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附錄中，有兩篇是為宋慶齡辯誣的文字，值得讀者重視。在中國，有一個毀人聲譽的搗鬼妙招，那就是潑灑髒水，製造緋聞。皎如白雪的宋慶齡一生中就多次受到過這類流言的傷害。製造緋聞，成了半個多世紀以來政敵迫害宋慶齡的一種慣用伎倆。在製造緋聞的背後，往往包含一種不可告人的政治動機。比如孫中山去世之後，就傳出了宋慶齡與蘇聯顧問鮑羅廷的緋聞。為此，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特給宋慶齡致函表示慰問。信中說：“彼反革命者，見同誌能堅決履行總理遺誌，以促國民革命之進步，彼於畏懼之餘，計無所出，遂不恤為此人頭畜鳴之伎倆。”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之後，宋慶齡一度流亡蘇聯和德國。跟她同時流亡海外的還有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於是中外右翼政客又製造她跟鄧演達和陳友仁的緋聞，力圖衝淡宋慶齡跟蔣介石決裂的政治意義。這種緋聞使宋慶齡身心受到嚴重傷害，以致帶狀皰疹發作，纏綿於病榻三個星期。1947年10月9日，美國記者德魯·皮爾遜又製造了宋慶齡跟美國上尉傑拉德·譚寧邦的緋聞。其實譚寧邦隻不過是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會的工作人員，他的妻子是中國人陳元琪。宋慶齡看到這則八卦新聞，即於1947年10月10日通過美聯社發表聲明：“德魯·皮爾遜關於我的說法是一種惡意的誹謗，毫無事實根據，他的荒謬同他的惡意可以等量齊觀。我相信，皮爾遜先生將有足夠的公允之心，全麵地公開撤銷這一不實之辭。”事實證明，這條緋聞出籠的背景，是宋慶齡當時響應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反對國民黨發動內戰以及美國政府在軍事上援助蔣介石政權。
建國之後，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忠實朋友，宋慶齡受到的人身攻擊仍時有出現。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為了迫害陳毅元帥，居然說陳毅擔任上海市長期間常常一個人到宋慶齡的上海寓所來。1977年4月25日，宋慶齡在致愛潑斯坦的信中寫道：“我從來沒有在家裏接見過陳毅，隻有一次他同柯老（指：柯慶施）一同來我家，因為有一位新四軍軍官曾來要求我把我的房子騰空，他們要用，如下午四時前不騰，他會派兵士來搬走我的東西——他們是來為這事向我道歉的。那時我聽了那個軍官的話，就請一個朋友向柯老申訴，柯老同陳毅商量後就一道來道歉。陳毅第二次來看望我是同他的夫人一道來飲茶。”宋慶齡在這封信中還解釋了陳毅對她懷有感激之情的原因，是抗日戰爭時期她曾捐贈新四軍現款和藥品。
宋慶齡給老友愛潑斯坦寫這封信時，已是84歲的老人。她回憶陳毅和柯慶施到她的上海寓所拜訪，也是28年前的舊事。我重讀這封宋慶齡信函，禁不住感到一陣陣心酸。中國有句古語，叫“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宋慶齡雖然受過完整的西方教育，但對中國的傳統倫理道德依然十分看重，對於女性名節依然十分看重，所以才會在信中不厭其煩地解釋她跟陳毅的關係，而沒有對這種無稽之談一笑置之。可見，人們常看到宋慶齡光輝耀眼的一麵，而看不到她生活和事業背後的曲折艱辛。
流傳得最廣的是宋慶齡跟她的警衛秘書隋學芳之間的緋聞，主要原因是宋慶齡一度擔任了隋秘書兩個女兒的監護人：大的叫隋永清，英文名叫優蘭達；妹妹叫隋永潔，英文名叫珍妮特。領養的原因，一是隋秘書患中風症，子女又多，宋慶齡這樣做是為了減輕他的經濟負擔；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宋慶齡在1922年6月的陳炯明兵變中不幸流產，從此再無子嗣。為了聊慰晚年的寂寞，收養兩個小女孩也是生活中的一種快事。不料，台灣女作家平路竟根據道聽途說，寫出了一部以宋慶齡生平為素材的小說《行道天涯》，用大量筆墨渲染已經步入老境的宋慶齡的性心理。對於這種做法，我不能表示沉默，便寫了一篇《觸犯禁忌與褻瀆崇高》，對平路的小說提出了質疑，進行了批評。這篇文章跟《質本潔來還潔去——澄清關於宋慶齡的種種緋聞》一起，作為附錄收入了《宋慶齡傳》再版當中。
近些年來，宋慶齡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如出版了愛潑斯坦的《宋慶齡傳》，盛永華的《宋慶齡年譜》，還公開了一批宋慶齡的私人信劄，如《宋慶齡來往書信選集》等。宋慶齡秘書張玨曾斬釘截鐵地告訴我，宋慶齡臨終前還留下了一些日記。我期待著宋慶齡研究資料的日趨豐富，期待著更新的宋慶齡研究成果源源問世。
第二節 “泥上偶然留指爪”
——我與胡適研究
我對胡適作品既談不上有閱讀興趣，更談不上有研究心得，但如今居然出版了三本談胡適的書。人生有許多機緣巧合，不知冥冥之中是否真有一種什麼力量在掌控著。
