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個條凳向身上亂砸，在這兩天三晚，我無法記憶他們究竟砸了我多少下，我隻記得當時身上處處有傷痕，全身均感麻木或隱痛。至今，我的脊梁骨上還有一點內傷，一碰上天氣不好，就會發痛。
用繩索將我捆綁起來，由於我的身體忍受不了，很快就要昏迷過去，才把我放下：
到了9月15日早飯後，由於我遍體鱗傷，又沒有得到片刻的休息，我已大小便失禁，全部都拉在身上，人也神智不清，說話顛三倒四起來，他們才停止拷問，將我關在附中教學大樓二樓的一小間洗底片的暗房內（審訊我的地方就在此房附近）。我一進去，便倒在一床草席上，昏昏睡了一天。到了第二天，也動彈不得，送到門口的食物，我也無法起身去拿，隻能將身子滾過去，將它拿來。就這樣躺了六七天，才能慢慢起身
二、侵吞我的財物
（以下省略）
胡正謁1984年6月22日
（注：在“四二一”專案中，我和父親屬於同一專案組“修理”。他在材料裏提到的1968年9月間那次長時間的逼供信，於我則是在他之前，即從9月2日到7日，兩人的被審訊地點也在一處。）
附件三：
一個中國女人的墓誌銘
這個女人，是我的母親，一個本該活到今天、含飴弄孫的母親。
關於她的記憶，似魚肚白天邊的兒痕星光，已經十分依稀——
我記得最清楚的，隻是小學三年級時，一天放學回家，隻見章年時很少見麵的父親（他長年在單身宿舍有自己的書房），似霜打了的茄子，臉上灰灰地在和母親嘀咕著什麼。父親1940年北京大學法律係畢業，畢業後沒進國民黨司法機關，也未開業去做律師，而是一直在大學裏教書。一解放，眼見舊社會的司法人員，大抵不是被打成了曆史反革命，就是遭到遣散，破帽遮顏過鬧市，他深為自己的選擇感到慶幸。對這個隻需無產階級專政、不需西方法學理論的國家，在高等學校裏一筆勾去了法律專業更是毫無怨言……
他勤勉地重修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書架上壓滿了馬恩列斯毛的經典著作。像一隻急於要跳進油鍋裏的大蝦，以展露自己通體的紅色，他當上了學院馬列卞義教研室主任。可是，**有一句震聾發聵的名言：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該剝去。果然，在1957年的那場風暴裏，他被打成了右派。那天，我感覺生命力很是旺盛、隔一年一個、一氣生下五個孩子的母親，那一向爽朗、光潔、頗為富態的臉上，第一回皺）紋滿布得像一張鋪開的魚網。
以後的敘述便要跳躍式了，因為很快，我們一家人得各奔東西。
1957年末，黨號召幹部上山下鄉，母親積極地報了名，此時最小的妹妹才兩歲，她若想做個好母親，她便不應該走。我想這不僅是因為她政治上曆來要求進步、工作中總爭強好勝（倘若建國之初，黨便號召計劃生育，我想我下麵一定會被“計劃”掉三個弟妹），更是為著無法承受在學院的不少牆麵上貼滿丈夫大字報的日子裏，她得擯棄一切聲音，低著頭走路。
她去了九江附近一個叫賽城湖的墾殖場，兩年後因工作需要，又調到進賢縣青嵐湖水產養殖場。
這時，父親也被下放監督勞動了，許是主事者的惻隱之心，父親恰分去了青嵐湖，隨他去的還有三個弟妹，隻剩下我一人在南昌住讀。按說，兩人實際上並不在一起，母親在總場做會計，而父親在幾十裏外的一片沙洲上種菜、放鴨，她依然似呆在麻瘋病院，又打報告要求調去了永修縣三角圩水產養殖場，隨她走的是最小的妹妹，那是一個交通十分不便、離縣城有十兒裏水路的地方。
當時，我自然不知道這其中的曲折，我幾乎全部的注意力，都蜷縮在似海深的喉嚨裏。每到上午第四節課和下了晚自習時，我清楚地聽見自己的肚子裏生猛地打起了戰爭，為此學校取消了往往排在第四節課的體育。多少個月黑風高之夜，我和幾個家不在南昌的同學，去附近農村的菜地裏偷摘青菜、卷心菜，回來粗粗地在水龍頭下一衝，往既是臉盆又是洗腳的盆子裏一扔，加滿水，再架上幾塊磚頭一煮，沒有油，最多撒撮鹽，可隨之肚皮囫圇，夢也囫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