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5日，國家文物局就籌建魯迅研究室，接收和擴建魯迅博物館的工作，向當時的分管領導張春橋遞交了一份方案。在準備借調到研究室工作的13人中，我的名字有幸在列。寫的是：“陳漱渝，北京一五八中（女八中先後改名為魯迅中學、一五八中）語文教師，中年，喜愛魯迅作品，有過研究。”當我到西城區教育局辦理人事調動手續時，一位負責人瞪著大眼睛問：“你認識毛主席？”我連忙予以澄清說：“我不認識毛主席，但成立魯迅研究室確是根據毛主席的批示。”有了“最高指示”的護佑，我的工作調動十分順利，學校提出的條件隻是要我自己找一位代課老師，以免影響學生學業。1976年2月27日，魯迅研究室正式成立。南開大學中文係原主任李何林出任主任並兼魯迅博物館館長，暫借西黃城根北街一座樓的兩層來辦公——這是人大常委會的房產，當時人大已經癱瘓，出借空房的條件是由文物局安排他們的幾十名職工。直到1979年10月22日，魯迅研究室才搬進魯迅博物館新建的一座兩層灰樓。1976年4月5日上午，我到魯迅研究室正式報到；下午騎車去天安門，看到人民紀念碑周圍掛滿了悼念周恩來總理的詩文。有幾個人合力推倒一輛吉普車，頃刻間這輛車燃起了熊熊大火——這就是粉碎“四人幫”前夕的“天安門事件”。
關於魯迅研究室成立的背景，周海嬰先生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有專章介紹，題為《我給毛主席寫信的前前後後》，可以參看，故不贅述。
據我所知，魯迅研究室的借調人員是由方方麵麵推薦的，其中有研究室主任李何林先生的提名，有魯迅博物館的提名，還有其他人的提名……我屬於魯迅博物館提名，但李霽野先生和李何林先生也給予了關照。後來，因種種原因，這13人中借調成功的隻有6人。此後，又通過有關省、市的宣傳部從北京、上海、天津、山東、廣東等地高校增補了一批科研人員。鼎盛時期，魯迅研究室的研究人員多達20餘人，還專門設立了黨支部和行政科。
根據1975年12月5日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和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給毛主席的報告，魯迅研究室的主要任務有七項：一、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共同負責《魯迅全集》注釋的定稿工作；二、負責魯迅傳記和年譜的編寫工作；三、對香港和國內外出版的周作人、曹聚仁等人歪曲魯迅的作品進行批判；四、抓緊時機，對一些熟悉魯迅的老人（包括反麵人物）進行訪問記錄；五、編輯《魯迅研究資料》，作為資料性的刊物，公開或內部發行；六、對魯迅博物館的陳列，提出修改意見；七、和上海、紹興、廣州等地的紀念館及其他研究單位，對魯迅研究的工作進行聯係等。（文件〔1975〕第312號）經過魯迅研究成員的通力合作，以上七項任務基本上完成了五項。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和2005年版《魯迅全集》的編輯修訂工作，都有魯迅研究室的研究人員參與。1981年至1984年，魯迅研究室編寫的《魯迅年譜》（四卷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齊；1999年9月又經修訂再版。雖然初版本和再版本都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亟須再次修訂，但畢竟是目前關於魯迅的最具權威性的年譜。《魯迅研究資料》自1976年10月創刊，1991年12月終刊，共出版24輯。
終刊的原因主要是當時直接跟魯迅研究有關的館藏資料大多已經披露，稿源青黃不接。對魯迅同時代人的訪問工作也做了一些。遺憾的是限於當時的條件，沒有采用現代傳媒工具，留下的音像資料太少。中國現代文學館、上海魯迅紀念館、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在這些方麵走在了我們前頭。魯迅博物館自1976年之後的基本陳列也一直有“魯研”室的業務人員參與。1994年，魯迅博物館重新修改陳列方案，就有4 位研究人員參與陳列大綱修訂，最後由我統稿。
1998年9月25日，國家文物局為《魯迅生平展覽》頒發了“1977年十大陳列展覽精品”獎。現在，魯迅博物館與上海、紹興、南京、廣州、廈門的魯迅紀念館建立了館際交流機製，每年都輪流舉行館際工作交流會。沒有完成的任務是魯迅傳記的編寫。編寫年譜跟編寫傳記有所不同：年譜是工具書，可以共襄盛舉；傳記帶有研究性質，不同研究者對傳主有不同的認識和理解，允許見仁見智。如果采用集體創作的方式，勢必扼殺學術個性。至於周作人、曹聚仁的魯迅研究，原本就是學術問題，不能一概被視為“歪曲”和“流毒”，更不應該把魯迅研究室當成“環衛部門”，專門從事“批判消毒工作”。
在國家文物局1975年轉發的第312號文件中，第一項談的是“關於魯迅書信的處置和出版”。魯迅研究室一成立就設立了《魯迅手稿》編輯組。1986年，魯迅博物館和文物出版社參與編輯、出版的《魯迅手稿全集》出齊，包括文稿二函16冊，書信二函20冊，日記二函24冊，既嘉惠了讀者，也實現了魯迅家屬影印出版魯迅全部手稿的強烈願望。
第二節 魯迅研究室老主任李何林
李何林先生八十壽辰的時候，我們這些在京弟子在魯迅博物館新建的報告廳為他舉行了一次氣氛熱烈的茶話會。楊誌傑師弟即席致辭說：“我不是李先生的得意弟子，但我因自己是李先生的弟子而深感得意。”他的話博得了全場的喝彩。楊師弟的這一妙語，也正是對我跟李先生的關係的絕妙概括。
我隻在大學畢業前夕聽過李先生幾堂專題課，直到調往魯迅研究室工作之後才有機會在李先生直接領導之下工作。大約是1978年初春，日本漢學家中島長文和中島碧夫婦來魯迅博物館。我送他們離開研究樓時，正巧在走廊碰到了李先生。我悄聲說：“這就是李何林主任。”中島夫婦同時“啊”了一聲，激動地說：“真了不起！我們開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時，讀的就是李先生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他們希望能跟李先生合影留念，李先生欣然同意。
我每次重睹這張照片，想到我的老師享有如此崇高的國際聲譽，就會情不自禁地感到幾分“得意”。
1987年10月，台灣大型文學雜誌《當代》第18期開辟了一個《魯迅專輯》；收錄的6 篇文章中，有一篇是美籍華裔學者李歐梵和金恒煒先生的學術對話，題為《從“神”還原到“人”》。李歐梵在談話中把大陸的魯迅研究者劃分為三派，其中將李先生和他的學生們劃為一派。應該指出，對李歐梵的上述劃分並不精確。盡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可以允許形成一個“李何林學派”，但事實上這個學派又並未出現。不過，李先生引以為自豪的是，他在長達60年的文學研究和教學生涯中，為國家培養了大批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魯迅研究方麵的人才。他的學生們以他為學術的旗幟，人格的楷模，團結的軸心。南開大學中文係北京校友會每年的活動日，實際上就是李先生的壽辰。每看到李先生的人格和學識有如此強大的凝聚力，我也會情不自禁地感到幾分“得意”。
但是，我的確不是李先生的得意弟子。應該說，在學術觀點上，我師承先生之處甚多，跟他的其他得意弟子相比也可以說並不“遜色”。凡李先生主持的科研項目，我都是勉力以赴：他主編《魯迅年譜》，我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倡導編纂《魯迅大詞典》，我是辦公室負責人之一。就連我認為並無必要編寫而且出版前途暗淡的《魯迅著作題解集》，因為李先生堅持要搞，我也就違背個人意願而參與其事。20 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李先生在魯迅研究界參加的一係列論辯，我也曾經鞍前馬後，不遺餘力。
但是，在性格、氣質、治學方法諸方麵，我跟李先生卻有很大差異。可以說，李先生最憎惡的一些缺點，在我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
李先生就任魯迅研究室主任時已經72歲，但他每天堅持坐班，事必躬親。
因此，他也要求他領導下的科研人員能嚴守紀律，不遲到，不早退，上班時間不打私人電話，無公事不會客，看病要請假，看完病要出示掛號條存根。李先生鄙薄那種“像白蟻一樣一路吃過去”的自私自利的人。他對於在從事集體科研之餘個人多寫文章的做法不以為然，又一度主張集體科研所得報酬應以50％交公。李先生以身作則，為從事行政工作而犧牲了大量個人科研的時間。他的文章如果多家發表，總是隻取一處的稿費；他主持集體科研項目個人應得的那份報酬，也往往全部交公充作集體福利。對待政治學習，李先生的態度更加認真。每次開會他都帶頭發言，甚至親自讀報，像麵對中小學生那樣逐段講解。他不喜歡我們在學習會上發牢騷、講怪話：蔬菜漲價時他推薦我們吃海帶，皮鞋漲價時他建議我們穿布鞋；談到黨風和社會風氣不正時，他總是引導我們看主流。李先生的這些嘉言懿行，我在景仰之餘，又常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感。我主張科研人員實行彈性坐班製，以科研成果作為考核成績的主要依據；反對稿費提成，主張滿足知識分子最基本的價值要求。在處理個人科研和集體科研的關係時，我甚至認為應以個人科研為基礎。對於那種走過場的政治學習，我曆來就感到頭痛。我的這些偏見，常常與李先生的看法相抵牾。李先生對自己的學生愛之深，責之亦嚴，而我卻往往不能體會先生的一片苦心。這樣，我跟李先生在私人情感上似乎總存在一層隔膜。
這層隔膜的存在常常使我感到痛苦，尤其害怕招致其他崇敬李先生的學友的誤解。我極力想消除它，但效果甚微，有時甚至事與願違。魯迅100 周年誕辰前夕，我陪同李先生到天津講演。這是一個弟子服其勞的良機，我非常珍惜。我幫李先生拿車票，替他提著尼龍小包，一路上小心翼翼地攙扶。不料剛剛上車，我的車票連同李先生的車票就在乘客擁擠之際被神偷竊走，我隨身攜帶的幾十元零花錢也丟失了。我跟李先生到天津後出不了站門，收票員不僅要我們補票，而且要作為無票乘車罰款，逼得李先生高呼：“我是全國人大代表！我們買了票的。”天津作協、文聯派來接站的同誌聞聲而至，證明了我們的身份，這才解了重圍。離津之時，我又將李先生尼龍包裏的幾張《參考消息》丟失了。此時列車快到發車時間，我希望李先生慨然說一聲：“算了吧，就幾張報紙，不必找了。”不料李先生有逐日保存報紙的良好習慣，不肯輕易丟棄，致使我急得大汗淋漓，總算從送站的汽車的坐墊下找出了那幾張狡猾藏匿的報紙，李先生也才算舒了一口氣。
1982年，我們在成都召開首次《魯迅大辭典》編纂會議。我是先遣人員。
待李先生抵達錦江飯店時，我急忙迎接，先替他沏上一杯清茶。我原想炫耀一下我的“茶道”功夫，不料緊張中用右手將滿滿一暖壺開水澆在我端茶杯的左手手背上。為了保護那個瓷杯，我險些燙傷了手背上的整整一層皮膚。李先生沒喝到茶，反因我的笨拙表演而受了一場虛驚。李先生離開成都時，他的一位弟子敬贈了一盆茉莉花。李師母酷愛花卉，這盆花也將是李先生出差歸來轉送夫人的一件佳品。我當仁不讓地搶著替李先生提花，不料我小心加小心，還是讓網兜繩將花蕾碰掉了幾朵。李先生歎惜不已，跌足說：“你快別提了！你快別提了！”此後，我愈益自卑，連“弟子服其勞”的勇氣也沒有了。
