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守一“耐”字訣，克服浮躁驕氣心理。對於自己心存之驕氣，曾國藩在這段時間作了尖銳的反省與自我批評。比如，有一次與好朋友陳岱雲談到三更，兩人應該是很投機了，但是事後曾國藩反省認為自己說話太多，心裏“頗有驕氣”，是“鬥筲之量，真可醜也”。他認為岱雲“每日工夫甚多而嚴，可謂惜分陰者”，而自己則是“玩世不振”。他在日記中常常記載去與朋友、與客人談話時的心態，剖析自己存在“誇誕”、“ 氣浮”、“妄語”、“浮躁”、“聽之藐藐”等心理現象，他反省道：“細思我何嚐用工夫，每日悠悠忽忽，一事未作，既不能從身心上切實致力，則當作考差工夫，冀博堂上之一歡，兩不自力，而猶內有矜氣，可愧可醜！”因此提出治理之法，“除謹言靜坐，無下手處”。具體則是分兩步走，第一步盡量少說，第二步不說。“凡往日遊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惟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征逐之習；平日辯論誇誕之人，不能遽變聾啞，惟當談論漸低卑，開口必誠，力去狂妄之習。”話多是領導者的一個積弊，也是領導者驕氣的表現。曾國藩能夠認識到自己的這個毛病並且力行改正，的確不易。
二是守一“專”字訣，克服遊思勞乏狀態。有一段時間，他醉心於古典詩歌的寫作，每每寫了詩，就去讀給朋友們聽，其中不無誇讚之意；影響了對理學的研究。他反省道：
數日心沾滯於詩，總由心不靜故。不專一，當力求主一之法，誠能主一，養得心靜氣恬，到天機活潑之時，即作詩亦自無妨。我今尚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間，情誌屢遷耳。
心不靜，多浮氣，“言心與氣總拆不開，心微浮則氣浮矣，氣散則心亦散矣。”心氣不能歸一，所以讀書也不能專心致誌。反省自己：“讀《巽卦》，一無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甚麼。丹黃幾十葉書，如勉強當差相似，是何為者？平生隻為不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誌自新以來，又已月餘，尚浮躁如此耶！”
心不靜，所以誌向不專一。反省的結果就是要從“專”上下功夫。他引用倭仁的話說：
無間最難，聖人之純亦不已，顏子之“三月不違”，此不易學，即“日月之至”，亦非諸賢不能，“至”字煞宜體會。我輩但宜繼繼續續求其時習而說。
“至”就是專一，就是一心一意做好某件事，不要間斷，不要改變。專的修養，使曾國藩形成了“雖百變而不改其宗”的堅定信念。他在以後的領導生涯中，不論遇到任何事情，看準的目標堅決不改變，直到最後的勝利，展現了一個領導者堅定不移的意誌力。
三是守一“坐”字訣，治理身體勞乏神疲之弊。曾國藩身體經常不好，有幾次竟然吐血。對自己身體的這種不良狀態，他從兩個方麵反省。從與父母的關係來說，他認為這是“斫喪父母之遺體”，就是說是損害父母生下他的身體，是“大不孝”；從作為一個領導者的角度而言，沒有好的身體，難以擔當大任。因此要求自己從靜養上下功夫，“舍靜坐更無下手處，能靜坐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惟有日日靜養，節嗜欲、慎飲食、寡思慮而已”。對於靜坐養神養身曾國藩頗有體驗，他這樣描述：
細思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靜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意者隻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貞之固也，乃所以為元也；蜇之壞也，乃所以為啟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為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為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幹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息點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靜極，仁心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岡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
這既是一種養生的境界，在靜寂之中達到身心各個方麵的和諧融洽；同時也是一種決策的過程，即領導者在思考問題時進入一種極其安靜的境界，從紛紜的事務中沉澱下去，探究事務的本源，找到解決的辦法。這種辦法就是“一陽初動，萬物資始”。
靜的修煉，給了曾國藩很大的好處，在江西戰場曾國藩“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焦慮；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徘徊”，處在那樣的大風大浪之中，仍然能夠鎮定指揮，作出正確的決策，和這一段時間的反省修養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