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到女八中的錄用通知，邁進石駙馬大街那座灰磚紅欄、建築古樸的校園，第一個接見我的就是身穿灰布製服的王季青校長。她給我安排完工作，又來到西小院我住的男教師單身宿舍。她摸摸我的被子，發現棉花又稀又薄，便叮囑總務科補助我一床新棉被，而且指定一位女職員幫我縫上，使我暖暖和和度過了在北京工作的第一個冬天。每逢假日，她經常來校檢查食堂工作，並跟炊事員一起包餃子，讓我們這些無家可歸的單身男女教師吃得可口，能感受到家庭般的溫暖。我清楚地記得，中秋之夜，她還特邀我們這些住校的教師到她家裏去聚餐。在她在翠花胡同的寓所的葡萄架下，我們邊吃月餅邊賞月，完全消除了離鄉背井的孤獨寂寞。
除了接納像我這種出身不好的人，王校長還到其他學校物色一些名師，讓他們改變在多校兼課的遊擊狀況，踏踏實實成為女八中的專職教師。北京師範專科學校被撤銷之後，她又趕快從那裏挖來一批年富力強的教師，其中有些人也是出身不好，或有海外關係。經過幾年的努力，女八中形成了一支熱愛本職工作的年富力強的教師隊伍。在20 世紀60年代初，女八中初中升學率已達到了北京市一流水平，超過了女三中、女九中、女六中，略低於師大女附中。
1963年，高中畢業生近四分之一被清華、北大、北京科技大學錄取。曾任中國奧組委執行副主席的湯小泉，曾任中國銀行原副行長的吳曉靈，曾任全國政協原副秘書長的陳洪，女建築家黃彙，曾任全國婦聯原副主席的沈淑濟，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資深播音員、主持人徐曼，《北京晚報》原副總編龔異娟，《中國婦女報》原總編盧小飛，《光明日報》資深記者武勤英，等等，都是原女八中的畢業生。
受到女八中師生一致讚譽的是王校長的人格魅力，她的言行讓人切實感到，所謂偉大的確潛存在平凡之中。師生們清晰地記得，作為將軍夫人，王校長從來沒有坐過王震的公車上班，反而把王震請到女八中給學生做報告，講如何繼承發揚南泥灣精神。王校長有嚴重的神經官能症，但她把黨政活動一律安排在晚上進行，以免衝擊白天的教學工作，以至下班時常常因公交車停駛而步行回家。王校長在戰爭年代剛生下孩子兩天就穿越封鎖線，留下了腸胃病的病根，飯量小得出奇，但她堅持中午在學生食堂入夥，以便了解情況，進一步改善夥食。學校黨支部的辦公室是進門二樓居中的一間小屋，裏麵沒有任何特別的陳設，就連粉刷牆壁的費用都是王校長自掏腰包。
最為難能可貴的是王校長對教職工的愛護。王校長對黨員的要求是嚴格的，批評起來絲毫不留情麵，但被批評者卻從內心感到她批評得對，批評到了點子上，對自己真心愛護。1957年開展反右運動時，女八中有三位青年教師言論過激，按照當時的標準，輕易就能被劃為“右派”。但王校長承受了很大壓力，保護了這三位有才華的青年人。她說：“這三位老師是反對我個人，並不是反黨，他們反對黨支部，是因為對我這個支部書記有意見，並不是對整個共產黨有意見。”這三位青年教師的政治生命被保護了，王校長卻因此被扣上了“右傾”的帽子，受到當時西城區教育局的批判，一度調離女八中，這件事後來驚動了彭真市長。由於彭市長親自登門道歉，王校長才又回到女八中工作。
1965年，全國籠罩著“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氛圍，“文化大革命”一觸即發。王震將軍當時身體不好，王校長被調到農墾部，離開了她付出了11年心血的女八中。“文革”期間，女八中的軍宣隊要求清算王校長貫徹執行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紅衛兵把王校長接回學校批鬥。但紅衛兵一沒讓王校長戴高帽，二沒讓王校長掛黑牌，而是搬來一把帆布躺椅讓她坐在台上，和風細雨地走了一個過場。像這種氣氛的批鬥會，在中國的十年“文革”史上實不多見。在“文革”中，王校長自身難保，曾隨王震將軍被下放江西勞動，但她仍然關心著其他無辜遭受迫害的人們。王校長在北京成方街的寓所，成為許多被迫害的幹部子弟的家，他們在這裏受到教育，得到鼓勵，撫平了心靈的創傷。