李先生直接領導魯迅研究室工作將近10年。這一段時間，是李先生學術上的豐收季節。1830年秋天，俄國詩人普希金在他父親的領地波爾金諾村羈留了3個月，完成了《葉甫蓋尼·奧涅金》的後兩章及其他一些敘事詩、童話詩、抒情詩、小悲劇，創作碩果累累，被文學史家稱為“波爾金諾的秋天”。我認為李先生生命史上最後的10餘年是他人生的金秋。這不僅是因為打倒“四人幫”之後，他早年編著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中國文藝論戰》《魯迅論》和他晚年撰寫的《魯迅的生平和雜文》《魯迅〈野草〉注解》等，均獲得了再版的機會，也不僅是因為他新出版了《李何林選集》《李何林文論選》，更主要的是因為他在全國魯迅研究界和現代文學研究界發揮了更為廣泛的指導作用。這種作用，是他在擔任南開大學中文係係主任時無法發揮的。
但是，李先生臨終前在學術事業上也留下了一些遺憾。比如，他與王士菁等先生共同倡議編撰的《魯迅大詞典》遲至2010年才得以出版；他關於再版重注包括“題解”在內的《魯迅全集》的建議也未能實現。李先生還有一個夭折了的提案：籌建中國魯迅研究所。這是李先生以人大代表身份提出來的，提案由人大常委會批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處理。陳荒煤同誌曾代表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表示讚同，並希望在魯迅誕辰100 周年之際得以實現。後來某領導同誌征求了少數人意見後提出了異議，我記得反駁的理由有三點：一、時機還不成熟——這大概是指由於文藝界宗派主義流毒而造成的人事安排方麵的阻力；二、容易引起連鎖反應，如果成立了魯迅研究所，就會有人提出要成立吳敬梓研究所、郭沫若研究所、茅盾研究所，難於擺平；三、勢必造成機構重疊，因為文學研究所和“魯迅博物館”都設立了魯迅研究室，在這兩個魯迅研究專門機構之外再增設一個魯迅研究所，人民責問我們為何如此浪費，我們將何以作答？在以上三條理由中，前兩條能否成立，我不願發表意見；至於第三條，則純粹出於誤解。因為李先生的提案是指在合並兩個魯迅研究室的基礎上成立一個統一的魯迅研究所，而並非要在兩個魯迅研究室之外再新搞一個魯迅研究所。合二為一，何浪費之有？但是，“你有理，我有權”。以善於“固執己見”
著稱的李先生也隻好不再“固執己見”了。
金秋的豐收是辛勞的汗水換來的，而積年的勞累卻無形中損害了李先生的健康。李先生一生不吸煙、不喝酒，平日生活有規律，不浪費時間精力在有害於健康的娛樂上，所以他一直以身體好自豪。在《回憶我的長壽之道》一文中李先生寫道，他雖然虛歲八十，但氣色好，精氣神足，走起路來很快，能脫稿演講三小時，別人都說他隻像六十幾歲的人，他自己也覺得和五六十歲時差不多。直到1987年初，我還跟李先生一起參加學術職稱評定會，就某些具體問題進行爭執。李先生的精神和氣色，也不像84歲的老人。1988年春節之後，李先生終因腰痛而臥床不起。當時，我們還認為是他的坐骨神經係統出了毛病，而非絕症；待李先生住進天壇醫院之後，才知已被確診為骶骨癌，且已擴散。李先生對我說：“對於死，我是有思想準備的，但沒有想到死得這麼難受。”一個性格剛毅的老人說出如此痛苦的話，可見疾病對他折磨之劇。我聽了心如刀割。
李先生病後有一個最大的憂慮：唯恐自己死在家裏。李先生平時關心他人，臨終前也不願讓自己的痛苦之狀再給親人增添痛苦。但是，在北京這個“高知”“高幹”多如牛毛的城市，要找一間可以長期居住的單人病房卻非易事。我將李先生的這一困難告訴了陳明同誌。陳老俠肝義膽，輾轉向有關領導反映了這一情況，後經餘秋裏同誌批示同意，李先生住進了部隊係統的三○一醫院。醫生原估計李先生的生命大概隻能維持3個月左右，但李先生發現癌症後居然跟病魔搏鬥了近兩年時間，這除開因為他具有驚人的毅力和頑強的意誌之外，還跟病中得到了良好的治療與護理有關。為了提高我國癌症治療的水平，使癌症由不治之症逐步變為可治之症，李先生在遺囑中斷然宣布將遺體交三○一醫院解剖，以移風易俗的實際行動體現了魯迅“為中國”“為將來”的精神——這也是李先生晚年一再倡導的精神。
李先生遺囑的另一個內容，就是不要為他召開追悼會。但考慮到先生的友人和學生甚多，仍決定舉行一次簡樸的遺體告別式，以寄托大家的哀思。我們原以為，像李先生這樣的學界泰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兼革命家（幸存不多的南昌起義老戰士之一），對他的治喪工作，上級領導機關會具體過問的，不料“報告”遞上3 天後接到指示：李先生不夠副部長級別，僅享受單項副部級待遇，因此領導部門逐級下放“權力”，以極端信任的態度將治喪工作完全交給了魯迅博物館。但魯迅博物館這種小單位的同人們往往連“官府”大門的朝向都搞不清楚，更何況去請一些深居簡出的要人？我們一時不禁有些惶恐，怕因治喪工作的粗疏而有負於李先生的親友。館內大量的具體工作是在館長、副館長的指揮下協同進行的，在對外聯絡方麵我主動分擔了一小部分工作。我先後找了《文藝報》的編審陳丹晨和《光明日報》的高級記者金濤，請他們在各自的報紙上刊登訃告；又分頭打電話給中央統戰部的胡德平同誌、國家教委的魏亞田同誌、中央宣傳部的成誌偉同誌，請他們所屬的單位送花圈。我還向林默涵同誌和陳明同誌求援，通過他們的努力請到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的宋平同誌——這是出席李先生遺體告別式的唯一一位黨和國家領導人。這些努力，也許未能免俗，有玷於李先生的清高，但作為他的弟子，也無非想以此滿足各方麵的希望，略盡人事而已。
宋平同誌決定出席李先生遺體告別式的消息，我是當天早晨才得知的。館領導讓我馬上通知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希望他們能趕快發消息。我立即給新華社北京分社掛電話，對方態度極好，說他們的記者已經奔赴八寶山。我又急著給中央電視台掛電話，結果是該台新聞部要我找總編室，總編室要我找文教部，但最終未能遂願。為了彌補這個缺憾，我請友人開後門，終於請來了北京電視台的攝像人員，在該台《文化生活》節目中播出了李先生遺體告別式的新聞。
經過努力，李先生的骨灰最後被安置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的第七室。
這原是安放老紅軍骨灰的地方，李先生以參加南昌起義的資曆，而享受了老紅軍的待遇。他如果僅有二級教授的身份，那骨灰至多隻能在骨灰牆中覓得一孔之地。這樣的安排，也符合李先生的遺願。我們魯迅研究室的同人敬獻給先生的挽聯，上聯寫的是：“南昌起義，魯迅精神，鑄成錚錚鐵骨，高風亮節存風範。”的確，從1927年以來，李先生始終是以戰士的姿態獻身的。他特別關注文藝戰線的論爭，正是他戰士性格的生動反映。生前，先生作為戰士馳騁於文壇；死後，他跟戰士的英靈同安息。李先生85年的生命史，是跟近百年中國革命風雲變幻的曆史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李先生生前反複強調，應該從作家作品和革命的直接、間接關係這個角度來評論作家作品。評價李先生這樣的學者兼戰士，當然更必須堅持這個標準。我堅信，李先生的業績將永存在他弟子們的心中，將活在一切戰鬥者的心中。
第三節 魯迅研究室的顧問們
根據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和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1975年12月5日給毛主席的報告，魯迅研究室聘請曹靖華、楊霽雲、唐弢、戈寶權、周海嬰、孫用、林辰等同誌為顧問；在此名單的基礎上又增補了常惠，所以魯迅研究室成立時共有8 位顧問。1984年還增補了李霽野為顧問。不幸的是，孫用先生於1983年去世，常惠先生於1985年去世，曹靖華先生於1987年去世，唐弢先生於1992年去世，楊霽雲先生於1996年去世，李霽野先生於1997年去世，戈寶權先生於2000年去世，林辰先生於2003年去世。老樹凋零，文星隕落，令人感傷不已。
魯迅研究室成立時，常惠先生已經82歲。由於年事已高，我未見他來過單位。我跟他也從無接觸，隻知道他當年編輯過《歌謠》周刊，翻譯過莫泊桑的小說《項鏈》，生前跟魯迅有過交往。還聽說他協助未名社工作時，人稱“常三爺”。曹靖華先生是大名鼎鼎的翻譯家，魯迅領導的未名社的成員。我教中學時，他的散文集《花》《春城飛花》《飛花集》深受師生歡迎，我也從中了解到很多魯迅生平逸事。曹靖華先生當時推薦一位女士到魯迅研究室工作，但李何林主任認為此人學曆不夠，未予接收。曹先生頗不快，也未在魯迅研究室露過麵。不過，唐山大地震期間我曾專門拜訪過他，他也曾題寫魯迅詩贈我。
孫用先生翻譯過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長詩《勇敢的約翰》，得到魯迅的好評，曾獲匈牙利勞動勳章。聽說匈牙利還豎有他的雕像。孫先生學問淵博，但為人極為靦腆，所以我很少貿然打擾。隻記得向他借過一次書。他的書報整理有序，用報紙包嚴打捆，紙包上貼有目錄，查找十分方便；僅從這件細事，也可反映出他作風的嚴謹。楊霽雲先生是《集外集》的編者，現存魯迅致他的信有34封。據說他藏品甚豐，不僅有尚未公開的魯迅手跡，而且還聽魯迅講過一些重要而不宜公開的事情。不過這些事楊先生似乎至死也未公開披露。春節期間我多次登門慰問，楊先生都熱情接待，但隻談些外國電影掌故，從未涉及魯迅。孫、楊二先生都是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的資深編輯，很少（如楊先生）或基本上沒有（如孫先生）在魯迅研究室露麵。
原有的8 位顧問中，跟我接觸較多的是唐弢先生、林辰先生和戈寶權先生。
跟唐先生的交往我將在其他章節專門述及，因此這裏主要回憶林先生、戈先生和後來增補為顧問的李霽野先生。
在魯迅研究界，林老是一位年高德劭、有口皆碑的人物；但在圈子以外，了解他生平業績者恐怕寥寥無幾。一般讀者隻知道魯迅研究是當今一門顯學，而《魯迅全集》是現代中國的一部百科全書，為有誌於中國改革者所必讀；但他們哪裏曉得，無論是1958年版《魯迅全集》還是1981年版《魯迅全集》，無不滲透了林老的心血。特別是1958年版《魯迅全集》，其中的《故事新編》《華蓋集續編》《而已集》《準風月談》《兩地書》和一部分書信又主要是由林老負責注釋的。這些注釋本身同樣帶有百科全書性質，隻有精通雜學者方能為。在古代，所謂雜學是指正統八股文之外的雜覽，包括普通詩文，子部雜家，也包括其他一些冷僻的文化史料。魯迅是一個學貫中西而又社會交往極其複雜的人物，不諳熟雜學，要注疏他的作品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林老治學以實事求是、去疑求真為準則，在史料考證過程中廣參互證，追根求源；察疑正誤，洞若觀火。他既繼承了乾嘉考史方法，又接受了西方近代實證史學的影響，在魯迅研究界獨樹一幟。比如周作人否認魯迅在清末參加過光複會，而林老卻根據魯迅本人的著作，許壽裳先生提供的證言，沈瓞民、馮雪峰、胡風的回憶，以及經魯迅親自修訂的增田涉所著的《魯迅傳》，有力地反駁了上述的說法。又如李長之的《魯迅批判》一書將魯迅留日歸國的年份說成是1910年，而林老卻通過翔實考證確定為1909年，徹底解決了這個牽一發而動全局的問題。林老待人謙和，言談話語中從不臧否人物，但麵對在運用史料過程中存心作偽的不良作風卻疾惡如仇。像《辟史天行關於魯迅的幾篇文章》這類辨偽辟謬的文字，一般讀者很難想象會出自林老這種謙謙君子之手。
在商品大潮的猛烈衝擊下，當今學界蔓延的時疫是急功近利，浮躁者多，沉靜者少。置身於這種文化環境，林老的著作不啻為一帖清醒劑和療治學風的良方。由於林老治學過於謹嚴，惜墨如金，所以他以個人名義出版的專著並不多。據我所知，1948年7月開明書店出版過他一本薄薄的《魯迅事跡考》——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55年、1981年先後再版。1986年6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出版過他的一本同樣不厚的《魯迅述林》，其中有建國前的舊作，也有建國後為數不多的新作。此外，他還選編了一部《許壽裳文錄》，於同年9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為對曾經獎掖扶植過他的許先生的回報，償還30年前一筆心靈的債務。不過，就是這些為數不多的著作及其他一些零星的散佚文字，卻成了魯迅史料學的開山奠基之作，並且他在治學態度、治學方法諸方麵為後學樹立了楷範。林老在為拙作《五四文壇鱗爪》撰寫的序言中，說我的文章“可以說都是拱衛著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而寫的，是構築這樣一座壯麗殿堂所需要的梁木和礎石”。對於我而言，林老以上這些話是對晚輩的鼓勵溢美之詞；而對於他本人，卻可以視為一種相當準確的自評。