那是在1989年秋天，我第一次到台灣探親訪學。幾乎在同一時間，台灣陳宏正先生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耿雲誌先生陪同下到北京魯迅博物館探訪我，結果失之交臂。陳先生後來見到我談及此事。我問他找我有何見教，他說：“你出過一本《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曆史讀物，書中提到胡適是買辦文人。胡先生一生從未經商，怎麼能稱他作買辦呢？”當時海峽兩岸存在的這種隔膜使我不禁發笑。我耐心解釋說：“買辦文人是胡適在大陸的通行頭銜，並不是真指他做生意，而是說他一生執著於引進西方文化，尤其想移植西方的政治體製模式，是一個政治文化方麵的掮客。1955年中國大陸批判胡適思想，對胡適都是這樣稱呼的。”陳先生似乎也苦笑了一下，不知他對我的話理解了多少？也就是在這次會見時，陳先生說，1990年冬台北將舉辦一次學術討論會，紀念胡適誕生100 周年（按虛歲計算），將由著名藝人淩峰先生主持的民族文化交流基金會出麵邀請我參加。我答複說可以，但並不入心，很快就把這件事忘了。我有一個為人處世的原則，就是凡對別人承諾的事情一定要認真去兌現，而別人對自己的承諾千萬不能當真；因為別人的想法和態度可能變化，別人的處境也可能發生變化。如果認真，自己很容易受傷。
然而，1990年秋天，我真的接到了在台北舉行的胡適誕生100 周年學術研討會的邀請：東道主負責提供往返機票，安排一周的食宿；要求與會學者提交一篇學術論文。我當時正以魯迅研究為職業，便趕鴨子上架似的寫了一篇文章《同途殊歸兩巨人——胡適與魯迅》，權當參會的入場券。
我記得開會時間是當年12月15日至16日，地點在台北政治大學的“公企中心”中心，議題是“胡適與近代中國”。境外學者的食宿安排在台北火車站附近的“ymca”, 大概是青年會的一家賓館。在這裏，我初識了來自美國的華裔學者周策縱先生和唐德剛先生。此前我讀過周先生的《五四運動史》，他也是我的老鄉——湖南人，所以在餐桌上聊得很親近。唐先生是安徽人，我讀過他的《胡適雜憶》和他整理的《胡適口述自傳》，獲益良多；因此老作家蘇雪林把他比喻為背叛耶穌的猶大，罵他背叛了老師胡適，我極為反感。唐先生學識淵博，會上會下侃侃而談，幽默風趣，絲毫也不擺大學者的架子。
這次會議給我留下了以下記憶：一、有一位美國學者發言，好像是Jerome B·Grieder，中文譯名叫賈祖麟，我記得讀過他的《胡適與中國的文藝複興》。
他當時用英語發言，主持人問是否需要翻譯，除我之外的與會者幾乎同聲表示：不用！這令我對台灣學者的英語水平十分歎服。不懂外語能不能當大學者？我覺得研究民族特色十分鮮明的學科也許可以，如文物鑒定之類，但研究像胡適這種腳踏中西文化的雙語作家，不懂英語，不了解西方文化，學問的格局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大的。二、我在大會上作了發言，反響頗佳，全文發表在台灣的《中國時報》。會後從100 多個與會者的論文和講演中遴選出14 篇編為一書，其中就有我的論文。這著實超過了我的預想。三、我發言後有一位聽眾提問：“請問陳先生，如果魯迅活到今天，來到經濟繁榮的中華中國，將作何感想？”我的回答是：“這是個偽命題。回答者的政治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借題發揮，可以有不同答案。比如，胡適的假設是，魯迅今天若不死，天安門前等殺頭；而毛澤東的假設是，魯迅假如活到今天，不會用他那支犀利的筆諷刺新社會，攻擊共產黨。”萬沒想到十餘年後，有人請我作一場以“假如魯迅活到今天”為主題的講演，竟招來一場橫禍。有些人隻許我按照他們的政治理念來進行“假設”，而不允許我按自己的立場來進行“假設”，可見“文化專製主義”有形形色色的表現方式。如果胡適活到今天，仍然會主張容納異議吧。
四、我發言之後，有一位中年學者主動跟我打招呼，誇獎我的文筆不錯。他同時簽名送我一本書，書名是“延安的”什麼什麼。因當時我覺得書名罕見，所以留下了非同一般的印象。這位先生叫陳永發，如今是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台灣史學界的領軍人物。五、會上還有一位胖胖的老人講演，他就是胡適的朋友傅安明。他說，胡先生的人格學識極具魅力，既有男性崇拜者，也有諸多女性崇拜者。但胡先生是謙謙君子，也可以說是一位中性人。“中性人”
這個提法，我當時聽來頗覺新鮮。但越來越多的史料證明，胡先生並不是什麼“中性人”，而是一個同樣具有七情六欲的男子漢，隻不過他的學術魅力非一般人可以比擬。
會議休息時的情況也頗為有趣。那次會議由於得到台灣時報文教基金會的資助，經費頗為充足，每位論文提交者得到了1000 美金的稿費——這在當時的台灣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領到這筆稿費，大家就聚在一起喝酒。酒友中有一位劉紹唐先生，他創辦的《傳記文學》刊登了不少珍貴史料，因而在史學界贏得美譽，被戲稱為台灣“國史館”兼“野史館”的“館長”。劉先生的海量無人能敵。他未盡興，提出要到希爾頓酒店去喝二遍酒，無人響應。為免他掃興，我於是奮不顧身，單獨作陪。到希爾頓之後，劉先生以酒興助談興，話變得更多，主動跟我講了一些他在美國的豔遇。由於我當時也有些“醉眼陶然”，所以他說的那些細節聽完就付諸東流，至今沒有作為“野史”流傳。
