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的入會介紹人之一，已在第四章第三節中介紹。
些滿身稚氣的孩子，正是從這篇課文中認識了毛澤東青少年時期勤勞、誠實、助人為樂、好學上進的親切麵影，清晰地看到了這位巨人在人生道路上留下的最初的足跡。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了解到蕭三本人也是我黨的早期革命活動家，是毛澤東風華正茂年代裏攜手同遊的“百侶”之一。後來，我也有幸登上了中學的講台。我經常向學生們推薦的課外讀物，就是那本封麵印著挺拔的紅鬆的《革命烈士詩抄》。每當翻開這部在當時的中國幾乎家喻戶曉的詩集，我們耳邊就會震蕩著主編蕭老發出的撼人心靈的聲音：你要學習寫詩嗎？學習這樣的詩歌吧！你要學習做人嗎？向這樣的人學習吧！
像我這種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計的人，要跟蕭老這樣蜚聲文壇的大人物接觸，原本是不敢想的事情。然而這樣的機遇終於來了。那是在1977年秋天。
當時剛粉碎“四人幫”不久，百廢待舉，複查和平反大量冤假錯案的工作遇到了拖延和阻撓。“文革”時期被懷疑為特務的蕭老雖然已經出獄，但“特嫌”
的帽子並沒有摘除。就在這年的9月1日上午，我跟同事帶著魯迅研究室的介紹信前來拜訪他。拜訪的目的，是了解“左聯”解散前後的情況，因為當時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三所高校的中文係現代文學教研室聯合舉辦了三次學術討論會，討論“革命文學”論爭、“左聯”評價以及“兩個口號”論爭等問題，引起了全國現代文學研究界乃至整個文藝界的關注。我們單位也應邀列席發言，會前需要向當事人做一番調查工作。
為慎重起見，我們先到了管轄蕭老所住街道的派出所，請示是否可以進行這次訪問。派出所的同誌翻開蕭老家的戶籍卡凝思片刻，做出了不置可否的回答。不置可否，在我們看來就是不予幹涉，也就是默許，於是我們便欣然前往。在北京東單麻線胡同10號的一個小院落裏，我們先遇到了蕭老的二兒子蕭維加，把單位介紹信交給了他。維加說，蕭老近來身體不適，一般謝客，但像我們這種情況能否破例，他要先進去問一問。不一會兒，維加走出來，說蕭老對我們表示歡迎，接著就把我們領進了蕭老的臥室。這間房很狹小，靠牆是一張單人床，房中間安著一個取暖用的鐵爐，室內零散地放著幾本外文書。蕭老坐在煤爐旁的靠椅上，一邊喘息，一邊用湖南口音跟我們交談起來。我感到，他從喉管中艱難蹦出的每一個字，都是跟病魔頑強搏鬥的一個戰果。這樣的談話當然是不能持久的，大約20分鍾後，我們就起身告辭了。蕭老支撐著站起來跟我們握手告別，歡迎我們再來接著談。這時，在一邊給火爐加煤的蕭三夫人——葉華女士微笑著向我們頻頻點頭致意。葉華原是一個德國猶太人、攝影家，1934年在蘇聯南部跟蕭三相戀，“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戴上了“蘇修特務”的帽子。蕭老那個正在地板上“匍匐前進”的胖胖的小孫子，似乎也為這種溫暖的氣氛所感染，在地上使勁地爬著。
出門後，維加告訴我們，蕭老一開始就對我們有好感，一方麵是因為我們來自研究魯迅的“正統”機構（“正統”是蕭老的原話，當時全國隻有一個研究魯迅的專門機構），同時也因為我們所持的介紹信上明確寫的是“蕭三同誌”，而不像當時為數不少的態度蠻橫、直呼其名的外調者。對於一個在我黨的初創時期就獻身革命卻硬被林彪、江青、康生一夥誣陷為“特務”的人，能在一片誣陷聲中聽到一聲“同誌”的稱呼，該是感到多麼的欣慰啊！當時我們根據什麼敢於稱蕭老為同誌呢？什麼根據也沒有！既沒有上級精神，也沒有小道消息。我們隻是本能地認為，蕭三的名字理所當然地應跟“同誌”的稱謂聯係在一起，把這位革命半個多世紀的老人當成“特務”，是一樁不可思議的事情。就在這一年的春節前後，聽說王震同誌設家宴款待蕭老了，接著又聽說當時主持中組部工作的胡耀邦同誌設家宴款待了蕭老和王光美等同誌……不過，給蕭老正式平反，一直拖到了1979年國慶30 周年前夕。