我跟林老交往長達20餘年。我跟他相處，有“怡然敬父執”之感；而他卻視我為小友，即忘年之交。他曾說，他跟我治學的興趣大致相同，所以有話可談，彼此晤對，既享切磋之益，又獲漫談之樂，令人愉快。其實切磋是談不到的，準確地說是我在聆聽教誨，隻不過沒有立雪程門那種凝重的氣氛罷了。
有一次談到魯迅對高長虹的親切關懷以及高長虹的反目成仇，林老不禁感慨係之。他說，高長虹的雜文集《心的探險》一書1926年由北新書局出版，魯迅不僅為之審定、校字，而且親自設計封麵。目錄頁後有一句“魯迅掠取六朝人墓門畫作書麵”，就是魯迅本人寫的。林老認為“掠取”二字既自謙又幽默，同時表達了魯迅對六朝石刻造像藝術的高度評價。林老用濃重的貴州口音和加重的語氣強調“掠取”二字的情景，至今曆曆猶在目前。又有一次談到許壽裳先生尊師重道，特別提到他的《〈宋平子先生評傳〉序》。林老說，許先生對人物的描寫真可謂寫意傳神，如形容宋平子：“先師魁碩，貌古樸，多須髯，兩目幽鬱若失精，望而知為悲憫善感之人。”林老背誦這段文字時，恰似魯迅筆下的塾師壽鏡吾，不僅兩眼微閉作陶醉狀，“而且將頭仰起，搖著，搖著，向後麵拗過去，拗過去”（《朝花夕拾·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林老還提到宋平子的自評：“我目勤，耳勤，口勤，腦勤。目勤故好博覽，耳勤故好多聞，口勤故好深論，腦勤故好覃思。唯手獨懶，故少著書。”不知林老援引這些話，是否有自況和苛責於己之意？古人雲：“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談。”
跟林老交流，是對這句話的最好驗證。
林老的生活是清苦的。一間14平方米的小屋是他棲身的臥室、書齋兼客廳。室內除一張硬板小木床、兩把舊藤椅、一張小書桌外，就是雜亂堆放著的書刊；隻有一台極普通的電視機散發出些微的現代氣息。在一篇介紹林老的文章中，我曾用“環堵蕭然”四字形容過他的陋室，但這篇未留底稿的文章在投寄某雜誌後竟杳如黃鶴。
記得1992年5月19日，我曾經操辦過一次“林辰從事學術活動50周年座談會”，以祝賀他的八十華誕。與會者一致讚揚他待人謙和、誨人不倦的精神和“戒浮言、重實證”的學風。林老那天顯得精神矍鑠，神采奕奕，對來賓的盛情表示了由衷感謝。此後他極少在公開場合露麵。2003年5月1日，林先生在“非典”肆虐的特殊時期逝世，終年91歲。林老撒手塵寰，永遠離開了他摯愛和摯愛他的人們，給後人留下了永恒的紀念和巨大的哀痛。對於我來說，更是失去了一位知我、愛我、關懷提攜我的師長。緬懷先師恩澤，一種人琴俱亡之感從心底油然而生。我想，在我的人生中，盡管經曆了無數坎坷頓挫，雪雨風霜，但能親炙林老的教誨，親聆林老的謦欬卻是一種特別的幸運，種種不公不幸，都可以從這種際遇中得到補償和慰藉……
談起戈先生，在少年時代的我的心目中，他的名字簡直跟傳奇英雄的名字一樣響亮。這不但因為他通曉英、法、日、俄乃至西歐、東歐一些國家的語言文字，而且因為他在莫斯科紅場看見過羅曼·羅蘭夫婦，又曾瞻仰過高爾基和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遺容。他翻譯的《假如生活欺騙了你》《致恰爾達耶夫》《致西伯利亞的囚徒》《我曾經愛過你》《漁夫和金魚的故事》等詩歌，陪伴我度過了一生中最為純真、最富激情的歲月，對陶冶我的情操、淨化我的靈魂、培養我健康的審美趣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即使年近古稀，每當在生活中遇到坎坷挫折時，我心中仍然會湧動出他翻譯的那些膾炙人口的詩句：“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不要悲傷，不要心急\/ 陰鬱的日子須要鎮靜\/ 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將來臨。”
回憶起來，我跟戈先生的交往，也長達20餘年。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後期。雖然當時的文化園圃還是萬樹蕭森、芳荃零落，但是在“讀點魯迅”的最高指示的庇護下，魯迅研究已逐步開始合法化。既出於對魯迅發自內心的崇敬，也囿於當時的形勢，原來翻譯俄國文學的他和原來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我幾乎同時把興趣轉向了魯迅研究。在自學魯迅作品的過程中，我自然遇到了不少攔路虎，尤其是涉及魯迅作品中出現的外國作家、外國文學典故，我產生疑惑的地方更多。這時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請教學生時代就在上海內山書店見到過魯迅的戈先生。我想，他一定能夠用“函授”的方式來為我傳道、授業、解惑。於是，我冒昧地給他開列了一連串的問題，希望這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能夠逐一解答。
果然很快就收到了戈先生的回信，現在我保存的第一封落款所署的日期是1975年8月3日。這封信解答了對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的評價、世界語在中國的傳播等問題，尤其是揭露了沈鵬年的《魯迅研究資料編目》的錯誤，使我得以對這部以工具書麵目出版而錯漏頗多的書開始保持了警覺。當我讀到這封長達4 頁、寫得密密麻麻的複信時，那種感激的心情真是難以言表。須知，我當時不僅是一個未露頭角的青年人，而且還是一個為世俗偏見所輕視的中學教師。戈先生對我循循善誘，不正是體現了一個大學者“有教無類”的崇高風範嗎？此後，我們之間的通信更加頻繁，大約一直延續到20 世紀80年代中期。
在《我怎樣走上翻譯和研究外國文學的道路》一書中，戈先生寫道：“從1976年起，我參加了注釋《魯迅全集》的工作。”這一工作當時是由全國各地數百名專業和業餘的魯迅研究者、愛好者共同承擔的。在注釋過程中，向戈先生請教各種問題的人更多。有人告訴我，京、津、唐大地震期間，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魯編”室臨時借用位於北京宣武區虎坊橋《詩刊》社的房子。那時，戈先生常在院子裏擺一張桌子辦公，向他請教往往要排隊，就像病人等待就醫一樣。他那種誨人不倦的精神，給大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戈先生對魯迅研究的貢獻，集中表現於他的兩本魯迅研究專著。一部是《魯迅在世界文學上的地位》，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這是戈先生在美國“魯迅及其遺產學術討論會”的發言。這本書雖然是一本小冊子，但內容厚實，文字濃縮，全麵介紹了魯迅譯介外國文學的貢獻，魯迅與外國作家的交往與友誼，世界各國對魯迅著作譯介的狀況，以及各國作家和學者對魯迅的評價與研究。在魯迅研究史上，戈先生的這種研究既有開創意義，也有奠基意義。另一部書名為《〈阿Q 正傳〉在國外》。眾所周知，《阿Q 正傳》這部小說不僅奠定了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同時也使魯迅贏得了崇高的國際聲譽。魯迅筆下的阿Q 跟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一起，毫不遜色地走進了世界文學史上著名精神典型的人物畫廊，但《阿Q 正傳》在世界各國流布的情況，同樣隻有像戈先生這樣的外國文學大家才能厘清脈絡。在研究《阿Q 正傳》外文譯本的過程中，戈先生還澄清了長期以來一些以訛傳訛的問題，其中包括魯迅本人的誤記。
回想起來，戈先生發表這組介紹《阿Q 正傳》外文譯本的文章，跟我還有一點淺淺的關係。大約是1976年初，當今已負盛名的中國古典文論研究專家羅宗強編輯天津的《南開大學學報》。因校友張小鼎推薦，羅宗強約我在該學報開辟《魯迅研究資料》專欄。我連續寫了幾篇，頗感學力不濟，專欄難以堅持，便請戈先生鼎力相助。這樣，戈先生的《談〈阿Q 正傳〉的英文譯本》一文就在1977年《南開大學學報》第四期上跟讀者見麵了，在國內外得到廣泛好評。此後，羅宗強便經常向戈先生約稿，促使他又寫出了關於《阿Q 正傳》的法文譯本、俄文譯本、日文譯本和世界語譯本等文字。這些文章收集起來，就成了《〈阿Q 正傳〉在國外》一書的主體部分。
由於積年的過度辛勞，戈先生1992年底在赴美探親時發病，發現患有帕金森綜合征，趕忙坐飛機返回北京。因為他自1957年之後即不從政，專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雖然早在1938年入黨，曾長期在周恩來同誌直接領導下工作，但在醫療方麵卻未能得到應有的待遇，連住院、吃藥都要靠現職在身的親戚如周巍峙幫助。幸而戈先生將他珍藏的兩萬卷中外文圖書捐贈給了他的故鄉江蘇省，在南京圖書館專設了“戈寶權藏書室”，因此南京方麵才給他以江蘇省社科院名譽院長和南京圖書館名譽館長的榮銜，妥善地為他解決了住房和醫療問題。記得1996年6月他從北京去南京治病之前，我曾到位於北京東城東羅圈胡同的中國社科院宿舍拜訪他，看到一代風流人物病成這種模樣，又聽到他和他夫人的傾訴，心中十分難過，便寫了一篇題為《感傷之行》的短文，想借此為那些卓有貢獻而晚景欠佳的知識分子呼喊幾聲。不料文章刊出時，題目卻被改成了《安於清貧的老人》。是的，安貧樂道是中國儒家的教義，它要求中國知識分子麵對不公正的社會現象能自得其樂，雖“一簞食一瓢飲”而處之泰然。但魯迅卻反其道而行之，寫了一篇《安貧樂道法》，指出“勸人安貧樂道是古今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絡，開過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沒有十全大補的功效”。所以，我以為還是麵對現實為好。
1998年深秋，趁參加“魯迅赴寧求學100 周年學術討論會”之機，我專程去南京後半山園的富貴山探訪了重病中的戈寶權先生。我不知道他想吃點什麼，能吃點什麼，便隻送了一個大花籃。我特意在花籃裏多插了幾枝百合。因為過去讀戈先生翻譯的書，知道在俄國，愛凋謝的玫瑰常作為青春易逝的象征，而與玫瑰相對立的百合花，則象征著永不凋謝的美和生命力。骨瘦如柴的戈先生躺在一張窄窄的木板床上。一位老保姆把他從昏睡中推醒。他眯著眼睛對我笑笑，似乎表示還能記得起我姓甚名誰。看到我捧來的花籃之後，他幹枯的雙唇又抖動了一下，我感覺到是在說“謝謝”。我俯下身，動情地跟他貼了貼臉，又在他耳邊說了些多多保重的話，便趕緊扭過頭，匆匆離開了他的病房。這時，一行行熱淚禁不住湧出了我的眼眶……這一次見麵，就是我跟戈先生的永訣。
李霽野先生也是我終生難忘的恩師。我初次見到他，似乎是在南開大學的林蔭道上。那是1957年的秋天，我見一位須發皤然的老者拄杖而行，身邊的同班學友趙英秀悄聲告訴我：“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李霽野教授，南開英語係的主任。魯迅在文章中說他是一個頭發和胡子統統長得要命的青年。”那時我不足17歲，沒有係統接觸過魯迅著作，對未名社、韋素園……不甚了然，於是頓時對如此淵博的趙君油然而生敬意，並深為自己的孤陋寡聞而汗顏。由於膽怯，也由於我當時的興趣傾斜在古典文學方麵，在南開大學就讀的5年當中我從來沒有萌生過接近霽野師的想法。