要而言之，回憶起來，這次胡適研討會的內容相當廣泛，涉及胡適對中國文化的批判與貢獻，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關係，與政黨、政治家以及其他同時代人的關係，等等。當時中國大陸和台灣學者的主要分歧是：大陸的主流意識形態認為，對胡適的看法應該一分為二，他在學術上還有進步意義，但在政治上則是反動的。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曾經擔任中國社科院院長的胡喬木。以餘英時為代表的海外學者則認為，“胡適在學術上早已被拋在後麵了，倒是他的政治觀念對於今天的中國還是有意義的”。（餘英時：《序〈胡適與近代中國〉》，時報社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1年5月版，第6 頁）。如今，我看到大陸的胡適研究日漸擺脫了單一的政治模式，而在學術上日趨多元化，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學術上，都能對胡適進行具體分析，倍感欣慰。
這次赴台灣，我除開發表了以《胡適與魯迅》為題的論文之外，還在《中國時報》發表了《胡適與毛澤東》。因為同時在同一報紙的同一版麵發表兩篇文章，所以後文換了一個筆名“沉魚”，取“陳”“渝”的諧音。我又在台灣《聯合報》發表了整版的有關胡適的史料，在台灣《曆史月刊》發表了《胡適與周作人》的長篇文章。這些文章今天看來真知灼見並不多，卻具有一定的開拓性。這增添了我研究胡適的自信。從台灣返京後，我在《新文學史料》發表了《飄零的落葉——胡適晚年在海外》等文，也受到了廣泛好評。由於兩岸的長期隔絕，大陸學人對胡適在海外的情況並不清楚。1992年1月26日，《新文學史料》的顧問樓適夷特別寫信給王元化先生推薦我的文章，說這些文章的內容“皆前所未聞”。多年後看到樓老的遺劄，我因這位老作家提攜後輩的拳拳之心而深受感動！1991年，我又有幸參加了在胡適故鄉舉辦的學術研討會，我在會上說的話都忘記了，隻留下了一篇遊記——《胡適故鄉行》。
在去參觀胡適故居的途中，我在路邊發現了一處極小的墳塋，撥開雜草，露出了一個矮小的石碑，上麵鐫刻著“曹誠英之墓”幾個漶漫的字。這引起了我研究胡適女友的興趣，後來出版了一本小冊子《: 胡適心頭的人影》。當時自認為多少有些新資料，有助於用“以史解詩”的方法解讀胡適的詩歌。近年讀到江勇振先生的大著《星星·月亮·太陽》，才感到拙作資料的欠缺；同時也印證了我上文提及的一個觀點：不懂英文，就不能在胡適研究領域有大的作為。也就是在參加境內外有關胡適的研討會的過程中，我有幸結識了一批新朋友，他們是歐陽哲生、胡明、沈衛威、聞黎明等。他們的共同點是博學而寬厚，對我此後的學術生涯起了積極作用。這也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
時光飛駛，從1990年至今不覺已有23年，而我在胡適研究界還隻取得了一個“票友”的身份，距離胡適研究的殿堂十分遙遠。即使天假我年，能再活上23個春秋，我也不可能在胡適研究方麵卓有建樹。這是實話，並非故作謙虛。
第三節 撲火的飛蛾
——我與丁玲研究
不是故作謙虛，我對丁玲確無研究，但緣分不淺。
初次接觸丁玲作品是在20 世紀50年代初，我剛上中學，家裏不知怎麼冒出一本舊平裝書，書名似乎是《解放區作品選》，紙張發黃，裝幀簡陋，但有一篇叫《三日雜記》的散文撲入了我的眼簾，讓我一口氣讀了下去：“也許你會以為我在扯謊，我告訴你我是在一條九曲十八彎的寂靜的山溝裏行走。遍開的丁香，成團成片地掛在兩邊陡峻的山崖上，把崖石染成了淡淡的紫色。狼牙刺該是使刨梢的人感到頭痛的吧，但它剛吐出嫩綠的葉，毫無拘束地伸著它的有刺的枝條，泰然地盤踞在路的兩邊，雖不高大，卻充滿了守護這山林的氣概。我聽到有不知名的小鳥在林子裏叫喚，我看見有野兔跳躍，我猜想在那看不到邊的、黑洞洞的、深邃的林子裏，該不知藏有多少種會使我吃驚的野獸，但我們的行程是神奇而愉快的。”
我當年為什麼會對《三日雜記》情有獨鍾呢？那原因就是作者用新的語言把讀者帶進了一個新的世界，讓他們結識了在《子夜》“激流三部曲”等現代文學名著中未曾出現過的新人物。這些人身板結實，眉眼開朗，渾身泥土氣，在五月之夜唱著《順天遊》《走西口》《五更調》《戲鶯鶯》。時至今日，他們那響徹雲霄的歌聲，似乎還縈繞在我的耳畔，去麻塔村途中那遍山開放的丁香似乎仍舊芳芳撲鼻……直到前年，丁玲1943年日記首次披露，我才知道那年延安中央黨校審幹，丁玲成為重點審查對象，她如驚弓之鳥，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居然承認自己是複興社的特務。直到1944年2月糾偏，丁玲所謂“特務”問題才得以澄清。了解到這一特殊背景，讀者才會理解1944年6月丁玲到麻塔村采風時的心情為什麼會如此歡快，步履為什麼會如此矯健。丁玲曾向我抱怨，說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人隻把她視為小說家，不把她當散文家。然而，在中國現代散文史上，像《三日雜記》這樣的散文其實並不多見。
後來上了大學中文係，我才知道丁玲的成名之作是《莎菲女士的日記》，獲獎之作是《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晚年重返文壇的亮相之作是《杜晚香》。
但是，《莎菲女士的日記》雖然表現了主人公心理的矛盾，靈魂的裂變，對靈與肉的融合統一的追求，從而為中國現代女性文學奠基，但以我當時的年齡和閱曆，對於那個時代叛逆女性的苦悶與訴求實在隔膜得很，至今也缺乏共鳴。
《太陽照在桑幹河上》使丁玲贏得了國際聲譽，也提升了她在中國現代文壇的地位，不幸的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眾，人必非之”。這部長篇雖然給丁玲帶來了光環，但隨之也給她帶來了厄運。
