中的莫名的躁動與忿滯，追求的就是內心的寧靜與處變不驚的境界。
不知道什麼原因，有一段時間，曾國藩總是發脾氣，動輒發火，連他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有時，與朋友說著說著，就不能抑製自己的感情，言語之間產生出忿滯的話語。有時因為下人不忠，侵蝕他家的錢項，憤憤不平，難以釋懷；有時為了一點很小的原因，大氣脾氣，不能自已；有時坐在馬車上，一個人也生著悶氣；拜訪朋友歸來，馬車夫不在車旁，要他等候，脾氣馬上生出。有時覺得自己發誓要改變的事情一件也沒有改變，也不自主地憤恨。發脾氣的時候，不僅自己無法平息下來，就是朋友在旁邊勸導，也沒有用。“予大發忿不可遏，有忘身及親之忿。雖經友人理諭，猶複肆口謾罵，比時絕無忌憚。”對於自己的莫可名狀的憤怒，他自己也感到失態，事後也覺得後悔，但總是控製不住。他分析原因，認為是“由‘忿’字伏根甚深，故有觸即發耳”。
樹堂昨夜雲，心中根子未盡，久必一發，發則救之無及矣。我自蓄此忿，僅自反數次，餘則但知尤人。本年立誌重新換一個人。才過兩天，便決裂至此，雖痛哭而悔，豈有及乎！真所謂與禽獸奚擇者矣。
為什麼在1841年到1843年間，曾國藩這麼容易發脾氣，產生憤怒之情呢？我以為根本的原因是他的情商EQ沒有錘煉到位，對自己不滿，對別人不滿，對事情不滿，難以控製自己的感情，難以理智待人待事待物。用曾國藩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素有忿狠不顧氣習，偏於剛惡，既而自究所病隻是好動不好靜。”根源在於“不好靜”。
靜，在古人看來，是一種非常有價值、非常重要的領導力，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聖王之道”。《管子?法禁》：“絕而定，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管子認為，領導者平靜就能處理好問題，國家就會得到治理，這是聖王治國之道。與曾國藩同時代、著名的理學家唐鑒海曾經教導曾國藩說：
最是“靜”字功夫要緊，大程子是三代後聖人，亦是“靜”字功夫足。王文成是“靜”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總是要靜。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剛惡柔惡，各有所偏，溺既深，動輒發見，須自己體察所溺之病，終身在此處克治。
在他看來，靜是很重要的。靜可以看清楚自身的毛病、修身的問題，哪怕是極其細密的問題，也可以看清；麵對棘手的事務需要處理，也能夠看清道理；每一個人總是有偏好、有愛憎、有剛柔，沉溺其中某一方麵，就可能導致錯誤。靜是治理他們的良方。這裏的靜其實就是情商EQ的中國式代名詞。曾國藩對“靜”字的認識也是很獨到的，他認為：“心靜則體察精，克治亦省力。”心靜就能夠體察事物的本質，發覺事物的精微；處理事情也能夠省力，即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他極其推崇“靜”字工夫好的人，而對自己的忿滯之情則給以嚴格的批評，認為這是“認賊作子”。
在靜的修養上，曾國藩主要從三個方麵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