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中國的元王朝都是一個另類，這是一個開放與封閉並存的王朝，一直按照它那無序的慣性往前運轉。官方的語言為蒙古語，蒙古統治者信奉的是藏傳佛教，統治者采用的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共治的方式，漢文明隻是作為枝葉而存在，失去了它的主幹地位，統治者對中華文化中的浩瀚典籍提不起興趣，它更像一個拚湊起來的王朝，沒有主軸的在運轉。
元王朝的統治是寬鬆的，帝國的軍隊全部駐紮在黃河以北，拱衛著漠北草原和元大都，而黃河以南都是依靠地方民團維持秩序，縣治以下從來沒有深入，全部是依靠自治，律令也是極其寬鬆。盜賊通常是被判以罰贖金或打板子了事，對於反叛者也是采取招安的方式，所以在元王朝除了科舉外，“反叛”也似乎是進入仕途的一種途徑。
這還不是元王朝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是它的財政政策。元王朝的稅賦極其低廉，商業稅似乎更是從來沒有收過，但在元王朝禦宇的近百年間，流民、災荒、水患卻是持續不斷，所以開支一直很緊蹙。終元一朝，最讓統治者頭痛的就是理財問題，稅收已經被文官把持住了，麵對文官的不合作，帝國采取的是讓色目人負責理財的方式，忽必烈時代兩任理財大臣被暗殺和誣陷，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第三任理財大臣桑哥開動了印鈔機，直接帶來大元寶鈔的貶值，失去了它與白銀掛鉤的準備，破產的財政和崩潰的經濟直接將帝國帶到懸崖邊沿。
宰相脫脫無疑是出色的，他重視農業、編修三史、興修水利，幹的都是實事，但至正十一年（1351年）將所有的一切都推到了風暴的頂點。在這一年，黃河又泛濫了，數十萬流民無家可歸，不安的騷動正在這個古老的中原大地蔓延。一條黃河千古泛濫，曆代中原王朝所處理的莫不是同樣的事情，那就是消除水患、穩定農業生產和在災荒來臨的時候抵禦部落民族的攻擊。麵對這滔滔而來的黃患，年輕的元惠宗下定決心整治，平黃任務自然落在脫脫肩頭上，所有的資源都供其調配，這次水患是史無前列的，治理規模也是史無前列的。184萬錠中統鈔錠砸了下去，15萬的民夫被征調，2萬軍隊駐守，所有這一切無不昭顯工程的浩大，具體辦法就是開鑿河道將泛濫的黃河水引進它以前的河道，然後再將以前河道的缺口堵塞。最後一處缺口實在無法堵塞，治河總監賈魯靈機一動，將27艘裝滿石頭的大船停在缺口上，任憑滔滔河水從船下流過，賈魯一聲令下，河工鑿沉了這27艘船，接著成袋的石塊和沙土被拋入，就這樣堵住了最後一處缺口。
治河工程還沒有結束，整個帝國已是風起雲湧。
可以說從靖康二年開始一直到至正十一年這二百多年的時間內，北方漢民的起事從來沒有間斷，而元明清三朝的反叛者選擇的都是一個載體——白蓮教，這是一個時尚的詞，它代表著恐怖、不臣、決絕與隱秘。白蓮教起源於南宋，為佛教的一個分支，初期信仰阿彌陀佛，後來信仰彌勒佛，那麼這兩種佛有什麼區別呢？阿彌陀佛代表出世，而彌勒佛是未來佛，代表著入世，故而白蓮教信仰彌勒佛具備了反叛性質。元廷對於這種不安分團體采取的是收編方式，正是這種綏靖政策帶來白蓮教的迅猛發展，也正是這種綏靖政策帶來了白蓮教的分裂，擁有田產的上層教徒開始跟統治者合作，繼承著原教旨，下層貧困教徒開始跟民眾結合，走向反叛道路。
白蓮教這種團體天生就具備反叛性質，它就是為了造反而誕生，有的教徒懷有天下之誌，但更多的教徒隻是將造反當作職業。早在數年前，白蓮教就在黃河流域散布：“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白蓮教為什麼要在這裏散布這種言論？因為黃河不停泛濫，這裏百姓窮苦異常，缺衣少食，在一個不斷發生災難的地方鼓動人們最恰當不過。至正十一年的水患讓白蓮教的首腦們覺得機會來了，他們事先在河道即將挖到的黃陵崗埋下一個石人，果然石人挖出來後，天下震動，這些窮苦的百姓終於知道黃河為什麼要泛濫了，他們也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既然知道了天意，那麼接下來就要順應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