由於這是一部政治性、政策性極強的小說，在價值觀多元乃至撕裂的當下自然會評價不一，但其曆史文獻價值和認識意義應該是無法否認的。不過我並沒有通讀丁玲的這部巔峰之作，隻接觸過曾經選入中學教材的一章：《果樹園鬧騰起來了》。作家觀察的細微，描寫的逼真，人物形象的鮮活，使我懂得了什麼叫作“文學”。由此書引發的回憶還有一件事，那就是陳明曾帶我去張家口市涿鹿縣溫泉屯捐過一批書。那裏在桑幹河畔，是丁玲當年體驗生活的地方，有一個小圖書館。最近才聽說，“桑幹”二字既與桑葚無關，也跟桑弘羊和幹寶之死無關，而是譯自鮮卑語和與之同源的滿語，意思是“白色”。桑幹河原是一條白色的河。
丁玲新時期複出的亮相之作是《杜晚香》。那是一個撥亂反正的時代，也是一個乍暖還寒的時代。長期擱筆的丁玲當時可寫的題材其實很多。她之所以選擇北大荒墾區的勞模鄧婉榮作為人物原型，除開她熟稔北大荒的生活，而且這篇小說又醞釀了12年之外，我以為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她覺得寫生產模範和先進人物既接地氣而又比較穩妥。須知，當時的丁玲尚未完全落實政策，她在文壇的宿敵仍然死抓住她的所謂曆史問題不放，如果此時在政治上出任何紕漏，必然導致始料不及的後果。我以為，在“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態下，是寫不出天馬行空式的作品的。所以，在我看來，丁玲晚年那些反思曆史的文字（如《風雪人間》），其曆史價值肯定會超過《杜晚香》。
我對丁玲的作品接觸如此之少，而且又的確缺乏研究，那為什麼會參加丁玲研究會的活動，並且還任了中國丁玲研究會的副會長呢？坦誠地說，這完全是由於丁玲夫婦的偏愛。丁玲是1979年1月12日從山西長治市的農村返回北京的，其實已經75歲，但僅僅摘去了“右派”的帽子，而所謂曆史問題的平反尚存很大阻力，周揚一直堅持丁玲曆史上“無疑點有汙點”的觀點。當時北京有三個跟魯迅研究和魯迅著作出版關係密切的機構。一個是我所在的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李何林擔任館長兼主任。由於位於北京西城阜成門，被圈內人士稱為“西魯”。另一個是隨後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魯迅研究室，所長是陳荒煤。位於北京東城的建國門，被稱為“東魯”。還有位於朝陽門內的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位置適中，被稱為“中魯”。李何林是堅持維護魯迅和馮雪峰的，重新評價20 世紀30年代發生的“兩個口號”論爭時，認為魯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完全正確，而周揚率先提出的“國防文學”口號忽左忽右，有路線性錯誤。陳荒煤則站在周揚一方，在文學所的刊物《文學評論》上發表夏衍的長文，重申1957年“反右”運動中批判馮雪峰的那些觀點，雙方論爭激烈，乃至驚動了中宣部和陳雲同誌。當我第一次拜訪丁玲時，她問我在哪個單位工作。我說是在“西魯”，雙方立即拉近了距離。後來陳明同誌在一次文藝座談會上聽了我的發言，更增加了對我的好感，希望我協助他做延安文藝學會的工作。我說參加這個學會的有很多老同誌，甚至是文藝界的領導，我不熟悉那段曆史，又是非中共人士，不適合參加。大約是1996年，嚴家炎教授因年事已高，堅辭丁玲研究會會長之職。經嚴教授和陳明聯袂推薦，我出席了當年7月在山西長治召開的第七次丁玲國際學術研討會，並被選為副會長；直至2014年10月，改任名譽副會長。所以，我參加中國丁玲研究會的活動，至今已有20 多年。
我那次到長治市開會，記得是先跟陳明同坐飛機去太原，山西省作協黨組書記焦祖堯提供了一輛奧迪小轎車，送我們去長治市。那時奧迪在山西尚屬稀罕物件，僅省委省政府有幾輛，所以行駛在長途公路上風光無限。因為車上掛的是省政府的車牌，所以每到一收費站隻見有人行禮，從未有人收費。由於缺乏學術準備，我未能提交像樣的論文。會上聽到上海林偉民教授發言，他是從女性文學角度評價丁玲的，我便即興發表了一些異議，認為丁玲雖有女性意識、自主自強意識，但不宜沿襲西方的概念，徑稱丁玲為女性主義者，因為女性主義是男權中心的對立物，容易導致性偏執的傾向。記得丁玲本人說過，她賣文，不賣“女”字。後來嚴家炎先生作總結，說我講的有一定道理，林教授講的也有他的道理。
第八次丁玲國際研討會是在延安召開的，那時我尚未退休，估計是跟其他活動時間衝突，未能參加。但2004年、2007年、2009年、2014年的丁玲國際學術研討會我都參加了，而且每次都寫了發言稿。其後還參加了常德丁玲紀念館陳列方案的審定和丁玲公園雕像的審定，這也算是我為弘揚丁玲業績所盡的綿薄之力。
我在這些會上的發言反響都還好。日本有四位女漢學家，從1993年開始就堅持參加丁玲國際研討會，她們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教授田畑佐和子、東京學藝大學教授前山加奈子、菲利斯女子大學教授江上幸子，還有一位已故教授秋山洋子，是神奈川大學教授。她們戲稱為“四人幫”，每次參會之後都會對論文進行討論評議。田畑教授在《丁玲學術研討會參加記》一文中寫道：“第11次學會於2009年12月在福建省廈門舉行……在這次會上給我們以很大影響的是陳漱渝先生所介紹的《蕭軍日記》，我們原以為丁玲一直在批判蕭軍，可這次我們才知道她在延安的一個時期曾與蕭軍有親密交往，並向他吐露過心中的苦悶。讀了蕭軍日記覺得有趣之處不僅是與丁玲有關的部分。於是我們四個人開始輪流邊做筆記邊進行閱讀，實際上至今還沒有讀完。第12次學會於2014年10月在湖南常德舉行。此次學會上所發表的論文中最突出的長篇力作是陳漱渝先生的《有關丁玲的苦難敘事——1957年批判丁玲反黨集團紀實》。
