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課》reference_book_ids\":[7157300646536809502,6885615010546977800,7257408036052929588]}],\"59\":[{\"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59,\"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83,\"start_container_index\":59,\"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79},\"quote_content\":\"《秋夜》reference_book_ids\":[6992925677351619597]}],\"7\":[{\"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7,\"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58,\"start_container_index\":7,\"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54},\"quote_content\":\"《視點》reference_book_ids\":[7166439435448355873]}],\"62\":[{\"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62,\"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94,\"start_container_index\":62,\"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90},\"quote_content\":\"《傷逝》reference_book_ids\":[7214356347922418748]}],\"3\":[{\"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3,\"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301,\"start_container_index\":3,\"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297},\"quote_content\":\"《寒夜》reference_book_ids\":[7200318657455459383]}]},\"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第一節 走出寒夜，當了中學老師
北京北海公園迤西，有一處仿故宮太和殿的建築，這就是1931年落成的文津街北京圖書館（以下簡稱“北圖”），現為國家圖書館古籍館。1962年秋冬，我從南開大學畢業之後，因為在北京等待分配工作，曾在這裏自學半年。
等待分配期間，我先被安排住在前門大柵欄的紡織部招待所，後又搬遷到了宣武門外達智橋胡同的一家小旅館，每月的生活費21 元。按照當時的工資標準，這相當於普通職工半月的薪水，並不算少，但獨自在外生活，開銷的方麵多，因而顯得捉襟見肘。我每天乘公共汽車從宣武門到北圖，往返車票就要1 角8分。我當時還有抽煙的惡習，即使抽劣煙也要2 角錢左右的開銷（記得一盒“大嬰孩”品牌的香煙，售價2 角3分）。一天7 角錢的生活費剩下了3 角，隻能啃燒餅充饑。幸虧那時從《天津日報》得了兩筆小稿酬，一共有十幾元，這才能偶爾到北圖東側的一家小餐館買點炒餅改善生活，也才能偶爾看幾場二輪影片或三輪影片。
在北圖自學的生活是充實的。那座作為書庫和閱覽室的文津樓，古樸、典雅，充滿了傳統的氣息。館內那27 萬餘冊中文善本古籍，164 萬餘冊普通古籍，更讓讀者大開眼界，大飽眼福。我每天開館必到，閉館才走，堅持鉤稽古小說史料。坐在我對麵的是一位白皙、文靜、留兩條長辮的姑娘，我懷疑她可能因病輟學。半年當中我沒有跟她說過一句話，但每天見麵時彼此都禮貌性地頷首致意。中午休息時，我也獨自在館內散步。院子裏不僅有樹木草坪，而且有一對華表，一對石獅，還有乾隆禦筆石碑及文淵閣《四庫全書》石碑。這些古跡跟圖書館的文化氛圍相得益彰，令人賞心悅目。有一天看完書，我躑躅街頭，信步走到西四紅樓電影院，正值放映根據巴金小說《寒夜》改編的同名電影，我就花1 角錢買張票進去觀看。影片反映的是抗戰時期陪都重慶小公務員的生活，以“寒夜”貫穿首尾，從始至終充滿了黯淡陰冷的氛圍，跟我當時的心境十分吻合。散場後走出影院，我似乎從一個“寒夜”裏走出來，又走進了另一個“寒夜”。