直到“文化大革命”後期，為了挺直精神脊梁，我開始係統研讀魯迅著作。因為根底淺薄，我遇到了數不清的疑難問題，便通過南開中文係寧宗一教授介紹，跟霽野師建立了通信關係。書信往來最頻的是1975年至1977年，有時每月往返書信多達10餘封，內容無非是我提出各種各樣的瑣細問題，年逾古稀的霽野師及時而不厭其煩地逐一解答。通信中所涉及的學術問題，霽野師在後來撰寫的《魯迅先生與未名社》一組短文中有更係統、更詳盡的表述，故不必一一援引。
在魯迅扶植的青年文藝社團中，未名社的曆史最長，被魯迅稱為“實地勞作，不尚叫囂的小團體”。魯迅充分肯定了未名社成員“願意切切實實的，點點滴滴的做下去的意誌”，尤其讚揚韋素園那種“寧願作無名的泥土，來栽植奇花和喬木”的崇高獻身精神。但在致友人的書簡中，魯迅對未名社一些人又不無微詞，這些微詞中有一條霽野師特別重視，即魯迅在信中說未名社拖欠他和曹靖華的版稅，大概收回無望。記得1975年前後，曹靖華先生準備將魯迅致他的書簡添加注釋單獨出版，霽野師便建議曹老注明未名社所欠版稅後來已陸續大致還清，但遭曹老拒絕。理由是：魯迅的書信，不能無憑無據就加注釋。
因為此事，兩位老友之間產生了芥蒂。霽野師是後期未名社的實際主持人，因韋素園患病欠社約1668 元，韋叢蕪生活腐化濫用社款約854 元，造成一度拖欠魯迅、曹靖華版稅的情況。後來霽野師和台靜農先生用自己的版稅代韋素園償還了欠款。韋叢蕪的欠款則委托上海開明書店從收購未名社存書的款項中分批償還。經濟問題事關人格，它直接影響霽野師的聲譽，以及已故的韋素園和遠在台灣的台靜農的聲譽。但事隔幾十年，有魯迅書信在前，無其他確證於後，霽野師陷入了百口難辯的困境。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我在一五八中學任教時的同事章君，是原開明書店經理章雪村的嫡孫，家中保存有兩封魯迅短簡，夾在相框裏作為擺設。我借來一看，1935年11月14日那封正巧寫的是：
雪村先生：
韋叢蕪君版稅，因還未名社舊款，由我收取已久，現因此項欠款，大致已清，所以擬不續收，此後務乞寄與韋君直接收下為禱。
專此布達，即請
道安
魯迅上（印）
十一月十四日
不久，我到魯迅博物館查閱資料，無意中又找出了一份魯迅保存的未名社賬目結束清單，證明欠曹靖華的版稅已由開明書店和韋叢蕪、李霽野、台靜農分別償還。
我將魯迅佚簡和所存賬目清單抄寄霽野師，他甚感欣慰。他在信中說：“寄來關於未名社版稅的信，對我很有用處。……如此信也將收入新版全集，可以防止別人惡意誣蔑；如此信不收，我想知道信在誰手，必要時拍一張照片，因自衛之法必有也。但此係後話，不必管它。我非常感謝你將此信抄給我。”
（1975年11月7日函）
我為霽野師做的上述事情其實是微不足道的，但霽野師卻牢記在心，對我百般愛護。在《為魯迅先生佚簡答客問》等文中，霽野師將我這位跟他年齡相差37歲的弟子稱為“朋友”。這使我受寵若驚，但同時也產生了一些小誤會，即不少人因此認為我也是一位須發皤然的老者。比如20 世紀70年代陳沂同誌在哈爾濱賦閑時，我曾通過霽野師的介紹跟他通信。待到80年代在上海初見時，陳沂同誌大吃一驚，說：“我一直以為你是80 多歲的老人。你不是霽野的朋友嗎？”
在生活工作方麵，霽野師對我關懷備至。1975年8月我患肝炎，多項化驗指標不正常，又有脂肪肝，一度在家全休。當時想學習魯迅“要趕快做”的精神，在了此一生之前奮力一搏。霽野師來信安慰說：“我很關心你的病。你的精神是好，望堅持。脂肪肝似乎也並不是不治之症，和我同住的人即患此症，他仍照常工作。久了可能導致肝硬化，但那需要很多年，而且我聽一位名醫說，不少70歲以上的人死亡解剖，已肝硬化嚴重，而並不死於此病。所以留心治療，並注意飲食起居就好了，不必憂慮。我患冠心病已20年，不是還健在嗎？”（1975年8月7日函）
1975年11月，魯迅博物館的老領導孫瑛提名調我到魯迅研究室工作，但此事當時需由中共中央組織部審批，而我的生父在台灣，音訊斷絕35年。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我很擔心這種海外關係會有礙調動，便寫信向霽野師陳述了我的苦惱，並請他在即將出任魯迅研究室主任的李何林老師麵前進言。霽野師很快就寫了回信：“何林何日去京尚未定。我個人想，你去博物館合適，前曾同他談到。據說調人要中央組織部辦理，他本人知道你的工作情況，自然同意。至於家庭問題，此前我們全不知道，我想應不成什麼問題。我想你可以同時把你的信給他看看，使他心裏有數，文物局大概負審批之責，他可以先想想如何談他的意見。當然，我們的意見隻能供參考而已。”（1976年2月5日函）在“文化大革命”後期，能夠認為一個有海外關係的中學教師調到當時規格很高的魯迅研究室工作“應不成什麼問題”，這是何等的政治膽識！對於孫瑛同誌以及霽野、何林兩位老師在我人生轉折點上伸出援手，我是沒齒不忘的。
在研究魯迅的道路上，霽野師給我的幫助和扶植更多。我最初在《南開大學學報》開辟《魯迅研究資料》專欄就得到了霽野師的鼓勵。當時學報負責人羅宗強同誌把我寫的《魯迅與“三一八”慘案》拿給他看時，霽野師就予以肯定，說文章寫得很好，符合當時的曆史實際。他又寫信給我：“看了看你寫的《魯迅與“三一八”慘案》，很好，這樣把一件事的資料綜合起來，很有用處。”
（1976年1月5日函）
粉碎“四人幫”不久，在江西人民出版社擔任編輯的校友陳俊生約我將有關文章輯成《魯迅史實新探》一書，但輯成後因經濟效益恐不樂觀而選題未獲通過。霽野師獲悉這一情況，立即決定將此書編入他主編的《未名小集》，交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告訴我：“我前天寫信給朱正同誌，肯定四書——《魯迅與未名社》《魯迅論集》（陳安湖著），你的一本，素園譯的《外套》（修改本，前加《憶韋素園君》《厄於短年的韋素園》，另加一後記）。我說四書為紀念性質，先印，最好今年全出。”（1980年4月14日函）接著，霽野師又於5月4日熱情為本書撰寫了《小引》，批駁了“資料無足重輕，資料搜集整理輕而易舉”的偏見，對我在“魯迅研究工作，特別在資料搜集整理上”做出的成績給予了肯定和鼓勵。後來，這本書經過修訂再版，被評為優秀湘版書籍。
在我跟霽野師交往的22年中，也有兩件事引起過他的不快，乃至於憤怒：一是1988年出版的《魯迅研究資料》第19期刊登了韋叢蕪的《未名社始末記》；另一件事是1989年山西有關單位借魯迅博物館的報告廳召開了《高長虹文集》出版座談會，緊接著，《魯迅研究月刊》又重刊了高長虹的《一點回憶》。韋叢蕪的回憶撰寫於1957年3月3日，當時他出獄不到半年，因閱讀魯迅日記和書簡引發了感想和懺悔之情，故寫了這篇本無意公開發表的文章。高長虹的文章寫於他奔赴延安的一年，刊登於一份目前十分罕見的報紙——1940年9月1日重慶《國民公報·星期增刊》。文章副題為《關於魯迅和我》，是高長虹回憶魯迅的唯一專文。我覺得這兩篇文章雖然都包含替自己辯解的成分，提及的有些事情也可能與曆史原貌有所出入，但都是可以對照參閱的材料；尤其是高長虹的回憶，在現存魯迅回憶錄中是很有分量的一篇，所以親自推薦給魯迅研究室的兩份刊物分別刊登。霽野師對這兩件事的反應的強烈程度是我始料不及的。首先，他退回了魯迅研究室顧問的聘書。其次，霽野師到北京出席全國政協年會時，我一如既往到國誼賓館看望他。他提到上述兩件事之後拍著茶幾說：“真是混賬！”我肅然佇立於側，仍執弟子禮，唯恐引發了他的心髒病。此後霽野師的態度有所緩和。他多次表示：他是對魯迅博物館的工作有意見，不是對我有意見。他是把我跟魯迅博物館區別對待的。然而，近些年來，魯迅博物館的業務工作如果有失誤，我又怎能完全逃脫幹係呢？
霽野師曾興奮地對人說，一位心血管病專家在20 世紀80年代初預言他可以活到100歲。然而年歲畢竟不饒人，霽野師身體日衰。最使他痛苦的是腰疾，有時真是使他痛不欲生。霽野師難以握筆為文，我也因為瑣事蝟集，書信往返自然越來越少。雖然每年春節我都會托人赴天津問候他的起居並送年禮，但並不能解除霽野師的寂寞。一次，南開大學兩位學友去看望他，老人家十分動情地說，他一人獨處時，常回首自己的一生，總結人際交往方麵的經驗教訓。他問那兩位學友：“漱渝為什麼不常來信了呢？是不是我做了什麼不妥的事呢？”
我聽到她們轉達這番話時，真是無地自容，趕快寫信請求諒解，深責自己的疏懶。霽野師去世後，他的兒媳董煥英告訴我，霽野師臨終前不久，還在聽她讀我撰寫的文章，在表示肯定的同時，深歎他已無力撰文聲援呼應。我聽到這件事，不禁潸然淚下。
記不清是哪年，反正是在我因超齡而被免去行政職務之後，有人忽然寫了一篇短文，暗指我利用“炙手可熱”的權力，居然改變了中央文件的規定，增補李霽野先生為魯迅研究室的顧問。這真是太高抬敝人了。一、李霽野先生的聘書是魯迅博物館頒發的，其時正、副館長並不是我，而是其他人。二、增聘李霽野先生為顧問，是在粉碎“四人幫”8年之後，此時的中央已非彼時的中央。難道時過境遷，對8年前的做法還不能進行任何局部的調整嗎？更何況，當時的最高領導也沒有對魯迅研究室的顧問人選做出任何“最高指示”。那份所謂中央文件下發之後，不就立即增補了常惠先生為顧問嗎？三、以李霽野先生的資曆、聲望以及跟魯迅先生的交往，難道出任一個處級研究機構的顧問都不夠資格嗎？據我所知，1975年12月，霽野師之所以未獲提名，是由於當時的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對他有些看法，而這些看法，實不足以妨礙他掛一個“顧問”的空銜。特別需要向不明真相者說明的是：1984年，李霽野先生的摯友李何林先生仍然健在。雖然他剛退居二線，但魯迅博物館的此類重大問題沒有他老人家的首肯，我們這些後輩任何人都不敢膽大妄為。
介紹魯迅研究室的顧問，當然不能不提及周海嬰先生。在籌建魯迅研究室的過程中，周先生是功不可沒的。不過，周先生2008年9月在《魯迅研究月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關於“魯迅藏書險遭出售”的信及其他》。這篇批評我的文章中有一句引人注目的話：“陳漱渝先生是一位鑽研魯迅幾十年的知名學者，也曾經是我的朋友……”前一句是過獎，後一句是實情。“曾經”
二字，表明我們的友誼已經成為曆史。我珍惜曾經擁有的這一段曆史，至今對海嬰先生仍表示應有的敬重；也為幾十年的情誼毀於一旦而深感遺憾。在情緒熾烈的情況下，回憶相關往事難免受到幹擾，還是等一等，看一看，待彼此冷靜下來再追憶也不為遲。
第四節 錢穀融先生的真性情
——關於錢先生給我的八封信
錢穀融先生的道德文章堪稱楷模，有口皆碑。他自然也是我發自內心崇敬的人物。近幾十年來，錢先生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得意弟子，他在學界的聲譽也日隆，以致產生了所謂“南錢北王”的說法。“北王”是指北京大學已故的王瑤教授。我不知道錢先生聽到之後，會不會同意這種簡單化的類比。聽說最近有拍賣行拍賣錢師母楊霞華教授簽贈施蟄存先生的一本書——《尼克索評傳》，在宣傳文字中竟把楊教授逕稱為“國學大師錢穀融夫人”。我不知錢先生如果聽到“國學大師”這種諡號，是會苦笑，還是會憤怒。
如實地說，我結識錢先生的時候，他還隻是一位講師，並不是大師。那是在 1978年，中南地區七院校聯合編寫了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在廣西陽朔召開定稿會。除該書編寫人員外，還另請了一些專家提參考意見，其中就有華東師大的錢先生，中山大學的陳則光先生，還有剛到北京魯迅研究室不足兩年的我。當年錢先生59歲，我37歲，我們雖然相差22歲，但在趣味上頗覺相投，所以沒大沒小、沒長沒幼地在一起玩。
陽朔處處皆美景，但也沒有一處給我留下特殊印象。定稿會結束之後，編寫人員留下加工書稿，我跟錢先生、陳則光先生便結伴遊覽桂林。接待我們的是廣西師大的劉泰隆先生——他是錢先生的學生，當時好像是廣西師大中文係的黨總支部書記，已評上了副教授。廣西師大招待所安排住房要按職稱職務。
