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於客觀事物的認識，往往是經過需要付出代價的過程的。這些年，隨著人類生存環境慘遭人為的破壞，被破壞的生態環境年逾一年地向人類“討還血債”：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洪水泛濫，河流幹洞，太陽黑子入侵，沙塵暴肆虐，水被嚴重汙染，空氣中充斥著可吸入顆粒物，人類倘若再冥頑不化地恣意破壞生態，就將要被開除“球籍”！因此，植樹種草，綠化山河，加強生態建設，不但成為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也被列為我國可持續發展的一項基本國策。
因此，我在與連祥的交談中，對他的苗木基地傾注了極大的熱情。
餘認為，紀連祥與張萬鈞搞的這個苗木基地，決不是僅僅著眼於經濟效益，而且也是著眼於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作為人民解放軍中一員的紀連祥，在尋找擺脫農場困境的生產經營項目的同時，之所以選定創辦苗木基地，除了開發區經費給予先期投入的保障以外，還有一個不可置疑的原因，即一位普通軍人“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憂患意識和使命意識，這恰恰是連祥不同尋常的可貴之處。
正是基於這種認知，我不顧仍患小疾，激情滿懷地寫了一篇洋洋灑灑一萬餘字的報告文學《綠色狂想曲》，發表在為部隊廣大指戰員喜聞樂見的刊物《軍營文化天地》上，事隔月餘又被大型文摘類期刊《新華文摘》以《紀連祥的綠色暢想曲》為題全文轉載。
由於連祥任政委的苗木基地是“軍民共建”的產物，與其說是觀光莫如講是采風，連祥曾陪我到開發區遊覽了一趟。
殊不知，這次遊覽，又使我來了一次“士別三日”。如今開發區的園林綠化，較之1992年的綠化規模可謂是“鳥槍換炮”，難以同日而語。
1992年開發區的綠化，隻是生活區的一兩條主要幹道兩旁種了些白蠟樹，再有就是原來開發區“管委會”院內栽種了幾棵檜柏和規模不大的幾塊草坪。
而如今，整個開發區已開發的地麵儼若一座園林生態綠化新城。看，為天津市之最的開放式的泰豐公園，疏林草坪，緩坡靜水，綠草如毯，湖水湉湉，白鴿翱翔，不僅使人聯想到“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碧桃滿樹，風日水濱，抑陰路曲，流鶯比鄰”的世外桃源般的聖景。還有，具有高科技含量和各類名貴樹種的泰達公園，有氤氳著深厚文化底蘊的雕塑公園，居住與休閑於一體的恬園、欣園、雅園、翠園、稚趣園和曉園新村，以及中西園林藝術合璧的開發區俱樂部等等，令人目不暇接，流連忘返，恍若到了歐洲一些發達國家的生態城市。
連祥說，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和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到開發區視察，都特地到了泰豐公園，並在此接見了張萬鈞，交談中給予了很高的讚賞和評價。作為開發區園林綠化公司帶頭人的張萬鈞，在鹽灘綠化中獲得了很多獎項，其中不乏國家科技進步獎，最近他還榮獲“全國十大綠化標兵”的稱號，很值得宣傳，問我有沒有時間，可不可以寫寫他。
我知道，連祥這番話屬於“言者有意”。但是，從我的實際情況講，一來身體狀況不太好，對於寫這種傳記類的紀實文學作品我已經嚐試了幾部，它不僅受客觀條件製約性太大，要做大量而細微的采訪，寫起來也太受真人真事的局限，較之寫長篇小說難度要大得多，這次怕吃不消；二來，我深知像張萬鈞這樣屬於知識分子類的典型人物，最閃光的地方也是文學最難表現的地方，因為他們的作為是搞科研，攻克技術難關，這些素材在寫作上被稱為“死材料”。固然，張萬鈞從事的事也很神聖，他取得的成果也很令人肅然起敬，他的精神也不可為不十分崇高。但是，由於他從事的是鹽灘綠化，“靜止”的場麵多，專業知識密度大，這是文學最忌諱的，所以就很不易生動地表現出來。故而，怕寫了半天，力氣花費不少，到頭來不生動，缺乏“讀點”而費力不討好；再有，從時間安排說，已有國內一個著名畫家和南非一個傳奇式的女華僑多次找我，要我為其寫傳。尤其是南非那個女華僑，她是通過中國僑聯的聯絡部和文化工作部找到我的，非常渴望她的傳記明年在國內問世，而且主動表示給我提供到南非采訪等相當優厚的條件。
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