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6年10月至1991年12月，在這15年中，《魯迅研究資料》共出版了24輯，刊登了680 萬字的資料和文章。像周作人早年日記、書信，魯迅和許廣平收藏的同時代人書信，新發現的一些魯迅書信（包括魯迅、茅盾合編《草鞋腳》資料），魯迅《中國小說史大略》整理本，魯迅博物館收藏的章太炎、許壽裳、錢玄同、劉半農、胡適、鬱達夫書信，以及一大批珍貴的魯迅回憶錄，都是由《魯迅研究資料》首次披露。後來，由於直接跟魯迅研究相關的史料越來越少，魯迅博物館的業務經費捉襟見肘，相關資料、文章又可以提供給《魯迅研究月刊》發表，《魯迅研究資料》出至第24輯終刊。這一輯的印數下降到了1650冊。
第七節 我與《魯迅研究月刊》
到我撰寫此文的2010年4月末，《魯迅研究月刊》已經出至“總第336期”。
它雖然是一份社科類核心期刊，而且在同類刊物中一直排名於前列，但從來不事張揚。刊物沒有出現那種學者頭像攢動的奇特景觀，至今也沒有收取作者的分文版麵費。刊物的編輯外出一貫低調行事，參加各種學術研討會都不會要求上主席台，或想坐到前排領導席去照一張合影。刊物的發行量雖不大，但訂戶較為穩定，並自1997年起即已作為《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誌社》全文錄入期刊，這表明它擁有眾多讀者，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讀者公認這是一份嚴肅的學術刊物。
《魯迅研究月刊》的前身是內部發行的《魯迅研究動態》，主編單位是《魯迅研究資料》編輯部。編輯出版《魯迅研究資料》是魯迅研究室的任務之一。
當初定位於“資料”，是因為正值“文化大革命”後期，政治形勢詭譎多變，刊登論文極易招惹無妄之災。既要辦刊物，又想免禍，當然以刊登原始資料較為穩妥。
1980年4月5日，《魯迅研究動態》第1期印成。這是一份裝幀十分簡單的印刷品，以刊頭和目錄頁當封麵，印數為2000冊，除贈送有關部門和人士之外，還以每冊0.25 元零售。第1期卷首刊登的《編者的話》特意說明：因為《魯迅研究資料》將作為季刊公開發行，出版周期較長，“對於有時間性的研究成果、動態和新發現的資料等，不能及時刊出”，因此特編印《動態》作為補充。
編者的上述說明，其實並未道出發行《動態》的主要目的。我所了解的背景是：1978年9月5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沙洪寫信給陳雲副委員長，反映文藝界對於“兩個口號論爭”等曆史問題存在不同的看法和分歧，影響到新時期文藝隊伍的團結；並附上了徐懋庸夫人王韋的一封信，提到徐懋庸在延安曾向陳雲談及20 世紀30年代上海文藝界的情況。陳雲對這封來信十分重視，於9月11日寫信給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建議中組部、中宣部起草一份文件，對上海文藝界30年代的問題，對創造社、對當時其他革命文藝團體，做出實事求是、經得起曆史檢驗的評價。陳雲強調要把革命文藝運動中的是非功過放到當時的曆史環境中進行考察。他還強調，這項工作應立即著手做，因為當事人年事已高，再不動手就遲了。
陳雲寫此信後不久發生了兩件事：一是西北大學編印的《魯迅研究年刊》1979年號發表了茅盾的《答〈魯迅研究年刊〉記者的訪問》。這篇訪問記亦刊登於同年10月17日《人民日報》。茅盾在文中說：“魯迅研究中也有‘兩個凡是’的問題。比如說有人認為凡是魯迅罵過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魯迅賞識的人就好到底。我看並非如此。這類事情要實事求是。”二是1979年5月至12月，夏衍寫成了《一些早該忘卻而未能忘卻的往事》，刊登於《文學評論》1980年第1期。在這篇回憶中，夏衍對馮雪峰1966年8月10日寫的一份交代材料——1972年12月5日又經修訂——進行了批評指責，認為“其中與事實不符之處是不少的”。這兩篇文章在魯迅研究界激起了千層浪。以李何林先生為首的一批研究者對茅盾和夏衍進行質疑，我當時也站在李先生一邊，但是刊登爭鳴文章遇到了困難。有人以“上級精神”為理由，說此類文章不宜公開發表。比如魯迅研究室的榮太之寫了一篇《一些不想說而又不能不說的事情——夏衍同誌文章讀後》，1980年2月20日投寄《文學評論》，3月29日該刊提出修改意見，4月2日作者照改不誤，4月17日文章卻從準備付印的刊物上被抽下，作退稿處理。
最後，榮太之的這篇文章隻能刊登於1980年5月1日出版的《魯迅研究動態》第3期。由此可證，魯迅研究室出版《魯迅研究動態》，主要目的是搭建一個爭鳴的平台。從1980年4月5日至11月15日，《魯迅研究動態》出了6期。在這份篇幅一般隻有16 頁的小刊物上，就連續發表了2 篇批評茅盾的長文，8 篇反駁夏衍的長文。所以當時有人把傾向於“國防文學”派的中國社科院文學所魯研室（當然主要是指文學所領導）稱為“東魯”，把主觀上想維護魯迅、馮雪峰的魯博魯研室稱為“西魯”，而把位於朝內大街的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稱為“中魯”。
在反駁夏衍的文章中，影響最大的是樓適夷先生的《為了忘卻，為了團結》。此文1980年2月25日寫成，刊登於同年4月20日出版的《魯迅研究動態》第2期。文學界的人都知道，1957年8月17日，在中國作協召開的批判馮雪峰的百人會議上，樓先生曾揮淚痛批他的這位老友，當時被稱為“爆炸性發言”，為夏衍對雪峰的批判起了配合作用。事隔23年之後，樓先生進行了反思，依據親身經曆為雪峰辯護。所以這期《動態》一時洛陽紙貴，迅速脫銷，有些讀者買不到刊登此文的刊物，就輾轉傳閱，全文抄錄。在一封私人通信中，黃源以朋友身份對樓先生坦陳了己見。
適夷兄：
你的《動態》上的大作，拜讀了，一熔（按：黃源夫人）也讀了（她還在病院）。
你的義憤，是正義的，可佩的。老夏處於今天文藝界的領導地位，對老戰友，對無產階級文藝運動有重大貢獻的戰友，於死後改正的老戰友，發表此文，四五十歲的中年一代文藝研究者中（我所接觸到的），反應很大。你上次寫的紀念雪峰的文章，隻講他是詩人，避而不談，是明智的。這是夏公挑起，不得不發的，你從為“四化”，團結向前看出發，特別提到夏公的功績方麵，這都很好，而且我希望能見於行動，消除成見，更好。
你的文章中，擺事實講道理，很好，但其中有些諷刺、刺激的話，出於義憤，我完全理解，但這些話，使彼此不能靠近……（1980年5月14日黃源致樓適夷）
樓老對黃源的意見有肯定，也有保留。他回應說：“那篇文章我請你看看，我勸別人心平氣和，實際自己多年的鬱積，也著實心不甘、氣不和呢。”（1980年5月21日樓適夷致黃源）
樓老信中坦陳的是自己的真實心態。20 世紀80年代研討“革命文學論爭”
的得失、“左聯”的功過和“兩個口號”的是非，由於不少當事人仍健在，對這類問題的評價實際上是對他們曆史地位的評價，而這種評價又關係到他們的現實處境，因此難於平心靜氣，完全納入學術軌道進行爭鳴。老一代左翼文藝戰士的情緒，又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包括我在內的一部分中青年魯迅研究者。
周揚、夏衍等人複出之後，仍然是文藝界乃至於思想界的重要領導人，相對處於強勢地位，又掌控了《文學評論》這樣具有全國性影響的輿論陣地，所以李何林先生代表的一方自然隻能借助一份小小的內部刊物發出自己的聲音。
1981年7月中央宣傳部根據陳雲的批示，成立了一個革命文藝運動若幹問題研究小組，想在調查研究、查閱曆史檔案的基礎上，形成一個類似於《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文件，以統一認識，結束爭論不休的局麵。這項工作由賀敬之主持，中組部、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等部門的有關人員參加，我也忝列了兩次會議。但此舉無疾而終，原因在於既然涉及的都是文藝問題，就該允許見仁見智，從長遠來看，即使勉強形成了一個文件，對於此後研究者的思維也不會產生約束力。
1983年1月11日，魯迅博物館館長兼研究室主任李何林退居二線，王士菁先生接任館長。王先生對李先生十分尊重，跟周揚一方也保持有良好關係。此後《動態》逐步由一份爭鳴性的刊物轉變為一份內容駁雜的學術刊物，論文、資料、考證、動態乃至於索引全都刊登。1983年12月26日上午，周揚來到魯迅博物館，參加4個單位聯合召開的“紀念毛澤東同誌九十誕辰學術討論會”。
他特別強調了魯迅早期文言論文對“人學”研究的重大啟示意義，指出“可以稱得上天才的，隻有兩個人，一個是毛主席，一個是魯迅，是真正意義上的天才”。《魯迅研究動態》客觀報道了周揚的講話，關於“兩個口號”評價問題的大規模爭論告一段落。
1984年，山東煙台地區派人到北京招聘人才，合格者可享受處級待遇，分配住房，並將其在農村的家屬調到城市。《魯迅研究動態》的編者榮太之是山東文登人，家屬戶口原在農村，便跟家屬也在農村的“手稿”組負責人呂福堂同去應聘，結果同被錄用。因為榮太之的調離，以及李何林先生退居二線，《動態》從1984年7月至1985年5月一度停刊。
1985年1月3日，我被任命為魯迅研究室主任，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恢複《魯迅研究動態》。1985年5月，《魯迅研究動態》在停刊11個月之後重新出版，加上了由啟功先生題寫刊名的封麵，封麵設計署名魯青——當年在魯博工作的一名青年業務人員張靖。責任編輯是王世家。魯迅博物館原副館長孫瑛在《魯迅博物館曆事》中說：“此次改版使《動態》成為全國第一份關於魯迅研究的雜誌。”（《魯迅研究動態·第9期增刊》）世家原是黑龍江愛輝縣教師進修學校的校長兼支部書記，自辦了一份內部印行的《讀點魯迅》叢刊；後來被調到黑龍江省社科院文學所，又編輯過東北的《魯迅學刊》和《東北現代文學史料》。他熱衷於編輯魯迅研究方麵的書刊，在魯迅研究界有廣泛聯係，因此我特別推薦他到魯迅博物館來主持《魯迅研究動態》的編務。
但世家的調動遇到了困難。雖然世家有為魯迅研究“毀”黑河之家和哈爾濱之家的決心，但要在京城安家卻非易事。因為他有一妻三女，調他一人，必須特批五個進京戶口。這不僅在當年，即使在今天，也是極難辦妥的事情。魯迅博物館領導出於對《魯迅研究動態》的重視，對辦理世家的調動手續都很支持。但人事部要求單位進行說明：北京的編輯成千上萬，為什麼偏要千方百計從外地調人？我承擔了起草這份說明的任務，從魯迅研究造詣、在魯迅研究界廣泛的人脈關係，特別是在編輯工作中的獻身精神諸方麵懇切陳詞，讓領導部門理解到“一將難求”，此崗位非世家莫屬。在關鍵時刻，賀敬之給予了鼎力支持。我們單位隸屬於文化部，而敬之同誌是文化部負責人。他簽字同意，人事部當然會予以高度重視，這樣世家的安家問題就逐步解決了。
改版後的《魯迅研究動態》為16 開本，每期48 頁，月刊，暫定內部發行。
《動態》1985年第1期（總第37期）刊登了《敬告讀者》，表示要把這份刊物“辦成一個有個性、有特色的刊物”“既有學術性，又兼顧普及”“以活躍魯迅研究的氣氛，溝通魯迅研究的信息，加快魯迅研究橫向交流的節奏，及時反映魯迅研究的新成果”。這一期發表了我提供的《許廣平遺稿三篇》，其中的獨幕劇《魔祟》是我在魯博資料部查資料時無意發現的，原稿既未署寫作年月，也未署作者名。我寫過《許廣平的一生》，對許先生的筆跡非常熟悉，所以能迅速做出準確判斷。對於這篇作品的內涵，我在同期發表的《血的蒸氣，真的聲音》一文中作了點評，指出這是許廣平跟魯迅在上海同居的生活寫照，表達了她因任性，對魯迅體貼不夠而在魯迅死後產生的某種追悔之情。不料事隔16年之後，卻有某專家學者以此為依據，認定魯迅跟許廣平早在1925年夏天即已進行“第一次親密接觸”，讀後我感到驚詫莫名！
1985年5月8日，《魯迅研究動態》編輯部邀集部分魯迅研究界的中青年學者座談，蒞會者有王富仁、陳福康、宋益喬、龍泉民、王國綬、王德祿等，這表明刊物從改版開始就對建立廣泛的作者隊伍，特別是對發揮中青年研究者的中堅作用給予了高度重視。同年，中國社科院決定停止出版文學研究所編輯的《魯迅研究》（我也忝列該刊編委），因此《魯迅研究動態》就成了國內最重要的魯迅研究刊物。
1987年1月，經國家出版局批準，《魯迅研究動態》在創辦7年之後，公開向國內外發行。魯迅研究界的老前輩李何林、李霽野、黃源、樓適夷、許傑題詞表示鼓勵，王士菁、袁良駿、王景山、王觀泉、陳福康等專家也撰文表達了祝願與希望（見《魯迅研究動態》1987年第5期）。3月7日，編輯部邀請部分在京學者舉行座談，陳湧、林辰、王士菁、王景山、孫玉石、林誌浩、張恩和、袁良駿、李文兵、朱金順、王富仁、顏雄、陳福康、陳學超等參加。
5月23日，編輯部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了《魯迅研究動態》公開發行座談會。魯迅研究室顧問唐弢在會上說：“自《動態》創刊以來，我是每期必看的，覺得它辦得不錯，今天公開發行了，這是一件大好事……我個人有個看法，現在有許多思想觀點需要正麵提倡、正麵說明，魯迅研究也是這樣。在學術上，在文藝問題上，我們應該容許各種各樣的意見存在，也應該旗幟鮮明地正麵提出我們自己的主張。魯迅本人正是這樣做的，既能夠容納各種思想，又有自己明確的主張。這點很重要。我們既然學習魯迅，就應該發揚魯迅精神。”我在題為《辦出特色》的發言中，肯定了前一時期所取得的成績，指出《動態》目前尚缺少應有理論深度的論文和新資料，希望今後刊物能保證周期，信息暢達，同時能開展健康的爭鳴，“尤其應該警惕把人際關係攪進學求爭鳴，把宗派鬥爭引入學術之爭”。《魯迅研究動態》公開發行不久，就有讀者來信，建議把刊名改為《魯迅研究月刊》，因為《動態》的名稱早已涵蓋不了刊物的實際內容，而且也顯得不太正規。但刊物為節約印刷成本，已經將1989年的膠印封麵印就。為避免浪費，直至1990年1月才把《魯迅研究動態》的封麵換為《魯迅研究月刊》。
1990年8月，以《魯迅研究動態》為前身的《魯迅研究月刊》出版100期，舉行了一次筆談。中國魯迅研究會副秘書長、天津人民出版社資深編審李直（李福田）在《百期話舊》一文中，除肯定了魯迅博物館曆屆領導對刊物的重視和魯研界老中青三代研究者的支持之外，特別讚揚了榮太之的開創之功和王世家“甘為人梯，為人作嫁”的精神。文中也提道：“魯研室主任陳漱渝同誌把刊物作為重要的工作來抓，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這些是人所共知的。”
魯迅研究專家高信指出，《月刊》大概是迄今為止，魯研刊物中唯一能夠一以貫之、按時出版的專業刊物……偌大中國，偌大魯研大軍，總算有這一家刊物在發揮著橋梁、紐帶和媒介作用，這不能不說是魯研界的幸事，也不能不說是廣大熱愛魯迅的讀者的幸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張大明認為：“這個刊物不但有史料價值，而且有學術價值。它是我珍藏的刊物之一。它不僅是對魯迅研究有用，就是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現代文化史，乃至思想史、革命史研究，都有參考價值。”
1998年12月，《魯迅研究月刊》出至“總第200期”，刊登了一則《本刊啟事》：“隨著魯迅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發展，《魯迅研究月刊》業已成為國內外魯迅研究者發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園地之一，它已遠遠超出了館刊的性質，本刊現在的編委會已不適應目前的編刊工作。經研究並報館領導批準，決定從1998年第12期（總第200期）開始，改聘顧問。現已征得在京的17 位專家、學者的同意，特聘請他們作為本刊的顧問。”這份顧問名單是世家提出的。如實地說，其中也有極個別我並不以為然的人，但從工作出發，我全部表示同意。我一貫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好惡，這毫不足怪，但不應該將個人情緒帶到學術領域之中。
為紀念《月刊》出版200期，我們還特別舉行了一次座談會。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參加並講話。我也有一發言，原文是：各位顧問、各位同人、各位朋友：在全國人民滿懷深情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 周年的曆史時刻，我們在這裏聚集一堂，就《魯迅研究月刊》出版200期舉行座談。我用這句話作為今天發言的開頭，並不是牽強附會，因為我們個人的命運，刊物的命運，都不可能不跟我們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發生深刻的曆史聯係。完全可以斷言，如果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沒有我們每個人的今天，就沒有我們刊物的今天。這絕不是誇張之詞和趨時之論。一種刊物出版到200期，意味著它有了16年多的學術壽命，也好比它從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兒長成為一個健壯的、充滿朝氣的青年。我查了一下《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彙編》，發現出滿200期的刊物為數不多，比如著名的《新青年》雜誌，雖有10 多年壽命，但幾度休刊，總共才出了63期。《小說月報》好像壽命最長，曆時21年有餘，共出了258期。但該刊前後期性質截然不同，前期是鴛鴦蝴蝶派的刊物，大約出了126期。也就是說，真正作為從事新文學建設的《小說月報》也隻不過出了132期。所以，將來如果有人編一部中國學術期刊史，《魯迅研究月刊》應該被寫上重重的、濃濃的一筆。
《魯迅研究月刊》能夠頑強地支撐到今天，首先應該感謝魯研界廣大學者的支持。他們不計較《月刊》稿酬微薄，也不計較《月刊》印數有限，仍源源不斷地將嘔心瀝血的學術成果提供給我們。同時應該感謝編輯部在編和不在編的同人。16年來，幾度寒暑，幾度春秋，6000 多個日日夜夜。幾間舊房，幾件舊桌椅，沒有空調，沒有傳真機，沒有長途電話，更沒有什麼“工作用車”，靠一股“拚命三郎”
的勁頭，發表的論文資料竟多達2000 多萬字；至於審閱的稿件，校對的清樣，就真可以用不計其數來形容了。一個正規的月刊編輯部，有十幾個人、二十幾個人的編製，是很普遍的事情，但我們月刊編輯部在編人員長期隻有兩三個人、三四個人。兩年前，我曾含著熱淚參觀了鄧小平同誌題名的太行山黃崖洞。就是在這個天然大石洞附近，八路軍一一五師和一二九師創建了設備極其簡陋的兵工廠，生產出了足以支援整個華北前線抗日武裝的武器裝備；也就是在這個窮山溝中，八路軍奮戰八晝夜，以1∶6的傷亡比例抗擊了超過我軍5 倍的日軍主力部隊。我認為，我們《魯迅研究月刊》16年來所發揚的就是革命戰爭年代的艱苦奮鬥精神、自我犧牲精神。這是在商品大潮中一種極為高尚的人生價值追求。
《魯迅研究月刊》得以維持至今，當然離不開國家文物局領導和我館曆屆領導的支持。雖然我們館多年來存在著團結方麵的問題，但曆屆領導在堅持辦刊這一點上是基本一致的。我館曆屆領導都認識到，這份刊物既是學術園地，也是思想陣地；既是聯係國內外魯迅研究者的紐帶，也是我們館對外的一扇重要窗口。我們不能讓園地荒蕪，不能讓陣地丟失，不能將魯迅博物館自我封閉起來，使它變成一個毫無學術特色的機關衙門。
在這個座談會上，我必須說明的是，我雖然長期掛名為《魯迅研究月刊》的主編，但大量的具體工作是由副主編王世家同誌承擔的，他才是幕後的執行主編。20 多年前，我剛跟世家締交的時候，他對我說，他的人生追求就是編出三四十本刊物。現在他的這一願望已經超過四五倍地實現了。如果他60歲退休，那月刊就能跨越世紀，一直編到330 多期，這肯定會使他感到更加欣慰。編輯部的周楠本同誌，謙虛踏實，不計名利，訥於言而敏於行，既有很大的學術潛力，又是不可多得的編輯人才。在我們編輯部裏，還有長期默默承擔繁重編務的馬會芹同誌，有研究、編輯雙肩挑的張傑同誌，有打字排版的高手王靜同誌。曾經給刊物以無私幫助的，還有今天到會的李福田同誌、張靖同誌、王國綬同誌、張鐵榮同誌以及遠在雲南的強英良同誌。協助刊物校對的，還有高道一先生、李淑文大姐。校對工作嚴格細致，費眼勞神，但他們卻得不到相應的報酬。對於編輯部外這些同誌的友情支援，我們會永遠銘記於心。
關於《魯迅研究月刊》的辦刊方針，我有一個粗淺的想法。因為我們的刊物是學術刊物，所以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黨的“雙百”方針，必須牢牢把握住刊物的學術方向。學術無禁區，應當允許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允許有提出問題進行討論的自由，也允許有批評和反批評的自由。1965年7月18日，毛澤東同誌在給章士釗的一封信中說：“筆墨官司，有比無好。”這就是說，隻有不同觀點相互撞擊，才會迸發出真理的火花。我希望《魯迅研究月刊》能以大海容納百川的度量，包容不同的學術觀點。當然，包容並不是是非不辨，黑白不分。
對於那些背離史實，背離學理，對魯迅進行惡意詆毀的言論（比如要把魯迅當成絆腳石踢開），我們也應該做出必要的反響。對魯迅研究領域的嚴重錯誤觀點采取縱容放任的態度，也是魯迅研究工作者的一種失職。這種看法是否正確，希望今天到會的諸位發表高見。
為了進一步提高刊物的質量，我們取消了原有的編委製，改為目前的顧問製。為了便於聯係和開展工作，我們聘請的顧問限定在北京地區。所聘顧問或者是魯迅的同時代人，或者是在魯研界有相當影響的資深學者。我們對17 位顧問接受《魯迅研究月刊》的聘請表示感謝！希望顧問們今後多給刊物賜稿，多對刊物的編輯工作進行多方麵指導。
在回顧《魯迅研究月刊》的辦刊曆程時，我們也清楚地看到，我們的工作中仍存在不少缺點。比如有時編輯意圖不夠明晰，對稿件往往采取守株待兔的態度，而缺少應有的學術引導。有些論文冗長沉悶，觀點片麵。刊物在裝幀、版式、校對、發行等方麵也還有應該改進提高的地方，希望今天到會的朋友多提寶貴意見。這是對刊物出版200期最好的賀禮。
各位顧問、各位同人和朋友，在這個令人難以忘懷的場合，麵對今天的你我，回想16年前的你我，我真正感到了“人生苦短”這四個字的含義。16年，人生有幾個16年？！但我們既然曾經16年如一日地把心血澆灌在《魯迅研究月刊》這個學術園地上，在今後的日子裏我們當然還會一如既往地繼續辛勤耕耘下去。也許我們當中的有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會心力交瘁，支持不到刊物的第二個16年，但總是會有一批魯迅所說的“傻子”“呆子”會在這個陣地上堅持下去，奮鬥下去，不斷為“魯迅學”的大廈增磚增瓦，使這座學術殿堂愈加燦爛輝煌。
在以上發言中，我說自己“長期掛名為《魯迅研究月刊》的主編”，主要是出於一種自責，覺得自己的付出跟對一個稱職主編的要求還有差距，並不是以此證明真是“屍位素餐”。作為主編，我負責每期稿件的終審，有時也介入了內容的策劃和來稿的篩選。那些年，魯迅博物館的業務經費每年隻有10 萬，為了爭取刊物的經費，逐步改善辦刊條件，我也費了不少腦汁，做了一些具體的事情，如爭取大象出版社將每年6 萬元的資助增至8 萬。對於世家跟其他編輯人員的意見，我基本上都采取尊重的態度，努力為他們的工作提供一個寬鬆的環境。從1984年至2003年的17年中，我從沒做過以刊物謀私的事情。
2001年4月，《魯迅研究月刊》編輯部進行了調整，世家在編輯部工作26年之後退休，離開了副主編的崗位，接替他出任此職的是張傑和周楠本（常務）。世家的名字置於“顧問”之列——這是對他長期辛勞的一種尊重和對他在魯研界地位的應有肯定。早在此前一年，世家就多次對魯博人事部門表達了他如期退休的願望。他向我陳述的想法：一是退休後便於在太太到黑河探親時照顧家庭，二是可以靜下心來編寫一些書。近年來，我們高興地看到世家編輯的《〈京報副刊〉（青年必讀書）資料彙編》，他跟止庵合編的《魯迅著譯編年全集》，還有一些資料翔實、行文老到的文章，這些都是他退休後的學術成果。
世家退休前，我建議他到一個他想去的地方走走。他選定了福建。魯博的“一支筆”說：“沒錢。”我回答：“從《月刊》的經費中報銷，那裏麵有我拉的讚助。”研究室還設了一次便宴，跟他依依惜別。為了解決世家的職稱問題，我專門給國家文物局職稱辦寫了一份推薦意見：王世家同誌是一位在國內外魯迅研究界有一定影響的資深編輯，他從“文革”後期即開始編輯有關魯迅研究的學術刊物，先後主編過《讀點魯迅》叢刊、《魯迅學刊》。從黑龍江調到北京後，編輯《魯迅研究月刊》共214期，總字數逾2000 萬字。他在魯研界有廣泛聯係，能獨立審查和處理學術論文；特別是在工作中不計名利，甘為人梯，因而受到國內外魯迅研究者的稱道。他新近主編的《魯迅回憶錄》6 卷本，達到了很高的編輯水平，堪稱傳世佳作。世家同誌此前未能參加外語考試，考慮到他多年享有政府特貼，又即將退休，建議破格晉升為編審。
遺憾的是，當年文物局強調參評者必須外語成績合格，所以世家的申報材料又被退回到了魯博，根本沒有提交“高評委”評審。不過，事隔不久，國家文物局又根據文化部的相關文件，取消了申報研究員必須考核外語的硬性規定。然而世家已經退休，此事成為無法彌補的遺憾。對此，我至今仍感歉疚。
有一個一般讀者可能不了解的情況，即從《魯迅研究動態》創刊至今，《魯迅研究動態》編輯部和《魯迅研究月刊》編輯部都不是任何一級行政建製（即非“局”非“處”非“科”非“股”），也不是一個有獨立經濟核算職能的實體。如前文所述，《動態》第1期至第36期由榮太之負責，他當時是《魯迅研究資料》的負責人，而《動態》作為《資料》的補充出版物，順理成章也由他分管。當然，作為室主任的李何林要把關定向。從第37期至第126期，責任編輯主要是王世家，先後擔任責編的有高遠東、孫鬱、張傑、周楠本等；還有一批從外地借調協助編務的“國際友人”。從1987年5月《魯迅研究動態》公開發行之日起，目錄頁右側印有一份編委名單，按姓氏筆畫為序，出任編委的是魯迅博物館的館領導和研究員。直接分管刊物的是我這個研究室主任，而具體分管研究室的是館長潘德延。1992年6月，時煜華擔任魯迅博物館副館長兼黨總支書記，主持全麵工作。他是一位修辭學教授，沒有係統研究過魯迅。出於謙遜，他堅持推薦我出任《月刊》主編；但出於對上級的尊重，我堅持由他出任主編。最後他以法人身份拍板：我跟他並列主編，但一定要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麵。世家由我推薦出任副主編。於是，從1992年12月開始，《魯迅研究月刊》印上了主編、副主編的名字。