為了讓錢先生住得寬敞一點，劉泰隆在為錢先生填寫住宿登記表時特意寫上了他“副教授”的身份。錢先生誠惶誠恐。他說，他本是疾虛妄之人，從不弄虛作假，但為了不辜負劉泰隆的美意，這回也就睜一眼閉一眼了。
桂林吃的東西很多。我跟錢先生、陳則光先生一起吃狗肉，喝蛤蚧酒，買羅漢果。陳則光先生很快就上火了，直流鼻血，所以遊覽大多成了我跟錢先生兩人行。象鼻山毗臨廣西師大，我們幾乎每天都要經過。專門安排的項目有遊漓江、遊七星岩……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們兩人一起去觀看了四幕話劇《於無聲處》。這是上海作家宗福先的成名作，我記不清演出單位是廣西話劇團還是桂林話劇團了。這出話劇人物不多，燈光布景也不炫麗，但台上的演員跟台下的觀眾都充滿了激情，因為這是一曲能體現民心民意的讚歌。我告訴錢先生，我正是 1976年“四五”運動期間到魯迅研究室報到的。那時我剛辭舊工作，但又沒有新任務，所以目擊了當時那些難忘的曆史場麵，雖不是弄潮兒，但也算是目擊者吧。
在桂林分手之後，我跟錢先生建立了通信關係。1978年底，人民文學出版社創辦了一種刊登現當代文學史料的大型刊物《新文學史料》。初期試刊，屬“內部發行”，負責人是樓適夷、牛漢。當時牛漢在北京朝陽門外上班，而家住西城二七劇場附近，上下班都要騎車經過我的工作單位所在的阜成門，常去找我組稿聊天，順便也歇歇腳，所以我成了該刊的早期作者之一，至今仍聯係不斷。因為我要麻煩錢先生在上海辦事，所以也曾將《新文學史料》的“試刊”
寄給錢先生，聊表投桃報李之意。錢先生對這一刊物評價很高，表明他治學的特點是既重理論也重史料，絲毫也沒有以理論新潮、觀念前衛而鄙薄史料的偏見。1980年魯迅研究室又內部印行了《魯迅研究動態》，這也引起了錢先生的興趣，成了我寄贈的刊物之一。
我當時托錢先生在上海買一些在北京不易購到的書，主要是《十日談》和《飄》。《十日談》是文藝複興時期意大利作家薄伽丘撰寫的一部小說，寫的是十天中的一百個故事。我並不了解這部現實主義巨著在歐洲文學史上的奠基意義，也不了解這部書後來對藝術散文和短篇小說創作的深遠影響。隻聽說這部書因為有反叛禁欲主義的內容，直到改革開放後才有了出版的可能。雖然初版就印了三萬冊，但仍然是一書難求，隻好再版。《飄》是美國作家瑪格利特·米切爾的以美國南北戰爭為題材的作品，曾經因主人公斯卡雷特·奧哈拉（亦譯為郝思佳）有“農奴主思想”而受到批判，後來我又看了根據這部小說改編的“內部電影”《亂世佳人》，所以也急於買到這套書。說實在話，我托錢先生買這兩部書主要出於一種搶購“禁書”的好奇心理，書到手之後，我至今也並沒有認真閱讀。錢先生受人之托，就認認真真替人辦事，一諾千金。這在錢先生給我的信中表現得十分清楚。1980年5月23日那封信中，他描寫他們係資料室那位負責采購圖書的先生，堪稱畫龍點睛的傳神之筆。我想，錢先生如果搞小說創作，他筆下的人物也會一個個躍然紙上，栩栩如生。
我跟錢先生第二次較長時間的相處，大約是在1983年秋天或1984年。那年李何林先生跟我同去哈爾濱參加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召開的學術討論會，錢先生也參加了此次會議。時任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副院長的於萬和邀請我和李先生乘機去他們學校講學，乘火車從哈爾濱到齊齊哈爾隻需四個小時。老於曾在1980年和1981年到魯迅研究室進修，是李先生的學生，也因此成了我的好友。
那時講學沒有付講課費的規定，無非借此機會旅遊觀光，休閑散心。李先生是一個不愛玩的人，但礙於老於的盛情，同意前往。我覺得李先生性格古板，跟他同遊玩不起來，便建議同時再邀錢先生。老於喜出望外，於是赴齊齊哈爾講學就成了三人行。我們每人各講一場，我跟李先生當然是講魯迅，錢先生講的是曹禺劇本中的人物。齊齊哈爾這個城市的景點不多，我們除了到國家濕地鶴鄉觀賞了丹頂鶴之外，隻去了一趟龍沙公園，瞻仰了王大化墓。王大化是著名秧歌劇《兄妹開荒》的作者，還參與過《白毛女》的創作，1946年冬在采風時墜車去世，終年隻有27歲，被授予“人民藝術家”的榮譽稱號。錢先生跟王大化同年出生，這一點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課不多，玩的地方也不多，晚上頗覺無聊。我便跟錢先生到該院的外語教學樓電化教育室去看錄像帶。因為是院長的客人，所以電化教育室的管理人員對我們全開綠燈。不過當時齊齊哈爾師院還沒有被並入齊齊哈爾大學，各項條件遠比今天簡陋。我不記得他們收藏有什麼珍貴的音像資料。我跟錢先生隻好胡亂看一氣，覺得沒勁就另換一盤帶子，反正吃完晚飯就去，直到臨睡前才回，把李何林先生一人扔在招待所看報紙。
應該就是在齊齊哈爾期間，我偶爾跟錢先生談到，我想爭取調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這僅僅是一時的想法，這件事我並沒有跟家人商量，也未付諸實施。但對忘年之交體貼入微的錢先生記在了心裏，後來給我寫信時兩次關注這件事情。如果不是重溫錢先生的遺簡，這件事我自己早已忘得一幹二淨。
我當時之所以萌生調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念頭，其原因一是當時我跟該所有些業務合作，比如他們出版的“民國史資料叢書”中收入了我編的一本《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我還為他們編輯的《民國人物傳》撰寫了關於魯迅的條目。友人楊天石也已調到該所工作，可以牽線搭橋。另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我在魯迅研究室待得並不痛快。單位內部屢屢因為評獎金、調工資、評職稱等涉及個人利益的事情產生矛盾。當時我們單位趕上了粉碎“四人幫”之後的首次調工資，有些工齡比我短、資曆比我淺的人漲了工資，而我仍然原地踏步。有人在會上公開說 ：“陳某某雖然比我們幹得多，但他原能挑得動一百斤，如今隻挑了八十斤；有人隻有挑六十斤的體力，但他挑了七十斤。所以挑七十斤的應該漲工資，挑八十斤的不應該漲工資。”當時魯迅研究室的主任是我的老師李何林，他雖然覺得我有些散漫，有些自大，但心裏也知道這樣做有些不公，後來力爭在評職稱上對我進行彌補。他特意請來一些外單位的老專家做評委，如李新、胡華、唐弢等，還私下囑咐本單位的有些人不要再製造障礙。所以我評上副研究員的時間比較早，在社科界的同齡人中，除了劉再複，我還不知道有其他人比我還早。這就是所謂因禍得福。
齊齊哈爾這次聚首之後，我再也沒有機會跟錢先生同遊，隻是彼此都覺得餘興未盡，還想盡量找機會一起玩。他在信中提到，海南師專開會，他想我能同去。我也邀他一起去青島、錦州講學和去武當山觀光。遊武當山未能成行，緣何有此提議完全忘了。去青島是因為中國魯迅研究會在那裏舉辦了一個暑期講習班，承辦人是青島師專的張挺老師。他跟當時青島市委宣傳部部長很熟，既熱心又有活動能力，當時邀請的講學人有唐弢、薛綏之等，我也帶愛人、孩子同行。有這種美事，我首先想到的當然是錢先生，錢先生也“很願”跟我們同遊，我便建議張挺老師給他發一封邀請信。錢先生在1983年12月30日的來信中提到的就是這件事。若幹年後我去青島拜會張挺，感謝他當年對我們一家的款待，但他已患老年癡呆症，整天坐在辦公桌前，對著他的一堆獎狀傻笑。
此後我雖然再沒機會跟錢先生同遊，但到上海開會時曾多次拜訪他，他總是請我下飯館，漫無邊際地暢談，隻不過不談政治，也不談學術。有一次我問他 ：“你不愛寫論文，怎麼會出了一本學術對談錄？”錢先生天真地笑著說 ：“那是一位學生的好意，用我已經發表的文章拚接成的。我跟他多半時間是在一起下棋，並沒有正襟危坐談什麼學術。”有弟子到北京訪學，錢先生也托他們前來看看我，到過我單位那間簡陋辦公室的就有王曉明、吳俊，現在一個個都是中國現代文學界的領軍人物。錢先生不侈談學術，並不意味著他不懂學術，或是治學態度不謹嚴。實際上，錢先生博古通今，隻是不愛賣弄而已。在學術環境不夠正常的情況下，他不僅有學術智慧，而且有生存智慧。錢先生為人隨和，我從未見他對任何人橫眉瞪眼。但是他在不良學風麵前卻十分嚴厲，眼裏不容沙，采取的是零容忍的態度。請讀者認真讀一讀1984年5月31日錢先生給我的這封信，它表現的是錢先生真性情中的另一重要側麵。不能充分看到這一麵，就不會全麵認識一個真實的錢先生。
錢先生信中摘引的那段話出自魯迅的《〈奔流〉編校後記·三》：“然而這還不算不幸。再後幾年，則恰如 Ibsen 名成身退，向大眾伸出和睦的手來一樣，先前欣賞那汲 Ibsen 之流的劇本《終身大事》的英年，也多拜倒於《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台下了。”（《魯迅全集》第7 卷，第172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文中的Ibsen 即挪威劇作家易卜生。魯迅認為，易卜生當年敢於攻擊社會，獨戰多數，後來可能“頗有以孤軍而被包圍於舊壘中之感”，便向他當年抨擊過的庸眾妥協了，伸出了和睦之手。1918年胡適在《新青年》雜誌介紹“易卜生主義”，並汲取易卜生思想的營養，寫出了《終身大事》這種以婚姻問題為題材的劇本，有不少風華正茂的青年受其影響，追求個性解放、婚姻自由。但事隔十餘年，這些當年的新潮少年中，不少人又複古倒退，成為《天女散花》《黛玉葬花》一類“國粹”的“粉絲”了。有一位研究者讀不懂魯迅作品中這一段頗為繞嘴的話，把“那汲”考證為“支那”的倒文。在錢先生眼中，《魯迅研究動態》是魯迅研究專門機構出版的一種專業刊物，絕不能混淆視聽，誤導讀者。我及時轉達了錢先生的意見。《動態》1984年第35期刊登了一篇文章和兩封來信，公開訂正了上述錯訛。讀者來信中有一封是殷國明寫的，他當時是錢先生的研究生，估計寫信前一定跟錢先生交換過意見。錢先生對自己主編的《現代作家國外遊記選》同樣要求嚴格，因排版和注文的錯誤而十分生氣。
我最後一次見到錢先生，是在2006年11月中國作協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錢先生屬上海代表團，我屬國直代表團，同住一家賓館。吃飯時我就特意去找他，邊吃邊聊。那年上海代表團的成員中有兩位老神仙 ：一位是87歲的錢先生，另一位是比他大4歲的徐中玉先生——似乎徐先生的身體比錢先生更好，因為他可以跟我們一起晚上乘大巴去聽音樂，而錢先生的精力已不如前了。那次見麵時，錢先生既坦誠而又委婉地對我說 ：“你這個人好辯。”錢先生這樣講，是因為我的言行有違“不聞方淨，不爭乃慈，不辯亦智”的古訓，又有違我們當年曾經以“少觸及時事”互勉的原則。顯然，錢先生一直在關注著我，而我的言行又著實讓他有些失望。記得錢先生出版他的大著（記不清是不是文集）的時候，曾托出版社寄贈我一套，我當時不知錢先生是否喬遷新址，便托出版社轉寄他一封長信，其中談及了我的一些真實處境和心境，但不知他究竟收到沒有。
99歲的錢先生駕鶴西去了，生前散淡，臨終瀟灑——他辭世前不久還在中央電視台《朗讀者》節目中朗讀了一段魯迅的《生命之路》。我當時也是電視機前億萬收看者之一。但他的喜喪仍然讓我時時感到悲涼。我忽然想起了魯迅小說《故鄉》的結尾，作者希望他和童年好友閏土的下一代能過上一種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回想起來，我們這一代人近百年來的確經曆了太多的苦難。錢先生崇尚的“魏晉風度”畢竟是魏晉時代的產物，那樣的時代絕非魯迅所向往的中國曆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我想，錢先生九泉有靈，一定會跟我們祈盼著這“第三樣時代”。
附：錢穀融致陳漱渝函八通
漱渝兄：