如今這些人都已兒孫滿堂，但成方街的記憶還是他們聚會時的一個中心話題。
打倒“四人幫”後，60 多歲的王校長重新煥發了革命青春，她被教育部任命為中教司巡視員，先後赴十幾個省市自治區深入調研，對恢複普通教育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建議。她一如既往地嚴格要求自己，堅決抵製“走後門”“搞特權”等不正之風。她的三個孩子要念小學，經原女八中教導主任段玉質聯係，市重點小學實驗二小同意接收。王校長得知此事發了脾氣。她說：“普通家庭一個孩子進實驗二小都很困難，我們一家進去三個，這會造成什麼影響？
我今後還怎麼到學校檢查工作？”後來，這三個孩子全部都改在一所普通的小學——西城區絨線胡同小學就讀。有一年，王校長到深圳療養。她讓老學生武樹誌用輪椅推著她逛山姆超市。武樹誌進超市之後才知道，王校長原來是想買2000個筆記本，2000 支簽字筆，2000 支圓珠筆，準備寄贈東北的貧困兒童。當時，她的退休金隻有1000 多元，但她心頭記掛的還是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青少年一代。
王震將軍去世之後，王校長內心無疑是十分悲痛的。但她不讚成送很多花圈、花籃，因為鮮花很貴，又容易凋謝。她認為不如把這些錢捐給貧困地區的學生。她也不讚成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去籌錢，給王震拍電視連續劇，因為兵團目前還有困難，不少職工工資偏低。王震同誌去世之後已經出了傳記、畫冊，就不必再耗巨資去拍電視連續劇了。中央領導同誌聽到王校長的上述表態，表示讚同和感動。
在行將結束這節文字之前，我還想再次表達我個人對王校長的感念之情。
我是一個從事魯迅研究工作的人，30 多年以來，在魯迅研究園地留下了淺淺的足跡，但是我研究魯迅的起步之處正是女八中。因為王校長的動議，通過林楓夫人郭明秋的幫助，女八中才從原來位於承恩寺的篤誌女中舊校址，搬遷到今天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新文化街校址，這是原國立女子師範大學的所在地，20 世紀20年代中期魯迅先生曾在這裏執教。院裏矗立的“劉和珍、楊德群烈士”紀念碑，正是點燃我的魯迅研究激情的火種。古人說：“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裏。”又說，“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中國曆來是一個人才輩出的地方，但是像王校長這樣的基層領導實在不多，在我的經曆中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也確有人在。無怪乎有人感歎，有才能的人很多，但有機遇的人很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機遇比才能更重要。試想，當年如果沒有王校長的收容接納，我還會在寒夜裏踟躕在北京的街頭，一顆原本火熱的心也會凍結在肅殺的寒夜裏。我為在人生轉折關頭能遇到王校長這樣的伯樂而慶幸，我也祈願類似的機遇能夠降臨到更多的人身上。
第三節 夢魘般的“文革”歲月
我在中學執教14年，其中有10年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度過的。
記得“文革”初期，有兩個口號：一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二是“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為了跟上形勢，我也說過違心的話，參與過批判其他同事的事。但是，局麵愈演愈烈，使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一批原本天真爛漫的中學生，在一兩個月當中迅速轉身，變成了麵目讓人難以辨識的紅衛兵。