從1997年3月開始，《月刊》增加了一位主編周常林。他是河南大象出版社的社長，一位很有學識、很重友情、很大氣的出版家。考慮到《月刊》經費困難，大象出版社每年資助6 萬元（後增至8 萬元），出版單位由魯迅博物館與大象出版社並列，但周社長對《月刊》的編務概不過問。1998年10月時煜華退休，從當年11月起，《月刊》主編由我跟周常林並列。直至2003年1月4日，我才給魯迅博物館黨委寫了一封態度堅決的辭職信。
2003年10月，當時的魯迅博物館副館長孫鬱出任主編，我的名字跟世家的名字一樣，也被置於“顧問”之列。至此，我跟《魯迅研究月刊》的關係就成了讀者、作者跟刊物的關係。因此，對此後刊物的狀況，我既不綜述，也不置評，隻是衷心期望它越辦越好！
第八節 我的短文上了《新聞聯播》
1986年2月15日早上，我的鄰居謝誌明大聲告訴我：“老陳，你的文章上《新聞聯播》了！”老謝在解放戰爭時期是上海愛國學生運動的骨幹，1977年被調到魯迅研究室，是黨支部的一位負責人，跟我同住在一座宿舍樓——我住三樓，她住一樓。我聽了一怔：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每早的《新聞聯播》播的都是國內外大事，怎麼可能跟我的文章沾上邊呢？再說，我從來沒有給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投過稿，他們廣播的文章從何而來？但是，老謝是一個不苟言笑的人，更不可能拿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來開玩笑。懷著這種半信半疑的心理，我騎車來到單位。其他同事也跟老謝一樣傳達著同一信息。翻開當天的《人民日報》，第一版下端刊登了我的一篇短文《不要恣意貶損魯迅》，文末注明“原載1986年2月1日《文藝報》”。再看當天全國各地的其他報紙，幾乎都在第一版以顯著位置轉載了這篇文章。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那是1986年1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文藝報》評論部負責人何孔周給我打來電話，要我抓緊寫一篇短文為他們應急，內容是批評當時貶損魯迅的不良傾向。他簡單跟我介紹了一點情況，要我第二天交稿，否則趕不上趟了。何孔周是名人之後。他的祖父何其鞏曾擔任北平特別市市長、中國大學校長。“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同在北京西城區教中學，軍宣隊占領教育陣地時我們又同屬於西城區第八分隊指揮部（簡稱“八分指”），因此是老相識。他交辦的事情，我不能不應承，當晚即揮筆成文。因時間倉促，我寫了兩個不同風格的結尾，請老何任選一個。就這樣，我的文章迅速在《文藝報》上刊出了。同樣是因為審稿和校對的時間倉促，文章刊出後發現有多處錯字，如“有家報紙”排成了“兩家報紙”，“寧順勿信”排成了“片順不信”，“署名”排成了“置名”……這篇文章的全文是：
不要恣意貶損魯迅
魯迅是偉大的，因而也是謙遜的。他認為沒有完全的人和完全的書，包括他自己以及自己的創作和理論在內。從來就不存在不允許對魯迅進行分析乃至批評的事情。即使觀點出現偏頗也還可以爭鳴，史實出現錯誤也應允許訂正。如果批評家的解剖刀能中腠理，藥方能對真症候，魯迅九泉有知也是會含笑的。
以輕浮的態度隨心所欲地貶損魯迅，跟正常的學術研究和文藝批評截然不同。這種貶損的言論如果出自敵對營壘，那當然不足為奇；如果出自同一陣營，見諸革命報刊，則不能被視為正常現象，需要及時予以引導。
近兩年來，貶損魯迅的言論多次出現。前年春秋之際有家報紙曾批評個別青年作者在作品中大段照抄文學名著的做法，就有人站出來理直氣壯地為他辯護：“試問，我們能否類而推之，說魯迅先生……剽竊了果戈理的‘救救孩子’呢？”“試問”的結果，“借鑒”與“剽竊”的界限被混淆了，魯迅成了抄襲者的陪綁。去年5月，有一位副教授在《雜文報》發表高論，說將“銀河”譯成“牛奶路”不僅“無大錯”，而且“是形象化的字眼”。他之所以翻魯迅“半個世紀”之前批評趙景深“寧順勿信”的翻譯主張的老賬，目的在於證明魯迅先生說過的話“未必都對”，盡管趙景深教授從1931年至1983年一直坦誠地承認他將“銀河”譯為“牛奶路”確係誤譯。
對魯迅的貶損在去年8月出現了“高潮”。8月6日，《雜文報》第45期刊登了一篇署名李不識的文章——《何必言必稱魯迅》，指責“一提到雜文，本本書都講魯迅，章章都講魯迅，節節都講魯迅”。
他危言聳聽地說：“見到這麼多清一色的魯貨，我擔心自己是否也被魯化了。”把魯迅的文化遺產譏為“魯貨”，把受魯迅理論和創作的影響稱為“魯化”，這在近80年的魯迅研究史上是“前無古人”的。
眾所周知，魯迅是中國現代雜文的奠基人，魯迅的雜文作品是中國現代雜文的典範。講雜文聯係魯迅，就如同講文藝複興談到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等先驅者一樣，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呢？
如果說，李不識對魯迅的貶損還停留在謾罵的水平，那麼同月在《青海湖》雜誌刊登的《論魯迅的創作生涯》一文就為貶損魯迅的言論蒙上了一層薄薄的理論麵紗。作者給魯迅的“創作生涯”描繪出一幅十分黯淡的圖景：魯迅在創作的“準備時期”（1906—1918）的“文學活動是失敗的”，意義僅“在於嚐試與探索”；魯迅文學活動的“創造時期”（1918—1925），隻有“四五篇小說”差強人意；從1925年至1936年，全都屬於魯迅創作的“衰退時期”。在這一時期，魯迅寫雜文“首先是為了吃飯”，搞翻譯卻陷於“失敗”，“唯一稱得上創作的”是《故事新編》，“但是藝術價值不高”。逐條批駁上述論點，對於略具常識的讀者是完全多餘的事情。
出現上述貶損魯迅的言論並非偶然。它反映了前一時期在有些人心目中，從英雄人物身上挑剔“微不足道的灰塵”，從反麵人物身上挖掘“尚未泯滅的良知”，是一種頗為時髦的事情，於是朝魯迅身上大潑穢水，被誤認為是“趨時”的壯舉。其次，有些報刊的編輯為了追求“經濟效益”，對一些爭奇騖怪的文章格外垂青，以為這是吸引讀者的有力手段。無論是編造魯迅的“神話”（如毛澤東拜會魯迅），抑或羅織魯迅的“罪狀”，他們都有發表的興趣。此外，海外某些錯誤觀點的滲透，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像《論魯迅的創作生涯》一文的宏論，在魯迅研究者看來並不新奇，無非是拾人牙慧而已。
我們高興地看到，這種恣意貶損魯迅的言論已經引起文藝界廣大同誌的強烈反感，他們認為：魯迅在他一生不知疲倦的戰鬥中所創造的豐富的文化思想遺產，是我國文化寶庫中的珍品，也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化做出的寶貴貢獻。魯迅研究，應該成為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戰略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希臘神話中有一個叫唐達爾的人物，他站在水裏，水淹到咽喉，卻一籌莫展，想不出止渴的辦法。這個故事，難道不值得那些恣意貶損魯迅而又標榜著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人三思嗎？
我撰寫《不要恣意貶損魯迅》一文雖然跟老何的約稿和催促有關，但也並不是完全出於我們之間的私交。我原本就不同意邢孔榮、李不識等人的觀點和文風；又由於在魯迅研究室任職，當時在潛意識裏也把“保衛魯迅”當成了不可推卸的職責。直到若幹年後，才有學者告誡我：魯迅是無須“保衛”的，因為他是參天大樹；如果輕易就能被人罵倒，那魯迅就不是魯迅了。不過我又想：在魯迅被曲解的時候，我們這些“吃魯迅飯”的人應不應該挺身而出，洗刷潑在魯迅身上的穢水呢？我們這些跟魯迅作品接觸較多的人，應不應該讓那些對魯迅作品不太熟悉的人了解事情的真相呢？
這篇短文為什麼會同時被全國各大媒體轉載，至今謎底尚未完全揭曉。林默涵同誌曾經告訴我：“這是胡喬木同誌的意思。”但我托人到有關部門查找檔案，並未發現喬木同誌對拙文的批示。不過，依據媒體的宣傳紀律，如果沒有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發話，一篇1600字的文章絕不可能造出如此大的聲勢，全國各大報刊也絕不可能有如此協調的動作，這是顯而易見的。
我的文章剛被轉載時，《文藝報》的一些負責人似乎很是高興，也祝賀我出了一次風頭。但不久他們又感到事情可能被放大了，產生了過度反應，於是又向有關領導部門陳述了不同意見。我作為一個魯迅研究者，並不了解當時政治思想領域的全局。後來我才聽人家說，我短文中批評的那位李不識，當時是安徽銅陵財經專科學校二年級學生，他表示接受我的批評。通過這件事，他認識到青年不了解魯迅簡直是一場悲劇。今天進行反思，我感到一個青年人寫了一些情緒化的文字，是他在成長階段中很難避免的事情，不應該造成一種“全國效應”，使他“誠惶誠恐，坐臥不安，精神壓力很重”（李不識語）。值得重視的應該是當時《雜文報》某負責人的輿論導向。因為該報自創刊之日起，一方麵宣稱要繼承“五四”以來以魯迅為代表的雜文傳統，一方麵又揚言寫雜文“不一定”要學習魯迅，並接連刊登顛覆魯迅的文章，所以李不識非學理性的文章得以在該報刊出並非偶然。
又有人說，這場論爭“沒有達到理論上的學術論爭的層次”。對於這種看法，我多少有些保留。什麼叫“理論”？什麼叫“學術論爭”？根據我的親身經曆，涉及魯迅的論爭很多都不是純學術性的，但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學術性。
《論魯迅的創作生涯》的作者邢孔榮說，這篇文章是他10年研究的心得，而他的立論又是以法國文藝理論家丹納（也譯為泰納）《藝術哲學》的觀點為依據，不能不說他有他的“理論”。他把1925年至1936年概括為魯迅創作的“衰退期”，遭到毛微昭、丁爾綱等研究者的批駁，今天重讀，仍感到這些批評文章也是有學理性的。
《青海湖》文學月刊編輯部為此做出了檢查，題為《我們的教訓》，文中說：“當前，刊物如林，競爭激烈。我們是希望將刊物辦得更有吸引力，更有影響的。要做到這點，本應該從提高刊物的思想、藝術、質量上下功夫，以質量求生存，以質量求發展。可是，我們都沒有把力量集中在這一正確途徑上，而去迎合一種爭奇騖怪的不健康的社會心態。當時，在明知《生涯》一文的觀點不妥，是否適合刊登也把握不準的情況下，僅僅加上‘此文不代表本刊觀點’的閃爍其詞的按語，輕率地將其拋向社會。這種不嚴肅的做法，違背了我們原定的辦刊宗旨，喪失了編輯應有的社會責任心，是不足為訓的。”
一篇小文章，一場大風波，事隔24年，似無提及的必要。但如果將這件事置於1985年和1986年中國政治思想戰線的大背景中去考察，也許可以留下一點點曆史的印記吧。
第九節 我編的書進了吉尼斯世界紀錄
也許你以為我在吹牛，我編的書進了吉尼斯世界紀錄。這本書叫《魯迅語錄》，對開本，長77.5 厘米，寬54.5 厘米，相當於整張大報篇幅。書重7.2 千克，厚25 厘米，共320 頁。仿古線裝，封麵燙金字，備有絲絨木盒。在1995年，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公開出版物。不過這本書出版後亦遭非議。有一位署名史美拾的作者，在1995年2月17日的《文彙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倘若魯迅醒來》，大意是：“遙想即使在所謂‘一句頂一萬句’的年代，也未曾有過這般‘壯舉’”，“魯迅雋語原有自身不可磨滅的價值，何必一定要依賴超豪華型包裝？倘魯迅長眠醒來，麵對這種無視社會實際需求的把戲，麵對動輒慷國家之慨一味弄虛者，又當作何感想？”
我為什麼會編《魯迅語錄》？又為什麼會印成這麼大的開本？這要從1989年說起。
1989年6月2日，台灣李敖出版社的社長蘇榮泉到北京，約我編幾本魯迅語錄。他說，李敖跟魯迅都是都市叢林中的鬥士，文風犀利，作品警世益人。
該社已出過幾本《李敖語錄》，我再編幾本《魯迅語錄》，可以與之配套。編輯費每本500 美金。我想，台灣當局剛剛對魯迅著作開禁，讀者對魯迅的書充滿著好奇心。若能以語錄的形式在台灣普及魯迅著作，豈不是有利於兩岸文化交流的一件好事！於是就應承了下來，很快編成了五個分冊：一、《文藝論藝》；二、《創作自述》；三、《人物評估》；四、《華夏剖析》；五、《世情漫議》。後來，蘇榮泉擔心《創作自述》銷路不暢，在當年隻以天元出版社的名義出版了4冊，但仍按5冊支付了稿酬。1992年2月，友人顏雄擔任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社長，認為此書編選甚好，就把台灣版《魯迅語錄》中的繁體字轉換為簡體字，又請他的夫人鮑庚桃將台灣刪去的那個分冊補齊，共收語錄1500 多條，合為一冊重新出版。經過顏兄的努力，這本書被列入了湖南省教委指定的中小學圖書館書目，並獲得了中南五省大學出版社頒發的校對獎，全國圖書第七屆“金鑰匙”獎。
1994年12月19日至25日，廣東省廣州、深圳兩地同時舉辦為期一周的文學節，廣東省作協1400 名會員作家和讀者代表參加。來賓中還有國內著名作家30餘人（如鄒荻帆、李瑛、徐遲、公木等），海外著名華人作家30餘人（如洛夫、犁青、曾敏之等）。文學節期間為廣東省的優秀新人新作頒獎，推出“文學與社會，文學與人生”係列論壇，同時還舉辦作家書畫展，以及各種形式的文藝演出……廣東省委雖然為此劃撥了一筆專款，但由於這是廣東省文學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盛會，經費入不敷出，還需要想出一些奇特的點子籌集資金。
這時，原廣東魯迅紀念館館長張競推薦出版我編的這部《魯迅語錄》，限印1000冊，每本連盒售價999 元，如果不打折，能賣出99 萬元，所得全部捐贈文學節辦公室。作為公益行為，我同意不收取編輯費，隻留幾本書作為紀念。
後來我才知道，這本書的出版曆盡艱辛。首先，廣東文學節辦公室通過吉尼斯世界紀錄中國總部向英國總部進行了查詢，證實全世界目前尚未有過這麼大的公開出版物。接著，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為本書申請了新書號，派人對這本41 萬字的讀物重新進行了校對。最後，擇定了當年印《毛澤東選集》的廣州紅旗印刷廠印製此書。印這麼大的開本，這個廠還是頭一回，工人們把四張印刷膠片貼成一整幅，一共用手工拚貼了300 多幅膠片。為保證質量，紙張有瑕疵和字跡略有不清的書頁一一被銷毀。工廠還特意采購了咖啡色的新漆布和黃色的混紡線，使本書的裝訂水平層樓更上。
1994年12月20日下午3 點半，這本世界上最大的書在廣州誕生。21日上午，吉尼斯世界紀錄中國總部派人進行專業驗收後頒發了證書，並當場鍘毀底版，以限製加印。我為這次扶植文學新人的盛會做了一件好事，跟得到一筆不菲的稿酬一樣感到愉快。這時，我耳邊似乎響起了這屆文學節開幕式晚會上朗誦的一首詩：“啊，文學之海茫茫\/ 文學之路漫漫\/ 一代代作家和文學新人\/ 正踏浪而去\/ 展翅藍天。”
第十節 一個艱苦浩大的文化工程
——我與《魯迅全集》
此文不是全麵介紹《魯迅全集》的出版史，而隻是側重回憶我跟《魯迅全集》的關係。
我最早跟《魯迅全集》直接發生關係，是在1976年四五月間，當時國家出版局召開了魯迅著作注釋工作座談會。這次會議先後在濟南和北京兩地召開，與會者是13個省市參加魯迅著作單行本注釋的代表。我沒有出席濟南會議，卻出席了在北京西直門國務院第二招待所接著召開的會議。現在留在我記憶裏的有兩個深刻印象。一是上海“石一歌”寫作班子派了兩人出席，一姓劉，一姓陳。那位劉姓代表，我感到還比較謙和，而那位陳姓代表發言時卻蹺著二郎腿，不停地抖動著，給人以趾高氣揚的感覺。我當時心想，在場的還有很多魯研界、出版界的老前輩，一個中年人怎能如此放任呢？另一個深刻印象是，薄一波當時也住在這個招待所，我常常在餐廳碰見他。他穿一身普通製服，布鞋，一聲不吭地跟我們一起排隊打飯打菜。我遇到此情此景總是主動讓他排在前頭，他還是一聲不吭，隻是淡淡地一笑。此時他是在這裏等待落實政策。這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後我才知道，早在1971年，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就把重新整理出版魯迅著作確定為全國重點項目之一，要調集力量“爭取兩三年內完成”，但連出版一本《魯迅雜文書信選》都阻力重重，直到1975年11月1日毛澤東親自批示“立即實行”之後才擺上了議事日程。
我對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貢獻甚微，僅僅參加了其中日記部分的注釋定稿工作。1978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內部出過一部油印的《魯迅日記》“征求意見本”，其中1912年至1927年9月的日記由魯迅博物館和吉林師大（後改名東北師大）共同注釋，1927年10月至1936年10月的日記由複旦大學中文係注釋。我們就是以這部油印注釋本為基礎進行討論的。
為日記注釋定稿做出最大貢獻的是包子衍先生。他跟我治學興趣相投，後來成為很要好的朋友，但我們很少談到注釋之外的事情。隻聽說他是山東大學曆史係畢業，大學時代很上進，但1957年不知怎的就成了“右派”，而且是“極右”，所以借調他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老包當“右派”後被發配到山東濟南第三中學任教，課餘對閱讀《魯迅日記》產生了濃厚興趣。可能由於有研究曆史的功底，他能在日記貌似平淡瑣細的記載後麵讀出深廣的曆史內涵，所以越讀越有味，越研究越深入；又得到了馮雪峰這樣的魯迅傳人的親自指點，因而成了研究《魯迅日記》首屈一指的專家。1981年版《魯迅全集》出版之後，有人連續發表了一些正誤的文章，老包有點委屈，說他事前就向這位作者請教過，但不得要領，非等到事後才寫訂正文章。這位作者卻說，絕無此事。此事的是非我無法判斷，隻是認為，《魯迅日記》涉及麵太廣，牽涉書刊、社團、事件方方麵麵的諸多問題，僅與魯迅有交往的人物就近2000個，包括近250 位外國人士。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固然難於注釋，知名人士的注釋也非易事。比如鑒湖女俠秋瑾，近代以來在中國幾乎無人不知，但要準確注出她的生年卻很麻煩。又如殷夫，過去的文獻記載說他1909年出生，但他故鄉的學者經過多年深入調查，才最終確認他的生年是1910年。我以為，任何能人注釋《魯迅日記》都難免出錯，隨發現隨糾正就是了，而老包及人民文學出版社“魯編”室一些人的篳路藍縷之功是不可埋沒的。
老包嗜煙，吸煙數量是否超過魯迅未能確考；又喜熬夜，因而晚起，多虧他的助手王錫榮照顧協助。上海魯迅紀念館原館長王錫榮那時還是上鋼五廠的一名鋼鐵工人，因為“文革”時期教學科研都要搞“三結合”，所以從1976年開始，23歲的他就作為“沙子”被摻進了複旦大學的《魯迅日記》注釋組。錫榮給人的印象是謙虛踏實，一絲不苟，《魯迅日記》後麵的索引就是他獨立編製的。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總索引，他也參加了編製。這種工作的艱苦煩瑣非常人所能勝任。1981年版完成之後，錫榮刻苦上進，獲得了複旦大學的碩士學位，取得了今天為魯研界共知的成就。錫榮後來的同事虞積華也是《日記》定稿組成員。他管理過上海魯迅故居，對魯迅留存在上海的遺物十分熟悉，為注釋魯迅後期日記提供了特別的便利。更為湊巧的是，虞積華是包子衍的連襟，這使我們這個注釋組在友情之外又增添了親情。
在談到1981年版的《魯迅日記》注釋定稿組時，必須特別提及一位文壇老將蔣錫金（1915年1月3日—2003年5月25日）。蔣先生是江蘇宜興人，剛借調到北京時61歲，嗜酒，不修邊幅，待人慷慨平易。他1938年入黨，參加過新四軍，抗日戰爭時期是一位在武漢、重慶和淪為“孤島”的上海十分活躍的詩人。1957年在東北師大任教時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科爾沁旗草原；1972年返校後開始鑽研他原本不讀也讀不大懂的《魯迅日記》，寫成了一部分注釋初稿，名之為《魯迅日記初箋》。他後來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不知道通過什麼途徑，這份工作被剛成立不久的魯迅研究室知道了，李何林先生來信要看一看我的成稿……”現在可以披露，他本人不甚了解的“途徑”就是孟慶樞、金濤和我。孟先生是資深比較文學研究專家，精通日本文學和蘇俄文學，長期在東北師大任教，1965年即與蔣先生在同一教研室工作。1977年，經魯研室金濤介紹，孟先生一度借調到魯研室的《魯迅日記》注釋組工作。有一天，孟先生帶來了一份《魯迅日記初箋》的複寫稿，未署注釋者姓名，我無意中一瞥，馬上被吸引，驚歎居然還有這種執著於史實考證的奇人，於是便建議借調此人來研究室工作，而我並不知道此人的身份和背景。研究室李何林主任思賢若渴，從善如流，直接出麵跟蔣先生和東北師大校方聯係。1977年除夕那一天，忘了過春節的蔣先生終於到魯迅研究室報到，那時，他還沒有摘掉“右派”帽子。
蔣先生在《為了魯迅的事業》一文中回憶了當年為《魯迅日記》注釋定稿的情景：“……對一些注釋得過繁的注條加以刪削，對過簡的加以增補，或者因為等於不注而無用的就率性砍掉。刪掉和砍掉都是比較容易的，要增補就較難了；好在，參加定稿的同誌手中都有沒有丟棄的根據和材料，經過討論可以補上。有時爭論得很激烈。記得當時陳漱渝和包子衍同誌都帶有自己的卡片匣子，我們戲呼為‘小棺材’，遇到爭論難決時他們就搬匣子來，甩出卡片‘打撲克’，擺理由，亮根據，講道理，形勢有如‘抬棺決死戰’。結論既得，意氣交融，身心俱快。我們難道是一些喜愛爭論的‘好戰之徒’嗎？一切隻是為了魯迅的事業而已。”（載於《魯迅研究動態》1986年第2期）回想起來，我有兩件特別對不起蔣先生的事情。一件事是，《魯迅日記》注釋定稿組下午討論的休息時間，我常敲蔣先生的竹杠，讓他請客，到人民文學出版社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茶歇，而蔣先生每次都有求必應。當時我以為，蔣先生是資深教授，工資肯定不菲，讓他埋單有一種“劫富濟貧”的快感。後來才知道，他被錯劃成“右派”之後已失去了教授頭銜，又有兒有女，經濟比較拮據，全靠師母勤儉持家度日。蔣先生去世之後，我趁到東北師大講學之機到他的故居探訪，真切了解到他當年的生活狀況，感到非常自責。另一件事就是1987年11月12日我主持召開敵偽時期周作人思想創作研討會，特邀蔣先生參加。
那時魯迅博物館經費支絀，安排蔣先生住在單位附近的一家招待所。招待所是平房，臥室內無衛生間，當天早上蔣先生外出上廁所，不慎在跨過一條溝時失足落溝，造成腿部骨折。我親自把他送上了積水潭醫院的手術台，又慌忙趕回單位主持研討會。蔣先生是一個好動之人，此次骨折傷了元氣，此後似乎再沒有出過差。
跟敲蔣先生竹杠比較起來，這一次罪孽更為深重，令我懺悔不已。
1981年版《魯迅全集》計16分冊（不包括譯文），跟1958年版相比，增收了佚文55 篇，共收魯迅書信1456 件（包括致國外人士的信及殘缺件），還增補了序跋，達到了“收集比較完備，校勘比較精確，注釋比較詳盡”的學術要求——其中注釋由5800餘條、約54 萬字增至23400 條、共187 萬字。據《全集》領導小組成員秦牧說，該版首印數是36000 套，而每一種單行大抵是20000冊。後來《魯迅全集》多次重印，據說共印了16 萬套。我因為隻參加了部分注釋定稿工作，得到的報酬是一套《全集》，而參加工作較多的人，聽說也隻得了幾百元稿酬。2001年6月12日至18日，在魯迅誕辰120 周年前夕，召開了一次《魯迅全集》修訂工作座談會，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修訂工作正式啟動。這項文化工程浩大而艱巨。組織工作由三大班子承擔：一、顧問（共5人）；二、工作委員會，由當時的新聞出版總署署長石宗源擔任主任，中宣部副部長李從軍擔任副主任，成員共9人；我忝列為成員之一；三、編輯委員會，主任林默涵，副主任林非、陳漱渝、聶震寧，成員共21人。但默涵同誌重病，家屬代其辭主任之職。
早在1995年9月8日，我就在魯迅著作出版現狀座談會上論述了1981年版《魯迅全集》需要修訂的理由：
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第一個特點，是收羅比較齊備；特別是不加刪削地收錄了至該版排印前已發現的全部魯迅書信（比1958年版增加了1100餘封），更表現了時代的進步和編者的膽識。該版本還增收了《古籍序跋集》《譯文序跋集》及部分集外詩文，使《魯迅全集》的字數增加了100 多萬字。但是，該版本隻收錄《兩地書》的改定本，未收與改定本有所區別的原信，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1981年版問世之後，又新發現了一批佚簡，僅魯迅與增田涉之間的質疑應答書就有80餘封，也應增補入《全集》。魯迅譯文是否編入《全集》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但重新校定、出版《魯迅譯文集》是一件應該立即列入議事日程的事情。魯迅的科學論著本來就是魯迅全部著作中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收入《全集》不應受到指責非難。這些著作在今天也許已被新的科學成果超越而失去其應用價值，但它在中國近代科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並未因時間的推移而有絲毫的減損。比如《中國礦產誌》，曆史上就曾四次出版，經清政府的農工商部和學部審批鑒定，作為“中學堂參考書”和“國民必讀書”發行。該書字裏行間洋溢的愛國激情，至今仍給我們以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鞭策。當然，這部書是魯迅和他的同學顧琅合寫的，不是魯迅個人的專著。但並非魯迅個人的作品，也有收入《魯迅全集》的先例，如瞿秋白以魯迅名義發表的雜文。