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使蕭老心河中凝固了十七八年之久的冰層解凍，重新泛起了歡快的漣漪。在身處逆境的時候，蕭老心中常默誦著他在莫斯科東方學院教中文時與謝文錦同誌合譯的《光明頌》：“黑暗必將消滅，光明就在前頭。”平反冤案之後，蕭老又常默誦曹操《龜雖壽》一詩中的名句：“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為了振興中華，他要寫作，要歌唱，要呐喊，要奪回他失去的寶貴歲月……在跟蕭老接觸的過程中，我們談得最多的當然是有關魯迅研究的問題。有些談話的內容，蕭老後來已寫入《我為“左聯”在國外作了些什麼？》《魯迅——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驅》等文。現在這些文章大多收進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蕭三詩文集》。在蕭老提供的情況中，最有參考價值的是“左聯”解散前後的背景資料。他向我們提供了一份1943年10月31日日記的影印件：“下午兩點後去棗園晉謁毛主席……我告以解散‘左聯’是王明的主張，他兩次逼我寫信回上海………主席這才知道並說‘這有點像解散共產黨’，‘反帝而去掉無產階級立場，那就反帝也不會有了’，又笑說，‘那就是和“右聯”“中聯”一道搞囉’。”蕭老還跟我們補充說，作為“左聯”駐國際作家聯盟的代表，他執筆的那封主張解散“左聯”的信，不但是在王明施展了威脅、諷刺、激將等手法之後寫出來的，而且信中的主要觀點來自當時另一位駐第三國際的中共代表康生。當然，他作為執筆者，也有自己應負的一部分責任。為了說明事情的原委，他還描述了1934年底跟康生一起在黑海海濱療養的情景，以及1935年11月他到莫斯科“柳克斯”旅館找康生的情況。蕭老要我們將上述材料原原本本地公之於眾。他在1978年2月1日的來信中說：“最近聽說文藝界反‘黑線專政論’座談會上又有人提起我寫信回國一事，但語焉不詳，許多人不知底細。為了‘說老實話’和‘實事求是’起見，千請照辦，至為感謝。”後來，我們遵蕭老之囑，在《魯迅研究資料》第4輯公布了這一材料。
蕭老生命的最後幾年，是在緊張的拚搏中度過的。但他也常想有人來隨便談談。1979年11月24日，蕭老從友誼醫院寫信給我：“哪天能來談談？住院寂寞，有朋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醫院規定，每星期二、四、五、日下午3時至6時可以會客，其實哪天都可以。”1980年8月18日，蕭老第二次出院後又來信說：“您如有暇，隨時都歡迎來談談。”不過，我做的一件事卻引起了蕭老的不快。那是在1981年三四月份，我在《湖南日報》開辟了一個專欄：《魯迅與湖南作家》，其中有一篇短文《魯迅與蕭三》，刊出後我即將剪報寄給他。4月25日，蕭老口授並簽名，由他的秘書劉和忠（李立三的女婿）整理成一信，提出質疑：“你的文章所涉及的事實，年月大都是有根據的。但有一點不解之處——‘魯迅也將茅盾、周揚、夏衍、沙汀、張天翼、白薇、鄭伯奇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寄給蕭三’。不知你的材料來自何處？也許是我記不得了，請告之。
就我所知，並無此事……為尊重事實和對讀者負責，你的文章我以為應預先給我看看為好，不然易造成不必要的麻煩。我擬寄一更正給《湖南日報》，不知你的意見如何？請定奪。”我收到此信誠惶誠恐，立即請劉秘書來館麵談。我出示了1933年11月24日魯迅致蕭三的一封信：“今天寄出雜誌及書籍共二包，《現代》和《文學》，都是各派都收的刊物，其中的森堡，端先，沙汀，金丁，天翼，起應，伯奇，何穀天，白薇，東方未明（茅盾），彭家煌（已病故），是我們這邊的。”信中的“起應”即周揚，“端先”即夏衍，這就是我文章的依據。經我解釋之後，蕭老就沒有寫更正信了，但我也不敢再貿然去打擾他。