正如這一副標題所示，文中回顧了丁玲被打成“右派”的苦難經曆，對那場鬥爭的前前後後作了詳盡的敘述。陳漱渝先生之所以將半個世紀以前所發生的那場可怕的冤案的經曆詳細地作了敘述，是因為想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這一事件的經過，使曆史不再重演。”國內外丁玲研究專家對我研究丁玲習作的肯定，使我倍受鼓舞。於是，我將這些有關丁玲的文字集成《撲火的飛蛾》一書，交給香港中華書局出繁體字版，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簡體字版。書內還收有我談丁玲跟沈從文的關係的文章，雖未在會議上宣讀，但都披露了一些第一手史料，可供參考。
2017年3月下旬，我從北京直飛常德，出席了第13次丁玲國際研討會。這次會上選出了丁玲研究會第七屆理事會的領導機構，我任總監票人，並繼續被推選為學會名譽副會長。我在學術研討會上作了主題發言，題為《飛蛾撲火：丁玲的情感生活——以丁玲和馮雪峰為中心》。
我在會上說，在丁玲的情感生活中，應該提及的男性有五位，即瞿秋白、胡也頻、馮雪峰、馮達、陳明。她的表哥餘伯強不能算，因為那是包辦婚姻，後來解除了。彭德懷也不能算，因為雙方並無有實質性的交往，隻不過相互敬重，又有人想從中撮合而已。
瞿秋白是第一個進入丁玲心扉的男性。他的出現對於丁玲的主要意義在文學啟蒙，因為瞿秋白除發現了丁玲的創作稟賦之外，還給她灌輸了新的文學觀念。了解到瞿秋白跟王劍虹、丁玲之間的情感糾葛之後，再重讀丁玲早期作品《韋護》就會有一種新的理解。長期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都認定韋護的原型是瞿秋白，而作品中的麗嘉原型是秋白的亡妻王劍虹。而現在可以斷定，麗嘉這個人物的創作素材其實有的是取自丁玲本人，比如小酒窩，大眼睛，投考電影公司……至於戀愛中的若幹細節，有的也很難擇清。我的結論是：麗嘉這個人物是雜取種種人再加以典型化的，這些人中既有王劍虹，也有丁玲，還有那個時代在苦悶中掙紮徘徊而仍追求光明的進步女性。
丁玲心目中的理想愛人是那種無論在政治上抑或在創作上都能引領自己的人。胡也頻雖然純潔而真實，但並不符合丁玲的擇偶理想，他們更像是兩小無猜的朋友，所以馮雪峰這匹黑馬一旦殺出，丁玲愛情的岩漿就火山般地噴發出來，無法自已，以致寫出了《不算情書》這種驚世駭俗的文字。馮雪峰是泥腿子出身，沒有瞿秋白浪漫，也沒有胡也頻熱烈。他不會跟女性聊天（用當今網絡語言說，叫“撩妹”），甚至當著丁玲的麵說莎菲的那種情感“要不得”。丁玲在南京被軟禁三年脫險之後見到雪峰，本想號啕大哭，盡情傾訴，沒想到反被雪峰打斷。雪峰冷峻地告誡她：“你怎麼感到隻有你一個人在那裏受罪？
你應該想到，有許多許多人都同你一樣在受罪；整個革命在這幾年裏也同你一道，一樣受著罪咧。”然而，正是馮雪峰這種政治上的原則性和堅定性，不但促進了丁玲精神境界的提升，使她在創作上擺脫了“革命加戀愛”的模式，而且也促使了胡也頻創作上的轉向。雪峰畢生信奉共產主義，丁玲此後也成了為追求理想非死不止的撲火飛蛾。
馮雪峰在愛情生活中拘謹而自律。他不願意在妻子何愛玉麵前成為一個感情出軌的人。在胡也頻犧牲之後，雪峰介紹馮達照顧丁玲的生活，然而好心辦了壞事。1933年5月，馮達被國民黨特務秘密綁架，他原以為丁玲會按預先約定的時間轉移，便供出了住址（這是他跟丁玲一年多的同居處，也是黨的秘密聯絡點），結果導致了丁玲、潘梓年的相繼被捕和應修人的犧牲。馮達認為已經犯下無可饒恕的錯誤，便破罐破摔。他不僅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而且答應給當局做翻譯工作。馮達變節後，國民黨當局仍將這一對原已同居的夫婦單獨關押在大雪封山的莫幹山，又導致丁玲生下了一個女兒。盡管丁玲被捕後並沒有暴露身份，也沒有出賣組織，而且曆盡千辛萬苦逃出虎口，奔向陝北，但這件事仍舊成了她日後長期遭受羞辱和迫害的口實，是她身上一個永遠也無法愈合的傷口。丁玲在人間受到非人間的折磨，成就了她作為一個殉道者的聖潔形象。如果她出任“左聯”黨團書記之後直奔延安，被安排在領導崗位，會不會跟周揚一樣也一度成為“文藝沙皇”呢？這當然是一個偽命題，無法深究。
丁玲到陝北之後，主動追求比她小13歲的陳明，第三次走進婚姻殿堂。
這不僅是因為陳明多才，洋溢著青春活力，更重要的是陳明也是一位革命者，“一二·九運動”期間的學生領袖，至今已有80年黨齡的黨員。丁玲跟陳明結合之後相濡以沫44年，苦難歲月遠遠多於溫馨日子。我有一種直感，那就是在丁玲被打成反黨分子的日子裏，在被流放到北大荒的日子裏，在被關押到秦城監獄的日子裏，在被發配到山西長治嶂頭村的日子裏，如果沒有陳明的存在和嗬護，丁玲能否活到雲開霧散、徹底平反的一天，還的的確確是一個問題。