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第二個特點，是校勘比較精確。的確，1981年版《全集》改正了此前諸版本文字、標點上的很多錯訛，不少外文譯名也改用了通譯。但盡管如此，也不能把1981年版的文本誇大其詞地稱為“定本”，因為事實上，這個版本的文字仍存在一些錯誤和疑點。比如，《一件小事》描寫老女人的破棉背心兜著車把，摔倒在地上。車夫連忙放下車子問：“你怎麼啦！”據初版，“你”作“您”。我認為這更符合於車夫的晚輩身份和北京人的語言習慣。《社戲》中桂生對“我”說：“現在去舀一瓢水來給你啊罷。”“啊”，顯係“喝”之誤，初版原作“喝”。《華蓋集·馬上日記》中，談到清末李慈銘先生以日記為著述，不像日記的“正脈”，即正宗日記。1981年版卻將“正脈”排為“正派”，使這句話成為完全不可解的文字。《三閑集·〈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中的成語“同仇敵愾”，初版是正確的，1981年版卻將含義為憤怒的“愾”印成感慨的“慨”，是明顯的錯字。1981年版新增的《古籍序跋集》，文字與手稿不合之處更多，有的是誤抄，有的是擅改。如原稿《唐書》排成了《新唐書》，《新唐書》排成了《唐書》。牛僧孺的《玄怪錄》排成了《玄怪》。唐朝的大和年間排成了“太和”。魯迅自署的“周樹”改成了“周樹人”，而“周作人”則變成了三個□□□。
至於魯迅著作引文中的錯誤以及魯迅輯校古籍通行本和魯迅譯文通行本中的錯誤，肯定更多。讀魯迅作品，還會發現一些費解的地方，比如小說《傷逝》中有一句名言：“人的生活的第一要著是求生，向著這求生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奮身孤往的了，倘使隻知道捶著一個人的衣角，那便是雖戰士也難於戰鬥，隻得一同滅亡。”“捶”，是敲打的意思，不包含拉扯的意思。“捶”人衣角也不可解。凡此種種，都需要通過進一步校勘解決。
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第三個特點，是注釋比較詳盡。但由於當時人力和資料條件的局限，注文中的史實、觀點、提法、論斷、評述也存在不少值得推敲斟酌之處。《全集》出版之後，有人就指出了人物注釋中的數百處錯誤，有的是史料性的錯誤，有的是政治性的錯誤（如把在潘漢年同誌領導下為黨做過工作的作家陶晶孫定為文化漢奸）。近些年來，有關魯迅研究刊物也經常發表糾正《全集》注釋錯誤的文章。如剛出版的《上海魯迅研究》第7期，就有文章指出《從幫忙到扯淡》中提到“李漁的《一家言》”，《全集》注釋的解釋幾乎一點也不對。因為《一家言》與《閑情偶記》並非一書：《李笠翁一家言全集》，凡16 卷，也不是6 卷。今年《魯迅研究月刊》第7期上，又有人對《三閑集·頭》中的一條注釋提出了異議，指出魯迅詩中“失計造兒童”一句的“造兒童”，並非“培養兒童正常發展”之意，而是指“多生孩子”。盧梭與一旅館女仆同居，連生三子，都寄養在孤兒院，因此受到當時人的非議，梁實秋也因此指責“盧梭個人不道德行為”。我認為這種新解也是一家之言。
至於魯迅著作中涉及的某些政治傾向複雜的人物，比如跟“左聯”發生過論爭的右翼作家，《全集》本的注釋也並非不可以修訂。
現行注釋把林語堂提倡幽默的目的一言以蔽之，曰“為國民黨反動派粉飾太平”，今天看來顯然有簡單化的弊病。阿英說過，提倡幽默是那些既不敢跟舊社會打硬仗又不願逃避現實的作家采取的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態度。魯迅也認為提倡幽默原本是“借笑的幌子吐半口悶氣”。直到林語堂對幽默過於張揚，使幽默墮入油滑，並攻擊魯迅式的社會諷刺，事物才逐步走向反麵。現行《全集》注釋還說梁實秋任青島大學圖書館主任時，曾取締館藏馬克思主義書籍，包括魯迅翻譯的《文藝政策》，恐怕也是傳言，並無有力的證據。在台灣，梁實秋是率先呼籲對魯迅作品解禁的人士之一。他信奉伏爾泰的一句格言：“我不讚成你說的話，但我拚死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他說他對魯迅亦複如是。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在重版《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時，對原有大部分注釋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改動，糾正了不少史實的訛誤，對人物注釋中一些帶偏頗的、不妥當的提法以及不準確的表述也作了修正，其中特別修訂了對梁實秋、周作人等的注釋。為什麼一提修訂《魯迅全集》的注釋就成了有不良政治動機的行為呢？（《魯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0期）
2001年6月12日下午，在《魯迅全集》修訂討論會上，我又作了一個長篇發言，題為《群策群力，精益求精——對修訂〈魯迅全集〉的幾點意見》，其中特別對撰寫和修訂注釋問題坦陳己見，我說：注釋是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華彩樂章，集中體現了《魯迅全集》編者的學術水平。但注釋是一種專門學問，非常淵博，非常艱深。
魯迅著作被稱為中國20 世紀初期至30年代的百科全書，要注釋好魯迅著作自然需要有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但我們不是狄德羅，沒有他那種百科全書式的淵博；不過，即使淵博如狄德羅，他也隻不過在20餘年中撰寫了關於哲學、史學的條目1000 多條，平均一年寫50 多條。
所以，要完成《魯迅全集》這樣浩大的文化工程，必須集思廣益，通力合作，非個人之力所能為。
搞注釋首先要明確注釋的目的。古代注釋的體例很多，有的叫“解”，有的叫“箋”，有的叫“詮”，有的叫“微”……但我最欣賞的一種名稱叫“義疏”。這是盛行於南北朝的一種注釋體裁。“義”
就是解釋正文義理，“疏”就是疏通其義。我這樣講，絕不是提倡照搬“義疏”的體例。我隻是欣賞其中的這個“疏”字。“疏”者通也。
如果把魯迅著作比作中國現代文化的汪洋大海，那麼我們做注釋工作的目的就是疏通通達這個汪洋大海的河道。注釋的目的主要是讓讀者了解魯迅著作的本義，並不需要離開文本發表注釋者本人的價值判斷——那是研究者的任務。研究者在自己的論著中，盡可以對魯迅著作各抒己見，而不必強求一律。如果我們片麵強調給《魯迅全集》中涉及的人物作蓋棺定論，就很難保證注文的全麵、準確、客觀、公正。
請允許我隨手舉幾個例子。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的講演中，曾說到“拳匪亂後”天津的“青皮”很跋扈。1981年版對“拳匪”有一個注釋。除了對義和團運動的功過作了評價之外，還特別指出，“拳匪”
一詞是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者對義和團成員的誣蔑。我認為這樣注顯得畫蛇添足。因為在魯迅著作中，“拳匪亂後”隻是作為一個時間概念出現的，並不涉及對義和團運動的總體評價。加上這樣一條注釋，固然為義和團辯了誣，但同時也把魯迅推到了“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者”一邊。又比如《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關於“費厄潑賴”
設有一個詞條，這無疑是必要的。但注文在解釋“費厄潑賴”的原義之後又加上一句斷語：“但實際上，這不過是資產階級用以掩蓋自己的醜惡和麻痹人民群眾的一個漂亮口號。”我認為這樣寫不但超越了《魯迅全集》注釋的任務，而且也不一定盡妥。事實上魯迅此文的主旨，並不在對“費厄潑賴”進行評價，而隻是在借題發揮。魯迅的文章不是在談英國文化，而是在總結中國的曆史教訓。魯迅自己聲明：“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這字的含義究竟怎樣。”魯迅所議論的，主要是要不要“打落水狗”，亦即對本性不改的有害事物要不要實行恕道的問題。我想，前些年，《魯迅全集》的注釋問題之所以成為一個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成了一個不僅涉及中國文學史，而且涉及中國思想史和中國革命史，涉及80年黨史，以致關係到文藝界團結、政治思想戰線穩定的這樣一個重大而令人望而卻步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對《魯迅全集》的注釋提出了過多過苛的要求。比如魯迅在《我之節烈觀》中談到陳獨秀，僅僅是因為康有為在“五四”運動前夕提倡“虛君共和”（即君主立憲），跟主張“民主共和”的陳獨秀展開了一場辯論，但1981年版的注釋並沒有介紹陳獨秀反駁康有為的具體論點，因此讀者對文中“陳獨秀便斥他不興”一句仍然不解，而把筆力集中在對陳獨秀進行全麵評價上。然而事過境遷，回頭一看，這條注文除對陳獨秀早期的評價能站住腳之外，其他所有評價幾乎全都發生了動搖。如果當時就事論事，就文論文，便不會出現今天這種尷尬局麵。《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談到林語堂，本來隻需要介紹那篇引起爭議的《插論語絲的文體——穩健、罵人，及費厄潑賴》，但注文仍然要在極其有限的文字裏對他進行全麵評價，說他30年代“以自由主義者的姿態，提倡‘性靈’‘幽默’，為國民黨反動派粉飾太平”。這樣概括，自然在學術上要出紕漏，因為林語堂提倡“幽默”是在1924年五六月間，並非始於30年代。幽默理論在中國產生的社會效果，也有正負兩個方麵，並不是用“為國民黨反動派粉飾太平”一句話可以蔽之。同樣，魯迅1921年1月3日給胡適致信，隻是代表周作人聲明對於《新青年》的意見，然而注釋中又偏偏要對胡適作蓋棺定論，說他“‘五四’時期是新文化運動的右翼代表人物。
後來先後投靠北洋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派”。現在看來，用“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替換“右翼代表人物”的提法更為科學。至於胡適跟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的關係，也遠非“投靠”二字所能概括。因為跟胡適一起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的，不僅有蔡元培、陶行知，而且還有李大釗。胡適固然參加了北洋政府操縱的善後會議，但不久即辭去了善後會議會員，退出了會議。在《雙十節的鬼歌》這首詩中，胡適還公開號召“趕掉這群狼，推翻這鳥政府”。國民黨執政時期，胡適的所作所為，主要是爭取思想言論自由，他並不想參加實際的政治活動。基於以上情況，我想提出一個建議，就是要給《魯迅全集》的注釋“減負”，要明確我們注釋的目的主要是掃除閱讀魯迅文本的知識障礙，而不是要對魯迅著作中涉及的數百起曆史事件、4100 多位曆史人物一一做出全麵評價。那不僅不是注《魯迅全集》應當承擔的任務，也是我們力所不及的任務。
“減負”之後的精力用在哪裏？當然應用於疏通魯迅文本的障礙，在詮解典故、介紹背景、探明語源上多下些功夫。比如《〈呐喊〉自序》提到老朋友金心異訪問S 會館，鼓勵魯迅為《新青年》寫些文章。此處為“金心異”設了一個注釋，指出“金心異”指錢玄同。因為林紓在小說《荊生》中虛構一個人物“金心異”影射錢玄同，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根據讀者的需求，似乎還應補充兩點：一是錢玄同在《狂人日記》發表前夕訪問紹興會館的情況。這在《魯迅日記》和公開出版的《周作人日記》中都有記載。二是林紓何以稱錢玄同為“金心異”。《荊生》中說“姓金者性亦嗜金”，影射攻擊錢玄同“貪財好錢”。“異”跟“同”是反義詞。“心”跟“玄”同屬二十八星宿之一。我不知這樣理解是否穿鑿附會？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魯迅文本本身的錯誤要不要在注釋中指明？
我認為，隻要態度審慎，事實確鑿，為了對讀者負責，是應該在注釋中一一指明的。比如魯迅寫《柔石小傳》，因為時間倉促，資料不足，把柔石的出生年代，考入杭州一師的時間，到北京大學旁聽的時間，創辦寧海中學的時間統統搞錯了。1981年版注釋中指出了這些錯誤，這是鄭重負責的態度。如果不予指出，讀者很可能以魯迅的這篇文章為權威性史料，以訛傳訛，貽誤後人。但1981年版也有有錯不糾的情況。比如，《熱風·隨感錄四十一》，從尼采《劄拉圖如是說》的《序言》第三節中引用了兩段話。第一段是：“真的，人是一個濁流。
應該是海了，能容這濁流使他幹淨。”後來，魯迅糾正了這段譯文的錯誤，在《察拉圖斯忒拉的序言》中改譯為：“真的，人間是汙穢的浪。人早該是海了，能容下這汙穢的浪而沒有不淨。”前一譯文中“濁流”是比喻“人”本身，後一譯文中的“汙穢的浪”（即“濁流”）比喻的是“人間”，即人類社會。後一種譯法應該比較接近於原文。
在這篇文章的注釋中，應該提供魯迅的新譯文以便讀者對照鑒別，否則就會對文意領會錯誤。再如，《說鈤》中說“鉍化合物，其放射性凡四千倍於鈾鹽”，“四千倍”是“四百倍”之誤。同一篇文章中還將“鈤鹽”誤為“銅鹽”，將“鋇鹽”誤為“錫鹽”，將“熱量”誤為“溫度”，等等。這些錯誤，1981年版沒有指出，而日本學研社的譯本中已經一一糾正。這種謹嚴的科學態度值得我們效法。
注釋工作中另一個應該注意的問題，是行文遣詞應力求中性，避免使用輕蔑性的詞語和簡單定性的詞語。如不要輕易將某種報刊定為“反動報刊”，而應該具體介紹這些報刊的政治文化背景。介紹曆史人物時，也不要輕易使用政客、官僚、軍閥、黨棍的稱謂，而應該準確介紹他們的具體任職。“國民黨反動政府”“北洋軍閥政府”是在20 至40年代執掌政權的中央政府，以直接稱國民黨政府或北洋政府為宜。（《魯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7期）我很高興地看到，我的上述建議在日後的修訂工作中已有一些被出版社和同人采納。
在2005年版《魯迅全集》的編注工作中，我主要負責修訂“書信卷”。就內容而言，新版《魯迅全集》中變化最大的也正是“書信卷”——增收了近些年來包括我在內的一些研究者新發現的魯迅佚信共18封：
致張琴孫（1911年11月×日）
致周心梅（1920年1月3日）
致蔡元培（1920年8月16日）
致蔡元培（1920年8月21日）
致胡適（1921年1月15日）
致胡適（1923年12月28日）
致林文慶（1927年1月15日）
致江紹原（1927年7月12日）
致江紹原（1927年7月17日）
致江紹原（1928年4月13日）
致李小峰（1928年6月1日）
致鬱達夫（1928年12月12日）
致宋慶齡、蔡元培（1933年1月21日）
致申彥俊（1933年5月19日）
致森三千代（1934年3月17日）
致楊之華（1936年7月17日）
致岡察洛夫（1934年10月25日）
致中共中央（1936年3月29日）
上述書信的文獻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麵：一、豐富了魯迅生平史料。1912年1月19日以魯迅、周建人名義刊登於《越鐸日報》的致張琴孫的信，深刻闡明了“立人”與“立國”的關係：“側惟共和之事，重在自治，而治之良否，則以公民程度為差。故國民教育，實其本柢。”反映了辛亥革命之後魯迅對中國命運的思考和對教育事業的高度重視。
1927年1月15日致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的辭職信，是魯迅在廈門時期的重要史料，反映出魯迅剛正不阿的品質和毫不妥協的性格。同年7月12日致江紹原的信，反映了廣州“四一五”政變之後的形勢和中山大學的動向；而1928年4月13日致同一受信人的函件，則提供了魯迅離穗赴滬之後連姓名都交了“華蓋運”的處境：例證之一是杭州孤山出現了一個自稱“周樹人”的人在蘇曼殊墓前題詩，例證之二是另一“周樹人”冒充司長在徐州被捕。
二、生動表現了“五四”文壇前驅者之間的互補性。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中，曾長期強調“五四”文壇的分化和前驅者之間的差異性，而對他們之間的互補性則闡述得不夠充分。新發現的兩封魯迅致胡適的信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上述史料空白。魯迅在1921年1月15日致胡適的信中，陳述了他對增刪《嚐試集》的具體意見，表明了支持胡適新詩創作的一貫立場。
1923年12月28日魯迅致胡適的信，則證明了胡適對魯迅撰寫《中國小說史略》的支持。正是接受了胡適（還有錢玄同）的意見，《中國小說史略》下卷才增加了論斷，如對以《儒林外史》為代表的清代諷刺小說和以《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孽海花》為代表的清末譴責小說的研究，其觀點至今仍不失其學術指導意義。
三、反映了魯迅的國際交往活動和日益深遠的國際影響。1933年5月19日魯迅給申彥俊致信，內容是約見這位朝鮮《東亞日報》駐中國特派記者。正是在這次會見中，魯迅談到了自己的創作曆程，以及對中國政局和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看法。此信的發現，還糾正了1981年版《魯迅全集·日記》中的一條注釋。當時曾把1933年5月日記中多次出現的《東亞日報》注為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主辦的報紙，實際上是把兩個國家的同名報紙混為一談。1934年3月17日魯致森三千代的信和同年10月25日致岡察洛夫的信，反映了魯迅跟日本詩人和蘇聯木刻家的交往。
四、表現了魯迅後期跟中國共產黨的親密關係，以及對極左路線的極度憎惡。1933年1月21日魯迅給宋慶齡、蔡元培致信，內容是營救當時的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黃平，以免他被“殺人如草不聞聲”的國民黨當局暗害。這是魯迅後期為保障民權而鬥爭的一個生動例證。1936年7月17日魯迅致楊之華的信，是近年來挖掘的又一珍貴史料。信中洋溢著對瞿秋白烈士的真摯感情，宣泄出在“兩個口號”論爭期間的惡劣心緒，袒露了魯迅臨終前的真實心態。
編入“書信卷”附錄三的《魯迅、茅盾致紅軍賀信》，在收錄進新版《魯迅全集》之前經過了有關專家的認真討論。主張收入此信的理由是：此信原載於1936年4月17日中共西北局機關報《鬥爭》第95期，對中國工農紅軍東征抗日討逆表示擁護和聲援，是魯迅後期一次重要的政治表態。同年5月8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題為《目前形勢與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明確提到“東征動員了全國”，“魯迅、茅盾等都公開擁護”。同年5月20日，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黨中央和紅一方麵軍領導人給正在長征途中的黨和紅軍領導人朱德、張國燾等拍發了一封長電，也提到魯迅、茅盾等來信擁護黨與蘇維埃中央的抗日主張。這些文獻，都為證實魯迅、茅盾的來信提供了權威性的旁證。陝北黨中央正是在收讀這封來信之後，才於1936年4月20日左右派馮雪峰來上海，傳達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打倒“四人幫”
之後，茅盾雖然多次表示他並未參與起草此信，不願再牽連進這件事情，但他仍承認魯迅事前曾跟他談及此事，並交給史沫特萊去辦理。茅盾在致鮑祖宣的信中，還提到葉紫當時也知道此事［參閱韋韜、陳小曼：《茅盾的晚年生活（七）》，《新文學史料》1996年第3期］。
反對收入此信的理由是：此信原件未存。知情人馮雪峰、茅盾、許廣平等以前都回憶說魯迅等電賀長征，現在發現的卻是書信並非電文，內容也不是慶賀長征勝利而是擁護東征，前後矛盾。原來回憶的電文要點計16個字，即“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中國和人類的希望（或‘將來’）”。現已查明，這16個字出自上海抗日救國會給中共中央的來信，跟魯迅、茅盾完全無關。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出版《魯迅書信集》，曾將1947年7月27日《新華日報（太行版）》刊登的有關文字以《致中共中央》為題置於卷首。現在發現的賀信直呼“英勇的紅軍將領們和士兵們”，顯係致紅軍官兵的信，受信主體並不是中共中央。再則，此信文風與魯迅不符，信中涉及的政治信息又絕非魯迅在上海所能了解，而且同一信存在幾種異文。所以，在書信起草者、轉信渠道及書信原件均未查明的情況下，不能貿然收入《魯迅全集》。後來編委會的大多數人建議采取將此信編入“書信卷”附錄的辦法，這樣，既與魯迅親筆撰寫的文字加以區分，又將這份重要資料保存在《全集》中便於讀者查考。我不記得我對此信的處置方式有過任何明確表態，但我相信魯迅知道此事，但未起草信件。2004年7月6日，《魯迅全集》修訂編輯委員會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在《關於〈魯迅全集〉修訂情況的報告》中，將這一處置方式上報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中國出版集團和《魯迅全集》修訂工作委員會，沒有任何人和領導部門提出異議。
《兩地書》原信是否收入新版《魯迅全集》，也經過了認真討論。魯迅、許廣平之間的通信始於1925年3月11日，迄於1932年11月26日，往返書信共計164封，其中魯迅致許廣平的信共78封。1933年4月，經魯迅修改刪削，其中的135封書信被分為三集（北京，廈門—廣州，北平—上海）由上海北新書局以“青光書局”的名義公開出版，其中魯迅致許廣平的信有67封半。1981年版《魯迅全集》收入了青光書局版的《兩地書》，又將魯迅致許廣平的其餘10封半信按時間順序分別插入魯迅書信部分，收錄於《魯迅全集》第11 卷至13 卷。
1984年6月，魯迅之子周海嬰將《兩地書》原信交湖南人民出版社鉛印出版，名為《魯迅景宋通信集》。1996年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將《〈兩地書〉真跡》影印出版。此外，魯迅還手書了一部《兩地書》留贈後人以為紀念。雖然跟青光書局版一樣抄錄了135封書信，但文字跟《兩地書》的鉛印本也有不少差異。
這樣，《兩地書》實際上存在三個版本：一、原信；二、青光書局鉛印本；三、手寫本。不同意在《魯迅全集》中增收《兩地書》原信的理由是：《兩地書》盡管有三種不同版本，內容畢竟大同小異。將原稿跟鉛印本同時收入，於編輯基本上是重複勞動，於讀者基本上是重複閱讀。鑒於《兩地書》原信已有多種公開出版物，專門研究者並不難找到，更沒有必要收入《全集》。此外，《兩地書》原信屬於隱私，原作者不願披露全貌，才在公開出版前認真作了修訂。如果公開出版，是否有違作者的生前意願？主張收入的理由是：書信是作者最能坦露心跡的作品。跟原信相比較，青光書局版《兩地書》包含再創作的成分，其特色與價值跟原信不能等同。再則，《兩地書》原信（主要指許廣平致魯迅的信）雖然個別文字有些蕪雜，有些文字直接涉及時人或時政，在當時公開發表易招忌諱，但時過境遷，原信則顯得更為真實，細節更為豐富，特別是對情愛心理的展示更加坦誠細膩，因此，具有獨特的研究價值和鑒賞價值。在中國現代，魯迅已成為公認的最為透明、最無隱私的作家。周海嬰先生在公布《兩地書》原信時曾經說明，許廣平不止一次對他和北京魯迅博物館的保管人員說過：“我的信件，可以在我死後發表。”海嬰補充說：“我感到，今天再不實現母親的遺願發表這些書信的原稿，將是對研究者和讀者大眾的一種欠債了。”
（《書後說明》，收入《兩地書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經討論，帶傾向性的意見是，青光書局版《兩地書》按原體例照收。《兩地書》原信中的魯迅致許廣平部分（共68封），校勘後按時間順序插入魯迅書信部分。
“書信卷”不僅有增，同時也有刪除和調整。刪掉的有一封，即1927年致北方俄羅斯民族合唱團的信；調整篇目為1933年1月26日和1934年3月16日致台靜農的信。