賀年片及《新文學史料》均已收到，因忙，遲複為歉。《史料》內容充實，確是不可多得之珍貴刊物，你能幫我弄到，非常感謝。不知你與刊物的關係如何，如需付款，請即告知。假使還有其他內部刊物好定，也請代定，共需款幾何，見示即當寄奉。前不久，教部來文要我到京參加《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審稿會議，因怕冷，辭謝了。但失去一與你會麵的機會，亦覺可惜。
即頌
年禧
錢穀融
1979年1月22日
漱渝兄：
我終於還是去了海南島。本來，我們係已經同意我去了，並且已辦妥了領預支款的手續。但後來我知道這是很使係領導為難的，總支書記為此奔跑了好幾次，還挨了後勤部門主管人員的批評。我得知這種情況後，就決定不去了。海南師專遂又發來加急電報，邀我前去講學，一切費用由他們負擔。我於5月28日由上海出發，直至昨天從廣州回到上海，來去共花了17 天。東道主極熱情，用汽車送我們遊遍了海南的名勝，諸如天涯、海角、鹿回頭、興隆華僑農場以及黎族、苗族自治州等地，我們都去了。還用各種新鮮水果以及當地的著名土特產招待我們。可惜你沒有去，使會議遜色不少。在廣州我去看了則光兄，承他們夫婦設宴款待了我。席間我們曾多次談到你。你什麼時候能來上海走走否？
你調人文搞《全集》注釋，本月就能回魯研室嗎？那是不是注釋本都已全部搞好了？拙作已列入人文今年出版計劃，我還沒有得到通知。去年秋季人文編輯來上海我家裏看我，要我把我的論文選一個集子交他們出版，說如能於今年第一季度交稿，則也許能趕在年底以前出書（事實上恐怕很難如此順利）。三月底我胡亂選了十餘萬字給他們寄去，還沒有得到他們的回音。
你近年來的成績很可觀，你的才能和勤奮精神很使我敬佩，你勸我“觸及時事的東西，還是避開點好”，我知道你這是有感而發。能以此相勸，我也就可以為你少擔一分心了。
《飄》，不出我所料，臨去海南島前夕，尚未能拿到。直至我走後，才送到我家中。你雖又得到黃源先生的贈送，但我既已答應了你，仍應給你，你可以轉送你的友好。《十日談》，我行前曾問過包文棣，他說尚未重印，但也沒有說不再印了的話。印出後，也一定為你搞一套。錦州師院不想去了，哈爾濱早就請過我了，我實在抽不出時間。
即祝
全家好。
穀融 14日下午
（1979年2月14日）
漱渝兄：
近來好！前後寄來的書刊，均已收到。極感盛情，隻是太麻煩你了，很有點過意不去。書款恐已不夠了，容後補上。《新文學史料》如可訂閱，就可免你郵寄之煩，累你一趟趟跑郵局，實在於心不安。
文代會聽說要延到十月了。下月中下旬，我可能要去長春，回來時，如在北京停留，當來看你。近來在忙些什麼？如來上海，請至我家玩。
祝全家好！
穀融
1979年7月31日
漱渝兄：
手書奉悉。我自文代會後，身體一直不好。掙紮到除夕，再也支持不住，隻得躺下了。春節幾天，我都是在床上過的。這兩天才略見好轉。愛人又因動眼白內障切除手術，年初五就去住院，醫院離我住處又極遠，真是夠嗆。你要的《十日談》，上海早說要重印，但至今尚未印好。《飄》，我今天去問了一下，說是分三冊出，至今隻出了個上冊，我已托人弄了一部，弄到後當即寄上。你如不急於看，或者索性等出齊了一並寄上，到時看情況再說。反正這兩部書我一定給你弄到，你放心好了。至於款子，你不必寄我，我還欠你呢！
即賀
年禧
柳尚彭回師院了，長久未見。
穀融
1980年2月25日
漱渝兄：
好久未給你寫信，近況諒好。本月上旬我從杭州回來不久，就聽說《飄》又全部出齊了，當即去問那位答應代買的同誌，他是我係資料室負責與新華書店聯係的，一般去托他都能買到。不過這位先生平時很少說話，往往問他三句，他難得回答一句。他對自己的行為也很少解釋。因此，許多人，特別像我這樣平時跟他很少接觸的人，就不免覺得他的性格不太好理解。那天他回答我說：“我過兩天去拿。”
我當然滿意地走了。可今天去問他時，他卻仍是這句話 ：“過兩天去拿。”我就說 ：“我已答應人家，人家在等，你要說個準日子。”他說：“我下星期去拿。”我有點不敢相信他下星期準會拿來，怕你心焦，所以先寫這封信給你。不過，書是準保會有的，這你可以放心。
《十日談》是不是已經重印了，我還不知道，今天下午要去市裏開會，當打聽一下，如果已重印，也一定給你弄一本。
本來一日內就要動身去海南，現決定不去了。
敬禮
穀融 23日
（1980年5月23日）
漱渝兄：
給你拜年！張挺同誌處我已去信致謝，勿念。明年又能與你在一起去度暑假，真是太好了，你夫人如能同去那就更好了。
近來忙否？你原說要到近代史所（？）去，究竟怎樣了？我想李何老不會肯放你走的，你似也不宜過於堅持己見。明年三月我將去日本作短期訪問，主要去大阪、橫濱，東京等地也要去走走。你日本友人很多，要帶什麼信否？
祝你全家新年好！
李先生前代致候。
穀融 12.30
（1983年12月30日）
漱渝兄：
你想要一本《現代作家國外遊記選》，陳子善今天才告訴我。此書我手頭隻有一本了，不過，出版社說過，等精裝本出來時要送我一本的，就先把這本平裝本送你吧。書編得不好，校對尤其欠精，錯字不少。最難容忍的是艾蕪《懷大金塔》一文中的“Simon go back”，注文竟譯成“西蒙，回來！”我問湯逸中這是怎麼搞的，湯說，稿子上原來是注的 ：“西蒙，滾回去！”可能是出版社改動的。你說可氣不可氣？這個西蒙也並非耶穌十二門徒之一的西蒙，我們也並沒有這樣注，大概又是出版社自作聰明。當然也怪我們沒有好好看清樣，責任還是在我們，其他錯誤，一定還很多，你如有空翻閱請隨手記出，以便我們再版時改正。順便告訴你一件事，上一期（總第32期）的《魯迅研究動態》上有署名曲侯的一篇文章，是解釋魯迅《奔流》編校後記中的“那汲 lbsen 之流……”這句話的，我看了十分吃驚，《魯迅研究動態》怎麼會發表這樣的文章，作者連“汲”字在這裏是動詞都不知道，說什麼“那汲”是“汲那”的倒文，而“汲那”即“支那”，設想不但離奇，而且也實在太曲折了。不知你有沒有看過此文，請你關心一下此事，我想《動態》上是應該端正一下視聽的。近來好否？很想念你！工作該沒什麼調動吧。此請儷安。並問令堂老太太好。
李霽野先生已將台靜農照片寄來，便中盼代致謝。
穀融
1984年5月31日
漱渝兄：
你托陳子善和錢虹帶的口信都收到。明年如有空，很願與你同去武當山一遊。那裏的汽車廠廠長，是我的好友、老同鄉、老同鄉、名畫家俞雲階之弟。雲階也曾約我同遊武當山。不知你相邀是何因緣？
如果也是同汽車廠廠長的關係，那我們就是同一個來頭了。昨日與雲階通了一個電話，他不日就來北京開畫展 ；上海畫院舉辦的畫展，寓國誼賓館（即國務院一招）。他很願與你結識，你如也有意，而且有空的話，請於本月30日或其前後，去國務院一招找他。他的愛人朱懷新也是我老同學。
李先生近來好否？便中請代為向他和李師母致候。餘不一，祝好！
又，我住所已遷至華東師大二村 89號穀融 12.23
（1985年12月23日）
第五節 猶戀風流紙墨香
——關於丁景唐先生的瑣憶
“猶戀風流紙墨香”，這是2004年丁景唐先生出版的60年文集的書名，說明丁先生的一生是跟文字結下不解之緣的一生。
早在20 世紀60年代，我就拜讀過丁先生研究中國左翼文學的大作，久懷仰慕之心。直到調到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工作之後，我才有了跟先生通信並親聆教誨的機緣。
初見丁先生似乎是在上海永嘉路慎成裏的一幢老房子裏，時間是20 世紀70年代末的一個晚上。先生的“多功能室”（臥室兼書房、客廳、餐廳）在這座號稱“一步樓”的三層，樓梯相當陡峭。我那時雖然年輕，但由於肥胖、近視，加上夜間燈光昏暗，先生的三女言昭就成了我的拐杖。我不解一位老革命、一位老領導的住處為何這樣簡陋。後來才知道先生出身清貧，生活曆來簡樸，跟夫人有七個子女，外加一個保姆，生存空間自然就變得狹窄了。但先生並不以為意，在書櫥玻璃門上貼著一幅自書的陸遊詩句：“老來多新知，英彥終可喜。”不覺間，他在這座舊樓整整住了70年。2000年3月，“左聯”成立70周年學術研究會舉行，丁先生抱病參加。因為他是上海代表，會議沒有為他單獨開房，我就勸他到我的房間午休。不料他突發心髒病，臉色煞白，被送到醫院搶救，把我嚇得魂飛魄散。2009年8月6日，他終於長期住進了華東醫院。
那間病房住兩人，兩人合用一護工，條件比外地一些高幹病房簡陋。但經常有親友探視，病友間也相互串門，所以先生並不以為寂寞。這一住又是9年，直到2017年12月11日，他以97歲高齡去世。
丁先生在文壇初露鋒芒是在1938年春。作為一位作家，他的雜文開始在上海四川路青年會少年部的牆報上發表，牆報上引用了魯迅的名言：“在可詛咒的地方擊退可詛咒的時代。”接著他又跟同學王韜辦了一份文藝刊物《蜜蜂》，發表文章時署名“丁寧”。此後采用的筆名有30 多個，如唐突、姚裏、蒲柳、黎容光、洛黎揚、黎瓊、芳丁、煤嬰、江水天、洛麗揚、微萍、歌青春、戈慶春、秦月、辛夕照、樂未央、樂未恙、包小平、丁大心、宗叔、丁英、蕪青、黎揚、於封、衛理、郭汶依、丁宗叔、於奮、雨峰、丁行、魯北文、佘逸文、於一得、景玉等。作品體裁大多為散文、詩歌。其中影響較大的應該是在關露主編的《女聲》雜誌上發表的詩歌《星底夢》，1945年3月由上海詩歌叢刊社出版。可以說，作為文人的丁先生原本是詩人。
建國後丁先生長期在上海出版係統工作，擔任過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總編、黨組書記。作為一位傑出的出版家，丁先生的業績主要表現在兩方麵：一是影印了很多已經成為珍本秘籍的左翼文學期刊，二是主持編纂了20卷《中國新文學大係（1927—1937）》。
“文革”之前，丁先生跟周天合作，影印了兩批、40餘種20 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革命文學期刊，接著又影印了幾種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期刊。“文革”之後，丁先生直接主持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工作，又影印了《語絲》《光明》等進步刊物。目前提倡弘揚傳統文化，在我看來，傳統文化中既有古代優秀文化，同時也包括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的進步文化，特別是以“左聯”為旗幟的左翼文化。在承傳“紅色文化”的過程中，丁先生所作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他家保存了不少閑章，其中就有用不同字體鐫刻的“紙墨壽於金石”六字。這說明他對出版左翼（進步）期刊的深刻而長遠的意義有著十分明晰的認識。丁先生說得好：“那時的左翼（進步）文學期刊反映了左翼文學家和進步文化人士的政治信仰、思想情緒、價值取向、審美觀念、寫作動態，他們的喜怒哀樂之情，都傾注在這些左翼文學期刊發表的文章裏。”
所以，傳承這類紅色期刊，也就是在傳承著一種理想和信仰，相當於旗幟的交接、火炬的傳遞。
1990年12月，上海文藝出版社曆時6年，又係統推出了《中國新文學大係（1937—1949）》。這是繼《中國新文學大係（1917—1927）》之後的又一浩大文學工程。這套叢書共分11 卷、20輯，囊括了文學理論、短篇小說、中篇小說、長篇小說、散文、雜文、報告文學、詩歌、戲劇、電影、史料等方麵的代表作品，並有一卷索引。各分卷的序言由王瑤、康濯、沙汀、荒煤、潔泯、柯靈、廖沫沙、臧克家、陳白塵、劉白羽、張駿祥等名家撰寫，這更增加了這套叢書的權威性。叢書主持人即為丁先生。1992年，這套叢書榮獲第六屆中國圖書獎一等獎。此後《大係》第3、4、5輯的編纂工作，丁先生也有付出。
利用從事宣傳出版工作的業務時間，丁先生長期進行左翼文藝運動史的研究。除開瞿秋白研究之外，殷夫研究也是丁先生研究的一大亮點。“文化大革命”之前，丁先生曾在北京圖書館查閱《孩兒塔》全稿，並拍成了照片，但在“文革”中被毀。1979年，他又從北京圖書館獲取了《孩兒塔》會稿的縮微膠卷，並提供給有關殷夫研究者。1983年1月，丁先生和康鋒整理了《〈孩兒塔〉未刊稿三十種》，發表於《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7輯。1984年2月，丁景唐、陳長歌合編的《殷夫集》作為“浙江烈士文叢”之一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表了《孩兒塔》全稿，成為殷夫遺詩集大成的詩集，為此後的殷夫研究奠定了文本基石。