1983年2月7日，我收到蕭三夫人葉華的一封信，說蕭老1983年2月4日在京病故，通知少數親友於2月10日下午2時至3時去北京醫院向遺體告別。閱此信後，我悲痛不已，追悔莫及……我參加作協的另一位介紹人是唐弢先生。他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家，但又嫻於舊學——尤其是對中國古典詩歌有著精湛的修養；隻消讀讀他《談“詩美”》的論文，即可證明以上評價絕非諛詞。他是中國文學研究專家，但他在外國文學研究領域也造詣頗深。早在20 世紀60年代，他就發表過談司湯達、論托爾斯泰的佳作；80年代，他又在英國劍橋發表題為《西方影響與民族風格》的學術講演，縱談自1840年以來西方文明（主要是西方文學）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廣征博引，如數家珍。他是思想深邃的理論家，但在資料挖掘、整理、鑒別方麵的貢獻也有口皆碑；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他編校的《魯迅全集補遺》《魯迅全集補遺續編》，就沒有今天規模如此宏富的魯迅著作寶庫。他是聞名中外的學術大家，但他20歲初登文壇時卻是以作家現身：他的散文獨具一格，他的有些雜文甚至可以跟魯迅雜文亂真；即使是他的學術論文也渾成流利，文采斐然——因為他認為，“談藝術的文章自身先不藝術，那還談什麼藝術呢？有點藝術性，才會有真正的科學性”。他是一個著名的藏書家，也是一個備受讀者推崇的“書話”聖手。抗戰時期，別人讀書，他卻買書，甚至從廢紙收購站大捆的廢紙堆裏搶救出不少即將化為紙漿的珍貴期刊和中國新文學作品的早期版本。
懷著一種虔誠的崇敬感、濃厚的神秘感和迫切的求知欲，我冒昧地給唐先生寄出了第一封信。那是在1975年秋冬之際，中國當代史上的又一個重要曆史轉折關頭——“四人幫”覆滅的前夕。由於鄧小平複出並對各條戰線進行整頓，人們在沉沉的暗夜看到了一絲曙色；又由於“四人幫”的猖狂反撲，掀起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高潮，人們又似乎墜入了失望的淵底。當時我還在北京西城的一所中學執教，信中向唐先生傾訴了當時的苦境。他在複信中開導我說：“聽說你是南開大學出身的，現在又努力鑽研有關魯迅資料，我以為必可有成。至於來信所說苦境，我是過來人，完全能夠理解。我的條件比你差得多，年輕時沒有能力讀書，隻念到初中二年級，沒有念完就考入郵局當揀信生。唯一優越條件是隻要工作6 小時，其他時間可以利用來跑圖書館，就這樣糊裏糊塗闖進了文化界。別人一天能寫完的文章，我往往要花兩三天，底子太薄，無法可想。這不是客氣話。如魚飲水，冷暖自知。”（1975年11月18日函）唐先生的現身說法使我領悟了一個人生真諦：真正的人生隻有在經過艱苦奮鬥之後才能實現。無怪乎前人說“洪濤齧山怪石出”；又說“古來雄才大略之士，無不陷於逆境，千辛萬苦，不辭勞瘁，始能成一偉大之事業”。
據我所知，唐先生當時從事的工作主要有三項：一是回答全國各地魯迅愛好者和參加《魯迅全集》注釋工作的年輕同誌無盡無休提出的各種瑣細問題；二是領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研所“現代”室的同誌集體編寫一部普及性的《魯迅手冊》，作為恢複元氣、重新開發大型科研項目之前的一次練兵；三是準備撰寫一部觀點正確、材料翔實、分析透辟的《魯迅傳》。在這方麵，唐先生有其得天獨厚的條件：除開他學識淵博、功底深厚之外，還因為他是魯迅的同時代人，是魯迅關懷扶掖過的青年。因此，他為魯迅立傳，不僅能有準確的曆史感，而且還有其他作者不具備的深厚情感。他當時告訴我：“傳記是我個人的研究計劃，納入文學所的整個計劃中，本定5年內寫出兩編（共三編），經政策研究室批準，認為計劃很好，希望縮短時間完成。”（1975年11月12日函）令人遺憾的是，唐先生的《魯迅傳》未能終篇就離我們而去。