1966年8月23日下午，北京文聯的造反派批鬥老舍、蕭軍等著名作家。現場目擊者王鬆聲證明：“女八中的紅衛兵是參與當時這個事情的很主要的力量。”
（傅光明：《老舍之死采訪實錄》，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51頁）這次批鬥造成的慘劇將銘刻在“文革”史上：8月24日，老舍失蹤；25日，太平湖漂起了這位偉大作家的浮屍……同樣在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女八中的紅衛兵通知要在下午批鬥我。那天中午，我決定結束自己25歲的年輕生命，采用的是必死無疑的手段。不料被通知我去接受批鬥的一位青年教師發現。另一位廚房的大師傅聞訊趕來，把我抱上三輪車，送到附近的北京第二醫院急救，自殺終於未遂。我無罪可言，無罪可畏，唯一不能忍受的是羞辱。我當時太年輕、太脆弱，連如今看來其實是小茶杯的風波都經受不起……
我在宿舍被紅衛兵關了一周，衣物、書刊被抄了個底朝天，沒發現任何罪證，又稀裏糊塗被釋放。自殺雖然在當時被認為是自絕於人民的現行反革命行為，但他們並沒有因此給我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
1968年5月，黑龍江省革委會把創辦柳河“五七”幹校的經驗報送中共中央，被編入供中央高層領導閱讀的《“文化大革命”情況彙編》第628期。同年9月30日，毛澤東對《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走出條新路》一文做出批示：“此件似可在《人民日報》發表。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當年年底，北京西城區教育係統籌辦“五七”幹校，校址擇定在昌平縣（今為北京市昌平區）的白各莊。第一批學員中，除開西城幼兒師範的師生屬於“一鍋端”之外，西城區中小學還被抽調了一批人，對象是那些挨完批鬥並沒有發現嚴重問題的領導幹部，也有一些所謂“問題清楚”“推一推可以推過去，拉一拉可以拉過來”的教師。我顯然是被視為後一類型。當時整人的積極分子和接受批鬥的挨整對象，則都留在原單位繼續搞“鬥、批、改”運動。
“五七”幹校的生活是艱苦的。初創時期沒有校舍，我們這些學員分別住在三個村子的老鄉家裏。冬天無火爐，幾個人在一條涼炕上靠擁擠取暖。夥食極差，既無魚肉，也少菜蔬；能吃上一片“王致和臭豆腐”就算是“打牙祭”。
主要任務是從德勝門的城牆上拆下古城磚，裝在大車上，再靠人力拉回幹校所在地去壘豬圈和建校舍。據說古城磚是用米湯攪拌黏土燒製而成，每塊都沉甸甸的，有棱有角，幾十斤重。靠人駕轅運古磚，一走幾十裏，那勞動強度之大可想而知。特別是遇到下雨，道路泥濘，大車軲轆陷入泥沼，要齊心協力拉出來，真是需要拔山之力。今天回想起來，我們當年邊念語錄邊拆古城實在是一種破壞文物罪。無怪乎北京市政協原主席程世娥聽我談及這段往事時，用手比作手槍狀直指我的鼻子，意即“真該斃了你！”
“五七”幹校校舍建成後，生活有了改善。我們搬離了老鄉家，在幹校的宿舍裏睡地鋪，吃飯則到兼作禮堂的飯廳。不過每頓飯前都要以班為建製唱語錄歌，跳“忠字舞”。嚴冬時刻，拿著飯盒排隊去食堂，鋁勺和飯盒會發出有節奏的金屬碰撞聲，但走到飯廳前起舞，這種聲音就一點都聽不到了，因為飯盒和勺子已經緊緊凍在了一起。最好吃的菜是紅燒茄子，因為有油有糖，比如今吃鮑魚海參都過癮。我們連的任務是種菜。俗語說：“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單靠我們這夥人當然排不出種菜所需要的那麼多糞便，於是隻好到城裏去淘。