丁先生對研究中國左翼文藝運動情有獨鍾，絕非偶然，因為他本身就是一位1937年底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者。著名老作家袁鷹（田鍾洛）曾親自告訴我，丁先生是他的入黨介紹人，當年每隔十天半個月就會到他那間僅有三四平方米的鬥室裏去傳達上級指示。丁先生本人也以他是“老同誌”而深感自豪。1982年5月，丁先生去南京參加華東五省一市黨史會議。他在當月11日致我的信中寫道：“這次去的都是老同誌，我能參加這一會議，引為榮幸。上海這次去了十幾人的代表隊，由陳沂同誌帶隊，有幾位是二十年代末的留蘇老同誌。會議在南京中山陵十一號招待所舉行，約七至十天返滬。”字裏行間，蘊含了對昔日崢嶸歲月的緬懷追憶。
由於我是一個以魯迅研究為職業的人，所以想在此文中多談談丁先生對魯迅研究的貢獻。
20世紀30年代中期，身為初中二年級學生的丁先生就對魯迅作品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搜集了一些魯迅著作。他愛讀魯迅翻譯的蕗穀虹兒的詩作，模仿其風格創作了一些抒情小詩。魯迅是左翼文壇公認的盟主，丁先生研究左翼文藝運動自然會側重於研究魯迅。
丁先生的魯迅研究的開篇之作是1945年10月撰寫的《祥林嫂——魯迅作品中之女性研究之一》，使用的筆名是“丁英”。那年丁先生剛25歲，發表此文之後也就忘了，事隔36年才知道這篇文章產生了始料未及的影響。原因是1946年上海雪聲劇團的編劇南微看了這篇文章，就向越劇藝術大師袁雪芬作了推薦。袁雪芬再找來魯迅的原著一讀，同意把這篇經典小說改編成越劇，演出後產生了強烈反響，成了越劇表演史上輝煌的一章，也是普及魯迅經典的一次成功探索。在雪聲劇團的紀念特刊上，還摘登了丁先生這篇文章的片斷。在魯迅研究史上，一篇研究文章能產生如此廣泛的社會影響實屬罕見。此後，丁先生堅持撰寫有關魯迅研究的文章，僅收入《學習魯迅作品的劄記》一書的就有約50 篇，篇篇都有新史料或新見解，沒有一篇是泛泛之論。
有人說，鉤稽作家的佚文是對遺失生命的尋找和激活。這個比喻十分生動形象。丁先生很重視魯迅佚文佚信的鉤沉，比如：1925年4月8日魯迅致劉策奇的信，1927年4月26日魯迅致孫伏園的信，1928年12月12日魯迅致鬱達夫的信，1931年8月12日魯迅撰寫的《〈肥料〉後記》，1931年11月30日發表的《〈日本研究〉之外》，就都是丁先生首先發現並補遺的。再如《幾個重要問題》是魯迅臨終前對抗日救亡運動的一次重要表態。對於此事，嚴家炎先生在《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1期發表過長文。但早在1963年1月10日，丁先生就在《文彙報》介紹過這篇魯迅佚文，題為《記魯迅關於學生運動的談話——〈魯迅全集〉補遺》，筆名“於奮”。1980年3月，他又會見了這篇談話的采訪者“芬君”，即上海名記者陸詒，並請陸詒寫了一篇回憶錄《為〈救亡情報〉寫〈魯迅先生訪問記〉的經過》，托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同誌親自帶交給嚴家炎和《新文學史料》的負責人牛汀。1961年8月，丁先生還曾綜合各地征集、輯錄魯迅佚文的成果，撰寫了《記新版〈魯迅全集〉（十卷本）以外的四十四篇佚文》這篇綜合性的文章，初刊於同年9月出版的《上海文學》，後編入《新華月報》10月號。1962年，他又在他主持的《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上發表了《〈魯迅全集〉未印著作》51 篇，引起了魯迅研究界的極大關注。這些佚文包括魯迅撰寫的自傳、書目、雜文、題記、序跋、譯後附記、書刊廣告等，具有不可低估的研究價值。丁先生長期為鉤稽魯迅佚文所做的工作，恐怕魯迅研究界的一些人士並不一定全都知曉。
丁先生既注重輯佚，更注重考訂。比如，丁先生友人楊瑾琤發現了署名“野火”的雜文《反〈閑話〉》，覺得內容和文風都跟魯迅雜文相似，便作為魯迅佚文收進了《〈魯迅全集〉未印著作》。後來我也發現了一篇署名“野火”的雜文，抄寄丁先生鑒定。丁先生一看憑直覺就否定了，覺得文章風格與魯迅作品不像。丁先生1978年6月27日致我的信中說：“對二篇‘野火’署名文章，我竟有這樣不同的直覺，前者持肯定（但現在又慮證據不足），後者持否定。
我自己也覺得矛盾。我建議你寫一文章，把後者作為一種可供研究的問題提出來，不要現在就肯定，請更多的同誌來共同研究一下。”後來修訂《〈魯迅全集〉未印著作》一文時，丁先生斷然抽調了《反〈閑話〉》，以示慎重。
訂正魯迅本人著作中的一些錯訛，這是丁先生做的另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事情。因為跨越前人，必須有相當的學術功底，否則就成了妄改和顛覆。在《魯迅〈柔石小傳〉校讀散記》一文中，丁先生根據柔石本人的著作和柔石親友的回憶訂正了魯迅《柔石小傳》的若幹錯誤。這對研究魯迅著作和柔石著作都是很有裨益的。對於魯迅撰寫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目》，丁先生也指出了文中的好幾處筆誤和差錯。比如，珂勒惠支的父親不是木匠而是泥水匠；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戰死在比利時的是她的次子，不是長子；《戰爭》6 幅係1923年作，並非1902—1903年；先後刊登木刻《犧牲》的是《北鬥》創刊號和《現代》第2 卷第6期，並非《譯文》雜誌；“左聯”五烈士殉難是1931年2月7日，不是1931年1月間；木刻《窮苦》中抱著一個孩子的是她的祖母，不是父親。此外，《〈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目》中所選21 幅版畫的製作年代也有多處錯誤。魯迅說過，人無完人，文章也不會十全十美。魯迅當年所處的環境險惡，條件艱苦，很多資料接觸不到，這是可以理解的。不為賢者諱，才是對賢者的最大尊重。
對於編注《魯迅全集》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丁先生長期予以關注，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1956年至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十卷本）是建國後第一部內容相對完善的魯迅全集，也是魯迅著作出版史上第一個注釋本。丁先生首先肯定了這一版本“有著很大的成就”，但也提出了若幹修訂意見。如指出“十卷本”文字有訛誤，將《公民科歌》中的“大人”
誤排為“人人”；體例不夠完善，如外國人物的姓名有的注英文，有的注俄文；注釋文字也偶有失誤，如文學研究會成立於1921年1月9日，注文卻根據茅盾一篇誤記的文字，注為1920年11月。魯迅1935年5月23日致曹靖華的信中提到的“它事極確”，是指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一事，並非指他1935年6月18日就義。
丁先生藏書甚豐。這些藏書在注釋《魯迅全集》過程中也發揮了作用。比如魯迅在1936年8月2日致曹白的信中，曾經提到有一本叫《庶聯的版畫》的書，內容和印刷都相當糟糕，未經魯迅同意就把《記蘇聯版畫展覽會》一文作為該書的序文，不僅糟蹋了蘇聯的藝術，而且敗壞了魯迅的聲譽。“文革”前注釋十卷本的《魯迅全集》，注釋者找遍《庶聯的版畫》一書而不得，然而丁先生恰好庋藏了此書，係1936年5月由多樣社刊行，韋太白輯。書中所收104幅版畫並非根據原作複製，而是從蘇聯版畫展覽會和《蘇聯人民文學》一書翻拍的，印刷、校對又極粗劣，故魯迅認為該書偷工減料，做法惡劣。後來利用丁先生的藏書增補了這條注釋。對於《十字街頭》這份“左聯”機關刊物，《魯迅全集》注釋曾誤注為半月刊或旬刊，其實該刊僅出3期，第1、2 兩期是半月刊，第3期是十日刊。後來也利用丁先生的藏刊進行了修訂。
1981年版《魯迅全集》出版，是粉碎“四人幫”之後的一次文化盛舉。
它集中了魯迅研究界乃至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的集體智慧，為構建魯迅學的科學體係奠定了重要的文本基礎。丁先生多次撰文給予高度評價，但又指出了其中的若幹錯訛和疵點，比如漏收了魯迅1930年5月16日撰寫的自傳，同一嘉業堂主人劉承幹的生卒年互有出入，瞿秋白贈魯迅詩中的“冷攤負手對殘書”
誤為“冷攤員手對殘書”……這就為2005年版《魯迅全集》的修訂工作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一部《魯迅全集》，兩萬多條注釋，近二百萬字，其中出現個別錯訛並非不可理解，對於丁先生這樣友善的學者兼讀者，出版方和注釋者無不由衷地感激。這種態度，跟那種撰文公開勸人不買《魯迅全集》的酷評家形成了鮮明對比。
作為一位史料大家，丁先生曆來重視版本的收集與手稿的研究。他節衣縮食，從搜求各種版本的魯迅著作中獲得樂趣。比如魯迅的雜文《二心集》（包括《拾零集》），丁先生就搜集到10 種不同版本，通過對比勘校，為建立魯迅著作版本目錄學奠基。他經常提醒魯迅研究者從魯迅手稿中學習寫作本領。他以魯迅雜文《死》為例，有一句原是這樣寫的：“大約我們看待生死都有些隨隨便便，不像歐洲人的認真了。”後改為：“大約我們的生死久已被人們隨意處置，認為無足重視，所以自己也看得隨隨便便，不像歐洲人那樣的認真了。”這就把中國人輕生死的原因歸咎於隨意處置人的苛政，雜文鋒芒的指向也就明確了。
在這篇紀念丁先生的文字中，我還想再談談他跟我的私交。丁先生對我學術事業的最大支持，是慨然允諾為我1987年在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史實求真錄》一書作序。他在序言中寫道：“陳漱渝同誌的《魯迅史實求真錄》是一本史料研究、考訂、辨偽方麵的著作，雖然書中沒有振聾發聵的觀點和燦若雲霞的文采，但是作者把‘求真’作為研究工作追求的目標，這種態度是可取的。即使在一些‘補白’式的文章中，也可窺見作者朝這方麵努力的痕跡。
當然正在追求的目標並不等於業已達到的目標，所以在一本稱為‘求真錄’的書中，也還可能存在‘失真’之處，這就有待於‘求真’的讀者們來指正了。”
丁先生同意為拙作《魯迅史實求真錄》作序，既有他提攜後進的拳拳之心，也有他女兒的促成，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有著重視史料真實性的共同理念。
他在1984年10月25日致我的信中寫道：“我對史料的真實性有興趣，現在有些回憶或別的文章，常有意想不到的‘新發現’，而揆諸史實，純屬烏虛之談，此中學風實令人擔心。對魯迅、瞿秋白的研究中均有這種傾向。”拙作中收有我批駁沈鵬年的5 篇文章，其人擅於作偽，常在一些人所共知的史實中塞進一些他編造的“私貨”，以真偽雜糅的手段聳人聽聞。丁先生對於我的做法是予以肯定的。沈鵬年談所謂毛澤東到八道灣拜訪魯迅的文章發表於1982年2月出版的《書林》雜誌第2期，丁先生特意從上海寄給我以供批駁。