1963年11月，上海魯迅紀念館的研究人員以“紀文”為筆名輯錄了《〈魯迅全集〉未收書簡》，刊登在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出版的《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3輯。文中提供了魯迅致蘇聯友人的四封書信，即致北方俄羅斯民族合唱團，致希仁斯基等，致岡察洛夫，致克拉甫欽珂。其中第三、四封書信原信的底稿現存上海魯迅紀念館，當確鑿無疑。第二封書信係根據俄文重譯，雖未見原稿，但魯迅在1934年10月14日致曹靖華的信中已經指出，此信“是它兄（按：即瞿秋白）代寫的”。唯獨第一封信既未見原件，又沒有旁證，依據僅僅是中文版《蘇聯婦女》1961年2月號列·根德林的一篇文章《北方婦女的歌聲》。該文中說：“魯迅的這封信是1927年高爾基用俄文轉寄給北方俄羅斯民族合唱團的。”但據目前掌握的資料，魯迅生前跟高爾基並無直接聯係；此外，魯迅生前隻收集過歌謠而並沒有收集過歌曲。由於此信內容不可信，文風也與魯迅文風不一，所以我提出以不收為宜。此外，魯迅1933年1月26日和1934年3月16日致台靜農的函件因以《二十二年元旦》和《聞謠戲作》為題分別被編入第7 卷的《集外集》與《集外集拾遺》中，故從新版“書信卷”中刪除。
關於注釋修訂，我曾經說過，從編輯角度而言，1958年版和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華彩部分是它的注釋，因此這次修訂《魯迅全集》的重點當然也在修訂注釋。據粗略統計，2005年版《魯迅全集》書信部分對原有注釋作較大修訂或增補大約有100 處，有些是知識性的，有些是政治性的。
先簡介知識性的修訂。比如，《兩地書·二七》談到五卅運動的消息“接聯的‘以脫’的波動傳到北京來了”。原注為：“以脫，通譯以太，即能媒。”
何謂“能媒”，讀者依然不懂，現改為“17 世紀至19 世紀科學家假想的一種傳播光的媒質”。這樣，讀者就能通過許廣平的描繪想象到上海慘案的消息傳播之迅捷。關於書刊部分的注文，原注凡有不完善處，此次都盡力作了增補，如補充說明《現代小說》月刊係葉靈鳳、潘漢年編輯，共出3 卷，計17期。《駱駝草》的主編是周作人。《文學雜誌》的編輯是王誌之、穀萬川、潘訓、陸萬美。《現代》雜誌共出版34期。《文學季刊》共出8期。《新小說》共出6期。
《新詩歌》共出11期。《文學界》署“周淵”編，實際主編是戴平萬。廈門大學學生編輯的《鼓浪》周刊，原注“出至六期”，根據廈門地方文史專家洪卜仁老先生的最新發現，已改為“出至七期”。《兩地書·二九》注〔5〕提到魯迅曾為《民眾文藝》校閱稿件，現在注明魯迅為其校稿是“1924年底至1925年2月”。《兩地書·八》中關於《語絲》的注文，原寫魯迅“一度擔任編輯”，為準確計，現改為魯迅“1927年12月至次年11月編輯該刊”。在1924年5月2日致胡適的信中，魯迅曾委托他將一部小說稿代售給商務印書館，原注僅指明李秉中托售的小說書名為《邊雪鴻泥記》。現根據魯迅藏書，注明這是一部60回的章回小說，原作者是四川彭山縣人士劉錫純。劉委托李賣稿，李轉托魯迅，但此書至今尚未售出付梓。在1925年4月8日致劉策奇的信中，魯迅談到《萬古愁曲》中有“指斥孔老二的一段”，現據《歸玄恭遺書》，引錄了指斥孔子顛倒春秋時代曆史的這段文字。魯迅在1922年8月21日致胡適的信中談到，《納書楹曲譜》中有《俗西遊》，“不知是甚事”。現加注說明，該書存曲目而無科白，所以僅從曲譜無法了解《俗西遊》的情節。在1927年10月21日致廖立峨的信中，魯迅談到許廣平到上海後，有幾個老同學邀她去辦婦女刊物，她沒有去。原無注。現注明指的是《革命的婦女》，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婦女部編的刊物，主持人是許廣平在女師大求學時的校友呂雲章。
書信中還有不少帶有政治性的注釋，此次本著忠於曆史本來麵貌和盡量避免主觀價值判斷的原則進行了修訂。比如魯迅在1930年3月21日致章廷謙的信中提到自由運動大同盟，原注說魯迅是同盟的發起人之一，現改為“魯迅列名於該同盟的成立宣言”。這樣修訂有兩個依據：一、魯迅曾對他的摯友許壽裳說：“自由大同盟並不是由我發起，當初隻是請我去演說。按時前往，則來賓簽名者已有一人（記得是鬱達夫君），演說次序是我第一，鬱第二，我待鬱講完，便先告歸。後來聞當場有人提議要有甚麼組織，凡今天到會者均作為發起人，迨次日報上發表，則變成我第一名了。”（《亡友魯迅印象記·二一·上海生活前五年》）二、魯迅在同一封信中也說：“自由運動大同盟，確有這個東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麵的，不知怎地，印成傳單時，卻升為第二名了（第一是達夫）。近來且往學校的文藝團體演說幾回，關於文學的。我本不知‘運動’的人，所以凡所講演，多與該同盟格格不入……”
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中，將有些人物的政治狀況簡單定性，籠統戴一個帽子，如國民黨走卒、漢奸、禦用文人、特務等，這次修訂均改為介紹當時的具體職務——
李秉中：後任南京中央軍校政訓處教官。
羅振玉：曆任偽滿監察院院長，臨時政務督辦及滿日文化協會常務理事。
顧孟餘：後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
荊有麟：1927年5月在南京辦《市民日報》，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幹事等職。
1939年加入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等特務組織。
李石曾：當時任北平文化指導委員會副委員長，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
張資平：抗日戰爭時期任日偽興業救國運動本部常務委員兼文委會主席、汪偽政府農礦部技正等職。
向培良：30年代在南京主編《青春月刊》，提倡“為人類的藝術”和“民族主義文學”。
黃萍蓀：曾任浙江省教育廳助理編審、《中央日報》特派駐杭州記者。
對於作家、學者、刊物、社團，修訂後的注釋也盡量采取客觀態度，不作政治性評價，留待不同時期的讀者自己去研究。如：胡適，原注為“新文化運動的右翼代表人物”，現改為“‘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之一”。
張競生，原注說他“宣揚色情文化”，這次改為“宣傳性文化”。
新月社，原注為“以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核心的文學和政治團體”，這次改為“文學和政治團體”。
《社會新聞》，原注為“反動刊物”，這次注為“上海市社會局主辦的刊物”。
修訂《魯迅全集》注釋，工作量很大的一個項目就是增補修訂人物的生卒年和生平簡介。其原因是：一、有些人物此前不知其詳，如日本人金村鐵研、後藤朝太郎、塚本善隆等。二、此前注釋有誤，如蔣抑卮的生年原注為1875年，現改為1876年；何香凝的生年原注為1878年，這次改為1879年；朱家驊的生年原注為1892年，現改為1893年。三、沿襲曆次版本的體例，凡健在者不注生年，生死未卜者亦不注生卒年，隻有確知已故者才注生卒年。1981年之後，相當多的魯迅同時代人先後作古，如丁玲、蕭三、樓適夷、孫用、楊霽雲等，直至2005年10月17日以101歲高齡去世的巴金，這些人物都需要一一增補生卒年。
據粗略統計，僅新版《魯迅全集》的“書信”部分，需修訂增補生卒年和生平簡介的古今中外人物多達220餘人，其中相當多的人物名不見於常用工具書和典籍。每搜尋一個資料，常常需要“踏破鐵鞋”。比如馬玨小姐，魯迅友人馬幼漁之女，她的名字在《魯迅日記》和《魯迅書信》中多有出現；特別是她16歲時撰寫的那篇《初次見魯迅先生》，更為廣大魯迅愛好者所熟悉。但長期以來，我隻知道她生於1910年，而不知道她晚年的情況，所以這次修訂有關她的條目，卒年部分仍付之闕如。直到狗年春節期間，我跟北京大學曆史係歐陽哲生教授互致問候，他無意中談到最近喬遷，鄰居中有一位是馬玨的女兒，馬幼漁的外孫女。我這才順藤摸瓜，通過馬玨女兒、北京大學外語係楊教授了解到馬玨於1994年病逝於北京，終年84歲。這樣，在2005年版《魯迅全集》重印時，馬玨的生卒年就齊備了。
又如，1936年4月2日，魯迅收到杭州鹽務中學學生杜和鑾、陳佩驥的來信及一份自辦小型文學刊物《鴻爪》。魯迅複信致謝並作答。但我們對這兩位來信者後來的情況不知其詳。召開修訂會議期間，李文兵編審告訴我，說杜和鑾後改名杜草甬，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我循此線索調查，得知他1951年調入政務院出版總署，1952年調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語文學習》雜誌和中學語文教材，1954年即身處逆境，受到不公正待遇。但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工作人員幾乎無人了解他的情況。後再托人通過有關人事部門追查，才知道他於1978年又調到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教育史研究室，任副研究員，編輯了《魯迅論教育》《徐特立教育文集》《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宋慶齡論少年兒童教育》等讀物。1987年4月7日因癌症病逝於北京，終年68歲。
再如，魯迅書信的受信人中有一位翻譯家孟十還，譯有果戈理的早期傑作《密爾各洛特》《普式庚短篇小說集》《杜勃洛夫斯基》以及涅克拉索夫的《嚴寒，通紅的鼻子》等。在魯迅創辦《譯文》和孟十還主編《作家》期間，他們多有聯係。但由於孟十還後來去了台灣，我們不了解他的生卒年。這次修訂魯迅書信注釋時，我多次通過電話跟台灣著名文學史料專家秦賢次聯係，方知孟十還又旅居美國。再托人到美國調查，了解到孟十還出生於1908年12月24日，又得知他因重病成了植物人。植物人算活人，因此他的生年在注釋中一時還派不上用場。
我們雖然在人物注釋上下了不小功夫，但由於資料的匱乏和資料來源的不同，至今還存在不少問題。一是個別比較冷僻的人物目前生卒年不詳，如與杜和鑾同時給魯迅寫信的陳佩驥，目前生年和卒年都空缺。類似的人物還有中國的周劍英、吳芝馨和俄國美術家塔布林、岡察洛夫、克拉甫欽珂等。二是有些人物生年或卒年中有一項不詳，比如缺卒年的有覃孝方、王喬南、王餘杞、張露薇、王鈞初、陳葆真等，缺生年的有宋崇義等，都需要進一步增訂。三是現在人物注釋中的生卒年還有商榷餘地，如太虛和尚的生年注為1889年，戴季陶的生年注為1890年，但據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民國著名人物傳》，他們的生年應該分別是1890年和1891年。《民國著名人物傳》由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集體編撰，李新作序，當更具權威性。四是注釋中仍有若幹失誤。比如章衣萍的卒年，現在注為1946年。定稿時函詢研究章衣萍的專家，得到的答複比較含糊。現查閱安徽績溪縣政協1988年出版的《績溪文史資料》第2輯，內收《章衣萍簡介》一文，作者是章衣萍的胞弟章洪剛，當年84歲。文章中說：“章衣萍，原名章洪熙，績溪北村人，生於1900年，1947年在四川成都逝世，終年僅47歲。”言之鑿鑿。如此看來，章衣萍的卒年似應修訂為1947年。
關於人物的籍貫也有可議之處。比如曹軼歐的籍貫，1981年版原未注。後馬蹄疾以“顧蒙山”為筆名發表《曹軼歐生年拾補》，指出曹軼歐1903年2月13日（農曆正月十六）出生，屬兔，河北大興人（今北京）。我委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信息局局長武在平向有關方麵查詢核實，答複是曹軼歐的籍貫為山東濟南。於是我采用了這一說法。新版《魯迅全集》出版後，朱正先生發現這種說法與“日記卷”的注釋相抵觸，第二次印刷時改成了“河北大興”。我重讀馬蹄疾的文章，他說他的資料“據曹軼歐本人提供”。如屬實，那當然應當以此為準。
關於校勘，校勘是恢複文本曆史原貌的一項重要工作。在《魯迅全集》所收文字中，書信部分的校勘比創作部分單純，因為絕大部分書信有手稿作為校勘底本，至多隻需參考許廣平編輯的《魯迅書簡》和魯迅抄寫的《兩地書》，而不需要彙校各種流行版本。在這次修訂過程中，我們請多人作了多次校勘，發現了一些問題。比如1981年版在魯迅1910年12月21日致許壽裳的信中，有一句話是“亦可無罪無裴斯泰洛齊先生矣”。裴斯泰洛齊是一位瑞士教育家，此信中他的名字用的是日文，查對手稿，發現“亦可無罪無”的後一“無”字係“於”字之誤，修改過來，文句就通順了。《兩地書·三四》文末原漏排一句話：“其間當缺往來信劄約共五六封。”這次也作了增補。對注釋中的引文，我們也作了校勘，如《兩地書·七一》注〔1〕中援引徐祖正的《送南行的愛而君》一文，其中“我所介紹你去見的人”原注漏一個“所”字，“紹介信”
誤為“介紹信”。1934年9月16日致徐懋庸的信注〔1〕，法國作家紀德的日文譯名有字母脫漏，這次也作了訂正。但這一版的校勘還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循體例，應該將誤寫的字照原樣排出，而將正確的寫法置後，加括號標明，但這一版有的地方按照體例做，有的卻直接改正筆誤，在文本上未留痕跡。比如1933年12月19日致母親的信，原信將“細賬”寫成了“細賑”。1925年9月30日致許欽文的信，將“大抵”寫成了“大低”。1935年5月30日致曹靖華的信中，文末有一句“《城與年》之解說，不必急急也”，原信脫一“必”字，這一版《魯迅全集》直接照改，有違體例。對於異體字，我們一般都尊重魯迅的習慣用法，不作改動，以保持魯迅文風的原汁原味，但也有直接改動的情況。如1928年7月10日致瞿永坤的信，最末一句是“我於各處的前途，大概可以援老例知道的”，原信作“塗”，現直接改為“途”。二是校勘中仍有疑點或錯誤。
比如1929年3月23日給許壽裳致信，談到印書事，說每張紙六分錢，“倘百頁一本，本錢即需六角矣”。此處的“六角”似應改為“六元”。1928年3月16日給李霽野致信，原信落款日期為3月14日，校勘後訂正為3月16日。信中提到“今天我寓鄰近巡警圍捕綁票匪”。據該信注釋〔4〕，這件事發生在1928年3月15日下午3時許。又，同信中談到李小峰之兄李仲丹“昨在客店陪客，被人用手槍打死”，這起凶案發生在同年3月14日。根據同一信中提及的兩起事件判斷，此信日期應確定為3月15日。1934年4月12日給陳煙橋致信，談到受信人的木刻作品《賦別》“大約為四十八方寸”，查原信，是“大小為四十八方寸”，應據手跡訂正。還有一些疑點，如1926年12月28日給許壽裳致信，說“曾以一箋托詩荃轉寄，今味來書，似未到也”。“今味來書”不可解，“味”似應作“誦”。此信無原件，據家屬抄件錄入，抄錄時恐有誤。
我的修訂稿送審之後，人民文學出版社現代文學編輯室的郭娟進行了初審，提出了幾十個應該加注之處。我積極配合，再次增補了條目。最後由該社原副總編、原魯編室副主任李文兵統稿。統稿工作的艱巨性不言而喻。就當時的人員狀況而論，這一工作也非文兵莫屬。文兵對“書信卷”進行了最後把關，又增補了一些注釋難度較大的條目。如1921年9月11日在魯迅致周作人的信中，有一段中文、日文夾雜的文字，一般讀者閱後如讀天書，不知所雲。
後請教人民文學出版社精通日文的老社長樓適夷，方知信中的日文是女作家冰心名字的意譯和音譯。原來同年9月4日《晨報》第7 版刊登了劉廷芳撰寫的《寄冰心》一文，其中有“來述我們往日如夢的歡情”一類輕佻句子，冰心便寫了一篇《蓄道德，能文章》予以反擊。隨後燕京大學的一些同學也給《晨報》館致函要求澄清事實。魯迅覺得對這類事不必過於認真地進行爭辯：“而如此齦齦，殊可笑，與女人因被調戲而上吊正無異……”又如，同一信中談到“報上又說仲甫走出了”；在1920年5月4日致宋崇義的信中，談到南方某校“分教員為四等”，北京“高等工業指出校長”，原本無注，此次都由出版社增補了注釋。
但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也有一些意見未被采納。比如關於《現代評論》的注釋，這一版仍保留原注，說是由胡適、陳源、王世傑、唐有壬等人所辦的同人雜誌。我曾提出，這份周刊的主編是王世傑，胡適未參與編務，隻是這個作品群的精神領袖。陳源也未參與編條，隻是這份周刊《閑話》專欄的作者。
《駱駝》雜誌，這一版仍注為1926年6月在北京創刊，我曾提出應將創刊時間改為7月，因為周作人同年7月26日日記中有明確記載：“駱駝出版。”1928年2月26日致李霽野的信中提到曹靖華譯的《煙袋》，我曾建議在“仍說未名社出版”一處加注，因為魯迅建議該書以並不存在的“上海未名社”名義出版，將危險引向自己，以保護譯者及北京未名社成員的安全。人物部分也有一些建議未被采納。如《兩地書·四一》提到“上遂”，即許壽裳，這一版注釋中僅提“抗日戰爭勝利後在台灣大學任教”，我曾提出必須先提“主持台灣省立編譯館工作”。這是當時台灣地區的領導人陳儀請許壽裳赴台灣的主要目的，編譯館被迫解散之後他才到台大任教。
2005年版《魯迅全集》上市之後，媒體上傳來了不少肯定或批評的聲音。
批評者大多是出於善意，如王景山教授的《〈魯迅全集〉注釋隨感》（載於《魯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3期），也有的很明顯並非善意。作為《全集》的修訂者，當然不必去深究批評者的動機，隻要批評得對，就應該一律接受，盡快修正。如果不對，也可以澄清或進一步討論。在這裏，我隻想就2005年12月23日《文彙報》刊登的韓石山的《這樣的〈魯迅全集〉我不買》（以下簡稱《不買》）和2006年1月27日刊登於《文彙讀書周報》的倪墨炎的《此信不應編入新版〈魯迅全集〉》（以下簡稱《不應》）兩文，談點讀後感。
首先，《不買》的標題就帶有明顯的煽動性。本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消費者願意買東西就掏錢，不願買就不掏錢。既然買賣雙方都不具有強製性，那為什麼還要做這種未必奏效的反宣傳呢？更何況修訂《魯迅全集》並不是我的個人行為，而是國家行為。凡具有良知和理性的讀者都會承認，2005年版《魯迅全集》相較於1981年版《魯迅全集》而言是一種曆史性的超越。這並不意味新版的修訂者比前輩高明，而隻是因為新版的修訂工作是在舊版的基礎上進行的，而且又吸收了20 多年來魯迅研究的新成果——其中自然多少也包含了修訂者個人的成果。正因為站在前人的肩上，所以超越了前人的高度，這個道理是十分清楚的。當然，新版自然也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但這些缺陷是隨時可能彌補的，並不能成為否定新版《魯迅全集》的理由。魯迅講過，要求人無缺點，那就沒有一個人配活；要求書無缺點，那就沒有一本書可讀。對新版《魯迅全集》也應該作如是觀。
《不買》一文有三處直接點我的名字，對此我有必要略作回應：一、（關於《答增田涉問信件集錄》）“參與修訂的魯迅研究專家陳漱渝是這樣說的：增田涉當年發表這些信時，‘刪掉了他認為與其漢學家身份不符的段落，破壞了魯迅書信的完整性’。”我的印象是，在研究是否收錄這批信件時，有兩種不同意見。在《盛世修書》一文中，我客觀介紹了雙方的看法。在以主要篇幅介紹了讚成收錄的理由之後，我接著談到反對者（其中並不包括本人）的觀點。“反對收入此書的理由是：增田涉成為知名學者和教授之後，認為他當年向魯迅‘提出了一些幼稚得令人臉紅的問題’，故將原信作了裁剪處理，並不想公開發表，以至書信失去了原貌（魯迅致增田涉的原信用毛筆寫成，字體是近似楷書的行書，用日文書寫，幾乎沒有塗改。信封一律用墨筆書寫，寄件人的名字大多用筆名‘隋洛文’，偶爾也用‘唐俟’或‘關道清’。當然也有直接在增田涉質疑書上答複的情況）。照目前狀況收入《魯迅全集》似不嚴肅。”此文已刊登於《蘭州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讀者可以參看全文。
現經調查，增田涉曾將魯迅來信中對“尾閭”一詞的解釋剪下寄給鬆枝茂夫，因為鬆枝先生當時正翻譯周作人的隨筆，委托增田涉向魯迅請教。日本學者在編輯《魯迅增田涉師弟答問集》時，是以十分嚴肅的態度對待師弟二人的書信，不會因問題幼稚而對原信進行剪裁。今年2月中旬，日本魯迅研究權威丸山昇教授在給我的信中再次重申了這一點，並補充說，更何況增田涉先生已有充分理由享有學者盛譽，“年輕時的幼稚不會傷害他的名譽”。
二、“網上有陳漱渝與記者的問答。陳向記者透露，新版的《魯迅全集》……共計350 萬字，比1981年版增加了50 萬字。這樣就知道了，舊版全集的字數是300 萬字。”而新版《魯迅全集》總字數是700 萬字。《不買》的作者於是質問道：“這樣下一個問題馬上就出來了，也就是說，新版《全集》中，作者本人的著作與校注者的著作（注釋），各占一半。”事實上，我跟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有關負責人是在兩個不同場合使用不同概念介紹《魯迅全集》的字數：人民文學出版社介紹的是《全集》的版麵字數，而我談到的是魯迅作品使用的漢字總量。據北京計算機三廠開發部曾用長城286 型號的微機進行電腦檢索，統計出1981年版所收魯迅原著的用字總數是2930762字，不包括致外國人士的書信部分，所以我的說法大體準確，不屬於誤記。版麵字數跟實際用字總數是有區別的。所以從我的答記者問中，並不能抓到否定新版《全集》的什麼口實。如果按版麵字數計算，新版《魯迅全集》中原文與注釋字數接近2∶1（即原文近440 萬字，注釋近210 萬字），而不是“各占一半”。
三、“新版的注釋，說是要客觀公正，我看也不盡然。陳漱渝在答記者問中，為了印證‘客觀公正’舉了一個例子，說是：如1981年版注釋中的‘國民黨反動派’，新版改為‘國民黨政府’。公正不公正，打個顛倒就知道了。若有人給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叫‘共產黨政府’，行嗎？”我們說新版的注釋客觀公正，是就總體而言，可以舉出成百近千個例子。但《不買》的作者為了達到否定新版《全集》的目的，僅僅抽出這一個說事。事實上，國民黨掌權之後，奉行的是“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政策，以黨代政，以黨治代替法治，所以將當時的國民黨的政權機構稱為“國民黨政府”是一種比較中性的提法，也是約定俗成的提法，在政治上並無原則錯誤，在學理上也無原則錯誤。比如目前最具權威性的《中華民國史》（李新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撰寫），在序言部分就把中華民國分為四個時期，即創立時期（1905—1911），南京臨時政府時期（1912年1月—1912年3月），北洋政府時期（1912—1928），國民黨政府時期（1928—1949）。《不買》一文的作者作為“老黨員”“老幹部”，執意要將國民黨領導的行政機構跟共產黨領導的行政機構進行類比，這妥當嗎？
《不買》一文有一個重要論點，就是不應將《兩地書》的原信收入《魯迅全集》，理由是“既收入定稿，就不該收入原信；既收入原信，就不收入定稿。
若這樣原稿也收，定稿也收，凡有原稿的其他著作，也應當收入”。這種說法，貌似雄辯，其實暴露出的是對魯迅文本的完全無知。因為《兩地書》原信跟1933年4月上海青光書局初版的《兩地書》的關係，並非一般原稿跟定稿的關係。一般說來，作家的定稿是對原稿的加工，所以定稿比原稿更精練，更準確，更優美，更能充分地抒情達意。定稿完成之後，原稿也就可以隨之廢棄。
研究手稿的意義，主要在於幫助讀者學會“不應該那麼寫”。然而魯迅在準備公開出版《兩地書》之前對原信所作的改動，卻並非僅止於文字的潤飾。可以說，青光書局版《兩地書》是一部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的作品，而《兩地書》原稿卻是《兩地書》的原生態，帶有解密檔案的性質。為了使廣大讀者不受《不買》一文的迷惑，我想多舉些實例說明原信的意義和價值。
青光書局版《兩地書》所作的刪節，相當多的文字涉及魯迅與許廣平婚戀中的一些隱私，他們當時對公開這些內容尚有顧忌。如原信中當事人互相采用了昵稱——魯迅稱許廣平為“小刺蝟”“小蓮蓬”“哥姑”“乖姑”，許廣平稱魯迅為“小白象”“哥”，稱海嬰為“狗屁”（見1932年11月12日信）。又比如《兩地書·三二》刪掉了一段長篇“訓詞”。“訓詞”記敘的是1925年端午節魯迅家中發生的一件趣事：由於喝了“燒酒六杯，蒲桃酒五碗”，魯迅曾按許廣平的頭，並“拳擊”俞芳姐妹。這篇“訓詞”反映出魯迅跟許廣平的師生關係開始有了微妙的變化，再現了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間魯迅”形象。《兩地書·四一》刪去了“建人與我有同一之景況”一段。所謂“同一之景況”，主要是指周建人也正在跟他的學生王蘊如戀愛。《兩地書·四八》刪去了孫伏園散布的一段話：“L（按：指魯迅）家不但常有男學生，也常有女學生，有二人最熟（按：指許廣平與許羨蘇），但L 是愛長的那個的（按：指許廣平）。他是愛才的，而她最有才氣，所以他愛她。”《兩地書·七三》刪掉了深埋在魯迅內心的一段話：“但倘一失腳，這些人便是投井下石的，反而不識還是好人；為我悲哀的大約隻有兩個，我的母親和一個朋友”。“一個朋友”即指許廣平。把許廣平與母親並提，可見她在魯迅心中的分量，在魯迅生命中的價值。《兩地書·八六》刪掉的是魯迅在北京時期在戒煙問題上跟許廣平發生的矛盾：許廣平對魯迅加以“管束”，而魯迅在抽煙問題上“自製力竟這麼薄弱，總是戒不掉”。魯迅承諾今後“甘心被管，不至於再鬧脾氣了”。許廣平對魯迅身體的珍惜，小則為愛人，大則為中國，是非常感人的。《兩地書·一一八》刪掉的內容是魯迅跟許廣平同居三年之後的處境和“將愛情進行到底”的誓言：“看現在的情形，我們的前途似乎毫無障礙，但即使有，我也決計要同小刺蝟跨過它而前進的，絕不畏縮。”這些文字，都是撰寫魯迅傳記、研究魯迅生平的寶貴史料。
刪節的也有別人的隱私。比如，1929年5月26日魯迅致許廣平的原信被刪掉的一段文字是：“叢蕪因告訴我，長虹寫給冰心情書，已閱三年，成一大捆。
今年冰心結婚後，將該捆交給她的男人，他於旅行時，隨看而隨拋入海中，數日而畢雲。”我認為，叢蕪的傳言完全失實。