正如“寒夜”也有盡頭，我的命運不久就發生了轉折。這一年年底，北京市人事局一位女科長找我談話，決定分配我到西城區第八女子中學任教。她說這半年我表現挺好，沒有走後門找工作。“女八中”是區重點校，交通位置好，附近有長安戲院和首都電影院，還有一家四川飯館，購物可以去西單商場。我知道這些都是寬慰我的話，因為我當時對吃喝玩樂並無興趣，也無消費實力。
我重視的是工作性質，想去高校和文化宣傳部門工作，但由於海外關係纏身，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自然不可能得到信用。
我後來才知道，當時女八中的校長是時任副總理的王震的夫人王季青。王校長原本是北京大學化學係學生，“一二·九”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後與王震結為伉儷。她懂得教育工作的特點和規律，一心想把女八中的教學質量提升上去，接近和趕上當時市重點中學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水準。
當時女八中師資匱乏，隻有一位從北京師院畢業的語文教師，所以王校長不怕背上“智育第一”的惡名和被扣上“招降納叛”的帽子，想盡辦法四處招聘人才。當時的語文教研組，就延攬了北京大學著名教授馬念祖，電影《地下尖兵》的劇作者劉致祥，北師大黃藥眠教授的秘書陳冠賢，《新觀察》雜誌編輯部的資深編輯許法新，後來成為中國新聞社《視點》雜誌主編的淩宏俊，原北京電視台副台長蘇厚汾，以及當今著名的文字學家、北京大學教授蘇培成。我在無處接收的情況下，被王校長破格予以錄用，是心懷感激的。
被分配到北京西城女八中之後，我首先承擔的任務是教初二年級一個班的語文課，學生隻有42人。王校長給我布置工作時，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聽錯了。讓一個南開大學五年製的畢業生去教初二，是不是在用高射炮打蚊子？一旦走上講台，我才知道當初的想法錯了，因為隻有淺薄的教師，沒有淺薄的教材。比如魯迅的《一件小事》，全文不足1000字，既可作為中學教材，又可作為大學教材；但要讓初二的學生多少理解其中的真諦，不下一番功夫認真備課是絕對不行的。為了激發學生學習祖國語言的熱情，我選擇的第一篇課文就是法國都德的短篇小說《最後一課》。這是發生在普法戰爭期間的一個小故事。
當時普魯士侵略者強行禁止法國學校講授法語。作者用一個孩子的視角來觀察國文老師，通過孩子對過去不認真學習的追悔和老師在最後一堂課上的激情講授，讓讀者感受到法蘭西語言的純淨優美，以及擁有學習本國語言神聖權利的可貴。為了達到以情感人的目的，我在寒假期間不知把這篇課文朗讀了多少遍，所以登上講台，朗讀完這篇課文，不少學生的眼眶濕潤了，從此改變了學習態度：從要他學語文，轉變為他要學語文。
單憑一個王校長並不能改變當時的大環境。1965年，正值“文革”前夕。
山雨欲來風滿樓。王校長受到當時政治氣氛的壓力，在女八中待不下去了，我也被一些人視為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而受到歧視。我至今都不認為我是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毫無利己之心的人。但回首往事，從1962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的這4年，應該是我工作熱情最高、最沒有私心雜念的4年。我不僅白天將全部精力投入教學，而且學生上晚自習時我也主動坐在教室旁的走廊裏，隨時為學生答疑解惑。那些年的節假日其實等同於工作日，不是備課就是對學生進行個別輔導。我還幫助初中學生辦了一個大型牆板，從毛主席詩詞“紅雨隨心翻作浪”中取出了“紅雨”二字作為刊名，受到了學生的普遍歡迎，也通過辦刊培養了一批文學愛好者。我在這4年的主要收獲，除培養了一批學生之外，還加強了自己的基本功訓練，使自己的文字較為清通，語言也能深入淺出；特別是結識了我的妻子秦世蓉，她是我同校、同一教研組、教同一年級的同事。30 多年以後，當年的學生朱婉華寫了一篇回憶短文，編入原女八中師生文選《留住記憶》，題為《初三的語言老師陳漱渝》，多少反映了當年我任教的一些真實情況。
回憶中學時代是一件幸福美好的事情，那是人生的花季。那時的我們充滿了幻想，每個人都憧憬著美好的未來。
想起教過我們語文的陳漱渝老師的一切，就像昨天之事那樣曆曆在目。陳老師給我們講的第一節課很精彩，有別於我上過的所有課，讓當時的我感到耳目一新。
那是我們初三第一學期的第一節課。我們也是第一次見到大學畢業不久的陳老師。陳老師高高的個子，戴一副淡黃色鏡框的眼鏡，穿一件黃綠色夾克，樣子很青春，說話略帶南方口音。
教室裏很安靜，但大家的心情卻很不平靜。我清楚記得陳老師上課前抱來了半人多高的各類書籍，一開始便滔滔不絕地講起古今中外許多名人刻苦學習的故事，還時時翻開帶來的那疊書中某一章節，引用得很恰當、精彩，使我們思緒跌宕起伏，每個人都在聚精會神地聽著，思索著，忘記了一切。那節課，我們的心隨著陳老師妙語連珠的講授起伏激蕩，既為陳老師淵博的學識所折服，又被激發起渴求知識的欲望。看著老師捧來的那一大堆書，我也想多看幾遍才好。那一天讓我第一次感到下課鈴聲的無情，當時全班同學的感覺就是還想聽，很興奮。這節課距今已30 多年了，但課上的每一細節我卻還記得清清楚楚，全班同學自那節課後按照陳老師的要求準備了“藝海拾貝”“摘抄”等筆記本，形成了看課外書及世界名著的熱潮。