究其原因，一是唐先生研究麵太廣，二是他對自己要求太高，三是他身體狀況的日趨惡化。早在1975年5月14日，唐老就在信中談過他的健康狀況：“我患的不是高血壓，而是最嚴重的心髒病——心肌梗死。還有心律不齊，間歇，心絞痛，等等。凡屬心髒上的毛病，都齊全了。而且體力虛弱，盜汗，渾身無力，行動遲緩。多人因在報上見到我的姓名，便以健康人相許，希望我做這做那，期待殷殷，情極可感，而不知我心有餘而力不足，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耳。”他1978年發了一次病，同年4月20日來信說：“我近來的病勢較重，心絞痛多時一夜4次，靠吸氧對付。糖尿病、高血壓（110—210）也乘虛而入。跑了幾次醫院，發現左眼有白內障，霧裏看花，大夫已禁止看書談話。”1984年8月3日又來信說：“我於兩星期前突發高燒，接著便血，大量的鮮血，首都醫院反複檢查，認為病狀難以解釋……”唐先生晚年為疾病所苦，當然不止於上述幾次，但僅從我援引的這些書信就可看到，唐先生晚年那些花團錦簇般的文字，是在付出多麼大的代價之後才寫成的！在《同誌的友誼》一文中，唐先生讚揚老作家石靈（孫大可）：“他似乎不關心自己的生命，但必須說，他是一個最懂得生命的真正意義的人。在他看來，活的不一定都是生命，優遊終日不是生命，遊離於鬥爭之外不是生命；生命必須和艱苦的工作結合起來，生命必須時時刻刻迸發出革命的火花。”我想，借用這段話來評價唐先生的生命觀，也是再恰切不過的。
唐先生於1992年1月4日病逝。1995年3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唐弢文集》10 卷本，其中第10 卷為“書信卷”，選收了他給國內的133人的667封信，給我的信共20封。此外，唐先生還為拙作《許廣平的一生》寫了一篇序言。對於唐先生的獎掖提攜之情，我萬分感念，永誌不忘，但他身後也發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1997年，王世家先生以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月刊》的名義選編了《魯迅回憶錄》6 卷本，囑我寫一篇長篇序言，無論於公於私，我都無法推托。借助世家給我提供的這一學習機會，我重溫了一些魯迅回憶錄，也思考了撰寫回憶錄的一些問題。在談到回憶者經常借助回憶對象的作品喚起記憶時，我提到了唐弢先生的《瑣憶》。此文有兩段魯迅跟他講的話，跟《花邊文學》中《奇怪》一文以及《且介亭雜文》中《說“麵子”》一文的原文十分貼近，引起讀者閱讀和引用時的困惑。我的看法是，魯迅同時代人借助魯迅的書信、日記和著作喚起回憶無可厚非，但回憶錄中魯迅的日常口語如果跟他作品中的書麵語言過於貼近，則容易引起讀者對回憶錄真實性的懷疑。這原本是我作為讀者和研究者的書生之見，不料此文在《魯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7期刊出後引起了軒然大波。唐先生的一位舊交寄來了反駁文章，唐師母沈女士也寄來了抗議信，要求我把序言中涉及《瑣憶》中的文字完全刪去，而且將《瑣憶》全文收進《魯迅回憶錄》。雖然我至今並不認為我的看法有什麼大錯，但的確是出於對唐先生的感恩之情，我全部接受了唐師母的要求。我不但將批評斥責我的文章和信件一字不易地刊登在我主編的刊物上，又在1999年1月出版的《魯迅回憶錄》6 卷本中一字不剩地刪掉了序言中涉及《瑣憶》的所有文字。我這樣做雖然不一定符合“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學術立場，但也許符合於作為晚輩和學生的傳統道德立場。