《兩地書》原信被刪的內容，還有不少是研究魯迅思想的最珍貴的原始資料。《兩地書·十五》刪去原信中的一段話，明確反對暗殺這種無政府主義手段，強調開啟民智的重要性：“就是所謂須是木材，始能以一顆小火燃燒，倘是沙石，就無法可想，投下火柴去，反而無聊。”《兩地書·二四》刪去了原信中關於參加團體的一段話，這是研究魯迅個性意識與集體意識的重要依據：“這種團體，一定有範圍，尚服從公決的。所以隻要自己決定，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獨行，便不相宜。如能犧牲若幹自己的意見，就可以。隻有‘安那其’是沒有規則的，但在中國卻有首領，實在希奇。”《兩地書·四六》刪去了一段有關生活與金錢的關係的極富哲理性的話：“我想，一個人要生活必須有生活費，人生勞苦，大抵為此。但是，有生活而無‘費’，固然痛苦；在此地則似乎有‘費’而沒有了生活，更使人沒有趣味了。”《兩地書·五八》刪掉了極其重要的一段，內容是對“研究係”跟國民黨的評價。魯迅認為“研究係比狐狸還壞，而國民黨則太老實”，“國民黨有力時，對於異黨寬容大量，而他們一有力，則對於民黨之壓迫陷害，無所不至，但民黨複起時，卻又忘卻了，這時他們自然也將故態隱藏起來”。這是魯迅對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一些政治集團所作的評價。此信公開發表時，魯迅將“研究係”改為“現代評論派”，透露了他對現代評論派政治傾向的看法和與之爭論的原因。信中對“學者隻講學問，不問派別”的批判，也反映了魯迅對學術與政治的關係的深刻見解。《兩地書·六六》刪掉的一節，總結了他跟現代評論派論爭的教訓，即有時“太不冷靜”“亂罵一通”，因為“他們的東西一看就生氣”。魯迅希望通過辦副刊，來培養善於鬥爭的新手。
魯迅對《兩地書》原信進行刪節，有時是為了隱去當時的一些人事糾紛。
如《兩地書·二九》將“伏園的態度我日益懷疑”，改為“□□的態度我近來頗懷疑”。《兩地書·六九》刪掉了一段從政治角度批評顧頡剛的文字：“顧之反對民黨，早已顯然……”《兩地書·一○四》刪掉了憎惡高長虹的一段文字：“至於長虹，則現在竭力攻擊我，似乎非我死他便活不成，想起來真好笑。”又刪掉了他辭去在廈門大學的職務所引起的震動：“有十分之一的學生將隨之離校。”
《兩地書·一二一》刪掉的是對冰心的看法。在魯迅眼中，冰心也屬留學英美派的知識分子，跟現代評論派成員的傾向相近：“燕大是現代派信徒居多——大約因為冰心在此之故——給我一罵，很吃驚。”《兩地書·一二五》刪掉了涉及北新書局和開明書店的文字。《兩地書·一三五》刪掉的一段是對當時北平文化界人士的評價，他含蓄批評錢玄同、劉半農這些先前跟現代評論派戰鬥的人，現在反繼承了他們的衣缽，肯定了馬幼漁和沈兼士尚未改變原來麵目。
青光書局版《兩地書》跟原信相校，不僅有刪，而且有增。《兩地書·二六》增加文字澄清了關於他想用枕底短刀自殺的流言。《兩地書·六十》增加了對孫伏園的批評：“他似認真非認真，似油滑非油滑，模模胡胡地走來走去，永遠不會遇到所謂‘為難’，然而行旌所過，卻往往會留一點小麻煩來給別人打掃。”《兩地書·一三二》增加了到北平西山探視韋素園的描寫，文筆生動，可跟《憶韋素園君》一文互相呼應，互相印證。
以上這些例證，充分說明另行刊布《兩地書》原信的必要，有力駁斥了“既入定稿，就不該收入原信”的指責，實無道理。魯迅整理《兩地書》時，修飾刪改更多的是許廣平的來信，因新版《魯迅全集》未收許廣平的原信，故本文暫不論及。
對於《不應》這篇文章的主要觀點，我既不必複述，也不願與之商榷，而隻想隆重推出該作者的另一篇大作《關於祝賀紅軍長征勝利的信》。同一位作者在這篇文章中斬釘截鐵地說：“魯迅後期作為共產主義者，和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事業是血肉相連的。”“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後，魯迅發表了祝賀的信或電報，這是很自然的事。”“魯迅祝賀紅軍長征勝利的事，肯定是存在的。”“魯迅執筆和茅盾一起署名寫信給中共中央慶賀紅軍長征勝利，表明了魯迅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骨肉相連的關係，表明他在中國革命最困難的年頭滿懷勝利的信心，表明了他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更臻成熟。這在魯迅一生的思想發展和革命實踐活動中，是一件大事。魯迅研究者對於此事的重視，是理所當然的。”（見《魯迅署名宣言與函電輯考》，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128 至136 頁）當然需要說明，上述引文出自這位作者的舊作，而《不應》一文是該作者的新作，但舊作、新作所論述的畢竟是同一件事。如今因為魯迅、茅盾致紅軍的賀信作為附錄收入《魯迅全集》，又有一張照片說明文字有誤，他就公開鼓動買者退貨，這是否有點過分呢？
在本文開頭我曾經強調，《魯迅全集》是中國20 世紀的重要文化經典，因此，修訂《魯迅全集》是一項十分艱巨的文化工程。由於《魯迅全集》具有百科全書性質，其內容不僅涉及古今中外、方方麵麵的人物——包括神話傳說和各類作品中的人物，而且還涉及書籍、作品、報紙、刊物、團體、流派、機構、國家、民族、地名、曆史、引語、掌故、名物、詞語和作者本人的生平活動，絕非任何優秀的個人所能獨立修訂，必須發揮團隊精神，依靠集體力量。
對於修訂工作中的缺點和不足，作為修訂者和出版機構應該采取決不輕易原諒自己的態度。注釋或校勘中的錯誤往往屬於學術上的“硬傷”，錯了就是錯了，無法用“一家之言”“多元並存”一類理由為自己開脫。然而就社會而言，還是應該為學術研究和出版事業提供一個相對和諧寬容的生存環境和發展空間。
學術批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與人為善，而不應提倡酷評和罵殺。作為社會良知的媒體，更不應該把酷評作為爆料和賣點，鼓動讀者“不買”或“退貨”。
1981年版《魯迅全集》問世之後，同樣存在不少問題，近20年來不斷有學者提出意見，但並沒有出現《不買》《不應》這樣一類的文章。撫今思昔，不禁對20 世紀80年代的人文環境發“懷古”之幽情。
2005年11月30日，2005年新版《魯迅全集》新書發布會在人民大會堂浙江廳召開。我在會上有簡短發言，題為《以聖徒般的虔誠修訂〈魯迅全集〉》。
我隻是采用一種比喻性的說法，說明參與《全集》編注出版的人兢兢業業，甘於奉獻，而不是把魯迅當成“教主”，把編注出版同人視為迷信盲從的“教徒”。
循1958年版和1981年版的慣例，《全集》中沒出現編注者的名字。跟1981年版不同的是，編注者按工作量獲得了稿酬，大體上是千字22 元（包括選編、校勘、注釋）。在我個人的文字生涯中，這是低於一般選編費的標準，但也沒有任何人因此跟出版社打官司。我在發言中還有一段重要的話：“我們決不會忘記魯迅的夫人和戰友許廣平。為了保存、征集、出版和普及魯迅的作品，她做出的貢獻是其他任何人都無法取代的。我們都知道魯迅還有一位原配夫人叫朱安。1931年，魯迅的同鄉和學生許羨蘇將魯迅寫給她的100 多封書信捆成一包交給朱安，但至今日卻下落不明。兩相對照，更加凸顯出許廣平在弘揚魯迅業績過程中的特殊作用。”說明起碼至2005年，我對許廣平的貢獻並沒有低估，跟20 世紀80年代初期我撰寫的《許廣平的一生》相比，我的基本立場也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變化。
我在發言的結尾表示：“我曾經參與1981年版《魯迅全集》中‘日記’部分的注釋定稿工作。從2002年至今，又承擔了《魯迅全集》中‘書信’部分的內容增刪、文字校勘和注釋修訂工作。這是我學術生涯中的最大幸運。我在工作中吸收了前輩學者和當今學人的不少成果，也將自己點滴的學術智慧融入了魯迅文化的汪洋大海，但是仍然留下了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工作中的失誤也在所難免。有人說電影是遺憾的藝術，一旦剪輯合成，遺憾就無法彌補，但《魯迅全集》比較走運，它肯定會有不斷再版的機會。在不斷再版的過程中，校勘的錯誤還可以改正，注釋的短缺還可以補充，新發現的佚文還可以增收。
我們現在以精益求精的態度從事《魯迅全集》的編輯修訂工作，希望再過四分之一的世紀，這部《魯迅全集》能被後繼者以精益求精的態度繼續修訂。”
第十一節 懷胎30 多年的《魯迅大辭典》
一部1387頁、16開本的《魯迅大辭典》呈現在讀者眼前。封麵下部為藍色，上端為米黃色，上麵印有魯迅側麵浮雕像，裝飾設計十分精美。卷末印有包括主編、副主編在內的150餘位工作人員的名單，浩浩蕩蕩；但實際介入此事者遠不止此數。卷首的《編撰說明》寫道：“本書的編撰工作，自1984年文化部發文成立編委會後開始實施。”實際上這個項目早在20 世紀70年代末即有人動議並實施，中間幾經曲折，到成書之日，彈指一揮，竟長達30餘年。
遠在1977年，北京幾所高校和部分中學的中青年教師，曾共同發起編撰《魯迅大詞典》，得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出版社派出的責編是秦川，北京方麵的主要聯係人是在廣播學院任教的曾慶瑞。後因參與者教務繁忙，又發生了一些內部矛盾，這項工作未能堅持到底。
1979年3月，全國文科規劃會議在昆明召開。李何林先生以魯迅研究室主任的身份提出要編撰一部《魯迅大詞典》（後改名為《魯迅大辭典》），得到了唐弢、王瑤等著名學者的支持，被列入“規劃”之中。同年6月，李先生在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又寫提案（即第227號提案），建議組織人力編寫《魯迅大詞典》。提案中說：“20 世紀中國的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他的思想和藝術，他的革命戰鬥精神和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放在有史以來的世界偉大作家行列中（例如莎士比亞、歌德、托爾斯泰等）都是很突出的。不過聽說別國多有關於他們的偉大作家的專門辭典，魯迅的卻還沒有。魯迅不隻是中國9 億多人民的魯迅，也是世界各國很多人民的魯迅，他的著作已經翻譯成很多種語文，急需要一本幫助查考、研究、閱讀的‘大辭典’……”提案建議陸續組織全國百餘名專家學者來參加編寫，期望在三四年內完成。根據我們了解的情況，此前匈牙利科學院和語言學研究所出版了《裴多菲詞典》，蘇聯科學院也出版了《普希金語言詞典》，這些都為我們提供了借鑒。
全國人大將李先生的提案轉交中國社科院辦理，社科院有關領導雖然表示支持，但建議由國家出版局來抓此項工作。同年11月，中國魯迅研究會在北京成立，李先生又在會上呼籲落實詞典編撰工作，得到與會者的讚同。1981年9月，四川人民出版社首先表示願意出版此書，並誠懇聘請李先生親自主持此項工作。1982年10月，在李先生領導下，先後在杭州、成都、廈門召開了出版工作會議，部署了編撰工作進程。1983年1月18日至22日，李先生在成都主持了第二次《魯迅大辭典》編撰工作會議，與會23人，分別來自北京、遼寧、山東、浙江、福建、湖北等省市。四川省委宣傳部、四川省出版局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領導對此書予以高度重視。王士菁先生在會上提出了《關於編寫〈魯迅大辭典〉的初步設想（草案）》。經過討論，決定這部辭書分為詞語、人名、事件、書刊、社團、紀念等分冊，先編製索引，後撰寫釋文，最後統稿定稿，全部工作在三年內，即至1985年年底完成。會議決定成立一個編委會，並下設《魯迅大辭典》編輯辦公室。我參加了編輯辦公室的工作。1983年11月20日，我在《魯迅研究動態》總第29期刊登了《〈魯迅大辭典〉釋文撰寫體例（初稿）》和徐鵬緒、馬蹄疾、李允經、溫祖蔭、姚錫佩、張傑、劉一新等人撰寫的部分詞條。我也分別試寫了人名、社團、事件、紀念活動等方麵的詞條，廣泛征求意見。
1984年6月，《魯迅大辭典》編撰會議在西安召開，會上情況“風雲突變”——人民文學出版社介入了這項工作。據了解，是因為“人文”的負責人向出版局的負責人反映，出版《魯迅全集》是“國家行為”，編撰出版一部與之相配合的《魯迅大詞典》也應該是“國家行為”，應該有作為國家出版社的“人文”參與。這一意見得到了出版局領導的認同，經上級協調，對四川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任務進行了分工：由“人文”負責詞條修訂，“四川”負責出版發行。此前撰寫的詞條統統以千字7 元的付酬標準“買斷”，重新組織人員編寫。這樣一來，人民文學出版社就後來居上，頂替了原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位置。這一方案得到了文化部的批準。根據文化部文出字〔84〕第1276號文件，林默涵出任主編，王士菁出任副主編；李何林先生因年事已高，跟林辰先生並列顧問。我被安排為編委、執行編委、主要撰稿人，具體分管辭典第八分冊（即“紀念附冊”）的工作。這一分冊完成了28 萬字的釋文，但成書時修訂壓縮成了15 萬字。編委會下仍保留了編輯辦公室，由我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李文兵擔任辦公室副主任。參加具體工作的有上海社科院文學所、遼寧社科院文學所、華東師大中文係、上海教育學院中文係、蘇州大學中文係、杭州大學中文係、福建師大中文係、武漢大學中文係、華中師大中文係、聊城師院中文係、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後分出一個四川文藝出版社）的有關人員。
根據西安會議上的建議，《魯迅大辭典》應該爭取在1991年魯迅誕生110周年之際完成，但事實證明這種預期過於樂觀。原因之一是，“買斷”的這批詞條，雖然規模不小、字數很多，但水平參差不齊，分類集納失衡，缺漏甚多，難成規製；不僅需要加工乃至重寫，而且需要作體例上的重大調整。原因之二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魯迅著作編輯室日後不但沒有擴大充實，反而撤銷並入中國現代文學編輯室，人數既少，又有修訂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繁重任務，於是隻好從社外聘請一些專家（主要是馬蹄疾、顏雄、徐斯年、韓之友等）協助工作。這些專家在原單位都有繁忙的工作，被借調來後又沒有良好的工作環境和待遇。他們合住在簡陋的辦公室裏，既看不到電視，也聽不到廣播，還打不了電話，甚至連一日三餐都要自理，又未預支分文稿酬。由於以上這些原因，《魯迅大辭典》的修訂工作一拖再拖，成為社會科學領域一項名副其實的“胡子工程”。我作為辦公室副主任，除曾與李文兵到蘇州和廈門檢查過一次詞條修訂情況之外，沒有做其他工作。李文兵的貢獻比我大得多，整部辭典最後都是由他統稿。
《魯迅大辭典》出版一拖再拖的狀況到了2009年才有了改變，因為人民文學出版社把這部工具書作為該社向國慶60 周年獻禮的重點項目，由原中國現代文學編輯室主任王海波主持。同年底，經過30餘年的努力，這部《魯迅大辭典》終於問世。令人痛心的是，首倡出版此書的李何林，主編林默涵，顧問林辰，編委馬蹄疾、王仰晨、包子衍、薛綏之，主要撰稿人顏雄，曾參與這項工作的孫瑛、張競、趙淑英、謝德銑等人均已作古，已經看不到自己的學術成果了。
2010年3月23日，人民文學出版社舉辦《魯迅大辭典》出版座談會，盛情邀請我參加。我沒有赴會，隻是應王海波之約，在尚未通讀全書的情況下倉促為《人民日報》趕寫了一篇書評。3月30日該文在《人民日報·副刊》發表，但改動了標題，加了6個我認為並不準確的字。敝帚自珍，特按我的原文引錄如下：
這是一項艱巨的文化工程——從1979年倡議，1984年大規模啟動，2009年12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曆時長達31年，列名為編委的25人中，至少已有7人離我們而去，然而經過種種曲折，做出了韌性的努力，一部收錄了9800 多個詞條，釋文多達374 萬字的《魯迅大辭典》終於問世了。迄今為止，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的專科辭典大約有6 種，魯迅研究的專門辭書大約有3 種，雖然各具特色，但收羅最為齊備，內容最為廣博，釋文最為精當的非這部《魯迅大辭典》莫屬。今後讀者閱讀魯迅著作時，如果在詞語、人物、事件、書刊或其他相關知識上遇到困難，基本上都可以通過這部大百科式的辭典釋疑解惑。
《魯迅大辭典》最大的特色，是既具有一般辭書的工具書性質，又緊扣了魯迅文本，為解讀魯迅經典排除了文字障礙，為了解魯迅博大精深的思想提供了線索和依據。比如“唵”字，《新華字典》的解釋隻有一句：“佛教咒語的發聲詞。”《辭海》也隻簡略解釋了兩個含義：一、含在嘴裏；二、佛教咒語的發聲詞。《魯迅大辭典》則提供了近400字的釋文，除援引《秘藏記》等典籍，厘清了“唵”的本義之外，又援引了魯迅四篇雜文中對“唵”字的用法，說明“唵”字據說人人能懂，但在運用和理解時實際上又各有不同；亦即佛道一聲“唵”，弟子皆有所悟，而所悟皆不同。這樣的釋文，既有助於讀者理解魯迅文字的內涵，又有助於閱讀其他出現“唵”字的作品。又如“每下愈況”，《魯迅大辭典》除說明典出《莊子·知北遊》之外，又介紹了章士釗在《孤桐雜記》中對這一成語的誤用——寫成了“每況愈下”，以及魯迅在雜文中對此進行的嘲諷，反映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激進派和守成派交鋒的生動一幕。再如“土匪”，通指聚眾劫掠之徒，原無須解釋，但由於魯迅在跟“現代派評論派”的鬥爭中，對方曾贈他以“土匪”的名號，他也曾以“綠林書屋”作為自己的書齋之名，所以在這部作家專門辭典中就有了解釋的必要。同樣的情況還見諸“人”這一條。“人”字人人能懂，但是魯迅《阿Q 正傳》中的“人”，特指押牌寶的一個方位，即“白虎”，這就需要予以解釋，尤其需要向外國讀者解釋。
魯迅著作中有不少自造詞，如“三明主義”“文化山”“國罵”“蓮姐”“柿油黨”“富家贅婿”……《魯迅大辭典》對這些詞語都提供了權威性解釋。《辭典》介紹了魯迅一些獨特的遣詞方法，如以名詞為動詞：“醬”，原指豆、麥發酵後製成的一種調味品，但魯迅有時作為“陷入”“糾纏”這類動詞使用。魯迅1935年9月12日致胡風信，勸蕭軍不必加入“左聯”，以免“醬在無聊的糾紛中”，就是名詞活用的一個範例。不了解這點，也就不了解魯迅的獨特文風。有一些與魯迅生活和作品相關的人物，如王阿花、長媽媽，也隻有《魯迅大辭典》才會進行介紹，絕不可能出現在其他人物辭典中。
《魯迅大辭典》中涉及了很多思潮、流派、學說、書刊，編撰者都結合魯迅生平、思想和創作進行了準確闡釋。比如美國史密斯著《支那人氣質》，《辭典》不僅介紹了英文原著、日文譯本、作者簡況，而且以魯迅作品為依據，說明了此書對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產生的深刻影響。《辭典》中關於“人性”“人道”“人道主義”等條目，更是全書的華彩樂章。眾所周知，對於這些理論問題，古今中外眾說紛紜。辭書大量援引魯迅作品中對這些概念的運用和闡釋，提供了作為思想家的魯迅對上述問題的深刻見解，對廣大讀者予以寶貴的啟迪。
由於《魯迅大辭典》涉及麵太廣，因此難免出現小疵——這是任何辭書都難以避免的。比如“胡適”一條，說他1917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實際上當時胡適僅寫成博士論文，口試時未獲通過，十年後才獲博士學位。“丁玲”一條，提到朝鮮記者金彥俊，有誤，應為“申彥俊”。有些條目對詞語的解釋過於拘泥。比如“三味書屋”
一條，釋文指出原名“三餘書屋”，後改“三餘”為“三味”，典出宋代李淑《〈邯鄲書目〉序》：“詩書，味之太羹，史為折俎，子為醯醢，是為書三味。”這不過是一種常見的解釋。其實對“三餘”和“三味”還有多種解釋，比如塾師壽鏡吾的幼孫壽宇說，他祖父對“三味書屋”的解釋是“布衣暖，菜根香，詩書滋味長”。壽鏡吾的外孫範仲鋆說，所謂的“三味”大概是“孝悌”算一味，“四書”算一味，還有一味說不出來。壽鏡吾的曾孫女壽紀芳認為三味書屋的一副楹聯已經點明了三味的原意：“至樂無聲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詩書。”周作人的解釋，是“將經史子比食物，經是米穀，史是菜蔬，子是點心”。所以，我以為對“三味”的解釋還是以寬泛為宜。對於一些有爭議的說法，比如殷夫生年，一作1909，另一說是1910。《辭典》現采用前說，其實另一說也有其依據。如果在殷夫生年後加一“？”，可能更為靈活主動。
這部《辭典》也還可以適當增補一些條目，如人物部分，似可以增加“徐道鄰”。因為魯迅1935年2月9日致蕭軍、蕭紅信中，批駁過一篇《敵乎，友乎？》的文章。魯迅尖銳指出，從文章內容看，此文作者是“現代闊人的代言人，他竟連日本是友是敵都懷疑起來，懷疑的結果，才決定是‘友’。將來恐怕還會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來”。現已查實，此文內容完全由蔣介石口授，後收入台灣出版的《先總統蔣公全傳》第三卷“書告卷”。有人認為魯迅從來沒有批評過蔣介石，但這封信就能反映出魯迅對蔣介石媚日言行的批評態度。
跟《辭海》《中國大百科全書》都曾不斷修訂加工一樣，我希望《魯迅大辭典》也有修訂再版的機會。作為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作家專門辭典，不斷精益求精，是對當今文化建設的一種切實的貢獻。
第十二節 風波迭起的中國魯迅研究會
如果我沒有記錯，中國魯迅研究會是在1979年底成立的。那年11月，中國文聯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中國作協召開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這是粉碎“四人幫”之後文藝界的第一次盛會，正是在此期間魯迅研究會應運而生。倡導者應該是周揚。魯迅研究會的成立會是在北京西苑飯店舉行的。我記得會場氣氛非常活躍，發言者多為參加文代會和作代會的老前輩，我們這些中青年隻是列席旁聽。被提名為理事者人數很多，甚至互推為理事，此時陳荒煤同誌大喊一聲：“理事多一個少一個無所謂，反正不給車馬費。”這句話給我的印象極深。這次會上，宋慶齡被推選為名譽會長，茅盾被推舉為會長，發展的會員大約有150餘人。
我不記得這一屆理事會有什麼作為。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同年5月29日，宋慶齡病逝。當年魯迅100 周年誕辰的紀念活動，主要是由紀念委員會具體組織的。為了改變“魯研會”群龍無首的情況，魯研會召開了第二屆理事會，周揚接替茅盾出任會長，王士菁、王瑤、李何林、陳荒煤、陳湧、林默涵、唐弢、黃源擔任副會長，秘書長由王士菁兼任。我在魯研會沒有擔任任何職務，但被推舉為魯研會會刊《魯迅研究》的編委。1982年7月25日至8月21日，魯研會跟煙台師專在煙台舉辦魯迅講習班，學員大多為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中青年教師、研究人員。我跟李何林、唐弢、陳瘦竹、戈寶權、陳湧、郭預衡、林非、孔羅蓀、王瑤、錢穀融等應魯研會之請擔任主講。對於剛過不惑之年的我來講，這是一種殊榮。
1984年9月20日至26日，中國魯迅研究會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在大連棒棰島召開。我跟陳湧、劉柏青分別介紹了國內外魯迅研究狀況：陳湧談國內，劉柏青談日本，我談中國港台地區。會上本著老、中、青相結合和年輕化的原則改選了學會領導機構，一致推舉周揚連任會長，陳湧、王士菁、林非、彭定安為副會長，袁良駿為秘書長，我跟李文兵、李福田、史莽被選為副秘書長。
這次會議期間我同時參加中國電影評論學會的成立會，住在旅順一海軍招待所，既沒有聽魯研會的代表發言，也沒參加選舉。這兩個會議幾乎同時散會，臨近國慶假日，買回程臥鋪票遇到了困難，聽說引起了一些代表的不滿。電影評論學會單獨為鐵路部門放了一場內部電影，鐵路部門也就為電影評論學會的代表專掛了一節臥鋪車廂，讓參加魯研會的代表羨慕不已。
1988年12月6日至10日，中國魯迅研究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自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之後，學會的顧問、理事如孫席珍、許欽文、胡風、丁玲、吳奚如、曹靖華、蕭軍、李何林等先後逝世，周揚成了植物人，已不能過問會務。會上推舉周揚為名譽會長，林默涵為會長。當時林默涵同誌正巧在廣州，經林非跟他溝通，默涵表示同意。四川文聯主席黎本初和廣東魯迅研究會負責人鄭心伶接替李文兵、史莽出任副秘書長。我仍擔任副秘書長。
默涵同誌本身是一位作家、理論家，修訂《魯迅全集》的負責人，像魯迅研究會這樣的群眾團體，需要有一位能夠跟領導部門溝通的人物掛帥，因此對他出任會長幾乎沒有異議。
默涵同誌出任會長之後，對魯研會工作作了兩點指示：一是抓學術，二是抓經費。沒有學術，學會就沒有根基；沒有經費，學術活動就沒有保證。為此，他倡議成立“魯迅學術基金會”，用募集的資金資助魯迅研究的學術活動，包括召開研討會，出版有價值的書刊，甚至開展對外學術交流活動。此議得到了一些領導人和知名人士的讚同，巴金、賽福鼎、趙樸初、袁寶華、劉複之等32人列名為倡議人。這件事甚至驚動了國家領導人李先念。穀牧同誌也有批示，指出魯迅研究十分重要，撥些款是應該的。他希望有關負責同誌解決魯迅研究的急需經費。我們原想借用這種“名人效應”爭取企業支持，但募捐啟事寄出之後，結果都是泥牛入海，了無消息。有關方麵也沒有遵照穀牧同誌的批示給魯迅研究撥出分文專款。倒是有些單位和十幾個熱愛魯迅的人合湊了11250 元，然而杯水車薪，於事無補。比如木刻家張望，看到啟事後寄來了幾百元，不幸很快他家就被梁上君子洗劫一空，我們不得不又退回捐款，並致函慰問，倒貼了郵資。於是我們在《魯迅研究月刊》重登了一個啟事：婉謝個人捐資。有一次，有媒體向我了解魯迅研究狀況，我談到因經費支絀，學會活動舉步維艱。不料我的談話被香港報紙轉載，一位曾經在大陸求學的香港企業家慷慨解囊，不附加任何條件讚助了10 萬元人民幣。這筆款項在我任內成了魯研會的注冊經費，分文未敢動用。
