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1992年11月，我在北京采訪了葛佩琦先生，此時他已屆80，一副藹然的長者之風，蒼蒼白發下臉上顯得有些浮腫，心肺方麵也有點毛病，時有胸悶氣短之感。嫂索可濼爾說網，看最哆的言清女生爾說如秋h的陽光一樣，我們散散淡淡地聊了兩個多小時，最後談到為他寫的一本回憶錄聯係一家出版社的事，在這本名為《艱苦奮鬥六十年》的十餘萬字的書稿中，一大半的篇幅是寫當年他作為一個黨的地下工作者出人於虎穴狼窟、刀光劍影中的傳奇經曆。似乎與他1957年後身陷囹圄近20年的遭際比起來，他更希冀這一段經曆不會被歲月的風塵所埋沒。
當他顫顫巍巍走到房門口一定要送我時，我雖然已感老人來日無多，可決沒有料到，此時他生命的曆程已進人倒計時階段，僅僅一個多月後，我就在報紙上讀到了他魂歸道山的消息。
也是在這次的京都之行，我曾想獲取幾張章伯鈞、羅隆基、浦熙修、儲安平等先生的照片。大抵先生們在1957年蒙難後不會有心境和機會拍照了，能夠留下來的照片，一定是在這之前奔走國事、指點江山的。作為後輩，我想通過這些甸甸的照片，去領略先生們心係天下的熱腸、讜言高論的風采，以及滄桑牛折蛇行的痕跡……
結果，多大失所望：自“文革”期間儲安平先生自殺未遂突然出走後，偌大一個中國裏，他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像一陣風似地消失了，在這片土地上沒有留下任何東西。羅隆基先生沒有直係親屬，好在民盟中央有他的材料，但照片不會隨便給人，我隻能花上幾十元錢買了一套紀念民盟成立50周年的圖片，由此我第一次目睹先生的麵容。也是在這套圖片上，我見到了浦熙修50年代初的留影。惟一算得上是照片的，還是在章伯鈞先生的親屬家裏，翻拍自牆上掛著、被一盆桔黃的秋菊供奉著的先生的遺照。
我似乎看見一個個有著美麗花紋的古陶器不但碎了，且殘片又漸漸地埋沒於歲月的河床之中……
我想，當年近百萬知識分子的命運在一場風暴的摧殘下化作了紛紛的殘片，這是悲愴的；而現在倘若不能撿起來些殘片，並陳列在曆史的博物館裏去警策後人，那就更充滿了悲劇性。
書中《不再是秦兵馬誦的臉——給父親的五封信》一文已經告訴讀者，當去年11月我的父親行上大遠之後，我清理著他抽屜裏遺留下來的諸種文字與相冊，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在清理著我自己的少年與青年時代。我們這代人，少年的夢幻是碧波粼粼的北海裏高聳的白塔，是博大而又幽靜的北京城裏為無邊綠樹掩映的黃瓦紅牆，至今當我聽到那裏響起《讓我們蕩起雙槳》的旋律，還依稀覺得這是一片來自天國的痕聲……
“文革”十年，我們這代人臉上一片血色黃昏，燒著一對甲冗眼高唱《造反有理》，像第三帝國的褐衫隊一樣，洗劫理性，洗劫科學，洗劫文明，最後自己也在青春的廢墟上被洗劫得兩手空空。
如同“文革”終成了我們這一代人心靈生長的苦難的搖籃；
1957年的反右運動，則是我們的父輩青春或壯年的煉獄之地。
其實，性格的信息，命運的密碼，我們這代人非得跋涉的一道道坎坷和必須付出的一次次代價，乃至在下麵的兩代人早瀟灑起來的今天，我們不會瀟灑或是戴了假麵具般難以瀟灑，生活的重軛在我們已經失去光澤與彈性的脊背上壓上了一條條印子，與此同時，也覺得曆史這個無形的幽靈，在我們很難歌舞升平起來的心路上總布下了幾分蒼茫……這些無不是1957年後新中國所經曆過的磨難，在冥冥之中為我們這一代人所規範好了的。
於是，便有了讀者眼前的這本書。
必須說明的是，本書有關內容的采訪，進行於1992年的初秋至次年的暮春，除了已作古人的葛佩琦外，還得到了吳祖光、邵雁祥、謝蔚明、高集、金若強、章詒和、戴煌、汪景壽、孫近仁等位先生的寶貴理解與支持，現借本書問世之際，謹向諸位先生致以誠摯的謝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