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對待自己子女的教育問題上，我要求他們“學有專長”，走“成名成家”的白專道路；散布過學社會科學“危險”的論調，希望老大學工，老二學醫，老三學農。在一切要“三思而行”的幌子下，要他們學會“明哲保身”的處世方法，做一個謹小慎微實質上卻是表裏不一的偽君子。提到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這條綱上來認識，我在對待子女問題上的所作所為，也依然是在和黨爭奪青年。
五、我在這次運動中被揪出來後為什麼會有抵觸情緒以及我現在的認識
當無產階級文化人革命開展後不久，我就被揪了出來。對於自己被揪這一事實，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是具有抵觸情緒的。我錯誤地以為，我被揪了出來的主要原因，是我曾被劃為右派；但是我想，我的右派帽子，既已摘去，就不應仍以右派的身份來對待我。通過不斷地學習，我逐漸認識到，以**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在摘帽問題上，將一些還不具備條件的人摘去帽子。因而在這次運動中，革命群眾把某些雖已摘去帽子但還具有疑問的人揪了出來重新進行審查，正是對革命負責的表現，是完全應該的……因之，在這次運動中，群眾把我揪了出來，正是為了挽救我，使我能在運動中再一次接受教育，以便自己真能脫胎換骨，重作新人。
我還錯誤地認為，我被揪出來的另一個原因，是由於我在1963年以後的教學過程中執行了劉修的教育黑線。但是我想，我過去用以作教材的東西，或是舊教育部頒發、推薦的，或是經教研組通過並經上級同意了的，我在當時既不知有這樣一條黑線，自然就談不上我用這些東西當作教材就是在執行這一黑線。現在把這個罪責歸之於我，就感到受了委屈。通過學習，我逐漸認識到，問題的實質並不在於我在當時是否知道有這一黑線，而在於我在講授的時候，是采取什麼態度來對待這些教材。回顧過去，我在采用這些教材的時候，不但沒有作過什麼抵製和批判，而是樂於販運其中封資修的東西……在這次運動中，把我揪了出來，正是為了幫助我狠觸靈魂，以便和這一黑線劃清界線，這樣，我的這種抵觸情緒也逐漸有了轉變。
六、犯罪原因
我在小時，主要是在父親名下，受封建教育，我讀過不少宣揚孔孟之道的書籍，在我幼小的心靈裏，深深打下了“學而優則仕”的剝削階級的烙印。進了中學，學校當局不論在物質上還是在精神上，都是用種種辦法來鼓勵它的學生能考上國立大學，在這樣一個環境的潛移默化下，我的努力奮鬥以求登上龍門的思想，就在頭腦裏牢固地樹立起來……我把當教授或專家作為我具體奮鬥的目標。
當時的北大，是一所典型的資產階級大學……在訓練方法上，它采取“發展個性”的方法，當時北大校長蔣夢麟講過這一樣一句話：隻要一班培養出二個人才來，就不虧本；如果培養出兩個來，就賺了錢。這充分體現了北大是主張“天才”教育的。在對待學術的態度上，它標榜“兼容並包”政策，就是說，隻要你講的言之成理，就容許你的存在，而不管你主張的實質是如何。我所學的法律一科，又大都披上“民主”、“自由”等外衣，比如說，什麼基本人權神聖不可侵犯啊，什麼議會製度具有怎樣的優越性啊，什麼契約絕對自由啊，說來似乎都“美妙動人”。這樣，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教育思想都深深地溶人到我的血液中來。
大學畢業後，我走的是一條從助教升遷到教授的白專道路，我所接觸辦一些朋友，也大都是和我一樣沿著這條道路走去的人物，這樣我的反動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就更成為牢不可拔的。
解放了，我不但沒有活學活用**著作，認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觀，相反，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庇護下，我的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還得到了發展，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學術上，都和**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日益發生火銳地衝突，這樣就使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