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權衡再三，覺得還是宣傳張萬鈞這種先進典型更符合“筆墨隨時代”。一個有責任感和有良心的作家，應該時刻利用文學關注國家及人類的前途和命運。所以，時代需要張萬鈞這樣的典型人物。
於是，一種強烈的責任感使我向連祥來了個“聽者有心”，這也算是與連祥進行的又一次“神交”吧。
我這個人性子急。凡是應下來的事情，都務求盡快兌現。
所以，整個國慶節的假期，都變成我采訪張萬鈞的時間，口問筆記，外加錄音。
寫傳記，或者寫紀實文學，最忌諱的是所寫傳主缺乏刀光劍影、九死一生的傳奇色彩和驚心動魄的事件。
無疑，張萬鈞不是屬於傳奇人物。
那麼，怎樣有血有肉地表現出張萬鈞不平凡的事跡呢？
歌德有言：“人是一個整體，一個多方麵的內在聯係著各種功能的統一體。藝術作品必須向人這個整體說話，必須適應人的這種豐富的統一體。”這就提示我們，在寫人物傳記中，要表現好傳主的整體性，則需要緊密把握住傳主的內在性和豐富性，多側麵、多視角地為“這個整體說話”。
被譽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政治家兼文學家王安石曰：“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也告訴我們，在表現傳主的“濃綠萬枝”中，要善於采擷一點“紅”，並善於將點點“紅”潤染在一起，就會姹紫千紅，春光無限。
所以，我在撰寫張萬鈞的傳記中，力圖精心采摘其在鹽灘綠化中活生生的片斷和細節，並著力將這些片斷和細節寫得精道一些，細微一些，使讀者通過這些形象的片斷和細節來透視傳主的誌向、抱負、追求、人格以及節操，從而在眼前矗立起一個可視可感的張萬鈞來。
同時，我謹記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的立論：“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其中的一個“情”字，道出了為文之旨。所以，我在采寫張萬鈞事跡的過程中，力求心靈的溝通和情感的融入。應該說，我與張萬鈞年齡相仿，經受的人世滄桑大致相似，又同屬於“知識分子”，奮鬥足跡之艱辛坎坷也相差無幾。所以，彼此之間無論是對人生的感悟還是對事業的執著，“共同語言”是很多的。尤其是在撰寫《大考》一節中，那種憤世嫉俗之情如烈火中燒。曾幾何時，我在任《海內與海外》雜誌社主編時，其心懷叵測者以所謂的“群眾”名義莫須有地“舉報”我“私立帳號”和“挪用公款”，而致使檢察院將我當做了“大老虎”。那時，我可不像張萬鈞那樣把置若罔聞的頂頭上司想像得那麼“美好”，對檢察院的“職業辭令”也是不屑一顧，並繼之拍案而起，因為我深知我的無辜與清白。結果，天理昭昭，法不懲善，事實證明我兩袖清風，一身正氣。因此，我在撰寫張萬鈞蒙受不白之冤時，如果不是一再控製自己燃燒的感情，是不會寫得這麼理智和策略的。但是，其中的真情實感，仍氣貫通篇。
在這裏需要言及的是，由於此書主要是寫張萬鈞從事鹽灘綠化所取得的非凡業績，所以對他到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之前的經曆涉獵不多，隻是在個別章節中粗線條地做了勾勒。因此，或許不少感人的事跡沒有涉及，實乃為著此書特色而不得不割愛矣。
我這個人或許對接受新鮮事物遲鈍，不像許多作家朋友那樣早“時髦”上了，以電腦取代筆耕，可我至今仍在伏案爬格子。此書兩易其稿並請連祥部下武海峰、麻曉東用電腦打印成文後，一式兩份，分送傳主張萬鈞經理和連祥老弟二位“當事人”審定。張萬鈞經理多在具體事例和技術術語上做了糾誤，連祥則在作品整體架構及文學的審美層麵上獨具慧眼地提出不少修改補充建議，雖然這些修改建議需在幾個關鍵部位動較大的“手術”，修改起來工程不小，但這些修改建議確屬真知灼見，頗具“點睛”之妙，實為難能可貴。於是，我把自己“關”在一方鬥室，奮力爬了六天“大坡”，新增文字逾兩萬餘，頭腦裏被折騰得昏天黑地，時常誤將午飯當早餐。雖然有些精疲力竭，但再重新審視，作品卻增色不少，有幾處似詩歌添了“詩眼”，光彩可人。同時，連祥還就本書第七章中的《大考》一節，特地邀請王延裏、王禮紅二位檢察官，就本節事實的準確度及表述方式嚴格把關，足見連祥處事之嚴謹。在此，由衷地感謝連祥對本書傾注的大量心血，感謝其對朋友的真誠之誼。
同時，由衷地感謝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及中國企業聯合會名譽會長袁寶華先生和國家林業局李育材副局長在百忙之中撥冗為此書作序。
書山有路，學海無涯。在采寫此書中，由於學識以及時間和空間的局限，加之有些“知情者”已結作古，頗為遺憾地不能夠采訪；有些“知情者”又因這樣那樣的原因，難以采訪；還有些被采訪的“知情者”，談得很“技術”，所以，難免有錯失與偏頗之處，謬誤之處或許在所難免，誠望得到廣大讀者與專家的賜教。
在這裏，需要補遺的是，在此書稿寫成後，欣喜地得知張萬鈞榮獲全國綠化勞動模範，紀連祥也同時榮獲全國綠化先進工作者，在此一並致賀。
2001年6月28日
改定於北京鷹瞰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