談起拉讚助，我還想起了默涵同誌的另一件往事。1990年5月4日，默涵給掛靠在戲劇家協會的中國昆曲研究會秘書長柳以真寫了一封信，想從他們剛拉來的讚助中挪借5 萬元給中國魯迅研究會。默涵那時是中國文聯的黨組書記，至少在文聯內部應該是說話擲地有聲的人物。柳以真向劇協負責人張庚、劉厚生作了彙報，隻答應暫借2 萬元。柳以真覺得不好意思，便私下跟默涵表示：這2 萬元名義上是借，實際上可以不還。於是默涵很高興地把這筆款打到了魯迅研究會的賬上。“天有不測風雲”，不久柳以真因病猝死，來不及對身後事作任何交代，留在昆劇研究會賬上的隻是有默涵親筆簽名的一張借條。2005年9月8日，昆劇研究會派人索討15年前的這筆欠賬，但此時默涵已成植物人，無法證實柳以真當年的口頭承諾。於是我隻好另行籌措，歸還欠款，索回默涵的借條，保住他的名節。此事極小，但可見魯迅研究會經費的困難以及籌錢的不易。
1991年是魯迅誕生110 周年。這一年的紀念活動主要有三項：一、9月24日在懷仁堂舉行紀念大會。林默涵主持。賀敬之致開幕詞。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發表題為《進一步學習和發揚魯迅精神》的講話。中央和北京市黨政部門負責人、首都文藝界知名人士、來自全國的魯迅研究專家及各界代表1100餘人出席。二、在國務院“一招”（今國誼賓館）召開學術研討會，中心議題是“魯迅的方向”“魯迅文藝思想研究”。學術研討由秘書長袁良駿負責。
三、在中央電視台舉辦“青年學習魯迅”講演比賽。我承擔的任務是參與紀念大會的籌備，紀念大會文件的起草，以及學術研討會的會務。跟中央電視台社教部溝通則通過魯迅博物館研究室的李文儒。他跟中央電視台社教部的負責人熟悉。講演比賽的主持人叫張澤群，他那時似乎剛從廣播學院畢業，比較稚嫩，但如今已經成為大牌了。我在講演比賽中擔任評委。
應該說，像這種規格（不是指參加人數）的魯迅紀念活動是並不多見的，也許可以說是空前的，但會上也出現了一些裂痕。24日下午，原本應該在國務院“一招”召開第一次學術研討會，由陳湧副會長作專題發言，但等了半天發言者未至，局麵相當尷尬。我不了解背後的實際情況，但那時學會的秘書長跟陳湧副會長之間的分歧已經公之於眾了。
魯迅誕生110 周年紀念活動結束之後，香港《九十年代月刊》發表了一篇署名鄒小荷的文章，題為《魯迅紀念活動的幕後鬧劇》。根據我這個親曆者了解的“幕後”情況，這篇文章涉及的內容有的完全失實，有的似是而非，有的誇大其詞，隻有兩件事大體符合事實。文中除開對當時中宣部、文化部、中國文聯的一些領導人進行攻擊之外，還涉及魯迅研究界的袁良駿、林非、陳安湖、林誌浩、王士菁，就是沒有提到我。因此有些朋友一度誤認為是我向境外媒體提供了材料。現在事隔20 多年，已無隱瞞任何事實的必要。我可以在這裏起誓，我的確跟《九十年代月刊》的這篇文章毫無關聯。我沒有受到該刊攻擊，看來是因為我的目標太小。
1992年5月29日至31日，中國魯迅研究會第五屆會員代表大會在成都召開。進行換屆選舉時，此次會議的與會代表及上屆全體理事均作為候選人。經過不記名投票，推選出65 名新理事。再經過與會新理事不記名投票，選出會長、副會長及秘書處成員。林默涵連任會長。林非、我、袁良駿、王士菁（以得票多少為序）擔任副會長。我兼秘書長。選舉後我提出，鑒於林非先生的資曆和學術水平，由他擔任常務副會長。此議得到理事會的一致同意。1996年10月22日，中國魯迅研究會第六屆會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以不記名投票方式推選出67 位新理事。我仍被理事會選為副會長兼秘書長。
在成都會議之前，中國魯迅研究會的日常工作由袁良駿先生負責，我隻不過列席常務理事會的會議，做好讓我分管的那些事情。比如1990年9月20日至25日，魯迅研究會跟九江師專在廬山合辦“魯迅與台港作家暨台港魯迅研究座談會”。此事原本是老袁跟九江師專的李彪教授籌備的，但老袁臨時需要在北京接待著名旅美作家白先勇，主持此次會議的差事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成都會議之後，具體事務一般都由我來操辦。協助我的是魯研會的幹事馬會芹，她是一員能幹的女將，不惜力也不計較報酬。魯研會秘書處的辦公地址設在魯博，跟我的辦公室合二為一。不過，凡遇大事，我必然向常務副會長林非彙報，跟袁良駿副會長通氣。林先生對我非常信任，十分放手。我們在魯研會共事期間從來沒有發生過不愉快的事情。
在我記憶中，我擔任魯研會的副會長兼秘書長之後，幾乎每年都舉辦了規模不等的學術活動，比如1993年12月中旬跟廣東魯迅研究會在廣州合辦了“魯迅研究的新路向”學術研討會；1994年6月中旬跟吉林大學等單位在鏡泊湖合辦了“世界文學中的魯迅”國際學術研討會；1995年9月跟湖南師範大學在張家界合辦了“魯迅文藝思想與當代文藝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1996年10月跟中國作協、上海作協、上海文聯和上海魯迅紀念館合開了“紀念魯迅逝世60 周年大會”。出席大會的有400 多人，林非先生致歡迎詞，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陳至立致辭，中宣部副部長、作協黨組書記翟泰豐作主題報告。學術研討會由我主持。1997年跟廣東魯迅研究會合作，在江門召開了“魯迅與21世紀”學術研討會，以紀念魯迅赴港粵70 周年。1998年7月15日與遼寧魯迅研究會合作，在丹東召開了“魯迅的人學思想”學術研討會。1999年8月跟雲南省社科聯、雲南大學等單位合作，在昆明召開了“魯迅研究50年”學術研討會。2000年5月在北京郵電大廈召開了“魯迅研究熱點問題”研討會……我辦會的指導思想有三個：一、開會要談學術，不能言不及義。二、對不同觀點的學者一律歡迎。比如2000年年會應邀學者的名單，就都是由一位副秘書長提出的，我完全接受，一律尊重。又比如2002年4月6日召開的“魯迅改造中國國民性思想研討會”，是我在魯迅博物館主持的最後一次研討會，我一如既往，仍然誠懇邀請了一個排斥我的人。三、會議地點盡可能選擇在風光秀麗的地方，使與會代表在探討學術之餘能夠身心愉悅。
眾所周知，學術不是經費能夠換來的，但沒有最低限度的經費也開展不了任何學術活動。因為根據中國的國情，參加學術研討會的代表的食宿費用均需補貼，會議期間還需要一筆參觀、考察和辦公的費用。凡冠以“中國”二字的學會在民政部社團司都劃歸為“一級學會”，聽說每年下撥7000 元經費。中國魯迅研究會的掛靠單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1996年之前經費由文學所代管，1997年至1999年未劃撥分文經費。2000年至2002年劃撥了1 萬元。那些年魯研會的學術活動得以持續開展，主要應該感謝出資出力的協辦單位；此外，魯迅博物館、人民文學出版社、紹興魯迅紀念館、上海魯迅紀念館等單位也都給予過支持。但也遇到過不守信用的協辦者。比如1991年4月16日至19日，曾在鄭州召開了一次“魯迅和魯迅精神”研討會，聯係人是文藝理論家魯樞元，答應出資者是河南平頂山的一位農民企業家。會議原定組織參觀黃河遊覽區，並於會後參觀洛陽的龍門石窟。但事到臨頭，那位企業家突然宣布經費透支，參觀黃河遊覽區門票自理，參觀龍門石窟活動取消，使我頓時陷入窘境。幸得校友、河南省委宣傳部原部長於友先，洛陽師專校長葉鵬和我的一位台灣朋友幫忙，才使活動按原計劃進行。2000年召開“魯迅研究熱點問題”研討會，那位農民企業家也主動提出讚助，並跟我一起在北京植物園敲定了食宿和開會的場所，但臨到會議召開前夕他卻杳如黃鶴，心急如焚的我隻好決定臨時換到郵電大廈開會，解決經費問題。
俗話說：“不當家不知柴米貴。”長期辦會過程中遇到的這些艱難，使我切身感到籌集經費的重要。大約是在1997年初，王世家先生轉告了一個消息：有一個四川的魯迅研究者，出版過《魯迅作品賞析大辭典》《艾蕪評傳》《典型創造尋蹤》《孤獨者的孤獨》等10餘部著作，後來調到深圳市南山區教育局工作。深圳市南山區是文教區，深圳大學、世界公園、“錦繡中華”的所在地，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想高揚魯迅這麵精神旗幟，大力支持魯迅研究和魯迅研究學術活動。我聽到這個消息，立即跟深圳方麵進行商談，準備設立中國魯迅研究會深圳分會，作為跟港台和海外交流的一個基地。深圳方麵承諾資助魯迅研究會所需的全部經費。
1997年7月20日，深圳方麵報來了一個分會主要領導成員名單。名譽會長由中共南山區委書記、區長和深圳社科聯黨組書記三人擔任。會長是中共南山區委一位姓黃的副書記。副會長中有南山區委宣傳部正、副部長，深圳大學中文係主任，南山區教育局副局長。那位跟我們聯係的朋友當時是南山區教育局教科所副所長，被推舉為分會的副會長兼秘書長。辦公地址就設在南山區教育局。為了便於開展工作，又考慮到這位姓黃的副書記本身也是學者，曾被評為廣東省傑出專家（我看到他的一本理論專著，是由錢學森寫的序言），於是跟中國魯迅研究會的其他負責人商量，同意增補他為魯研會的副秘書長。林默涵會長批示同意這一計劃。1998年3月16日，魯研會向文學所科研處和社科院科研局遞交了請示報告。同年10月13日，作為法人的袁良駿副會長來函說：“我問科研局，深圳黃×× 兼職學會事無問題，很多學會都是這樣做的。學會缺乏經費，可以適當變通……老兄可以發聘書給他，不要管那些不負責任的高調，有事我們可共同承擔。”
1999年在昆明召開“魯迅研究50年”學術研討會時，深圳分會的秘書長陪同黃副書記前來參加。黃副書記在全體會上作了幾點承諾，我記得有以下幾條：一、為中國魯迅研究會總會籌集學術基金；二、每年深圳都舉辦一次魯迅研討會，2000年在深圳召開以海外魯迅研究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並承擔全部會議經費；三、誠邀魯迅研究專家到深圳開壇設講；四、資助出版有關魯迅研究著作，既有深圳學者的著作，也有外地學者的著作……不過，深圳分會的秘書長希望他們分會的會長同時成為總會的副會長，因為他已經是中國散文詩學會的副會長；如果在同樣級別的中國魯迅研究會隻能擔任副秘書長，似乎有些說不過去。不過那位分會的秘書長強調，這隻不過是他個人的建議。當時魯研會委派了三位姓王的理事跟深圳分會的秘書長洽談，問他們到底能資助總會多少經費，對方表示：對於深圳來說，錢絕不是問題，但先不要談錢，更不要把錢跟安排副會長職務聯係起來。沒想到在商榷過程中，有一位理事拍案而起，認為黃副書記並不是魯迅研究專家，讓他擔任副會長是一種不正之風。雖然有其他學會為爭取經費采取過這種變通辦法，但唯獨魯迅研究會不能這樣做。研究魯迅，就必須有魯迅的硬骨頭精神。於是，在這個問題上出現了僵局。與會代表為了緩和氣氛，建議會後廣泛征求意見，再作決定。
同年11月26日，中國魯迅研究會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召開了常務理事會。
此時由於林默涵同誌超齡，中國社科院科研局決定由原常務副會長林非接任會長。副會長彭定安專程從沈陽趕來參加了會議。副秘書長王錫榮發表了書麵意見。副秘書長鄭心伶通過長途電話明確表示了態度。常務理事會8 位成員一致同意“特聘”黃副書記為“本屆學會副會長”。“特聘”，表明這是常務理事會的特殊決定——在兩屆會員代表大會召開之間，常務理事會是最高權力機構。
強調“本屆”二字，是表示黃書記能否繼續擔任副會長的問題一年之後由會員代表大會最終裁決。與會者在會議紀要上一一簽名，表示對這種權宜性的措施共同承擔責任。
2000年5月，“魯迅研究熱點問題”研討會召開之前，“黃書記當上了副會長”一事就被福建一位雜文家撰文捅到了《中國青年報》。會議期間，又有一位記者在有些人的支持下把此事發到了互聯網上，文章的題目是《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值多少錢？》。一時間我成了賣官鬻爵的主犯，心中有說不盡的委屈。為了保護中國魯迅研究會的名譽，我獨斷專行，用總會名義給深圳分會寄去了一份公函，宣布鑒於學會內部存在分歧，為維護團結，中止跟深圳方麵的合作。所以“黃書記”實際上並沒有當過一天“副會長”，他在昆明會上的設想和承諾自然一項也沒有落實兌現。我毫不記恨對這件事采取公開反對態度的人。因為有人是從原則出發考慮問題，有人是從現實出發考慮問題，產生分歧是正常的。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有局外人在背後做手腳。
如果說，中國魯迅研究會的內部矛盾在昆明會議上已現端倪，那麼在2001年的紹興會議上就發展到了白熱化程度。
2001年是魯迅誕生120 周年。為了搞好這次紀念活動和學術研討活動，我在各種會議上曾多次進行呼籲；在九屆全國政協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又專門有一個提案：《再次呼籲隆重紀念魯迅誕生120 周年》（即第298號提案），得到了文化部、中國文聯、中國作協的支持。同年9月17日，這幾個單位聯合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召開了紀念座談會，我在會上作了發言，題為《魯迅的恒常價值》，全文刊登於《人民日報》。
2001年，魯迅國際學術討論會在紹興召開，主題為“魯迅的世界，世界的魯迅”。紹興魯迅紀念館原館長裘士雄在浙江省政協和紹興市政協的會議上也大聲疾呼，得到了省、市領導的高度重視，所以整個活動內容豐富，包括省、市聯合召開紀念大會，第二屆全國魯迅文學獎頒獎典，魯迅國際學術討論會及中國魯迅研究會年會，紀念文藝晚會，“魯迅風”全國精短文學大獎賽、書畫展、風情遊，“魯迅題材”影視展播等活動。為了搞好這次學術研討活動，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鄭欣淼還特批了10 萬元經費。
有一本《魯迅文化史》中說，這次紹興會議以失敗告終。我認為這一結論是以偏概全。準確地說，除開魯迅研究會的換屆選舉工作失敗之外，其他各項活動都很成功。這次魯迅國際學術研討會由中國魯迅研究會、中共紹興市委宣傳部、紹興市社聯、紹興文理學院主辦，中心議題是我確定的，會議論文集厚達1039 頁。這樣的學術成果，可以說相當厚重，能跟其他學術研討會媲美。
中國魯迅研究會換屆選舉失敗，有著多方麵的原因：有的原因已公開暴露，有的沒有顯山露水。深層原因可能是矛盾的主要導因，但由於一直沒有擺到桌麵，所以無法妄測，也不應作誅心之論。
按照我的想法，原魯研會會長、副會長中的超齡者可以推選為名譽會長或副會長。副會長可多選幾人，比如4—5人，如果他們每年輪流在不同地點組織一次學術活動，就基本履行了本屆魯研會的使命。我心目中的副會長人選，有孫鬱、王錫榮、鄭心伶、張夢陽。他們都是學者，又都有組織活動的能力。會長由鄭欣淼出任當時是眾望所歸。他是一位學者型的官員，出版過研究魯迅國民性思想和宗教思想的專著，又是魯研會不同意見雙方可以共同接受的人選。此前首先考慮推舉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原所長楊義出任會長，因為他是魯迅研究專家，學會又掛靠在文學所。我為此曾專程拜訪楊義，懇切陳詞，但他堅辭不就。
在紹興會議上，我的想法一開始就被否決。有人表示自己不要“名譽”之類的稱謂，魯研會今後也不設“榮譽”之類的頭銜。本著“精簡化、求實化”
的原則，有的理事提出魯研會領導班子要搞“三個一”，即“一個會長，一個副會長，一個秘書長”，因為“副會長太多了，也形同擺設，不但於事無補，對一些同誌也是精神負擔，或因滿足了某些人的虛榮心而實際上害了他們”。
還提出魯研會領導班子要年輕化，凡“65歲以上的理事都退出理事會”。那年我剛滿60歲，不符合“退出理事會”的條件。一位後來反對我連任副會長的人率先提出我仍當副會長，這個提議在理事會上以不記名方式投票通過。我在現場，沒有聽到任何異議。
“三個一”當中的兩人既已到位，最後就剩下了秘書長的選舉。選舉本應根據學會章程進行，遺憾的是，中國魯迅研究會從1979年成立，到2001年已長達22年，既沒有一份準確的會員名單，也沒有一份經過充分醞釀製定的會章。紹興會議召開前夕匆忙打印的那份《中國魯迅研究會章程（草案）》，是從中國散文學會借來的一個文本，修訂了幾個字，臨時充數，不僅與會代表沒有認真討論，連我自己也記不清楚。會上有人強調，中國魯迅研究會既然掛靠在社科院文學所，學會法人和秘書長的人選必須由該所成員出任。以此為前提，秘書長的候選人就隻能是該所的兩位：張夢陽先生和另一位趙先生。9月28日晚上理事會投票。唱票結果，趙先生以15 票對14 票勝出。這樣，“三個一”的領導班子選舉就算塵埃落定了。
從紹興返回北京之後，我於當年11月20日向社科院文學所科研處上報了第七屆會員代表大會的選舉結果，趙先生也曾兩次（一次在魯博，一次在文物局）跟我商談工作。2002年1月8日，上海王錫榮等六位理事發出了一封致學會諸理事、魯研界前輩和全體會員的公開信，認為“新一屆理事會選舉過程不規範、不完善，秘書長一職的產生不合法規”。記得他們跟我表述的理由有三點：一、趙先生在魯研領域並無較大影響，不符合會章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的秘書長的任職條件；二、趙已擔任中華文學史料學會秘書長，不符合會章第二十四條第三款的秘書長不能兼職的規定。三、趙的票數未超過出席理事的三分之二，不符合會章第十九條的規定。有人懷疑這封信是我策劃的，但此事事前我的確毫無所聞。
“六理事”的信在魯研界引起不同的反響。有人認為，民主的基本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既然是通過投票選舉，就應該尊重選舉結果。趙和張之間學術水平高低是一回事，趙以一票優勢勝出又是一回事。如果要改變選舉結果，隻能留待下一屆會員代表大會。與此同時，又有二十幾位理事寫信或來電話支持上海六理事的意見，有些支持信至今仍白紙黑字保留在我手頭，使我舉棋不定，魯研會活動因此處於癱瘓狀態。2月15日，有一位理事以公開信的方式對上海六理事的公開信進行了批駁，但仍表示對我再次當選為副會長不表示疑議和異議。4月30日，同一理事又聯絡了其他三位理事，聯名散發了一份《緊急建議》，認為我是這場鬧劇的“幕後策劃人和前台總導演”，是造成魯迅研究會目前不堪狀況的“症結”，建議由孫鬱頂替我的副會長職務。在這種情況下，我於5月8日寫出了一封答辯信，題為《澄清幾件事實》，表示“既然已有人正式提出罷免我的緊急動議，我再提出辭職已成多餘，且有裝怯作勇之嫌，隻好聽憑諸位理事裁決。知我罪我，均無怨尤”。應該承認，在當時意見相持不下的情況下，雙方寫出的公開信都有情緒化的言辭，值得反思。時至今日，此事已經雲消霧散，當年對峙者有些已經盡釋前嫌，重新成為很好的朋友，本無重新提起的必要。但考慮到這場糾紛實際已經被載入魯迅研究會的曆史，且有人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公開引用《緊急建議》的內容發表於《山西文學》，從保存史料出發，我猶豫再三，仍作了以上粗略的說明。
2009年4月19日，在“魯迅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學術研討會召開期間，社科院文學所公布了中國魯迅研究會第八屆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名單。
名單中並列了兩位名譽會長。楊義先生出任會長。副會長由1人增至12人，其中包括當年被否決的王錫榮、張夢陽和鄭心伶。趙先生此前宣布退出魯研會，因此他的名字也從理事名單中消失。秘書長由文學所和魯迅博物館各出一人，不再強調非文學所成員不能擔任。常務副會長就是我在紹興提名未獲通過的孫鬱。我被列為理事和學術委員會委員。我不了解這個名單產生的詳情，據說經過了通信選舉，但至今並未公開宣布票數。
第十三節 “予豈好辯哉？”
——我學術上的是非恩怨
2006年11月上旬，在中國作協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我碰到了上海華東師大資深教授錢穀融。20 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有幸跟錢先生到陽朔、桂林和齊齊哈爾開會、講學，相處甚歡。我雖屬學界晚輩，錢先生卻以“忘年交”相待。這次見麵時，錢先生坦誠地對我說：“你這個人好辯。”我想，“好辯”，這既是我給錢先生留下的印象，也是錢先生對我的善意規勸。
我曾經說過，文化人有各不相同的文化性格。有些人“溫良恭儉讓”，習慣於正麵發表自己的學術見解，從不與任何人直接發生交鋒。有些人為了達到“文壇登龍”的目的，擅長利用社會心理製造話題，“誰紅跟誰急”，以此作為自我推銷的一種文化策略。我跟這兩種人有所不同。我從不敢以“獨行俠”自居，因為我沒有“俠”的武功；但“獨行”二字有時卻很符合我的個性。因為是“散兵遊勇”，自知勢單力薄，所以我絕不敢隨意尋釁滋事。既然如此，我在幾十年的學術生涯中，為什麼仍然寫了不少論辯性的文章呢？回想起來，大約有以下三方麵的原因：一、由於自己長期在魯迅研究室供職，從1984年8月至2002年4月，又擔任了18年研究室主任，所以在有意或無意間把澄清對魯迅的誤讀和曲解當成了自己的本職工作。今天看來，我是把自己擺在了一個不夠恰當的位置。在今後的學術生涯中，我將重新學習，認真反思，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二、由於自己的學術興趣側重於史料考證，而中國史料學的傳統是辨偽辟謬，存真求實，對偽書、偽史、偽說從不包容。特別是東漢思想家王充，更提倡“疾妄求實”，即使對聖賢所傳、經典所載也從不盲從。這些都在潛移默化中對我產生了深刻影響；三、我的個性執著而不圓通，雖年逾古稀，但仍不諳世故。前人雲：“人之謗我也，與其能辯，不如能容；人之侮我也，與其能防，不如能化。”以此對照，我的胸襟境界與處世謀略的確存在很大差距。
我參與的文壇論爭，應該提及的有三件事：一、跟沈鵬年的論爭；二、跟韓石山的論爭；三、由《魯迅與我七十年》引發的論爭。
先談沈鵬年。我跟其人從未謀麵，也絕無個人恩怨。“文革”時期我到北京圖書館自學魯迅，不知該借閱什麼書籍雜誌。當時，他編的《魯迅研究資料編目》一書曾為我提供了不少線索。我又找到20 世紀60年代他在《文彙報》《光明日報》發表的一些文章，如《魯迅在廣州時期的若幹史實》，大多是他在上海電影製片廠《魯迅傳》攝製組任職時的采訪資料。那時沒有複印機，我就在卡片上全文抄錄。我還曾主動給他寫過一封信，發自內心地向他求教，後來我寫批評他的文章，他就把這封信提供給他的文友，以此作為我前恭後倨、判若兩人的證據。
我對沈鵬年印象的改變是在我被調到魯迅研究室工作之後。當時他給室主任李何林先生寄來一份材料，題為《關於魯迅批判的“芸生”就是瞿秋白的報告》。李先生一度相信，他認為熟悉蘇聯詩人別列內依的，大約非瞿秋白莫屬。
其實，芸生是寧波人丘九如的筆名，如今已鐵板釘釘，寫進了《魯迅全集》的注釋。現已查明，這份材料原是1972年10月22日沈鵬年主動提供給“四人幫”
控製的上海寫作組的。他在這份材料中偽造了許廣平、姚蓬子、謝澹如等人的所謂“談話”，對瞿秋白、楊之華、馮雪峰、周揚等進行了誣陷和撻伐。報告封麵寫的是“徹底批判瞿秋白和劉少奇一類騙子參考”。我以為，一個做資料工作的人，由於知識局限，產生一些錯誤在所難免，但存心作偽性質就變了，因為這已經超出了學術的底線。
1982年2月，沈鵬年在《書林》雜誌第1期發表了《周作人生前回憶實錄：毛澤東到八道灣會見魯迅》。其實，這件事本身並無學術意義：會見了如何？
沒會見又如何？但他編造的“周作人生前回憶”太離奇了。建國後接連出版了三本回憶魯迅史料的周作人自己從來沒提到過這件事，所謂“生前回憶”又沒有經過本人審閱簽字認可的記錄稿。我函詢周作人的獨子周豐一先生。他於1982年3月6日複信，說“沒有聽說過此事”。周作人連對親兒子都沒有提到過的事情，怎麼會唯獨秘傳給沈鵬年？於是，我寫了一篇質疑文章《一篇蹩腳的“創作”》。同年10月23日，沈鵬年又在《團結報》發表了《再談毛澤東會見魯迅》，另外公布了“張瓊同誌的兩次談話”，作為毛澤東拜會魯迅的旁證。
我也撰寫了《一場應該結束的辯論》一文，再次予以批駁。沈鵬年理屈詞窮，隻好將“回憶失誤”歸咎於張瓊“身罹絕症”“記憶力嚴重衰退”，而回避了他本人理應承擔的主要責任。1985年8月，《大眾電影》又刊登了一篇《籌拍曆史巨片〈魯迅傳〉始末》，文章根據沈鵬年提供的訪談記錄，借已故表演藝術家趙丹之口拋出了一個更為離奇的“史料”，居然說魯迅在教育部任職時要為毛澤東謀一個好差事，被毛澤東“婉言謝絕”。我讀到此文，立即寫了一篇《〈大眾電影〉刊登的一篇不實之文》以正視聽。該刊編輯部也派人走訪了陳鯉庭、齊聞韶、柯靈、杜宣、湯麗絢、於伶、張駿祥、徐桑楚、王林穀、謝晉、陳白塵、吳貽弓、馬林發、李忠等當事人，他們一致否定了沈鵬年的說法。編輯部將調查結論刊登在該刊1986年第3期，並對《始末》一文的嚴重失實進行了自我批評。