我這次發言的結語是：丁玲不僅在政治上是一隻追求真理的撲火飛蛾，在情感生活中也是一隻追求真愛的撲火飛蛾。丁玲的情愛史充滿了豐富的人性，也充滿了鮮明的政治性，並且始終保持了女性的獨立性與主動性。丁玲說過，每個女人的命運寫出來都是一本最動人的書。如實把丁玲的情感生活書寫出來，也會成為一本最動人的書。台灣彰化師範大學副教授徐秀慧聽了我的發言之後說：“你對丁玲的情感生活梳理得很細致。”原來她提交的論文也與之相關，叫《丁玲憶故人——追憶、反思與成長》。還有一些與會學者說，讀了我文章的開頭，就有一種欲罷不能的感覺。我知道這些話都是一種鼓勵。在丁玲研究領域，我其實尚未登堂入室。還要不要繼續開拓呢？按道理是應該繼續努力，不過按年齡看恐怕是來不及了。到第14次丁玲國際研討會召開之時，我應該80歲了。能不能捱到那一天呢？捱到那一天東道主還敢不敢邀請我呢？
因為有“八十不留餐”的古訓啊。即使有人敢邀請我，自己還敢不敢去呢？這些都是問題。所以我趁眼下還有殘年餘力的時候，匆忙把我與丁玲研究的情況作一下簡單回顧。此生我以魯迅研究為主業，丁玲研究隻是我的“雜學”。但丁玲研究給我帶來的溫暖和快樂，絕不在魯迅研究之下。
第四節 燃燒自己的心，點燃讀者的心
——我與巴金研究
如果說我對丁玲缺乏研究，那我對巴金的作品就更缺乏研究；如果說我跟丁玲作品緣分不淺， 那我跟巴金作品的緣分更深。
巴金創作“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是在27歲前後，我閱讀這些作品是在17歲前後。我不僅讀過這些小說，而且看過香港和內地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時隔半個多世紀，吳楚帆和孫道臨扮演的大哥覺新，張瑞芳扮演的大嫂瑞玨，王丹鳳扮演的丫頭鳴鳳，張輝扮演的三弟覺慧……仍然形象逼真地浮現在我的眼前，拂之不去。後來有學者告訴我，在中國現代出版史上，像《家》這樣版次多、印數大的小說，可以說是鳳毛麟角。這是一本控訴舊社會的書，一本控訴舊的家族製度的書。巴金是在用自己的血和淚寫作，燃燒自己的心，點燃讀者的心。所以，前些年有人刻意渲染“黃金民國”的時候，我始終保持了清醒的頭腦，用巴金的作品提醒自己：當下社會矛盾固然錯綜複雜，但舊中國就真的那麼美好嗎？
像巴金這樣的作家，我能不能有機會親炙其教誨，一睹其風采呢？在我的青少年時期，這是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然而，1977年初夏，36歲的我終於美夢成真了。
機緣是那時我已調進了魯迅博物館增設的魯迅研究室，參與《魯迅研究資料》的編輯工作。通過黃源先生的介紹，我跟同事榮太之一起，到上海武康路拜訪了巴金，交談的主要內容是詢問在“兩個口號論爭”的過程中，他是如何起草《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的。因為魯迅、巴金等人拒絕加入“國防文學”
倡導者組織的“文藝家協會”，但又要表明救亡圖存、爭取民族解放的鮮明立場，便由巴金、黎烈文分頭起草，魯迅審定，發表了這份《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巴金當時的態度是，要聽魯迅的話，魯迅讚成什麼，自己就讚成什麼。
與此同時，魯迅也公開讚揚“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雖然還不能稱為至交，但已可以說是朋友。”由於我們來自新成立的全國唯一的魯迅研究機構，又有黃源先生作為中介，巴金接待我們是很熱情的。記得他除了在客廳請我們喝茶之外，還特邀我們去參觀二樓的書房，這書房被“四人幫”查封了10年，1977年4月22日下午才啟封。
在巴金看來，啟封這間書房，就是搬走了壓在他頭上的那塊大石頭，欣喜之情自然溢於言表。不過談起發生於1935年至1936年的“兩個口號論爭”，巴金仍然十分拘謹。當年他並沒有撰寫論爭文章，直到徐懋庸給魯迅寫信，以“中國的安那其”為罪名攻擊他 “卑劣”之後，巴金才被迫寫出了《一篇真實的小說》和《答徐懋庸並談西班牙的聯合戰線》兩文進行反駁。他說：“徐懋庸要攻擊我，盡可以用我的許多弱點來打擊，我決不敢維護自己的短處。但像他現在這樣把‘法西兩國安那其’的行動要我來負責，並且要我來代表‘中國的安那其’，就未免使人疑心，他的腦筋是否健全的了。”
那年從上海回到北京後，我立即把巴金的談話整理成文，但還沒有來得及請巴金審閱，七八月間他就給我們寫了一封信，重複那天談話的要點。他之所以這麼做，顯然是擔心我們記錄得不夠準確全麵。為了慎重，我又將談話記錄和這封來函合並為一篇短文，題為《〈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及其他》，再次請他審定，並詢問他是否同意發表。巴老欣然同意。不料1978年6月中旬，巴金又來一函，要求在此文發表之前再度審改。6月底，我們又將第二次的整理稿寄給巴金。可能是他尚未收到此信，有點著急，便在同年6月30日給黃源致信，請黃源從中催促。信中寫道：“我半月前給魯迅研究室陳漱渝寫過一封信，要他把去年七八月我給他和榮太之兩個寫的一封回信（後來他們得到我的同意改成一篇短文）在發表之前寄回給我看看，至今未得答複。說實話，我不願給拖進‘30年代口號之爭’裏麵。”黃源立即來函轉達了巴金的意思，但隱去了巴金信中最關鍵的一句：“我不願意給拖進‘30年代口號之爭’裏麵。”同年7月17日，巴金對此文作了最終審訂，幾經周折，直到1981年5月才發表在《魯迅研究資料》第8期。
像巴金這種下筆不能自休的大作家，一篇一兩千字的短文，為什麼會三翻四覆地斟酌呢？我最初的想法是，那個年代剛粉碎“四人幫”，政治氣候乍暖還寒，剛落實政策不久的巴金心有餘悸，故行文謹小慎微。如今才徹底悟到，其根本原因是巴金不願意被拖進“30年代口號之爭”裏麵！