回憶起這場風波，我除開對我當初考慮不慎所造成的後果感到歉疚之外，還有另外兩件事也令我深感遺憾。一是有位女士給我打電話說：“陳漱渝，你以為你如今官做大了嗎？告訴你，我們家比你大的官多的是。”我認為，這簡直是因情急而失態。談論學術上的是非跟官位大小有什麼必然聯係呢？二是有一位資深編輯，在2009年5月3日《博覽群書》雜誌發表了一篇兩麵出擊的文章，題為《關於唐弢〈瑣憶〉的一場爭議》。這篇文章既把我的看法說得一無是處，根本站不住腳，又說《瑣憶》中的內容大多出於虛構，唐先生回憶魯迅的話完全是根據魯迅作品抄錄的，並借助柯靈、王西彥兩位前輩對唐先生的批評來支持他的論點。一篇文章橫掃兩個他不喜歡的人，這恰如唐先生所言：“文壇之事，太麻煩了，真是一言難盡。”
由於蕭三、唐弢兩位先生的介紹，我不僅成為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而且在1996年12月舉行的中國作協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2001年12月舉行的中國作協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兩次被選為全國委員會委員。2006年，我年逾65歲，在中國作協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名譽委員。
第二節 從貝爾格萊德到黑山
2001年10月下旬，我們中國作家代表團一行到黑山共和國遊覽。當時，南斯拉夫聯邦的成員已經發生變化，隻剩下了塞爾維亞和黑山兩個共和國。
黑山雖然隻有1.38 萬平方公裏，約63 萬人口，但集中了五大洲的各種地形特點，風景十分秀麗。連綿的群山，黝黑的森林，古老的城堡，迷人的海灘，莊嚴肅穆的教堂，清潔寬闊的大道……24日晚飯後，我們在賓館附近的一條小街漫步。當時夜幕降臨，街道兩旁的迪廳裏傳出了喧鬧的樂曲聲。一群群男女青年到這裏消閑。當中有些男青年長發披肩，胡須雜亂，穿著十分另類，看到我們之後便迎麵走來。團裏一位女同誌頓時有些緊張，害怕遇到在歐洲某些國家發生的打劫事件。不料快接近時他們立即止步，紛紛伸出大拇指，吐出了幾個生硬而清晰的中文單詞：“中國！毛澤東！功夫！”我們頓時感到作為當代中國人的自豪，於是也友好地跟他們招呼，表示謝意。中國，是他們十分神往的國度。毛澤東，在這裏是家喻戶曉的名字。所謂“功夫”，是因為他們不久前剛看過少林寺武僧赴歐洲的巡回表演，對中國功夫佩服得五體投地。這使我想到到達的當天上午，我們的飛機剛剛著陸，黑山的幾家主要媒體立即派出能幹漂亮的女記者對我們進行采訪，詳細了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舉世矚目的變化，以及中國文學藝術的發展狀況。在黑山的中國城，我們還碰到了來自浙江溫州的商人。他們自豪地說，他們開的小轎車相當高檔，在這裏十分惹眼；中國商品在當地也是搶手貨。他們商店的櫥窗櫃台，實際上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成就的宣傳欄。
中國作家代表團是2001年10月17日途經法蘭克福飛抵貝爾格萊德的。出訪的主要目的是參加第38 屆貝爾格萊德國際作家筆會，到黑山遊覽隻是會後安排的一項餘興。因為一位老作家健康欠佳未能成行，我臨時擔任了團長的職務。前來機場迎接我們的是中國駐南使館的文化參讚劉永宏和一位南斯拉夫的優秀漢學家拉多薩夫·普舍奇。晚10時，我們住進了位於市中心的卡菲諾旅社。
現在這家旅社留在我記憶中的是朱紅色的櫃台，古舊的木門電梯，熱情而能說幾句中文的餐廳服務員，臥室內那台圖像模糊的14 英寸彩電，旅社門前太陽傘下的露天咖啡座……因為卡菲諾旅社位處市中心，政府機構的客人大多被安排在這裏下榻。
10月18日下午5時，在粗獷蒼涼的民歌聲中，塞爾維亞作家協會迎賓會拉開了序幕。作協會議廳聚集著來自25個國家的50 多位代表——主要是來自歐洲各國的詩人。亞洲的來賓除開中國大陸作家代表團之外，隻有一位中國台灣的詩人、柏楊夫人張香華女士。迎賓會後，貝爾格萊德市政府又緊接著舉行了雞尾酒會。在燈火通明的市政府大廳裏，一位年輕的副市長專門來到我的圓桌前敬酒。他說：“感謝中國人民對南斯拉夫人民正義鬥爭的支持。中國是一個大國，什麼事情都好辦。”我回答說：“大也有大的難處。但國家無論大小，都應該有一種寧折不彎的民族精神。這一點是最寶貴的。”那位副市長笑著點頭稱是。