在這場論爭中，我得到了文藝界和學術界很多人的支持。在這裏，我要特別提到錢鍾書、龔育之和丁玲。1986年，沈鵬年利用拍攝電視劇《圍城》的機會，請錢鍾書抄錄了建國前為朋友題寫的一首扇麵詩。不料沈鵬年托人以“局外人”的名義引用這首詩，說這是錢老以此表達對他的謊言的支持。我將這首詩的影印件寄給錢老，並附上一封短信，詢問究竟。1987年4月2日，錢老複信辟謠，揭露沈鵬年的做法“不僅移花接木，而且近乎偷梁換柱了”。接著，這封信被收進了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錢鍾書散文》，從而撥開了沈鵬年製造的迷霧。1992年4月25日，《新聞出版報》刊登了一篇為沈鵬年辯護的文章，很快遭到宋貴倫同誌的有力批駁。當時我不知道這位作者是誰，他為什麼會介入這場論爭。事隔六七年，龔育之同誌告訴我，宋貴倫當時是他的秘書，這篇文章是他建議寫的。宋貴倫擔任過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在這裏，我還要特別提到丁玲。1983年，一位武漢的青年作者寫了一本《魯迅與共產黨人漫記》，請丁玲寫一篇序言。丁玲當時很忙，又沒有看到書稿，但她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題目，又不願使向她求助的年輕人失望，便欣然命筆，“借題發揮”。她在序言中特意寫道：“不知道為什麼有人一定要殫精竭慮虛構出一個故事，說毛澤東曾經去訪問過魯迅，為此還爭論不休。在延安時，我有時也有和毛澤東同誌談話的機會，談過上海的左翼文藝運動，也談過魯迅，但從來沒有聽見他講起見過麵的事。假如見過麵，我想總有一次要提到的。當然，我那時也沒有正麵問過他。我不問，正好是因為我認為不必問，不成問題，這裏不存在任何需要詢問的問題。”（《魯迅與共產黨人漫記》，武漢大學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3—4 頁）丁玲的上述回憶，可以跟許廣平、馮雪峰等人的回憶互相印證。
幾乎在製造“毛澤東拜會魯迅”神話的同時，沈鵬年又於1986年在南京《文教資料簡報》第4期發表了一組訪談資料，披露了一個前所未聞的“爆料”：北平淪陷時期周作人是根據共產黨方麵的意思站到前台來出任偽職的。這樣一來，周作人的漢奸生涯就變成了他從事地下工作的光榮曆史。沈鵬年的依據主要有三條：
一、沈鵬年在《文教資料簡報》發表了一篇經他和另一人記錄整理的《周作人出任偽職的原因》，口述者為20 世紀40年代曾任中共北平特委書記的王定南。文中說，為抵製北平的漢奸中最反動和最頑固的繆斌，他同意非黨愛國人士何其鞏、張東蓀的意見，建議由周作人出山擔任華北教育督辦。這也就是說，周作人出任偽職是秉承中國共產黨的意旨。
二、同期刊物還刊出了沈鵬年和另一人記錄的《袁殊同誌談周作人》。文中寫道：“談到周作人問題，袁殊同誌說，聽潘漢年同誌談起，周作人同黨內有不少關係。”“袁殊同誌強調地指出：‘周作人不是漢奸。他還記得去北平時，特地到八道灣去看周作人。’”文中還談道：“當日本作家片岡鐵兵在東京大東亞文學家大會上‘掃蕩’周作人時，潘漢年指示黨內同誌在《新中國報》和《雜誌》對周進行聲援。”
三、事隔14年之後，2000年《文教資料簡報》第3期又刊出了一篇署名葛鑫的文章《關於“周作人史料”的爭議問題》，摘引了《〈毛澤東著作選讀〉新編本的特色和意義》一文，說“中央有關部門”和“中央負責同誌”要給周作人平反，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負責同誌修訂《毛澤東著作選讀》中有關周作人的注釋正是根據這一精神進行糾偏。
為了澄清沈鵬年等人的說法，由我擔任主任的魯迅研究室在1987年11月12日召開了一次“敵偽時期周作人思想、創作研討會”。姚錫佩同誌邀來了許多敵偽時期跟周作人有過接觸、交往的人士，加上專家學者，共40餘人。有關領導部門對於這方麵的研究動向十分關注。胡耀邦同誌十分謙虛地表示，他讀書不多，對周作人還不甚了解，特派當時在中央統戰部任職的陶斯亮同誌來館了解情況。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同誌對這次會議所取得的成果給予了積極評價。
經過我的調查研究，真實的情況是：一、1986年3月17日，沈鵬年以編寫邯鄲起義的電影劇本為名，到太原采訪時任山西省政協副主席的王定南，借機詢問周作人出任偽職的情況，並做了不符合王定南原意的記錄。1987年11月8日王定南給我的信中說：
沈鵬年、××× 給我來信和沈來訪說是為寫邯鄲起義電視劇本，他們說為了寫劇本要了解我參加革命的經曆做參考，並說他們寫我的材料在發表之前一定送審閱。
看來他們說寫邯鄲起義電視劇本是假，為周作人當漢奸翻案是真。沈在寫和我談話紀要中加進他們意思的話，我看了認為不符合事實叫沈刪去，沈當麵答應，背著我不僅不刪去加進他捏造的語句，反而大肆宣揚予以發表，發表之前又未送我審閱。事實說明我叫他刪去那一段正是他要偽造的關鍵，他當然知道如果他把他捏造寫出的文章送我審閱，我仍將刪去。
在寫此信前後，王定南還在1987年2月20日的《山西政協報》上發表了《我對周作人出任偽職一事的聲明》，在同年出版的《魯迅研究動態》第6期發表了《〈周作人出任偽職的原因〉發表前後》，多次指出沈鵬年整理的訪談記錄“內容嚴重失實”。他明確表示：“當時北平地下黨組織並沒有專門討論過周作人的問題，沒有分析過他的政治狀況，沒有利用周作人為我黨工作的意思，也沒有指示誰去跟他接觸。”這四個“沒有”的排比句，有力地澄清了事實真相。
二、我認真收集了潘漢年的雜文，發現潘漢年在《身在曹營心在漢》和《周作人的思想根據》等文中，曾指出周作人墮落為漢奸絕非偶然，並對周作人在抗戰勝利之後為自己辯白進行了辛辣諷刺，可證潘漢年對周作人附逆的態度是聲討，而不是聲援。又經上海電影局黨委派人向國家安全部老幹部袁殊進行調查，袁表示沈鵬年整理他的“談話紀要”，“在關鍵問題上都是捏造的”，並痛斥了沈鵬年。
三、2005年1月18日上午10時，我打電話采訪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副主任龔育之。他明確告訴我：“葛鑫摘引的《〈毛澤東著作選讀〉新編本的特色和意義》一文是由他執筆的，跟逄先知同誌聯名發表於1986年9月9日《人民日報》。”他說：“當時中央負責同誌隻是對修訂《毛澤東選集》注釋有一些原則性的指示，根本沒有具體涉及周作人的曆史問題，更沒有任何領導人說過周作人跟共產黨有聯係。我們隻是感到過去的注釋承擔了過多的任務，所以當時在修訂工作中隻突出跟原文有關的內容而不作全麵評價，注文也力求全麵地、客觀地反映人物的主要情況和經曆，避免下過多的政治斷語。後來有人對周作人注釋條目斷章取義，隻引前一部分，說他是散文家，而有意抹殺後一部分揭露周作人附逆的內容。這不符合我們的原意。有人說中央某領導要給周作人平反，這是毫無根據的。”為慎重起見，龔育之同誌還利用春節休息之機，跟他的同事逄先知、吳正裕還有曾憲新、陳銘康進行了聯係，他們是當事人，都證實了龔育之回憶的準確無誤。在此基礎上，龔育之在同年2月21日撰寫了《毛選注釋上的周作人》一文，先後在《中華讀書報》和《人民政協報》刊登。這篇文章，可以跟我的電話采訪記錄相互印證。同年7月，王錫榮所著的《周作人生平疑案》一書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經我聯係，龔育之又同意將《毛選注釋上的周作人》作為該書序言。至此，沈鵬年在周作人附逆問題上製造的謊言又被徹底戳穿。
在跟沈鵬年反複辯難的過程中，我有以下幾點深切體會：一、文史領域作偽者為了達到作偽的效果，必須要有一定的相關學識；正如贗品製造者大多是能工巧匠一樣。如果是草包一個，製造的贗品就不可能亂真。但謊言必有漏洞，遲早必定穿幫。二、文史領域作偽者的慣用手法是真偽雜糅，以真掩假；而偽造已故者的口述資料則是一種慣用手段；靠死無對證欺蒙一部分讀者。三、偽造的文史資料總會受到個別追求爭奇騖怪效應的媒體的青睞。這些媒體一旦刊發偽作之後，往往會跟作偽者結成利益同盟，而對辨偽者持拒斥態度。這表明，媒體雖有輿論監督的職能，但本身也應接受輿論監督。四、作偽者如動機不純正，就絕不可能承認錯誤，修正錯誤，隻會在特定情況下被迫有所收斂；一旦認為氣候適宜，又會故態複萌。前些年沈鵬年在《紹興魯迅研究》上再度製造謊言，居然說丁玲隻是“左聯”機關刊物《北鬥》的掛名主編，“實際主編是以群”。我在《警惕閱讀陷阱》一文中再度予以揭露。由此可見，作偽者積習難改，對於作偽樂此不疲，因而辨偽的任務也就未有窮期，絲毫不能懈怠。
行文至此，想起有些關愛我的人常建議我少寫一點應景文章，多留一些傳世之作。這種盛情令我感動。我曾回應：“我有自知之明，即使我皓首窮經，筆耕不輟，也成不了托爾斯泰、司湯達。”但如果有人再問，在有限的拙作中，哪些篇什會有較為長遠的意義？那我會毫不謙虛地說：“駁斥沈鵬年的文章就是。”我當年批駁沈鵬年的5 篇長文均已收入《魯迅史實求真錄》一書，1987年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近年寫的數篇則散見於《人民政協報》等報刊。我希望待我跟沈鵬年的相關文章都過了版權保護期之後，能有“好事之徒”將其結集出版，兩相對照，那肯定會成為中國當代辨偽史上的一組重要史料。拜托了！
應該說，我跟沈鵬年的論辯基本上是成功的。目前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已沒有任何嚴肅的學者會再相信他的忽悠。沈鵬年也從來沒有寫文章直接對我進行反駁。2009年3月，沈鵬年在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了他的文集《行雲流水記往（上、下）》，作為他“寫作生涯六十年”的總結。他雖然在《後記》中仍把自己的錯誤轉嫁於他人，但他那些被我批駁的文章一篇也沒有收入。然而，2008年發生於我跟韓石山之間的那場論爭，可以說我是被推到了被告席上，蒙羞受辱而得不到應有的支持。是我的講演真出了什麼錯嗎？在此先回顧一下事情發生的經過。
2003年12月28日，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傅光明邀我到該館做一次講座，講題自定。當時該館正準備跟中央電視台第十頻道《百家講壇》合作，搞一個關於魯迅的係列節目。後來由於某些原因，這次合作流產，我的講演也沒有機會播出。
我自選的講題是《假如魯迅活到今天——魯迅的文化遺產與當代中國》。
1941年10月18日，為紀念魯迅逝世5 周年，許廣平在《上海周報》第4 卷第17期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就是《如果魯迅還在》。1946年，上海《文藝春秋》雜誌也舉辦過“要是魯迅先生還活著”的筆談。為了經典的傳承，近些年魯迅研究界一直強調挖掘魯迅作品的當代意義。有學者說，魯迅研究應該在積極意義上參與當今的時代，跟當下社會生活相互激蕩，更自覺更積極地回應新時期提出的現實問題。2011年是魯迅誕生130 周年，在紹興舉行了魯迅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心議題就是“魯迅：經典與現實”。我非常讚同研究魯迅的當代意義。萬沒料到會有人認為：“不論是‘假如魯迅還活著’抑或是‘假如張三、李四還活著’之類的命題，無異於癡人說夢，過過嘴癮而已，屁意義也沒有。”
（《山西文學》2004年第12期，第83 頁）由於這次講演有可能在中央電視台播放，而中央電視台又要求錄像之前先交一份講演提綱，所以我力求慎重，使講演的內容既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又盡量避免片麵性。我的主要論點是：一、“假如魯迅活著”，看到今天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取得的輝煌業績，一定會為之歡欣鼓舞。我作以上假設的學術依據有兩點：首先，魯迅是一位平民作家，畢生為現代中國人的生存、溫飽和發展而呐喊。他如果看到廣大民眾的生活水平的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怎能不發自內心地高興呢？其次，魯迅後期是一位具有鮮明社會主義傾向的作家。他如果看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階段性成果，怎能不發自內心地高興呢？
二、“假如魯迅活著”，也會對當前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表示憂慮和關注。
依據是魯迅生前曾醞釀寫一篇關於“窮”的雜文，他認為“個人的富固然不好，但個人窮也沒有什麼好。歸根結底，以社會為前提，社會就窮不得”。
三、“假如魯迅活著”，對於兩個文明建設過程中出現的“一手硬、一手軟”現象肯定會不以為然。因為魯迅文化活動的宗旨就是改造國民性，提升中國人的精神境界，淨化和重鑄中國人的靈魂。
四、“假如魯迅活著”，對當前的文藝狀況應該是欣慰之中有隱憂。因為魯迅強調文藝“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而當前文藝界的確存在世俗化乃至惡俗化的弊端。
我在講以上四點時，談“輝煌業績”的部分隻有11行約300字，而針砭時弊的文字卻多達230行約6400字。這有我公開發表的講稿為證，有現場的錄音錄像為證，網上也隨時可查。但韓石山說，他隻在網上看到了前麵的11行，卻沒找見後麵的230行，於是便掄起“文壇刀客”的快刀，朝我劈頭蓋臉地一頓亂砍。2004年4月1日，他在上海《文學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魯迅活著會這樣嗎？》。在他的筆下，我成了一個“無常識”“昧良心”，隻會說“大話”“空話”的不可救藥的“禦用文人”，是在擺出作政治報告的架勢對現實進行“無節製的歌頌”。韓石山隻允許人們按照他的邏輯作另一種“假設”，即如果魯迅活到1957年必然成為“右派”，如果活到“文革”時期鐵定會被打死……與此同時，他還對中國的整個魯迅研究界進行了否定，認為他們可悲可笑，成果大多是廢品，其原因是隻會順著毛澤東論魯迅的“竿兒往上爬”。行文至此，偶閱2010年7月24日《新京報》，報道美國農業部佐治亞州農村發展部黑人女官員雪莉·謝羅德的講話被斷章取義，使她這個“種族和諧”的倡導者被歪曲成了“黑人種族主義者”，乃至被迫辭職。事實真相澄清後，美國政府迅速修正錯誤，奧巴馬總統親自打電話道歉，讀後不禁感慨係之。
我11行300字的議論竟然導致了如此嚴重的後果，這的確是我被“打上一頓，也不會明白的”。我原以為，對改革開放的成就與失誤可以進行具體分析，更以為“假設”可以成為一個眾說紛紜的輕鬆話題。比如魯迅推崇的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拜倫為幫助希臘獨立，於1824年病逝於梅索朗吉昂沼澤地，至2010年已有186年。對於“如果拜倫他還活著”的問題，不同人曆來各有不同的假設。據馬克思的女兒回憶，馬克思認為拜倫如果還活著，很可能成為一個“反動的資產者”，但馬克思的研究者柏拉威爾教授卻懷疑這一回憶的真實性。有些英美學者認為拜倫如不死於1824年，他有可能成為希臘的國王或總督，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這位行吟詩人會浪跡天涯，移居南美或到神秘的中國旅遊。這些假設從不同角度豐富著拜倫的形象，增添著拜倫的魅力，使之成為說不盡的拜倫。提出不同假設的學者之間決不會出現劍拔弩張的關係。因此，我當時對於挨批的原因百思而不得其解，又缺乏“盡任他人說短長”的雅量，於是就寫了兩篇答辯的短文，一篇題為《魯迅活過來不會這樣嗎——教韓石山學“假設”》，另一篇題為《我也來談魯研界——駁韓石山〈魯研界裏無高手〉》。打印之後，我一稿兩投：一投韓石山主編的《山西文學》，同時投給我們單位的《魯迅研究月刊》。因為拙作《山西文學》如不刊登，還有《魯迅研究月刊》可以托底。不料我忙中出錯，把魯迅博物館的幾張空白信紙當成文章的打印件郵寄到了《山西文學》。我這次犯的老年癡呆症再次惹出大禍。韓石山說，我共寄給他8 張信紙，第一張是一封短信，另外7 張是特殊的文件用紙，其用意不僅是表達“不屑一辯”，而且是用“紅頭文件”來嚇唬他。他在《再不要發生這樣的事》一文中明明白白援引了我短信的原文——“韓主編：寄上拙文兩則，希望能在貴刊發表，即請編安。陳漱渝4月21日”但仍咬定我是把這一遝子空白信紙當成了“拘捕令”。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居然有一些人會相信韓石山離奇的說法，也拿這幾張空白信紙說事，說我想把韓石山送進“局子”。
在我跟韓石山進行文字論辯的過程中，他是發難者，我是挨批者，這是顯而易見的。不過，無論說我“無常識”也好，“昧良心”也好，“真沒救了”也好，都僅限於對我個人的攻訐。然而，他2004年4月6日在《西安晚報》發表的《魯迅活過來會這樣嗎》一文確實是太過分、太離譜了。他說，聽了我的假設，“我除了說陳先生‘三個代表’學得好之外，什麼話都不敢再說了”。我是一個在曆次政治運動中累累受到傷害的人，所以我對於政治性的攻擊特別敏感，也特別反感。於是一時衝動，決定將《西安晚報》告到省、市委宣傳部。
雖然我對全國政協信息局有過口頭和書麵表示：我的目的並不是要求對有關責編進行行政處理，而隻是希望該報吸取應有的教訓，今後在發稿時能堅持原則性和嚴肅性。後來在致《西安晚報》副刊部的信中，我也明確表示，我的本意絕非要求有關部門處分某位素昧平生的有關責任人，“我僅僅希望貴刊能真誠從這件事中吸取必要的教訓，即在學術論爭中嚴守學術規範，不能對任何一方進行政治性的羞辱及其他方麵的人身攻擊”。但由於我填寫政協委員反映社情民意用箋時正在盛怒之下，握筆的手都在顫抖，而這張用箋隻有6行空白，所以我沒有對我的意見進行周全表白，而是簡單寫上了“在黨報上公開拿‘三個代表’當調侃佐料，顯然違反了憲法和黨章，應予查處”的字樣。
此後的事態發展就像一場“擊鼓傳花”遊戲：有關方麵將我的短箋轉給了陝西省委宣傳部和西安市委宣傳部，西安市委宣傳部將用箋的複印件用傳真機傳給了《西安晚報》，報社轉給了文藝部，文藝部轉給了責編，責編再用傳真機傳給了該文作者韓石山。很快，一顆重磅炸彈就在2004年《文學自由談》第5期炸響了。這就是韓石山的名文《再不要發生這樣的事》。這樣一來，我跟韓石山之間的論爭就變成了“一場迫害與反迫害的鬥爭”。雖然我並沒有狀告韓石山，而隻是狀告《西安晚報》，但我在一篇雜文中仍變成了20 世紀30年代“呈請通緝墮落文人魯迅”的國民黨黨棍許紹棣，而韓石山卻立即成為特立獨行的民主鬥士，相當於當年被迫害的魯迅。
實踐證明，我在衝動之下采用的方式是錯誤的，我給有關宣傳部門的短信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引起了知識界的反感，結果自受其害。韓石山在同一篇文章中有兩點表示：一、他擬近日內向全國政協、國家文物局（魯迅博物館屬國家文物局管轄）寫信，希望上級部門能對我加強教育和管束。他主編的《山西文學》2004年第12期刊登了一篇長文《剩紙耶，聖紙耶？》，說我向政協信息局反映意見是“詐行”（即欺詐行為），要求有關領導部門對我進行查處，“給廣大國民一個公正說法及處理意見”。但我沒聽說有人認為他這些做法是借助權力機構迫害論爭對手。二、在該文結尾，韓石山信誓旦旦地寫道：“往後除了公安部門來人外，關於此事，我不再說一句話，不再寫一個字。”顯然，從那時到現在絕對沒有發生過公安部門到韓石山寓所進行拜訪之事，但韓石山卻又連續發表了一批攻擊我的文章，包括他以方仲秀為筆名在2005年《文學自由談》第1期發表的《想起一件類似的往事》。不僅如此，他還出了一本書，書名就叫《誰紅跟誰急》，書中罵得最不堪的就是敝人。
我如實承認，跟韓石山論爭是我生平一大糗事。我在論爭中陷入泥坑難以自拔，完全是因為我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對方。
所謂“高估了自己”，首先表現在我選擇了一個力不勝任的講題。既然中國當代有不同利益的階層、群體和社會集團，對當代中國當前的現實狀況必然有不同的評估。在多元化的語境中，要想自己的講演取得廣泛的共識完全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我在這場論爭中感到，韓石山以及支持者對我講演的全貌絲毫也不感興趣。他們對我的批評並非著眼於學術，而是著眼於對現實的評價。比如香港有一份《動向》雜誌，2004年第6期發表了一篇支持韓石山的文章，署名大陸柏信，斷言魯迅過不了反胡風、“反右”和“文革”這“三關”。文末寫道：“假如陳先生不是胡扯，魯迅真的躲過了‘三關’活到今天，他一定會大聲疾呼——要民主，要自由，反對獨裁！”一場原本可以在學術領域進行的爭論，就變成了以韓石山為代表的“覺悟者”跟以我為代表的“不覺悟者”之間的意識形態交鋒。
所謂“低估了對方”，就是把韓石山當成了一個可以與之論理的文人。其實，在當今的文壇上，韓石山可謂是一位所向披靡的戰將。他批評謝冕，批評韓少功，批評汪曾祺，批評魯迅，批評餘秋雨，批評柯靈……越批評，他的人氣越旺。在題為《文學批評的學識與勇氣》的講演中，韓石山躊躇滿誌地坦陳了自己的“文壇登龍術”：“有時候人的名聲，都不知道是怎麼來的。十年苦讀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我寫小說，寫了那麼多年，寫散文，寫了那麼多年，那都是我精心撰寫的呀，但沒有人理。這個社會就是這麼不公道。你老老實實做人，勤勤謹謹過日子，沒人理你，也沒人知道你。你發上一次橫，撒上一次潑，嘿，成了，都說山西還有一個韓石山，韓石山居然能寫出這麼好的文章！從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中國的文壇不是一個健康的文壇……”（《韓石山學術講演錄》）不過，韓石山批評的威力絕不止於“發上一次橫，撒上一次潑”，而且還表現在他有非凡的組織能力，善於調動一切跟我有過過節的個人和媒體，在最短時間就形成了一個頗為壯觀的“反陳聯盟”。他在那篇著名的“討陳檄文”中，居然援引了一份魯迅研究會四位理事的“緊急建議”，以此證明我“品行不端”。現在，魯迅研究會內部的風波已經煙消雲散，那四位理事中的兩三位又已經跟我恢複了昔日的友誼。在這本自傳前麵一節，我專門回顧了魯迅研究會的那段曆史，對此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
更為可怕的是，韓石山當時不僅是《山西文學》這份刊物的主編，而且跟某些報刊有著相當密切的聯係。天津有一家《老年時報》，一方麵刊登《編者按》，說“本報不擬介入這場論爭”，另一方麵卻連篇累牘刊登“挺韓批陳”的文章。有讀者來函要求轉載我的講演，以便全麵了解真相，該報立即宣布我的講演“無轉載必要”，對我的批判戛然而止。這就是說，在該報開展的論爭中，我隻有挨批的義務，而沒有還嘴的權利。這使我想起了魯迅的一段話，說現在的報刊“對強者它是弱者，但對更弱者它卻還是強者。所以有時雖然吞聲忍氣，有時仍可以耀武揚威”（《且介亭雜文二集·論“人言可畏”》）。我寫過兩篇主要的反駁文章：一篇題為《一場罕見的文壇論爭》，另一篇題為《請看媒體如何糟踐作者》，都沒有得以刊出。有些文章得以發表，也是付出了極大的努力。
我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人生境遇中，也從一些素昧平生者那裏得到過友情的聲援，如天津的謝發寶、王樹，太原的劉振華……但能“不識時務”挺身為我仗義執言的，隻有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陳福康。他一連寫了兩篇有理有據的文章，一篇題為《我觀韓、陳、邵之爭》，另一篇題為《再為陳漱渝辯白幾句》，都發表於《文學自由談》，真可謂空穀足音。魯迅曾感慨“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華蓋集·這個與那個》）。
福康絕不是那種見敗兆即逃亡者，我會對他永懷感念之情。
現在寫到了我這本自傳中最不樂意書寫而又無法繞開的一部分，即圍繞《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展開的論爭。中國有一句俗話：“愛屋及烏。”更何況我跟該書作者此前的交情並不算淺，他也書麵表示我“曾經”是他的朋友，所以我確實不願意對這本書進行評價；事實上，我至今也沒有對這本書進行全麵評價。但也許人生真有因果定數，我仍然被卷進了跟該書作者的矛盾旋渦之中。
所謂“卷進”，說明我完全是出於被動。產生矛盾的序曲是：2001年，是魯迅誕生120 周年，時任《縱橫》雜誌主編的張建立約我寫一篇談《魯迅全集》版本的文章，以為紀念。我當時要趕赴日本參加日本中國學會年會，便把這件事委托給了魯迅研究室副主任劉麗華。後來由於約稿重複，張建立又將此稿轉給了《人民政協報·春秋副刊》。我原以為寫這種史料性的文章不會招惹什麼是非，又因為忙，所以當時未看原稿。不料11月1日，我收到了海嬰先生10月31日的一封短信，寫的是：“……聽說你外出即返，辛苦了！……貴研室劉麗華在《政協報·春秋副刊》（10月26日第40期）寫了一篇《〈魯迅全集〉共有幾種》文章，不知出國前閣下看過原稿沒有？她是否是‘奉命之作’？我看了此文，覺得不公正，完全站在人文社（按：指人民文學出版社）立場，疏忽我母親具有編輯版權（沈仁幹專家認定的），還遺漏重要內容。對我極大3 3
（按：著重點為原信所加）傷害！”我看完此信，如五雷轟頂，感到真是禍從天降。
我跟劉麗華都不知道當時海嬰先生跟人文社之間有什麼分歧。直到時隔9年之後，我打電話向人文社辦公室主任王海波請教，才知道海嬰先生認為許廣平擁有《魯迅全集》的編輯權，而該社則認為許廣平至多隻擁有《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拾遺》這四本雜文集的編輯權。
我跟劉麗華都不是版權專家，當時又都毫不知內情。如果要我們來承擔“極大傷害”海嬰先生的責任，那真是上演了21 世紀的一出新的《竇娥冤》！
2002年9月，我又被裹挾進了另一場更大的糾紛。9月8日上午，我接到了《文藝報》主編的電話，說該報準備發表一篇質疑《魯迅與我七十年》的文章，要我在史料方麵幫他們把把關，避免出現硬傷。我明知此事易惹麻煩，但由於該主編曾經待我甚厚，我為人處世又常秉持“厚於私而薄於公”的理念，因此推脫之辭實在難以啟齒。心想，反正發表與否權在報社，觀點正誤責在作者。