所謂“30年代口號之爭”，即周揚率先提出的“國防文學”口號和胡風最先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之爭。周揚一方開始並不知道，胡風發布新口號是事前跟馮雪峰、魯迅商議過並征求過茅盾的意見的。現在看得很清楚，這兩個口號都是呼籲文藝界團結抗日的口號，隻不過一個先提，一個後提。在十年浩劫中，當年革命文壇內部的這一論爭被定性為兩條路線之爭，“國防文學”的倡導者和追隨者都被視為犯了路線錯誤而遭到迫害；而提出“正確”口號的胡風仍以“反革命罪”在四川坐牢，馮雪峰仍被開除黨籍在湖北幹校放鴨子。在一個曆史大轉折關頭，“左聯”內部對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些不同看法，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如果當年沒有“周揚派”與“胡風派”的紛爭，如果“國防文學”倡導者對魯迅持尊重的態度，事態也決不會發展到劍拔弩張的程度。當年左翼文藝營壘的宗派主義，一直延續到建國之後。所以對巴金不願被拖進“30年代口號之爭”的正確解讀，是巴金一直想保持作家的獨立性，不願卷進文藝界的宗派之爭！
我見到巴金的32年之後，居然又有了參加巴金學術研討會的機遇。記得是2008年8月，我在煙台參加第三屆冰心國際學術研討會，初見上海巴金紀念館的常務副館長周立民，他表示歡迎我也參加巴金的學術研討活動。我為人處事有一條原則：自己的承諾一定要兌現，別人的許諾則姑妄聽之，切勿認真。
然而周館長也跟我一樣認真，言而有信，於是2009年11月23日下午，我就住進了上海淮海中路的南鷹酒店，參加當年11月24日至12月2日召開的“紀念巴金誕辰105年暨第九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就是《我不願被拖進“30年代口號論爭”裏麵——對巴金一封信的闡釋》。
我在論文中談到，“國防文學”口號提出之初，倡導者們就在口頭上強調“一定要除去一切狹隘的宗派思想和意氣”。然而，既然“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也是一個抗日救亡的口號，那為什麼卻不允許這個口號的提出者“標新立異”呢？為什麼連巴金、黃源這樣的進步作家都不能包容呢？為什麼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須以創作國防題材的作品作為入場券呢？這難道不就是“左聯”內部宗派主義作風的延續嗎？最為可怕的是，這種宗派主義還沿襲到建國以後，釀成了胡風、馮雪峰、丁玲等人的冤假錯案。無怪乎胡喬木同誌指出：“文藝界一些人之間的關係好像不可調和，一說起來就充滿仇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所以，我這篇文章的結語是：“宗派主義是一種罪惡。”我以為，巴金不願被拖進口號論爭中去，體現的是不搞宗派的博大胸襟。這正是巴金人格的閃光之處。
2011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上海巴金故居正式對外開放，第十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同時召開。我應邀參加並發言，題為《讀巴金〈隨想錄〉的隨想》。我首先對巴金作品中“神”“獸”“人”的概念作了界定，接著論述了巴金《隨想錄》跟盧梭、赫爾岑和魯迅之間的精神聯係。最後根據我在“文革”
期間的生命體驗來談巴金《隨想錄》的現實意義，並引用了魯迅的名言：“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多有隻知責人而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熱風·隨感錄·六十一》）。
巴金的《隨想錄》自發表以來，評論界的看法一直見仁見智：有些人認為這本書缺乏正能量；另一些人則認為這本書敢講真話，是中國現代散文的高峰，其成就逾越了魯迅後期雜文。對此，我發表了一些淺見。
我認為，巴金《隨想錄》跟魯迅雜文的相似之處，一是反對一切形式的封建主義流毒；二是對民眾的“集體平庸”進行了揭露與批判。巴金明確指出，“四人幫”販賣的全是封建主義的土產，而“集體平庸”則是封建主義土壤上開出的曼陀羅花。不過，《隨想錄》中缺少魯迅後期雜文中那一類深挖舊文化積弊的文章，而呈現出更多的自省精神。《隨想錄》是時過境遷、餘痛尚存情況下的“反思”型作品，而魯迅後期雜文則是直麵刀叢劍樹的“外攻”型作品，不能用同一標尺衡量不同曆史境遇中的作品。
2014年10月，正值巴金誕生110 周年，巴金研究會舉辦第十一屆巴金國際研討會，我也收到了東道主的請柬。我正為寫什麼論文而犯愁時，一本書突然出現在我眼前，書名叫《巴金書簡——致王仰晨》，而且是王仰晨的簽名贈書，題有“漱渝兄存念王仰晨九九·九·北京”的字樣。王仰晨是一位老同誌，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主任。他在20 世紀40年代即跟巴金相識，是巴金極其信任的人，1961年曾接管《巴金全集》10 卷書的編輯工作，新時期又主持《巴金全集》26 卷本的編輯工作。這本書的珍貴之處，就是所收的392 通書信，除29 篇“代跋”之外，其他均未收入新編《巴金全集》，是研究巴金的第一手資料。於是我據此撰寫了一篇論文提交會議，題為《展露巴金心靈的一扇窗——談〈巴金書簡·致王仰晨〉》。
