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1年，中共西北局在延安《解放日報》正式行文通知：“為紀念中共誕生廿周年，‘七一’放假一天，開紀念會、會餐，舉行娛樂晚會。”這便是“七一”作為黨的生日的由來。
從這一點來看，“7月1日”是黨誕生的紀念日，而不是“一大”開會的準確日期。這是邵維正查證的結果，有兩點依據：
其一，毛澤東明確提出：“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17周年的紀念日。”紀念日，並不等同於一大會議日期。
其二，董必武在接受訪問，談起中共“一大”和湖北共產主義小組情況時有言：“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據……7月1日這個日子，也是後來定的。”
從這兩句話來看，至少，“一大”日期是有待於考證的。
“重新考證‘一大’！”
盡管“兩個凡是”在當時已被否定，但這仍然是個敏感的話題。因為“七一”畢竟是毛主席提出的。幾十年來，多少人接近這個研究邊緣，卻又退縮回去。但邵維正有一個信念，那就是實事求是，對曆史負責。
還有一點，他是一個軍人，軍人的鬥誌使他下決心去打擊那些反共專家的攻擊。邵維正把自己的想法提了出來，得到領導和同仁們的支持。
於是，邵維正在開始編撰工作的同時，也一並開始了“一大”專題考證研究……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派出的代表馬林到達上海。聽取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代理書記李達及李漢俊彙報中國共產主義小組情況之後，馬林便建議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
這一切，似乎有些倉促，叉似乎是水到渠成。6月上旬，上海作為中共成立的聯絡大本營，向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州等地區以及留日學生，發出會議通知……
邵維正也想不到幾十年前中共創建者的熱血沸騰還會給中國國內黨史界和世界範圍內的關注者帶來“剪不斷、理還亂”的困擾。
關於幾十種中共成立時間的說法，是邵維正從眾多資料中得來的。
那一陣他拚命地從文獻中收集信息。中央檔案館、黨校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資料室等有關存放文獻的地方，他都去過。踏破鐵鞋，得到的並不是“一大”的準確日期，而是數十個不同的日期。
多少年後，邵維正將軍打開一張他當年製成的“大會日期研究提要表”，足見他的準備是充分細致的。在幾十種文獻記錄中，可以找到以下有代表性的幾種說法：
——1921年，斯穆爾基斯在信件中記載：7月23日和8月5日；與這一時間相吻合的有佚名作者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彼爾西茨的《亞洲各國人民》的研究文章等。
——1924年，大會參加者陳公博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記載時間為：7月20日；與之相吻合的有烏伊爾布爾的提法。
——1951年，當年“一大”的重要人物李達在《“七一”回憶》中認可“7月1日”：
當年“一大”活躍人物張國燾在回憶中也承認此日。
——1927年，另一位當年“一大”出席者周佛海在回憶中聲稱，“中共”一大召開時間為7月；同樣提法的有鄧中夏的回憶、包惠僧的回憶、董必武的回憶和日本渡多野乾一的文章等。
更有甚者，是米夫“8月7日”的提法，尤安科“6月之說”和卡拉切夫的“5月印象說”……
幾乎是百人百見，眾說紛紜。當邵維正試圖向客觀準確的目標走近時，他也沒有意料到一個會議的日期，會給曆史留下一個萬花筒一般的世界。
大概這就是史學家與一般人的不同，大概這就是信仰和責任的作用。邵維正知道自己遇到了難題。
但他清楚。再大的困難也要克服，因為，世人的目光關注著，曆史關注著。放下來，等於承認反共專家的攻擊；等下去，黨史不能等，國人不能等，後代不能等。邵維正那一陣經常起五更，睡半夜，他在無聲無息地思考著這一難題。
當他占有上百萬字的資料後，便開始冷靜鑽研、歸納分析、去偽存真。
開始，他一張一張地列表分析，一個人一個人去印證。短短的一個多月時間，他用的卡片和紙張，就堆得好厚。
當艱苦的資料分類工作做完後，他眼前終於有了一條通路。換言之，他找到一個辦法，這就是他已從代表行蹤和時間上窺見，1921年7月1日，絕大多數代表沒有到達上海，“七一”之說是有理由重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