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同一時代的西方，因為近代商人自治運動的興起和長期的鬥爭，已經使商人和權力掌握者、權力執行者的關係有了一個大致妥當的安排。當商人從事經營活動時，可以依據王國的法律保證其財產、經營活動不受幹擾。也就是說，你身邊的小哨官沒有權力隨便剝奪你的財產，占你的便宜，牟取你的利潤。
這是近代中國商人所不得不麵臨的體製問題，不得不為之尋求解決的辦法。
另一方麵，清朝對工商業的阻遏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和國家實力的增強。整個帝國處於農業耕作自給自足的狀態，因為沒有戰事，國家的開支僅限於皇宮、官僚和鎮壓叛亂，而且大部分官僚的開支也不用中央政府劃撥，而是在其任內從當地老百姓的上貢和賦稅中直接抽取，國家並沒有儲備足夠的財力。
2. 橫看世界：西方勢力蠻橫入侵
相形之下，西方近代的發展已經使其國家具備了一種嶄新的麵目。
首先，他們通過發展，有了相對有效的法律體係，基本劃定了各行業之間的權利與義務，使得商業活動可以除法律外基本不受其他因素幹擾。
其次，商業的發展使其國家有了相對穩定的賦稅收入，國家也開始有意進行國防、教育建設，整個國家有了雄厚的財政實力。
再次，國家也絲毫不拘泥於在西方體製內的相互尊重。當西方的商人入侵非西方的不發達地區時，西方政府一向采取強硬的武力姿態保證他們的商人能有效地在該地區從事商業活動。對於一個不懂法律和平等為何物，也沒有能力去維護自己應有權利的民族，西方從來都毫不客氣地以大棒牟利益。
自18世紀中後期起，從英國開始，各西方主要國家紛紛進行了工業革命，鋼鐵機器製造、軍械、紡織等工業迅速發展。
進入19世紀，輪船業已下水，蒸汽火車已經出現。從19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短短20年的時間，這兩樣東西已經取代了所有傳統的水陸交通運輸工具，成為西方爭霸世界的兩件利器。
西方之迅速發展，與清王朝之緩慢發展的經濟情況形成了鮮明對比。
不過，西方人漂洋過海，初來中國時，他們並不是一下子就以一種赤裸裸侵略的姿態出現的。
首先在貿易上，中國的絲、茶、瓷器深受西方人歡迎，成為中國與西洋貿易的大宗貨物。西方商人大獲其利，因而對公平貿易並無異議。
至於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順逆差問題，一開始並不突出。西方既然喜歡中國的貨物，也就不在意付出一點錢來購買。
隻是隨著交往的增多，西方商人逐漸發覺中國是個理想的商品傾銷市場，尤其是對於東印度公司的鴉片而言。當西方商人滿載貨物回國，又空著船來中國時，他們總覺得這樣空著是不合適的，於是就開始攜帶鴉片。
一開始，這種攜帶是少量的。隨後，中國商人也發現這種商品很容易脫手。而且，許多地方官吏也逐漸喜歡上了這種商品，他們自然也就很容易為從事這種貿易的中國商人提供方便。
很快，這樣的貿易擴展至全國。大清的銀兩迅速外流，大清的官吏和軍隊也都染上了這種能夠讓人沉迷的毒癮。整個國家都陷於鴉片的煙霧之中。
當清朝政府聽從大臣的勸告，正視這種商品的危險時，他們就派出官吏，對此采取嚴厲的措施。
這就是林則徐主持的著名的虎門銷煙。
到了這個時代，西方人對中國的國家實力和官僚機製、國家體製都有了了解。根據他們的經驗，隻要用武力威嚇，清朝政府就必然放棄強硬的禁煙政策。
事實證明，他們的經驗是正確的。當輪船開近帝國的港口，炮轟帝國的城市時，西方人遇到的抵抗是微不足道的。清兵此時還在使用大刀和長矛，土製的大炮隻能瞄準靜物轟擊，抵擋不住西洋大炮的進攻。當帝國的信使五百裏日夜兼程地傳遞消息時，洋人坐著輪船，和它們幾乎同時由帝國的南方到達北方。
這樣的實力懸殊，使清政府受盡恥辱，不得不答應西方的各項要求，開放港口，並使鴉片貿易合法化。
中西之間的這種接觸，隻能進一步暴露清帝國的弱點。一開始，帝國視其為“夷人”、“性如牛羊”，後來卻發現西方人手持神物，無可抵禦。再往後，西方人已可大膽地進入帝國的首都，讓帝國的皇帝聞風喪膽，落荒而逃。西方人可以燒殺搶掠，對此，清帝國毫無辦法，既無力還擊，也不能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