我隻是反複叮囑對方，不要說出我介入了此事。對方表示絕無問題。9月9日，我收到了該報副主編的來函，再次表示：“請您放心，我們對此絕對‘緘口不言’。這也是誠信問題。”於是，這篇題為《愛護魯迅是我們共同的道義》一文的校樣就通過傳真機傳給了我，我在指出該文史實上的一兩處小疵之後，又傳回了對方。就這樣，這篇署名秋石的文章在2002年9月17日《文藝報》的《理論與爭鳴》欄目以整版的版麵刊出了。其時，我還不知道“秋石”是何許人，不僅跟他不是朋友，而且素未謀麵。但對他質疑“關於魯迅的死因”和“關於毛羅對話”，我是有共鳴的。我應邀在“廣州講壇”講《當前魯迅研究的熱點問題》時，也涉及了這兩個問題，隻不過我不願意撰寫專文進行商榷罷了。但很快就接到了海嬰先生的電話。他問：“聽說秋石的文章是你把關的？”（後來有一位博士也在他編的書中說“秋石的文章在發表前經過北京某研究機構的資深魯迅研究專家審閱”。）我說：“此言過重了，談不上把關，我隻是應《文藝報》的要求對該文涉及的史實談了一兩點小意見，登不登完全不取決於我。”
我非常納悶，保證“緘口不言”的事情怎麼這麼快就會傳開？後來一打聽，才知道那位主編在香港碰到了一位北大的資深教授，他與這位教授也是朋友，那位教授對秋石文章的觀點和文風都持不同看法，主編脫口而出：“這篇文章曾請陳漱渝看過。”接著，教授就以最快的速度打電話把這件事傳給了海嬰先生。
這樣一來，我跟海嬰之間就產生了更深的隔閡。有一句名言：“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我想對朋友亦應如此。但在眼下的人文環境中，這句名言似乎變成了迂腐之論。
我為什麼會對“魯迅的死因”和“毛羅對話”這兩個問題同樣持質疑態度呢？下麵我分別進行敘述。
1949年10月19日，魯迅三弟周建人在《人民日報》發表過一篇短文：《魯迅的病疑被須藤所耽誤》。須藤，指1934年至1936年為魯迅看病的日本主治醫須藤五百三。標題中的“疑”字表示僅僅是“懷疑”，而不是斷語和結論。“耽誤”即延誤，跟政治謀害也不是同一個概念。建老說，上海“一·二八”戰事之前商務印書館一位叫趙平聲的人提醒他，給魯迅治病的須藤醫生不大靠得住。然而，“一·二八”戰事發生在1932年，當時須藤尚未給魯迅看病，完全不存在“靠得住”或“靠不住”的問題。此後，建老將他回憶魯迅的文章編選成《略講關於魯迅的事情》和《回憶魯迅》兩書，均未收入此文。建老的家屬選編《回憶大哥魯迅》和整理建老的口述史《魯迅故家的敗落》，同樣未收此文，未提此事。這難道是偶然的疏忽嗎？然而到了《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這件事就變成了一個“亮點”和“賣點”，使我不禁有幾分疑惑。
1984年，圍繞魯迅死因問題曾引發一場風波。當年4月5日，南京圖書館的紀維周先生在《周末報》發表了一篇《揭開魯迅死因之謎》。文中以武術大師霍元甲之死進行類比——霍元甲是比武負傷後“被日本醫生謀害”；又援引了魯迅去世不久周建人收到的一封密信，推測“魯迅不是死於肺病，而是被日本醫生所謀害”。這篇文章在日本的魯迅愛好者中引起了很大反響。6月4日，日本《朝日新聞（夕刊）》發表了福井縣立短期大學內科學教授泉彪之助的文章，他對非難須藤醫生的觀點提出了異議。6月14日，《朝日新聞（夕刊）》又刊登了京都大學教授竹內實的文章，他認為對須藤醫生的懷疑反映了當時中日關係的險惡。泉教授是一位忠厚嚴謹、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學者，對跟魯迅有關的醫生和魯迅作品中的涉及醫學問題進行了係統研究，特別是對須藤醫生進行過專門的調研，並編撰過《須藤五百三年譜》。我對他的研究成果是信任的。
竹內實先生更是一位長期致力於中日友好的著名漢學家，絕不是那場侵略戰爭的辯護士。我敬重的其他日本著名學者，如丸山昇教授、北岡正子教授、藤井省三教、岸陽子教授，對這個問題也都持同樣看法，即魯迅家屬和其他研究者對須藤醫生的診斷提出質疑或批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提出“政治謀殺說”則缺乏應有的法律證據。根據我的研究，所謂須藤醫生代表日本政府邀請魯迅赴日療養和魯迅出於政治警覺斷然拒絕的說法，也完全不能成立。
我完全記不清是哪位日本朋友將1984年日本報紙上關於魯迅死因的討論文章寄給了我。我曆來是一個對史料——包括海外魯迅研究感興趣的人，但我完全不懂日文，便請魯迅博物館的同事王惠敏女士將這幾篇短文譯成了中文。
正巧，7月21日的《團結報》發表了署名蔡瓊的《魯迅先生並非死於肺病》一文，重複了一些紀維周文章的內容。8月初，《團結報》文史版的編輯全靈來電話，說該報刊登蔡瓊的文章不夠穩妥，特約我寫一篇相關的文章以正視聽。全靈是我的同鄉好友，對她的要求我同樣難以推托。8月2日，我打電話征詢海嬰先生的意見。他當即委托我說明：“紀維周的文章，對魯迅死因進行推測，但未提供任何新的確鑿的史料，不能代表中國魯迅研究界的看法，也不代表我本人的看法。”我根據有關剪報資料和海嬰先生的答複，撰寫了《日本讀者對於魯迅死因的看法》這篇名副其實的客觀報道，內容分為三個部分：一、討論的起因；二、日本讀者（主要是泉彪之助和竹內實）的反應；三、海嬰先生的電話答複。至於我個人的意見，通篇一個字也沒有。我的文章由8月25日的《團結報》刊出。編者加了一個簡短的按語。由於拙文轉述了海嬰先生的意見，引起了日本《朝日新聞》的重視，討論由此終止。後來，我又請王惠敏將當年8月26日《朝日新聞（朝刊）》和9月12日《朝日新聞（夕刊）》的兩篇報道譯成中文，附錄在我在《團結報》發表的那篇報道之後，收進了1987年9月出版的《魯迅史實求真錄》一書。這本書循慣例贈送給海嬰先生求教。從那時到《魯迅與我七十年》出版之前，海嬰先生從未對我的那篇報道提出異議，更沒有斥責我的做法是“假傳聖旨”。
我同樣沒有感到，1984年圍繞魯迅死因的那場討論影響了我跟紀維周先生的關係。在我的印象中，紀先生長期為讀者提供關於魯迅研究的書目和篇目，功不可沒。我當時主持《魯迅大辭典》第八分冊的編撰工作，而紀先生正在編一部《魯迅研究書錄》，需要到北京圖書館增補一些資料，就將他借調到了北京，安排住在魯迅博物館西小院。魯迅博物館的接待條件有限，紀先生生活又十分簡樸，為了給他改善生活，我跟我的同事還利用休息日請他到王府井有名的餐館“東來順”吃涮羊肉。我還催促我的恩師李霽野為該書寫一篇序言。
1987年7月，該書由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紀先生在《編後記》中感謝了18個幫助他的人，其中也有我的名字。1988年1月12日，紀維周又在該書扉頁上簽名鈐印，郵寄給我“惠存”。1998年深秋，我利用到南京開會之機，到福貴山探望了重病中的戈寶權先生，為我帶路的就是紀維周先生。一直到《魯迅與我七十年》出版之前，紀先生為了出書還多次跟我聯係。在這裏，我並非為了某種目的而跟紀先生強攀交情，而隻是說明，雖然1984年發生了那場討論，並沒有影響我跟他的正常交往。我跟他之間更不存在“迫害者”與“被迫害者”之間的緊張關係。
然而，2001年4月情況發生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變化。有一個叫張震麟的人在《新聞廣場》第4期發表了《是誰言不由衷》一文，其中有一段極其不負責任的文字：“先是有魯研界人士將日本報紙上的文章譯成‘內參’向上級報告，指出紀文‘有礙中日友好’，‘必須設法消除不良影響，以正視聽’。接著，上海和北京的報紙上就陸續出現了魯研界權威人士的批‘紀’文章；‘大人物’一發話，於是，有關方麵出麵找了當時的報社負責人和作者談話，指出此文錯誤的嚴重性，要做出深刻檢查。”聽文章的語氣，這位張先生似乎是一位洞察內情的人，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都了如指掌。我公開質問：他暗指的魯研界那位投書告密的人士究竟姓甚名誰？他看到的是哪個黨政係統的“內參”的？他是以什麼身份或憑借什麼關係讀到這些“內參”？我要求他公開回答上述問題，使那位借助“內參”向“大人物”打“小報告”的魯研界人士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受到萬人唾棄。結果當然是不得要領。2002年，還有人試圖以江蘇魯迅研究會的名義對我施加壓力，當然也不會如願以償。與此同時，南京魯研界出現了一種流言：陳某人是安全部的。
解鈴還靠係鈴人。2010年7月26日上午9時，我給當年約我為《團結報》撰文的全靈女士掛了一個長途電話（全靈退休後長期旅居日本，後回湖南長沙定居），問她事情的由來。她說，她所了解的情況其實很簡單。1984年7月21日，《團結報》在《讀者評報》專頁刊登了一篇蔡瓊的短文，重提了對須藤醫生懷疑的往事。日本《朝日新聞》一位駐京的男記者給報社來電話，詢問刊登此文有無背景。全靈回答說絕對沒有。但報社考慮到須藤謀害魯迅的說法畢竟沒有鐵證，感到發表蔡瓊的文章不很穩妥，便找我寫篇文章打個圓場。她之所以找我，無非是因為我是她的同鄉、朋友，《團結報》的老作者，又在魯迅研究室工作。我的文章刊登後，這場風波就平息了。他們也不了解《朝日新聞》為什麼對這件事如此敏感。我問這件事的前後，報社受到什麼批評，承受什麼壓力沒有，全靈回答說“一點也沒有”。
關於我文章中轉達的海嬰先生的意見，跟《魯迅與我七十年》的態度不盡相符。據說，南京周正章先生通電話詢問海嬰先生。海嬰先生的回答是：“我是魯博魯迅研究室的顧問，對於研究人員提出的問題，是經常與之探討的。有一天陳漱渝給我打電話，問到紀維周文章的事。我說不知道，沒有看過。陳向我介紹紀的看法並問能代表我的看法嗎，我說紀維周的文章寫之前沒有和我聯係過，怎麼能代表我的看法呢？電話中陳漱渝沒有把問題說得嚴重，也沒說做什麼用，他的文章發表之前，也沒有給我看過。”（《魯迅世界》2003年第4期）這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後的巧妙回答。不過我還是應該感謝海嬰先生，他畢竟還承認我向他介紹過紀維周的觀點，並征詢過他的看法；他畢竟還承認當時確曾表示過紀維周的看法不能代表他的看法。他說我沒有把問題說得很嚴重，這也是實情，因為我始終沒把這個問題看得很嚴重。直到有人把我誣為有本事驚動“大人物”的“告密者”，這個問題才確實變得嚴重起來，因為這種手段已經超出了學術爭鳴的範疇，侵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神聖不可侵犯的名譽權！
不知是否有人鼓動，紀維周先生隨之發表了一篇《“魯迅死因”引起的一場風波》，痛陳他當時受到的“不公正的批判”，包括報社編輯找他談話，單位領導對他指責，還有文化部門派專人多次對他“審問”。我並不完全懷疑紀維周的陳述，我也曆來反對對學術問題上綱上線。但我需要表白的是，我除開應《團結報》之約寫過那篇短小的客觀報道之外，沒有再寫過任何批判紀維周的文章。就是在那篇報道中，不但沒有我“放手批駁”紀先生的文字，而且沒有出現過我批評紀維周的一句話、一個字。紀先生應該抓緊搞清楚的是：當年單位領導對他進行批評，究竟是秉承我的旨意，還是另外聽到了什麼精神或批示？當年報社和單位批評他的人應該大多健在，了解當時的背景不應該是一件困難的事情。至於文化部門多次對他“審問”，更是可以進行追究，因為法律並沒有賦予文化部門以“審問”幹部的權利啊！
再談“毛羅對話”。“毛羅對話”，指1957年7月7日毛澤東在上海跟羅稷南先生的一段對話。對話內容是海嬰先生在《我與魯迅七十年》的結尾部分“再說幾句”中首先公開披露的。有意思的是，海嬰先生的回憶錄約30 萬字，而“再說幾句”隻不過是千字文。但這本書中引起較大社會反響的偏偏就是這段千字文。有人說這段文字是全書中的華彩樂章，相當於寫作教材中所說的“收豹尾”，是毛澤東對自己魯迅論的自我消解和自我顛覆。
我老老實實地承認，我對於海嬰先生披露的“毛羅對話”也是有所懷疑的。這應該是一件不難理解的事情。據向海嬰先生提供“孤證”的賀聖謨說，海嬰剛聽到這番話時同樣是持懷疑態度。海嬰說，“他沒有聽說過這話，他母親也沒有聽說過，並且毛主席不大可能說這樣的話”。（《“孤證”提供人的發言》，《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就在同一篇文章中，賀聖謨還指出海嬰那篇不長的回憶中就出現了不少的錯誤，如羅稷南的籍貫、卒年、任職，賀聖謨提供“孤證”的時間……海嬰先生就通通搞錯了。海嬰說周穀城也參加了這次談話，但參加座談的36 位各界人士中根本沒有周穀城的大名。據說，有人向親聆“毛羅對話”的另一位不願披露姓名的人取證，他回憶毛澤東當時說的是：“依我看，依魯迅的性格，即使坐進了班房，他也還是要說、要寫的……”
跟海嬰轉述的文字也大不相同。
2002年12月5日，黃宗英女士在《南方周末》發表了她在“血液循環快要失常”（方進玉、齊簡：《聽黃宗英說往事》）狀態下寫出的《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一文，為賀聖謨的“孤證”提供了旁證。有人認為這場爭論從此可以塵埃落定，再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地方了。然而我感到在似乎無疑之處仍然有疑。比如黃宗英提供了當年報社刊登的“毛羅對話”的照片，說“趙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後，照片右角背影是羅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對麵”。
黃宗英細致介紹出席者所坐的位置，是證明她能清晰聽到“嚇得肚裏娃娃兒險些蹦出來”的“毛羅對話”。然而上海一位著名學者斬釘截鐵地告訴我，照片右下角的那位根本不是羅稷南，而是他的老師漆琪生。毛澤東對羅稷南提出的“要是魯迅今天活著會如何”的回答，黃宗英的回憶是“要麼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賀聖謨的回憶是“無非是兩種可能，要麼是進了班房，要麼是顧全大局，不說話”，周海嬰的追憶是“要麼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上述回憶，看似基本一致，其實還有細微差別。
在史料考證方麵，胡適的有些觀點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記得這位“存疑主義”的信徒說過“寧可疑而過，不可信而過”；又說，“懷疑的態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證據不充分時肯暫緩判斷（suspension of judgement）的氣度是更值得提倡的”。我沒有足夠的材料能否定“毛羅談話”，更沒有把客觀存在的事實說成子虛烏有的企圖。我隻是認為，披露領袖言論是一件鄭重的事情。對於評價魯迅而言，毛澤東公開發表的言論和非公開發表的言論，一貫的評價跟個別的提法，莊重的提法和隨意的提法，絕不具有同樣的意義和價值。曾經對“毛羅對話”進行質疑的還有謝泳先生——他是著名的史料研究家，思想非常開明；陳晉先生——他準備編撰《毛澤東年譜》，掌握了大量關於毛澤東的史料。
他們的文章都是書卷氣很濃，不是那種專扣帽子、充滿火藥味的大批判文章。
在這裏，我還想表白一點：我對於“毛羅對話”的質疑是純粹從史料學角度出發的質疑，並不是出於維護領袖權威，更不是為1957年的那場反右派運動辯護。1957年我未滿17歲，高中畢業。當年雖然沒有在中學生中劃右派，但我跟幾位同學（如陳赫、李惠黎等）卻被人暗中指控為“反動小集團”，材料被報到了公安局，其中塞進了一些人的檔案。原因是我們以“南柯社”的名義在學校的走廊上貼出了一份題為《鴻雁》的大型牆報，上麵有我為流沙河辯護的文章，也有李惠黎批評某位學生幹部的《向共青團員一言》……我因年幼無知而被赦免，但有些同學卻因此影響了學業，長期受到不公正待遇。所以，我沒有對“反右”鬥爭情有獨鍾的任何理由。
我對《我與魯迅七十年》一書的質疑態度使得海嬰先生十分不爽。2004年6月9日，《魯迅全集》修訂工作彙報會在王府井大飯店召開，海嬰先生作為顧問出席，我照例主動上前向他問好，不料他當眾大聲說：“你還認識我呀！”2005年11月30日又發生了一件令我做夢也預想不到的事情。這天上午9時30分，“2005年新版《魯迅全集》新書發布會”在人民大會堂浙江廳舉行。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出席。蒞會者除參加這項工作的同人外，還有新聞界、出版界、魯研界的知名人士。這次發布會本是一個喜慶的、團結的聚會。發言內容應該是圍繞介紹新版《魯迅全集》的特色，研討出版《魯迅全集》的意義。不料海嬰先生的發言語驚四座。他揭露，有一位魯迅研究專家，居然在魯迅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美化“四人幫”的言論（大意如此）。輪到我發言時，海嬰先生跟另一位“不齒於”與我為伍的人共同退場，待我發言結束後又重新入席。當場很多學者都目睹了這罕見的一幕。為了顧全大局，我當場並沒有予以批駁。會後我給海嬰先生掛電話進行解釋。接電話的海嬰先生說：“海嬰不在。”電話“啪”一聲就掛掉了。我再掛電話，是海嬰夫人接的，我想請她轉達，她的答複是“你講了我也聽不明白”，電話又“啪”一聲掛了。
我想解釋什麼呢？我要說的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九死一生，對“四人幫”充滿不共戴天的仇恨！我無論腦子如何進水，也不會公然發表美化“四人幫”、為江青開脫的言論。事實是，2005年9月28日下午，魯迅博物館跟日本仙台東北大學召開了一次學術討論會，主題是“魯迅研究的起點：仙台的記憶”。當時我已被免去行政職務，又剛從外地返京。主持人出於禮節，要我在會上作一簡短的即興發言。我發言的大意是，魯迅研究有兩條路徑：一是把曆史還原作為闡釋目的研究，這種研究追求客觀性，堅信曆史是可以認識的一個直觀對象；另一條路徑是著重於當代意義的研究，不斷追求研究對象的學術生長點。但還原曆史的原生態並不容易。比如，1981年我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過一本書《許廣平的一生》，該書第125 頁有“戚本禹盜取魯迅手稿”的提法。
我對上述寫法進行了學術反思，因為我讀到了2005年9月23日《文彙讀書周報》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為《魯迅手稿遺失問題真相》，說“戚本禹1967年1月從文化部檔案室取走魯迅手稿，這是‘奉命’行事，並給文化部寫了收據，而不是‘盜竊’”。該文援引了1967年1月14日戚本禹調取手稿時的公開講話記錄：“還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商量。各派（按：當時文化部不同的造反派組織）都要派人封人事檔案和檔案室，文化部這裏有毛選四、五卷的手稿和魯迅的手稿，各派觀點不同，不穩定，所以中央‘文革’小組決定，把手稿交中央‘文革’小組保管，大家看行不行？（群眾高喊：同意）我今天就為這個任務來的，我現在就把這個材料帶走。”我根據這篇文章發揮道：“盜竊是暗箱操作，是隱形行為。看到這樣的文章，我不禁反思我幾十年前寫的那本書《許廣平的一生》，是不是完全符合曆史真實。”我們單位的一位同事不知如何把我的上述發言傳給了海嬰先生，引起了他的震怒。那位傳話人後來告訴我，海嬰聽到之後說：“那我媽媽豈不是白死了！”於是就發生了人民大會堂的那一幕。我感到納悶的是，我這次發言僅僅限於我個人的學術研究，目的是如何才能使自己的文字表達逼近曆史，還原曆史，而不是全麵探討一位偉人夫人的死因，更不是對“四人幫”進行政治評價，怎麼就會在人民大會堂的莊嚴集會上遭到偉人之後的聲討呢？於是，我麻煩魯迅博物館的資料部調出了我當時發言的全程錄音錄像，又請陳列部的一位年輕人按錄音整理成文，收進了《假如魯迅活到今天——陳漱渝講魯迅》一書中，恭請今天和今後的讀者進行裁決。
我跟海嬰先生見諸報端的文字之爭，是2008年初展開的。當年2月2日，也就是剛決定我不再連任全國政協委員之後，我收到了海嬰先生的一封來信，他還附了一張剪報，是他在1月31日《人民日報》文藝評論版發表的大作《回憶錄蘊藏曆史價值——讀〈梅誌文集〉有感》；同文亦刊載於《魯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2期，標題是《梅誌先生文集新書發布座談會講話》。文中說：“近來有人說‘盡信回憶錄不如無回憶錄’，難道要梅誌先生忘卻過去？！難道如此懼怕曆史的回憶？！”又責問道：“我不知道他是普遍號召大家都不要寫回憶錄，不要信回憶錄，不要看回憶錄呢，還是寫回憶錄，寫了也不可信。”海嬰先生批評的那位“有人”，那位“他”，就是鄙人，因為2007年10月18日我在《人民政協報》發表過一篇短文，題為《魯迅的“危險”與“好玩”——兼談回憶錄的鑒別》。文中對國民黨政府派沈醉組成小組暗殺魯迅和關於魯迅到唐弢家串門這兩件事提出質疑。這跟我尊敬的梅誌老人毫不搭界，更沒有要老人“忘卻過去”的意思。作為一個平頭百姓，我從無荼毒生靈的罪愆，有什麼必要“懼怕曆史的回憶”？對於回憶錄，我發表的看法是：“自上世紀以來，回憶文字和口述曆史跟文獻典籍一樣，都進入了史料的範圍。回憶錄不僅可以彌補文獻記載的不足，而且還能提供不少豐富的素材，生動的細節，其價值是不可低估的。但出於回憶文字必然受到回憶者記憶的限製，回憶者立場、觀點、情感和接觸範圍的限製，此外還會受所處政治環境的限製，‘無意失真’和‘有意作偽’的情況相當普遍。前人說，‘盡信書（按：這裏的“書”原指《尚書》，後泛指書籍，如何其芳就寫過一篇雜文《盡信書，不如無書》）不如無書。’我想套用這句名言：‘盡信回憶錄不如無回憶錄。’”上述這番議論，其實並不是什麼新鮮見解，隻不過是關於回憶錄的一些基本常識。“盡信書不如無書”，這原是孟老夫子的話，從古至今從未有人責問過他是否不讓人寫書，不讓人讀書。為什麼我套用這句話就會惹禍呢？我在文中已經強調了回憶錄的價值不可低估，哪裏會有半點不許別人寫回憶錄和不許別人讀回憶錄的意思呢？長期以來，我就是回憶錄的熱心讀者之一，並多次寫過推介回憶錄的文章；鑒於當今口述曆史日趨草根化的特點，我如今也正在撰寫一些零星回憶。我那篇短文其實強調的隻有一點：對回憶錄要加以鑒別。如果一定要對我的文章進行反駁，那就必須陳述對回憶錄無須鑒別的理由，以及提供國民黨要暗殺魯迅和魯迅到唐弢家串過門的確證，否則，對我的種種指責就都成了無的放矢，就都成了危言聳聽。為了充分闡明自己的看法，我寫了一篇答辯文章《不可盡信的回憶錄》，刊登於2008年《文學自由談》第3期。該文從《我與魯迅七十年》中舉了九個瑣細而無關宏旨的例子，再次重申“對回憶錄的確要進行鑒別”。也許我舉的某些例子尚有可商榷之處，但我的基本觀點卻是任何人都顛撲不破的！
俗話說，冤家宜解不宜結。這真是至理名言。2008年4月，我在《縱橫》雜誌第4期發表了一篇《1944年：魯迅藏書險遭出售》，不料又激怒了海嬰先生。這原本是一篇客觀介紹魯迅藏書和魯迅治學方法的文章，是我赴新加坡參加“中國現代文學簽名本書展”時準備的一份講稿，原題為《魯迅藏書縱橫談》。因為篇幅較長，《縱橫》雜誌發表時刪去了5500字；又為了吸引讀者眼球，將標題改成了《1944年：魯迅藏書險遭出售》。海嬰先生非說此文刪改之後一定得到了我的“最後審定”，但我可以賭咒發誓：我真的沒有“最後審定”。
不過此文因資料翔實新穎，刊出後獲得了讀者好評。《文彙讀書周報》2008年4月18日以整版篇幅予以轉載。同年5月31日，海嬰先生給《縱橫》編輯部致函，說魯迅藏書分為上海藏書和北京藏書兩部分，1944年險遭出售的僅僅是北京藏書，不包括上海藏書。因此，我的文章有“嚴重差錯”“對讀者產生誤導”“給魯迅曆史研究帶來混亂”，今後要避免“鬧出這類笑話”。《縱橫》雜誌在當年第7期刊登了海嬰先生的來函，但刪掉了指責我“鬧笑話”的那幾行文字；編輯部同時刊登聲明，承認文章題目是編輯改的，文章內容也是編者刪節的，與作者無關。海嬰先生不服，說編輯部的這份聲明是出於仗義，代人受過，又將他那封信投寄《魯迅研究月刊》。月刊編輯部征詢我的意見。我複信說：“這無須證求我的意見。我不反對（也無法反對）海嬰先生在任何報刊、任何場合批評我。遺憾的是，近年來他對我的多次批評大多出於誤傳或誤會，又不聽我解釋，致使關係越來越疏遠。”於是，《魯迅研究月刊》編輯部就將海嬰先生的來函和我寫的《魯迅藏書縱橫談》原文在當年第9期同時刊出，關心此事的讀者兩相對照，是非曲直即可了然。我承認我的思想不“深刻”，寫不出峨冠博帶的論文，但我畢竟在魯迅研究崗位待了幾十年，又分管過魯迅博物館的資料典藏部，怎麼可能連魯迅藏書分北京、上海兩部分都不知道呢？特別有趣的是，海嬰先生又寫信揭發我一稿兩投，似乎忘記了他在《梅誌文集》發行座談會上的講話也是“一稿兩投”。他的這種做法，表現出他的確是一位性情中人。
海嬰先生對我進行批判的後果是嚴重的。經人推波助瀾之後，我工作了32年的魯迅博物館基本上就不邀請我參加該館的學術活動了。其他任何單位不邀請我參加會議，我都沒齒無怨，因為他們沒有邀請我的義務；而我所在單位的學術活動不邀請我這個老員工參加，就讓我感到萬分不解。這使我想起自然界有一種混沌現象，叫作“蝴蝶效應”。據說一隻南美洲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就可能在兩周後引起北美洲一場龍卷風。從2004年至今，有些國家以此為題材拍攝了一係列科幻驚悚電影。海嬰先生批評我所產生的效應，當然絕不止於我被剝奪了參加魯博有關學術研討會的權利，這一點我心中十分清楚。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我在回顧上述是非恩怨時，內心感到十分痛苦。我想，為了繁榮學術，符合學術規範的論爭不但不可避免，而且還是有益的。但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那種跟作偽者的論爭，那種出於炒作目的的論爭，那種散發出濃厚個人意氣的論爭，能否減少乃至絕跡呢？我衷心祈盼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