淘糞是一種又髒又累的勞動，但我們卻趨之若鶩，其中的奧秘是借進城淘糞之機，可以回家跟親人團聚一兩晚，因此成為跟今天出國考察似的美差。當時我在北京著名的長安劇場、北京人藝劇場和老幹部聚居的紅霞公寓都淘過糞，也跟“五七戰友”們走街串巷，既挨家挨戶收爐灰，又去一個個小公廁淘糞，晾成糞幹運回幹校。每當糞湯濺得滿身滿臉都是，我們就會受到表揚，因為導師說過，身上沾了牛屎的農民要比渾身書香的知識分子幹淨得多。有的“五七戰士”豪情滿懷地吟詩：“老三篇，記心頭，站在糞車上雄赳赳。赤膽忠魂為人民，一顆紅心要紅透。”
也不知我們的心究竟“紅透”沒有，大半年過後，西城區教育局“五七”
幹校學員大輪換，有的回原單位工作，有的留在幹校繼續改造鍛煉。幹校軍代表要我就去留問題替他起草一篇動員稿，我在文中提出一個口號，叫“走得高興，留得安心”。這個口號很快就被人用白灰刷在了牆頭。所有學員都在學習討論這場動員報告，說軍代表講得如何如何深刻，如何如何給人以啟示和教益。我心中竊笑：自從“文革”以來，我所有的文章和發言即使不被視為毒草，也會被打上問號。而同樣是我的文字，一旦從工農兵的嘴裏講出來，則立即改變性質，身價倍增，這豈非怪事？
去留名單很快就宣布了，我屬於合格學員，立即畢業返回原校教書，因為那時已經由“停課鬧革命”到“複課鬧革命”。我當即熱淚盈眶，對幹校充滿依戀。今天的讀者讀到這幾行文字，大約會鄙夷不屑地說：“奴性！”然而這確是當時我流露的真情。這是因為幹校勞動雖然髒累，但人際關係卻比原單位相對單純。學員“同是天涯淪落人”，鮮有相互構陷傾軋之事。當年的“五七戰友”有些從此成為患難與共的朋友。除勞動之外，每天“三飽一倒”——即三餐吃飽，晚上倒頭一睡，也是一種神仙境界，沒有在原單位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感覺。魯迅把中國曆史劃分為“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生活在“五七”幹校就好比置身於魯迅所說的第二種時代。非曆史情境中人是很難體會到這種感受的。
從幹校返回學校，我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為自己即使沒有脫胎換骨，也算是改造得很不錯了，可以全身心投入“教育革命”之中去。然而1969年底至1970年初，又開展了一場“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運動。我至今仍未搞明白什麼叫“五一六”組織，至今也未看到過對“‘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權威性解釋，更沒有任何人為這場全國性的大清查承擔責任，但當時我卻成為“五一六”的嫌疑分子。原因是我一位同鄉兼校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工作，當時被隔離審查，我所在學校的專案組成員到該院看大字報，發現了這一線索，便立即勒令我交代問題。一位專案組成員找我談話時先朗讀了一段林彪關於清查“五一六”的語錄，而後說：“參加‘五一六’，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主要通過同學、同鄉關係秘密發展。既然你有一位同鄉、同學在社科院作為‘五一六’分子隔離審查，所以你也要用大字報的形式向全校師生做出交代。”軍代表又繼續對我“攻心”：“陳漱渝，你有海外關係。我們把你定為反革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回答：“那當然。”他說：“但我們先不這樣做，全靠你自覺交代問題，這是組織對你最大的愛護。”然而對於這種“愛護”我實在難於領情，又無法做出讓他們滿意的交代。於是有位積極分子在一進校門就可以看到的牆頭刷出一幅大標語：“陳×× 不要故作鎮定！”接著，在一次西城區傳達教育革命精神的大會上，我在眾目睽睽之下被逐出禮堂，理由是我不適合聽傳達報告。我又蒙受了一次羞辱！脆弱的心靈又受到一次重創！回到家裏，我仰臥在床上，兩眼直瞪天花板，整整半天紋絲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