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輕生嗎？我已經有了一次教訓，感到不能再做對不起母親、對不起妻兒、對不起自己的事情。為了在難於苟活的生存環境中頑強地活下去，我想起了魯迅的著作。比如在散文詩《秋夜》中，魯迅描寫了那株被打棗竿抽得遍體鱗傷的棗樹：“他簡直落盡葉子，單剩幹子，然而脫了當初滿樹是果實和葉子時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幾枝還低亞著，護定他從打棗的竿梢所得的皮傷，而最直最長的幾枝，卻已默默地鐵似的直刺著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閃閃地鬼眼；直刺著天空中圓滿的月亮，使月亮窘得發白。”於是，我以棗樹的精神開始了“文革”後期的新生活。我白天教書，每晚規定自己讀一篇魯迅作品，寫一篇讀後感。這樣持續了一段時間，感到力不從心；因為魯迅有些作品較長，讀後感也不是一個晚上就能寫成，於是放寬了尺度，按魯迅作品的篇幅和難度確定閱讀時間。休息日，我還到圖書館去收集有關魯迅的資料。
我後來應《北京日報》之約，寫了一篇短文《劫中讀書》，記述了當年的一些生活狀況——
床在劇烈抖動，燈在左右搖晃。暖水瓶從桌上掉下，“叭”一聲摔得粉碎。地底傳來悶雷一般的轟隆聲響……這是1976年7月28日淩晨，震驚中外的唐山大地震發生的那個恐怖時刻，我領著全家三代五口從複興門中居民區那座灰色的簡易樓房倉皇逃出，腋下夾著從首都圖書館借來的兩冊《語絲》合訂本。那時，我們家實在沒有什麼值得轉移的財物，唯一擔心損壞的就隻有這兩冊20年代出版的紙色發黃的雜誌。
當時具有六十三年曆史的首都圖書館就坐落在元、明、清時代的最高學府——國子監。它的前身為京師通俗圖書館和京師圖書館分館，民國初年在教育部任職的魯迅先生是它的奠基者之一。魯迅的著名小說《傷逝》，描寫過它昔日的真實狀況：可供閱讀的書不多，但有兩個可以取暖的鐵火爐，因此成了勞苦知識分子冬天的樂園。即使爐中無火，看起來精神上也會覺得溫暖。
我到這裏尋求精神溫暖是十年浩劫的後期，那時，學術被褻瀆，人才遭蹂躪，每個正直的中國知識分子心靈上都留下了累累瘢痕。我為海外關係所累，也被折騰得九死一生。高爾基說，書籍是使我們從死寂的空虛世界看到一個生氣勃勃的世界的一線光明。比較係統地研讀被譽為“民族魂”的魯迅先生的著作，就成了支撐我精神世界的唯一支柱。
首都圖書館內最使我懷戀的是那間參考閱覽室。館藏的近萬冊舊報刊都可以在這裏調閱。還有近萬冊特藏資料——北京地方文獻，為我們研究北京的曆史、文化、政治、經濟變遷提供極大方便。我記得管理人員有兩男兩女：兩男中胖的叫老墨，瘦的叫老張；兩女中一位能幹漂亮，一位樸實憨厚。他們業務嫻熟，待人熱情，從來沒有向我索取“資料費”“谘詢費”“板凳費”。我研究魯迅的起步之作《魯迅與女師大學生運動》《魯迅在北京》，資料大多是從這裏獲得的。
讀書困倦時，也到室外散散步，欣賞一下“辟雍”的鎦金寶頂，黃瓦紅柱。每當撫著漢白玉欄杆來到“鐵將軍”把門的敬一亭前，我都會想起這裏曾經塞進過八千麻袋清朝的“大內檔案”，也會自然想起魯迅那句令人痛心的名言：“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
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
（《而已集·談所謂“大內檔案”》）當時麻袋們已經不知蹤影了，取而代之的是破四舊時抄來的大批書刊，這又使我想起海涅的一句話：“誰焚毀書籍，誰也會焚毀人類。”（《悲劇——抒情插曲》）聽說首都圖書館將要擴建搬遷了。這是北京城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前進的一聲足音。我想，北京之所以能讓無數中外人士迷戀傾倒，很大程度上因為它具有悠久的曆史，薈萃著中國燦爛的文化，也聚集著一批頑強執著的文化人——他們即使在昏沉的暗夜裏，仍然在追尋著光和熱，把燃燒著的激情奉獻給即將報曉的黎明。經濟上的一無所有和名利上的一無所求，往往就是他們成功的起點和捷徑。我衷心祝願作為北京人精神糧棧的首都圖書館，能夠毫無愧色地躋身於世界各大圖書館之林。但是，建築和設施的現代化，決不能替代工作人員和讀者的傳統美德，否則所付出的代價就未免太沉重了。
