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天空下火藥味越來越濃，與此相反的是，母親的印象於我越來越淡。先是一兩個清明節，在紛紛細雨裏，父親領著孩子們去永修掃墓，依然未立墓碑。父親說得等幾年，屍體的肉都化為了泥土，隻剩下骨頭，再去請當地老表將屍骨挖出來，就地燒成灰後，再帶回南昌重新砌冠新墳。
可接著便是一場了月無光、山河撕裂的“文革”，父親是當然的“牛鬼蛇神”，此生從未當過一天芝麻官的我，竟被察覺出有軍事天才，一度“封”了個地下“**救**”的參謀長，而被關押15個月。弟妹們或下放農村，或隨學校搬去了外地，一家7口人天各一方，各自的生死安危，都顫顫地係在一團碩大的蜘蛛網上，恍若一群野孩子，自己沒有家了，都得獨自麵對世道的叵測與生計的艱辛，哪還能顧及去那個大概早已被蓬蒿淹沒的野鬼回家？
直到1973年，“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父親，驚魂甫定，在南昌立下腳，幾個在外地插隊、當工人、民辦教師的孩子，回南昌才總算有了一個家。當再記起拆遷母親屍骨一事時，就在永修縣插隊的二妹，告訴大家，她早已去看過了，那一帶建了一個大的平板玻璃廠，地形地貌變化很大，母親所在的養殖場也早已解散，母親的墳無處可尋了……
此後，父親不再提起此事，如同他早已習慣戴上老花鏡，補自己那幾件綴滿大小補丁的襯衫，拎著籃子去買那些泛黃的蔬菜和便宜的豬頭豬腳；我也習慣了一年四季穿一雙解放鞋，腳丫子一抽出來，能臭倒長阪坡上的張飛，習慣了過集體生活，有錢時吃肉，沒錢時喝湯；打起牌來，吆五喝六，鑽桌子頂枕頭，一鬧便是一個通宵……
中國的階級敵人多，因此中國的表多。每當填起履曆表來，我都從不填母親。和漸漸均已成家立戶的弟妹們一起，彼此間也從不提及母親。要不，是我們數典忘祖，要不，是各自的心靈早已被嚴峻的生活給磨砥得牛皮般皮實。我們不願讓一股深深的隱痛，隨汩汩淚水從這牛皮裏沁出來，我們似五個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孩子……
波及我們的孩子，他們能夠說出各自祖輩的職業、姓名和大概做過些什麼，惟一說不出來的，便是他們的婆婆，或者外婆。對我，尤為奇怪的是，“媽媽”，這兩個嬰兒下地幾乎就會喊出來的字眼，自母親死後，我一直說不出口。不僅僅因為遙遠而又陌生，英語對我，更是月球般遙遠而又陌生，可在複旦念書時，隻要死記硬背一陣，我還能混個及格……以致於婚後多年，乃至今日，我從未叫過嶽母一聲“媽媽”。
前年清明節前，一位大概知道我家這段情形的熟人，對我們說了幾次，那意思是倘若不設法將母親的墳找到，並將其遺骸遷回來，她孤魂不盡的淒涼與酸楚，總會尋個機會，陰影般投射在你們子女的命運之上。都已過或將過不惑之年，弟妹們都有點相信起天命來。或是先去永修探路，尋找當年知情的老人，或是聯係車子，購買爆竹、紙錢、食品等必備物品。
臨去的頭天晚上，我告訴了父親，他似乎有些意外，沒有表示他是讚成，還是不讚成此舉。
少年時代便讀過些老莊、反右鬥爭後真讀進去了老莊的父親，顯然大徹大悟，他隻是說：人死了就是一捧灰，一撮土，他百年之後不要保留骨灰，像他的幾個老朋友一樣，可以撒到贛江裏去。又告訴我，當年他清理我母親的遺物時，發現有一份入黨申請書的底稿，除去表示她對**事業與工人階級先鋒隊的無比向往之情外，還有一大段對他右派言行的批判，以證明她確實和丈夫劃清了界線。而且，她不隻是筆下寫寫，她已在口頭上，多次向父親表示了離婚之意……
最後，父親問我，骨殖取了回來，未安葬之前，放在哪裏呢？我說，就放在我房裏吧。五個孩子裏，像當年的父親一樣，隻有我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書房。為此，我準備好了一個大的塑料編織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