10月19日這一天是我們訪問期間最為繁忙也最為充實的一天。上午10時，第38 屆貝爾格萊德國際作家筆會在市立博物館一樓報告廳舉行開幕式。東道主出於對中國的尊重，特意安排我作簡短致辭。我說：“能夠應邀參加這次盛會，感到十分榮幸。我們帶來了中國人民和中國作家對南斯拉夫人民和各國作家的友好情誼。今年是聯合國規定的文明對話年。我們懷著一個真誠的願望，希望通過各種渠道的平等對話和友好交流逐步消除人類之間的隔閡，逐步消除衝突、戰爭和一切形式的恐怖行為，使整個地球成為一個和諧、繁榮、友好的村落。中國現代文學的光輝代表是魯迅。南斯拉夫現代文學的光輝代表是伊沃·安德裏奇。我們相信，在中、南兩國作家的交流過程中，魯迅和伊沃·安德裏奇的傳統一定能夠得到發揚光大。”
下午4時半，在原址舉行論文宣讀會。我宣講的題目為《我期待的21 世紀文學》。我坦誠地說：“在我心目中，未來的文學應該是更能直麵人生、更加貼近民眾的文學。古今中外的優秀文學作品，雖然藝術風格和樣式各有不同，但無不表現出對民族、民眾、人類命運的普遍關注，尤其是對弱勢群體命運的密切關注；無不以深切的人文關懷與現代理性精神的光芒來觀照現實。未來的文學應該是‘傳統’與‘現代’有機融合的文學，‘全球化’與‘本土化’有機融合的文學。任何國家的現代化大廈都是在傳統提供的特定土壤上建構的，而不可成為超越傳統的空中樓閣。但傳統往往具有能夠與時俱進的積極因素，也有滯後於時代因而應予剔除的負麵因素，需要在進行曆史反思的基礎上予以批判和繼承，不能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未來的文學還應該是‘世界’與‘民族’的有機統一。各國文學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都麵臨著容納世界新潮的問題，也同時麵臨著保持民族特色的問題。所謂容納世界新潮，指文學必須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必須根據‘趨利避害’的原則，一方麵大膽無畏地吸收一切外來優秀文學成果，同時又應積極防範和抵禦外來文化中那些與本國國情、民族利益和人類文明進步方向不符的消極因素。總之，繼承曆史傳統應該立足於‘今天’，借鑒外國經驗應該立足於‘本土’。這種既繼承曆史傳統又融入時代新潮的文學，這種外來藝術因素與民族文化積澱渾然一體的文學，就是未來世界充滿生機的文學。”
我的發言由普舍奇先生現場翻譯，贏得了一陣陣熱烈掌聲。執行主席說：“中國代表團團長的發言，十分深刻，有獨到見解，剛才的掌聲表明，他的發言引起了廣泛而強烈的共鳴。”
當晚，東道主又特意為我們安排了一個“中國之夜”晚會。晚會在市立圖書館的羅馬宮舉行。所謂“羅馬宮”其實是一個會議廳，因為主席台背麵保留了一道羅馬帝國時代的城牆，故稱之為“羅馬宮”。在高亢的小號聲中，晚會拉開序幕。
晚會上，我們代表團的成員朗誦了自己創作的詩歌，即席發表了簡短而精彩的演講。與會的塞爾維亞朋友也紛紛即席講話，其中有一位魁梧的大胡子，曾經到中國旅遊。他特意展示出了他從中國帶回的筷子、快板、酒爵、平安鍾……他動情地說：“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好客的人。中國的國土有多麼遼闊，中國人的心胸就有多麼遼闊。千萬別跟中國為敵。要知道，他們的蚊子比你的飛機還大。”他幽默而友好的話語，引發了陣陣笑聲，使晚會氣氛既熱烈又活潑。
10月20日下午，筆會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這次更換了一個更大的會場，因為來自各國的詩人要在這裏賽詩，不少文學愛好者爭先恐後前來旁聽。我這才發現塞爾維亞民族原來是個特別愛好詩歌的民族。如果按照人口比例來衡量，塞爾維亞的詩歌愛好者在世界各國當中恐怕會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