陳老師稱這節課上送我們的是“麵包”和“鹽”。
陳老師教我們語文雖然隻有一年，但他那認真的工作態度卻讓我們永遠銘記。
對於我們全班每個人的作文，陳老師總是不厭其煩地一一輔導，筆改麵批，也決不是打個分數而已，許多批語甚至比作文還長。那一年我們班作文水平提高之快，令家長和校方震驚。
陳老師在人格方麵也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當時，我們總是以那種極左的觀念認識問題，並為難老師，而陳老師卻並不在意。我那時正巧擔任語文課代表，跟陳老師的接觸更多一些，我分明感到陳老師實際上是一個很愛麵子的人，但他對我們卻永遠寬厚大度。
讓我一直不能忘記的是當時學校組織勞動，我幫廚，陳老師負責執勤。每天在食堂陳老師總是找重活幹，生火、抱柴火，收拾廚具時他也總搶在前頭。看著陳老師忙前忙後，滿頭大汗，我心裏很感動。
一天休息時，一隻小花貓向陳老師撲過去，陳老師高興地抱起了它，邊逗邊跟我們說：“這貓多可愛，革命者應該愛一切。”不久，學校掀起了“自覺鬧革命”，我們幾個同學就想起了陳老師抱貓時說的那句話，每人寫了一篇批判“革命者愛一切”的稿子，現在想來真是極左得過分。
離開了女八中，步入社會之後，我幾次找到陳老師，他像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一樣，跟我談笑風生。以後有事接連找到陳老師，他對我一直是誠心相待、鼎力相助。
陳老師現在已經是魯迅研究領域的知名人士了，最近我又有幸見到了他，談論編寫同學錄之事。陳老師不顧繁忙的學術活動，欣然應允相助。陳老師還是那樣單純，待人寬厚，讓人感慨萬千。
“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我的學生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但那青春的記憶，那懷念青春的情意，卻永遠蕩漾在我的心緒之中。讓世間美好的東西永遠伴隨著我們吧！我們的心永遠年輕！
2010年7月25日，我滿69歲，在女八中任教時的第一批學生在北京北三環中路花港觀魚酒家為我賀壽，她們也都是60 出頭的人，各有不同的人生經曆，但師生其樂融融，似乎都回到了風華正茂的青春歲月。在當今這個功利性越來越強的社會中，我感受到了非功利性的特別難能可貴的師生之情。
第二節 王震夫人王季青
其實我早就該寫這篇深埋心頭已久的文章，感謝一個改變我命運的人。
現在這篇文章已經到了非寫不可的時候，因為這個令我萬分銘感的人已經在2007年12月24日駕鶴西去，終年94歲。她就是原北京西城區第八女子中學的老校長王季青。
王校長1913年農曆正月二十八出生於遼寧沈陽，幼年喪父，“九一八”事變後隨寡母流亡北平，中學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化學係，後轉入曆史係。她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從學生運動的第一線奔赴抗日武裝鬥爭的第一線，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於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她基於滿腔愛國熱忱，到晉西北參加了八路軍。同年底調至三五九旅，經賀龍介紹，不久與該旅旅長王震結為伉儷。她曾先後擔任三五九旅家屬學校校長，新疆大學副校長，新疆軍區俄文專科學校校長。
作為一位具有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的知識女性，王季青從來不以將軍夫人自居。有一次“總後”想出一本《將軍夫人傳》，約她寫稿，被她謝絕。她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辦好一個學校。1954年初，她被任命為北京西城區第八女子中學校長兼黨支部書記。當時師資水平低，教學質量差，有一次全市統考，女八中有一個班一半以上的學生平麵幾何不及格。王季青召開全校教師會，痛心疾首地說，一所學校辦到這種程度，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她對不起學生和家長。她還對學生說：“女八中曾經是魯迅先生工作過的地方，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應該在我們手裏把它建設成一所名校。你們都要為母校的發展做貢獻。”於是她像當年奔赴戰場一樣親臨教學第一線，親自聽課，親自輔導，親自批改作業，把教學作為學校的中心工作來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