丁先生跟我之間的情誼，在他的《學習魯迅作品劄記（增訂版）》中也留下了若幹痕跡。書中有一篇《魯迅和華慈的著名油畫〈希望〉》，介紹魯迅留日時期曾準備跟友人合辦一份名為《新生》的文學雜誌，並從購置的一本《瓦支選集》中選出了一幅油畫《希望》作為插圖。長期以來，對於畫麵人物是詩人還是少女有兩種說法，人物懷抱的樂器是豎琴還是獨弦琴也眾說紛紜。1982年，丁先生在《藝術世界》第4期看到了用彩色精印的油畫《希望》，便撰寫了《魯迅和華慈的著名油畫〈希望〉》一文，澄清了畫麵人物是象征未來的少女，而不是周作人所說的詩人。至於她左手撫動的樂器，丁先生查閱了《日漢詞典》《日語外來語詞典》《廣辭苑》《樂器大圖鑒》《西洋繪畫史話》，又請教了一些專家教授，確定那樂器叫豎琴或抱琴都可以，是譯法上的問題。此時，魯迅博物館宣教部主任彭小苓根據相關日文資料，也寫了一篇介紹瓦支（通譯為華慈）的文章，我提供給丁先生之後，他又增寫了一篇《附記》，進一步指出《希望》中的人物是瓦支友人的一位漂亮朋友，而不是周作人所說的詩人；又援引了瓦支的一段話說明《希望》主題：“希望不是期望，它有點類似從那僅有的琴弦上奏出的美妙的音樂。”當年11月27日，他在給我的信中寫道：“謝謝你寄來彭小苓同誌的文章，我已摘引日本人的兩個小史料作為《附記》編入我的《學習魯迅作品劄記（增訂本）》中，《附記》說明是彭小苓同誌提供的資料，特此感謝。那本《劄記》和你那本《史實》一樣擴充了一倍，還不知明年今日能否出來？”情況跟丁先生估計的差不多，他的《劄記（增訂本）》於1983年12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1982年夏，丁先生為《魯迅題詩簽名的〈呐喊〉〈 彷徨〉珍本》一文增寫了一篇《附記》，收入《學習魯迅作品的劄記（增訂本）》。《附記》中寫道：“去年，為紀念魯迅先生誕辰100 周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大型《魯迅畫傳》。當時，我正在北京參加中國魯迅學會舉辦的紀念魯迅誕辰100 周年的學術討論會。在會場上購得《魯迅畫傳（1881—1936年）》一冊，作為紀念。
這是建國以來收集材料最為豐富的一本畫冊。”讓我引以為榮的是，我參與了這本畫冊的文字撰寫和定稿工作。同年12月17日，丁先生來信：“現在有一個問題請教，你們合編的《魯迅畫傳》中有魯迅為山縣先生題詩贈送的《呐喊》《彷徨》照片，不知是從日本內山嘉吉處得來，還是許廣平訪日時攜歸的？煩查一下。在此之前，似未見有原件刊出，也許在《魯迅詩稿》上曾用過。”丁先生在文章完成修訂之後還繼續查根問底，表明了他治學的精益求精。但我對此事確無研究，經打聽，這幀照片大約是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白土吾夫寄贈的。
丁先生對我的幫助，除了為我寫序，還表現在另一件事上。20 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常到上海出差，有時是為單位的事情，有時隻是為了自己寫作（如為撰寫《宋慶齡傳》到上海檔案館查閱資料）。為了方便以及省錢，丁先生多次安排我去位於建國西路384 弄10號甲的上海文藝出版社招待所住宿。這是一座三層洋樓，房間是西式的，還有味美價廉的餐廳。更為難得的是，在這裏還能碰到一些著名作家和編輯。有一次經過一樓，碰到兩位老太太，其中一位是“文化大革命”前北京鐵路二中的校長魏蓮一。她曾經給毛澤東主席“上書”，反映學生負擔過重，為此，毛澤東做出了“健康第一”的批示，建議中學課程總量應砍掉三分之一。當時我也在北京西城第八女子中學教書，跟她熟識。經她介紹，認識了另一位老太太，她就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原社長韋君宜。韋君宜原姓魏，是魏蓮一的親姐姐。還有一次路過傳達室，碰到一位頰紅髯長的男士在大聲打電話，聲音如洪鍾大呂。一打聽，他是來自安徽的詩人公劉。記得1957年我上高三時，曾把他的詩作抄到筆記本上，跟同學交流欣賞。這次我不僅見了雞蛋（錢鍾書先生喻為作品），而且見了母雞（作者），實為人生一大幸事。又有一次，招待所的房間緊張，我跟湖南文藝出版社的原副社長朱樹成合居一室，聽他談編輯唐浩民成名作《曾國藩》的過程，頗受教益。跟朱樹成同時到上海出差的還有一位叫周實的編輯，現在是一位風格獨具的小說家，以主編《書屋》雜誌蜚聲文壇。離招待所不遠還有一家著名餐館“喬家柵”，在這裏吃飯時碰到了跟我同年的文化學者餘秋雨。所以，上海文藝出版社的這家招待所跟北京朝內大街166號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大樓一樣，都成了喚起我溫馨回憶的標誌性建築。
丁先生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貢獻，除了他本人的學術成果之外，還表現在培養了兩個優秀的接班人：一個是他的三女丁言昭，另一個是他的五兒丁言模。我跟言昭相識於1978年，那時她在當年出版的《破與立》學報上發表了一篇《魯迅與〈波艇〉》。我對魯迅研究史料情有獨鍾，一讀這篇文章就覺耳目一新，懷疑這位新人背後一定有學術巨擘支撐。打聽後果不其然，言昭說，這是她在父親的指導下寫的。她跟父親合作撰文還使用過一個筆名，叫“胡元亮”。如果說，《魯迅與〈波艇〉》的文筆還有些稚嫩，但不過多時言昭就令人刮目相看了。她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被分配到上海木偶劇團工作，除撰寫了一部《中國木偶史》外，我的案頭還擺著她撰寫的中國現代女性傳記，傳主有蕭紅、丁玲、林徽因、陸小曼、王映霞、許廣平、關露、張幼儀等，每本都有珍稀史料和她四處奔波、辛苦搜集的口述資料。言昭生性活潑，擅寫兒童劇，所以她的學術著作除開史料新穎翔實之外，還以文筆清新活潑見長。這在現代女性傳記作家中可謂獨具一格。近些年來，我跟言昭疏於聯係，但在《綠土》等文史報刊上常讀到她整版的新作，每篇肯定都有新資料。言昭的成長，當然是丁先生的培養教育結出的碩果。
丁先生私下對我說，他的三女雖然頗有名氣了，但還有一個五兒丁言模，理論水平高，極有學術潛力。現在丁先生的預言也得到了證實。近些年來，言模在出版艱難的現實境遇中，陸續推出了《鮑羅廷與中國大革命》《楊之華評傳》以及瞿秋白研究叢書七本、張太雷研究叢書四本。最近，言模又出版了《穿越歲月的文學刊物和作家》，共兩卷，83 萬字，對“左聯”刊物和“左聯”
解散後的左翼進步刊物進行了係統介紹，分量相當重。這些成果，除了離不開丁景唐先生的藏書外，丁先生當年閱讀時留下的“批語”也給作者以寶貴的啟示。所以，這兩本書的問世，是丁氏父子合作的成果。現在丁先生駕鶴西去，但他的學問有子女薪火相傳，這應該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行將結束這篇拉拉雜雜文章的時候，正值農曆丁酉年大寒。對於我個人而言，丁酉年的確多災多難：除開老伴纏綿病榻之外，還有許多親友故去，其中有丁先生這樣的前輩，也有同齡人，還有一些黑發的晚輩。年近八十的我也受到許多慢性病困擾。我切實感到了老苦、病苦、無奈、無助。97歲的丁先生仙逝，應屬喜喪，學界固然折損了一員老將，但對他本人卻也是一種解脫。但悲哀仍然時時襲上我的心頭。
丁先生不希望生者為他做什麼紀念活動，但後人一定會長遠地憶念起他。
有些學術明星辭世時會喧鬧非凡，但若幹年後也許會隨風而逝。而丁先生的學術事業已經融入了中國現代文學史和出版史的崇樓廣廈之中，即使他細如沙石，小如釘子、螺絲，也會跟這座宏偉的學術大廈一樣永恒。是的，“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魯迅：《憶韋素園君》）。
第六節 我所了解的《魯迅研究資料》
《魯迅研究資料》於1976年10月創刊，內部發行，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最初的負責人是從《光明日報》調來的金濤，參與編輯的是我。但創刊之初出於慎重，不僅魯迅研究室主任李何林要過問，而且國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長也要親自進行終審。我至今仍記得王局長一邊抽著中華牌香煙，一邊用鉛筆在稿樣上批畫的模樣；又聽說他參加人大會議時也帶著“資料”的清樣。這一輯《編者的話》宣布了創刊宗旨：“本刊是以資料為主的內部刊物，為學習、研究魯迅和魯迅著作，以及編寫魯迅年譜、魯迅傳提供資料。本刊將以主要篇幅，發表關於魯迅生平史實、魯迅著作背景材料以及新發現的與魯迅有關的革命文物等方麵的文章，陸續刊登魯迅生前友好以及與魯迅有過直接或間接接觸的各方麵人士的回憶錄、訪問記。盡管其中有些人的政治狀況已發生變化，但由於他們同魯迅有過一定的接觸，對他們提供的某些有用的資料，本刊仍酌量選登，以供內部研究參考。這些資料由於種種原因不一定正確和準確，希望同誌們注意比較鑒別，請勿公開引用。”文末注明的時間是1976年10月19日，其實《後記》初稿完成於粉碎“四人幫”之前；由於形勢風雲突變，雲開霧散，所以臨時加上了要團結在新的黨中央周圍，堅持“三要三不要”（“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政治表態。為表達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粉碎“四人幫”的感激之情，開卷首篇重刊了葉劍英於1940年10月19日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的《我也來紀念魯迅》。本輯還發表了周建人、許壽裳、曹靖華、馮至、唐弢、賴少其、茅盾、胡愈之、馮雪峰等魯迅同時代人的回憶，以及許廣平11 篇未曾結集的文章。
新露麵的作者隻有三個：我，如今以研究蔣介石日記而轟動史學界的楊天石，還有一個署名為“餘延石”的——這是複旦大學語言教研室的集體筆名。
編完第1期之後，金濤重回《光明日報》，《魯迅研究資料》的新負責人是榮太之，我仍盡協編之責。1977年11月，即相隔一年之後，《魯迅研究資料》第2輯出版。這一輯刊登了新發現的魯迅書信共37封（包括致外國友人3封），以及周恩來、陳毅等紀念魯迅的詩文。本輯所刊的談女師大風潮和劉和珍烈士的文章，是我在“文革”後期采訪的資料。《魯迅研究資料》第1、2輯出版時，正值撥亂反正的關鍵時期，當時的學術刊物寥若晨星，所以《魯迅研究資料》印行70000餘冊仍供不應求。香港很快就出現了盜印本，在海外廣泛發行。學術界對這兩輯刊物交口稱讚。
《魯迅研究資料》第3輯於1979年2月出版，刊登了魯迅書信15封，其中新發現的有12封；還刊登了魯迅輯校古籍序跋，後來經增補，成為《魯迅全集》中的《古籍序跋集》。《魯迅筆名研究》欄目和《回憶錄·訪問記》欄目內容非常豐富。許羨蘇的《回憶魯迅先生》一文是我從魯迅博物館資料部調出來的，在文字上作了不少潤飾。後來有好事者對魯迅與許羨蘇的關係作了不少臆測，其實這篇回憶已將兩人的交往情況介紹得相當清楚。這一輯還刊登了何思源先生的《回憶魯迅在中山大學的情況》。有一次我在北京三十五中的頒獎典禮上見到何魯麗同誌，其時她已經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我特別提及她父親的這篇文章。何魯麗很感興趣，表示要抽空到魯迅博物館參觀。
1980年1月，《魯迅研究資料》第4輯由內部書刊改為公開出版物，出版單位由文物出版社換到天津人民出版社，發行量仍達17500冊。那時我被調到“年譜”組，跟李允經一起為魯迅北京時期的年譜定稿，接替我的是從資料室調來的張傑。這一輯卷首《魯迅談二三十年代左翼文藝運動言論選》就是張傑選編的。榮太之跟張傑合編至《魯迅研究資料》第15輯。此後榮太之被調走，第16輯由張傑單獨編輯。《魯迅研究資料》學術質量雖然相對穩定，但由於市場形勢變化，印數銳減，第5輯隻印了4300冊，第6輯下跌到2400冊。此後，印數一直在3000冊上下浮動。
從1986年9月出版的《魯迅研究資料》第17輯開始，編務由魯迅研究室副主任趙淑英負責。1988年10月，《魯迅研究資料》第18輯改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版權頁出現了編輯工作人員名單：編委8人，由魯迅博物館的館領導和研究館員組成，責任編輯署名趙英（即趙淑英）。但是《魯迅研究資料》的編委跟一般刊物的編委一樣，並不務實，編校之責主要落在趙英身上。作為研究室主任，我也參與了終審，並策劃了一些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