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老派名士對女人的態度，或者眼觀鼻、鼻觀心，這是對朋友內眷的禮貌；或者謔浪玩弄，這是對妓女的風流。可書生若我輩者，不但不該在此全國掃黃之際有所“謔浪玩弄”，還恨不能連帶著對花枝招展的婦女投以側目。
這種態度還是有根據的，記得民國曠日持久的“新生活運動”，收效未必沒有，但留下更多的是趣事，比如當日以女子燙發而為出格，運動就禁止婦女燙發。湖南常德別出奇招，竟規定全縣妓女、舞女一律燙發，此令一出，非但良家婦女不再燙發，連規定要燙發的妓女、舞女們，也把頭發拉直了。重慶走得更遠，竟在各理發店門口高掛“燙發即是娼妓”的標語，讓人望而卻步。結果自然是收獲甚佳，連第一夫人宋美齡也被逼得向媒體解釋“禁燙”是出於“崇尚樸素”，當時還有個小小的市長竟然把“燙頭”上升到中西文化之爭，讓人哭笑不得。
如果黑格爾的“存在即合理”在某種程度上還成立的話，其實誰也不會責備那些風塵中人，不僅不苛求今人，我們還會回想一些舊時的風流。出入風月場所本身並非惡，惡在那些場所的保護傘、亡八鴇兒之流。舊史舊文學裏的青樓，甚至都是激發靈感創造力與美的地方，絕非今日“ISO的標準服務”那麼俗不可耐，若一並去故紙堆裏掃黃，那不知要掃掉多少好東西。且不說舊史裏的名妓蘇小小、李師師、洪桐縣的玉堂春、投了水的杜十娘，單說那些轟轟烈烈的近人身邊，那些娼門也並非俗粉。如曾因嫖妓不巧被開除的陳獨秀，就久為頑主，隻不過他的相好不算名流罷了。今天的話題，是讓世人知道風塵中還是有錚錚的女丈夫，紅樓裏說女管家“裙釵一二可齊家”，青樓裏也有大風流。
窯姐有時是那種有真豪情的。比如，宋人筆記裏提過一個風塵女子嚴蕊，因朱熹挾私怨羅織她的相好唐仲友，牽連到了自己，被拿入大牢。麵對嚴刑逼供，嚴蕊至死亦不願誣告仲友。不久新任巡撫嶽霖重審此案，觀嚴蕊新填的《卜算子》便放了她。這個被後人編入《二刻拍案驚奇》的段子當然漏洞百出，顯然是攻擊朱子的無聊文人所作，不過嚴蕊自辯自況的《卜算子》算是文學史上的好句子，那句“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把這位堅貞夠意思的風塵女子勾勒了出來。
李敖2005年在北大演講時也講過一個忠義的窯姐的典故。他說俄國庫布林作品叫“雅瑪”裏的妓院新來一個女孩，如花似玉，紅得不得了，賺了很多錢。一天，她對同伴說：“我還是處女呀！”大家都譏笑她不正常。她解釋：“你們知道我是幹什麼的，我是共產黨，為了我的黨，為了我們的主義，我們需要錢，需要我來賣。賺的錢來幫助俄國革命。我是在做偉大的賣身，可精神上我是處女。”
這個段子很快在各大社區紅遍，證明了許多主義還是認可主觀唯心主義觀點的。我一直疑心這個段子是李敖大師杜撰的，因苦於沒有找到出處，不過也深服小說中這位小姐形象的偉大。直到請教顏胖師弟，才知道這位俄國現實主義作家通常的譯名叫庫普林，全名Kuprin，Aleksandr Ivanovich（1870—1938），那本《雅瑪》現在又被翻譯成《火坑》或者《亞瑪街》。俄文“яма”音就是“雅瑪”，本意是“坑”。小說《雅瑪》創作於1909年—1915年間，反應的是沙俄時代腐朽糜爛的妓院生活，這大約與我們的《海上花》差不多時代，不過我們這裏的筆觸顯然更現實、更平和一點。賈植芳先生說他在日本時去丸善書店淘到過這本《瑪雅》，不過它長期在蘇聯作為禁書，我們的譯介與賞析也停留在批判罪惡腐朽的沙俄與娼妓製度。這幾日隨手翻翻，實在覺得未必，隻不過李大師提的段子還是沒在國內版上找到，但不得不承認李敖看書還是頗有眼光的。
如今所謂文化氣息濃厚的福州路，民國時有一片著名的高檔妓院“會樂裏”。有人說福州路整條都是紅燈區，那也未必。盡管《申報》《新聞報》等近代大報早早入主四馬路，但顯然還是風月在民國時，成了四馬路的重要符號。當日社會的妓院分幾等，一種分法是“書寓”“長三”“幺二”和“野雞”。妓女要取得最高等書寓的名號，要進行考核，內容有說書唱曲不一，大概還是明清以來青樓裏的傳統，至於禁止留客過夜之類的要求，也顯得書寓不同於一般的窯子吧。陳潔如便自述是“會樂裏”的“長三書寓”出來的。這說法有些蹊蹺，不過她確實跟過蔣介石一段時間，這個是沒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