第四節 《南開大學學報》
——我的魯迅研究的發祥地
我研究魯迅是從“文化大革命”後期開始的；搜集了一點資料，寫了一點筆記，主要是為了尋求精神支撐，完全沒有考慮發表、出版，以及由此可能帶來的名利榮辱。凡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不會誤認為我是在虛情表白，故作姿態。
但發表這些成果的機遇終於降臨到我的身上，這不能不感激《南開大學學報》及其負責人之一羅宗強先生。凡屬我的文章都是由他約稿、審稿。羅先生在互聯網上的履曆中沒有提及曾在學報工作，估計是這一經曆對於他後來的事業並不重要，可以忽略不計；但對我而言卻恰恰相反，《南開大學學報》的確是我的魯迅研究事業的發祥地。
1975年11月下旬，同年級校友董興文帶著宗強兄到複興門中居民區3 棟3門的寒舍造訪，不巧我外出。11月24日，他給我寫來一信，說他正在南開大學編學報（雙月刊），明年想多發一些魯迅研究方麵的文章，論文、史料均可，長可萬字，少可三四千，一次寫完或分期連載均可。明年第一期12月底截稿，以後各期分別是2月中、4月中、6月中、8月中、10月中截稿。信中言辭懇切，於是我趕快寄出一文：《魯迅與“三一八慘案”》。
我開頭提到的校友董興文，當時在北京人民廣播電台文藝部任職。他是我的同鄉，工作單位離我又近，所以我們有些交往。至於宗強兄，原高我一級，屬學長輩，在校期間我們並無交往，畢業之後亦無聯係。隻聽說他是一位才子加孝子，研究生畢業後被分配到江西贛南師院任教，他的母親去世之後，通過校友幫助，又調回了南開。
宗強兄收到《魯迅與“三一八”慘案》一文，立即轉給“三一八”慘案的親曆者——南開大學外文係的李霽野教授審讀。霽野先生說，文章寫得不錯，跟他的記憶一模一樣。1976年2月，這篇文章就在當年《南開大學學報》第一期刊出了。3月10日，宗強兄來信說：“你的文章反應很好……估計不久還會有好的反應來。學報本期固定訂戶已增至六萬五千，所以讀你的文章的人不少了。我想，讀者是最有鑒賞力的；讀者的好評，也就是對你的辛勤勞動的最好報酬了，這點差可告慰吧。”當時學報無稿酬，給作者的回報是五本學報；宗強兄考慮到我的社交麵較廣，決定再奉送15 本。所以，此後凡登我的文章，報酬就是20 本學報。
今天重讀我當年寫的文章，感覺平平；然而那時的反響之大卻超出我的預期。原因之一是那時正值“文革”後期，學報至少要用一半篇幅配合當時的政治形勢，因此凡屬學術性較強的文章都會特別受到讀者的青睞。再說，那時作者陣容也遠非今天可比，恰如魯迅所說，“大約是夜間飛禽都歸巢睡覺，所以單見蝙蝠能幹了”（1919年4月16日致傅斯年的信）。還有一個特殊原因，就是周恩來總理於1976年1月8日逝世。清明節前後，全國許多城市自發舉行悼念活動，遭到“四人幫”一夥的阻撓和鎮壓，釀成了“天安門事件”。在這種特定的政治環境中，很多讀者都由“三一八”慘案產生了聯想，這也是我撰寫此文之初完全沒有想到的。宗強兄2月4日又來信告訴我，“全國訂數已上來，比上一期增一倍，僅黑龍江一省，就六千四百份”。
接著，宗強兄在學報為我辟了一個專欄，叫《魯迅研究資料》。我陸續投寄了《魯迅與女師大學生運動》《魯迅在北京的教學活動》等文。我如期交稿，他如期刊登，有時也做些加工，如《魯迅在北京的教學生活》，他就做了一些細節調整，將全文分成三段，添加了小標題。審稿時如遇到疑惑，也會來函跟我商量，如“無政府黨”，他就問我這種提法有無依據。這些文章刊出之後，也一如既往地獲得好評。宗強兄1976年5月24日來信說：“現在你是得到了一個發揮你的才智的地方。”為了擴大《魯迅研究資料》專欄的作者隊伍，我又向學報推薦了戈寶權、林辰等學者，宗強兄都欣然接受，熱情跟他們聯係。當時數學係講師王梓坤也在《南開大學學報》開辟了一個專欄——《科學發展縱橫談》。王先生科學知識淵博，文筆又特別好，他的文章同樣受到了廣泛好評。
作為作者和編者，我跟宗強兄在合作期間都克服了不少生活上的困難。宗強兄重回天津時已有一妻一女。太太身體特別不好，先後三次手術，宗強兄經常在醫院陪床，處境非常狼狽；女兒還小，他外出時，隻好把孩子鎖在房裏。
