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維正是主樓裏繁忙中的一員。借這塊寶地，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在這裏拉開戰幕。12卷本的大型曆史巨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第一卷《偉大的開端》編撰工作已進行了分工，他接手的任務是參與第二章“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的撰寫。
深夜，當一本本厚厚的資料進入腦海之後，他被先烈們的業績感動的同時，也被黨在創建時期一些未釋的“懸案”困惑著。
是啊，本世紀初葉，伴隨著五四運動的爆發，馬列主義傳人中國，不久，共產主義小組就在各地興起。從共產主義思想傳播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麼短的時間，這麼大的影響力，真是波瀾壯闊，雷霆萬鈞。
然而，當他意識到由於革命之初的秘密性和隱蔽性，加上歲月經年，時過境遷，大量當事人或去世或記憶不清，造成許多“懸案”時，不由得心情沉重起來。
然而，真正的沉重是他在這不眠之夜，又得知來自海外反共專家們的鞭笞般的抽擊。
燈光下，一則來自巴黎東方學者29屆大會上的曆史資料，特別刺眼：
“中共‘一大’召開，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第一天，也是中共建黨紀念日。自1921年到今天，中共年齡已達52歲。可是還弄不清是哪一天出生的，好像無父無母的私生子，被人隨便付與生辰，說來也實在可笑……”
講這話的是台灣反共學者郭華倫。他這篇發言不是孤立的。這與一些反共學者謾罵中國共產黨成立“缺乏社會基礎”，稱之為“舶來品”和“盧布黨”等反共論調，構成了一股反華大合唱。
在“冷戰”年代，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對壘，並不是什麼奇怪的現象。但借助中共黨史本身踐踏中共形象和尊嚴，給一個站在曆史轉折大潮中的黨的理論工作者的感受則是不同的。整個夜晚，邵維正如坐針氈，如鯁在喉……
多少年後，邵維正說，是信仰、責任和使命感，使他由氣憤轉入理性的思考，並切實關注起這段令人難以忘懷的曆史。
二
邵維正曾經目睹國民黨政府的腐朽敗落，經曆了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當家做主的蓬勃崛起，邵維正從小就是一個進步的少年。
據邵維正回憶，由於中國共產黨早期在南方革命活動的影響，家庭都根擁護革命。他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弟弟，後來曾在人民教育戰線和新中國航空工業戰線上服務，這一切都得益於父母對革命的理解和支持。他母親是舊時賢德之女，但教育子女卻有知識救國之圖。邵維正從小受父母正直、賢德的影響，同姐弟一樣勤學苦研。
1951年春天，當抗美援朝的愛國熱火燃及祖國大地時，邵維正棄學從戎，在人民解放軍這所大學校裏，他開始學習黨的理論，開始革命實踐，並在抗美援朝戰場上成為黨的一員，他對中國共產黨充滿深情和信賴。
談起他後來的選擇時，他說：“反共學者們提出了這個攻擊點，給我也找到了一個反擊點。那一陣子，我特別注意收集有關‘一大’召開時間的材料。要反擊，首先要弄清他攻擊的對不對。待材料找到後證實，‘一大’還真是有‘懸案’留在這裏。”
邵維正把目光放到先確定黨的生日“7月1日”的來龍去脈上。他開始對“7月1日”這幾個字眼兒進行叩問，並且，這個疑問很快就有了答案：
1936年春，斯諾在延安訪問毛主席。當談到中共成立召開“一大”時，毛澤東有這麼一段話：
“1921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
毛澤東這裏提到的五月，是指當時的陰曆說的，經查對陰、陽曆對照表，1921年陰曆五月已是陽曆的7月。這則談話表明，7月是無疑的。這大概也是中共較早向外界宣告自己的生日。
生日究竟何時？這也是建黨17年時，即1938年初夏，剛結束馬背生活的延安中共中央機關反複考訂的事。當時，參加中共“一大”到延安的人隻有毛澤東、董必武二人。毛澤東隻記得是“放暑假”，“天很熱”，“夜間躺在博文女校的地板上不停地扇扇子”……但確切日期難以記準。董必武也認為是7月，但也記不清準確時間。
最後，此事由毛澤東同董必武拍板：
“7月，7月是沒錯的！”就把紀念日定在月首。
毛澤東在是年5月26日的抗日戰爭研究會上首次提出：“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17周年的紀念日。”以這句話為基點，中共陝甘寧邊區馬上號召：“我們決定今年7月1日到7日，為中國共產黨建立17周年紀念宣傳周。”由此拉開地方性的紀念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