我那時一家五口，生活十分窘迫。1976年7月28日淩晨，唐山發生7.8 級強烈地震，波及毗鄰的天津、北京。我當時正為學報撰寫一篇介紹魯迅書信出版情況的文章。為了不延誤交稿日期，晚上我就坐在西安長街全國總工會的辦公樓前，借著路燈的燈光寫作。8月11日，我接到了宗強兄的慰問信，並表示：“學報如期出，地震後第三天即二校，現（第四期）在印中，20號當可寄上。”9月21日，宗強兄又來信，說此文“反應很好，有遠從雲南來信讚揚的”。
同年底，我用筆名“關山”在學報第六期發表了一篇批判“四人幫”禦用寫作組的文章：《對魯迅偉大生平的卑劣篡改——評石一歌〈魯迅的故事〉》，主要是用史實戳穿魯迅在“秘密讀書室”攻讀馬列一類神話。宗強兄和編輯部對於這篇文章寄予厚望，作為重點文章刊發，並多次督促我抓緊寫出。他在信中說：“你看，我這樣催逼你，實在是太不客氣，我也覺得不好意思。但既然同誌們有著那樣迫切的心情，我也就隻好不客氣地催你，這是要請你原諒的。”1977年1月21日，宗強兄來信說：“評石（一歌）的文章反應強烈。”1月27日來信又說，“關山文發後，反應很好。中山大學教師張國培來信，十分讚揚；中央音樂學院文藝理論組教師王照乾來信，說批得好；麵見的人，反映也說好。”
從我的文章在學報發表開始，宗強兄就建議我結集出版。當時我們有些校友在天津出版界工作，如鄭榮華、李蒙英、顧傳倩、劉鐵可……宗強兄就主動跟他們聯係。1977年初，天津人民出版社終於接受了這部書稿，書名定為《魯迅在北京》，責編是學弟輩的楊鍾賢，1978年12月出版。然而事情往往開頭順利，後來不順利。這本書的命運就是如此。首先，我在《後記》中對宗強兄和學報編輯部表達了誠摯的感激之情，但印出之後，這些發自肺腑的話卻被刪得一幹二淨。這件事使我誠惶誠恐，好像我成了一個過河拆橋的忘恩負義之人。
我立即給鍾賢學弟去信，說明了這件事的嚴重性，並請求他直接向宗強兄做出解釋，鍾賢學弟允諾照辦。我未見鍾賢此信，不知他陳述的是什麼理由，但宗強兄來信說：“鍾賢兄來信解釋兄大著《後記》事，已知詳情，我看這事就算了吧！其實是無關宏旨的。”此書的另一不順，是裝訂有誤，隻好拆線重裝，因此又增加了一道切邊的工序。所以現在見到的此書，天頭地腳狹窄，給人一種莫名的壓迫感。
回憶宗強兄與南開學報，不能不涉及1977年10月發生的一件事。那時粉碎“四人幫”已經一年，宗強兄思想解放，不滿足於僅僅在學報刊發資料性文章，想就魯迅思想發展問題展開一次全國性的討論。但經過“文革”，人們對於這一課題的前行研究成果已經淡忘。為了激活思想，營造爭鳴的氛圍，宗強兄在一些教師的協助下，收集了近40000字的資料，限於學報的篇幅，隻在當年第5期上摘登了10000字，提供了40餘人的7 種不同觀點，其中也包括瞿秋白、姚文元的觀點。不料此舉引起了軒然大波。南開中文係有教師以瞿秋白是“叛徒”、姚文元是“四人幫”成員為理由，給《人民日報》寫揭發信，說學報混淆了叛徒、“四人幫”跟學者之間的政治界限。此信轉到了領導部門，教育部高教司因此來信查詢此事。當時天津市的某些領導人怕引火燒身，做出了極為嚴厲的批示，並派出工作組進駐南開，給學報責任人宗強兄和主管者南開大學黨委常委婁平施加了很大的壓力。雖然婁平同誌一再表示由他承擔責任，但宗強兄積極性的火苗上卻被潑上了一盆涼水，乃至汙水。他於1977年11月27日來信，托我向有關部門解釋，因為這至多也不過是編排技術方麵的問題，而且還特意在按語中做了說明，豈能如此上綱上線！他因此將編刊物視為畏途，向領導提出了回到教學崗位的申請。
這一場“學報風波”很快就平息了——因為瞿秋白本是烈士，姚文元研究魯迅時還沒有“四人幫”。宗強兄從此重返教學崗位。1981年他被評為副教授，1985年任教授，1986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審為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博士生導師，1991年至1995年任南開中文係主任及南開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2001年獲全國模範教師稱號。這是不是就叫因禍得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