在這篇文章中，我提供了一些一般讀者和研究者不熟悉的情況，比如，巴金說，18歲時他在成都《半月》刊上發表的三篇文章都是東拚西湊之作。此外，《利娜》和《啞了的三弦琴》都是改寫之作，不能等同於創作。其實，魯迅早期作品中也有類似狀況。另外，巴金出於對自己的嚴格要求，認為自己的失敗之作多於成功之作。但這些不算成功的作品（如“愛情三部曲”《死去的太陽》《雪》），乃至於建國後那些充滿豪言壯語的文章，也都不缺乏真誠。
談到編輯全集，學者、編輯和作家往往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作家之間可能也有不同看法。史料學者往往注重作品初刊的原始形態，力圖保持原有的曆史痕跡。但巴金出於對讀者負責，習慣於不斷修飾潤色自己的文字，一本《家》他就先後修改了八次。他認為這是作家的權利，也是義務，所以不讚成所謂“初版本原則”。史料研究者特別重視鉤稽作家佚文，每發現一篇佚文就像發現一顆行星似的歡喜，但巴金認為不少佚文其實是“垃圾”，即使是“全集”也不必求“全”。至於裝幀，巴金主張典雅樸素；對於注釋，巴金主張力求簡明，尤其不應注釋那些揭人傷疤的事情。巴金的這些想法，王仰晨都盡量貫徹在新版《巴金全集》的編輯工作當中。
我除開提供了上述新的資料，還通過這部書簡闡釋了巴金的“理想主義”——這也是此次會議的總主題。我的體會是：巴金心目中的“理想”跟我們慣常所說的“革命”不是一個概念。巴金說，他的一生充滿矛盾。他的政治理想比較朦朧，而道德理想則十分明晰。他並不空談理想，既不用理想裝扮自己，也不用理想強加別人。他的道德特征就是為國家、為民族、為社會，而從不為個人。他早年從政府主義思潮中攝取的也就是道德倫理：一、人們應該休戚相關，互相幫助；二、社會應該公平正義，這同時也是人際關係的準則；三、個人應該自我犧牲，自我奉獻。這種理想，應該就是一種超越時代的“理想主義”。
在這次會議上，我動情地朗讀了1993年7月25日巴金致王仰晨的信中的一段話：“我不是文學家，但幾十年來陷身文壇，我也並不後悔。當初發表文章，我不曾想過自己身上有什麼可以出賣的東西，要用它們來換取青雲之路。
回顧幾十年的創作生活，可以說我並沒有拿作品做過什麼生意，也不曾靠寫作發財，現在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我可以挺起胸膛把心掏給讀者。我的心從來不是可以討價還價的商品。我奉獻的是感情。對我的國家和人民我有無限的愛，我的筆表達了這種感情。我的感情是有生命的，它要長期存在。我引以為驕傲的正是我未寫出一件商品，因此也未出賣過自己。”我想，巴金的心，也就是當代中國的良心。
2016年夏，第十二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石家莊舉行。由於當年正值魯迅逝世八十周年，學術活動頻繁，時間發生衝突，我未能參加。何時能再與巴金研究結緣呢？我期待著！
第五節 母愛的博大與脆弱
——我與冰心研究
按常理，進入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圈之後，我首先應該研究的是冰心。但環境使然，我變成了“吃魯迅飯”的人，而對冰心卻基本上沒有研究。
為什麼按理我應該研究冰心呢？因為在新文學作品中，我最早接觸的是冰心的《繁星》《春水》《寄小讀者》《關於女人》。她那篇悼念母親的散文《南歸》，也曾賺了我青少年時代的不少眼淚。冰心作品充滿了愛：母愛之愛、童真之愛、自然之愛。這三者成為支撐她“愛的哲學”的三根支柱。即使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期間，她仍寫了一篇《致日本女性》，認為世界上最大的威力不是來自旋風般的飛機、巨雷般的大炮、鯊魚般的戰艦，而是來自慈藹、溫柔、最具有抵禦力的母愛。《繁星》中的一首格言詩，我曾經背得滾瓜爛熟：母親嗬！
天上的風雨來了，
鳥兒躲到它的巢裏；
心中的風雨來了，
我隻躲到你的懷裏。
20 世紀80年代之後，我有了多次拜訪冰心的機會，原因是當時兩岸關係破冰，冰心在台灣有很多粉絲，特別是文化人，他們到了北京都想看看冰心這位國寶級的“熊貓”。我被戲稱為“台灣駐京辦事處”的負責人，當然義不容辭充當向導。冰心住在中央民族學院的教職工宿舍樓，打電話預約，她幾乎有求必應，反正我從來沒有碰過釘子。這跟當年到東城拜訪葉聖陶的情況相類似。葉老說：“我小院的大門整天都是敞開的。”
冰心的客廳其實也是她的工作室。我們去時幾乎沒見過她家的其他人，隻有一隻孤單的貓跟這位孤單的老人相伴。客廳中央掛著一副對聯，是梁啟超於1924年題贈的，上書“世事滄桑心事定，胸中海嶽夢中飛”。後來我到福州三坊七巷參觀冰心故居，那裏有一副楹聯同樣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林則徐題寫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我想，這就是冰心置身其境並受其熏染的文化氛圍。
讓我追悔莫及的是，每次會見冰心，我們都隻扯些閑天，從來沒有涉及過她的作品和心路曆程。隻有一次，是我陪同台灣的文學史料專家秦賢次和台灣業強出版社的總編輯陳信元造訪。當時台灣“業強”剛出版了卓如撰寫的《冰心傳》（繁體字版），卓如和陳信元已在扉頁簽名鈐印，去冰心家時她又在上麵補了名章，於是我就有了一本由傳記作者、傳主和責任編輯三合一的簽名贈書。像這樣的奇書，世上恐無幾本，於是我視為珍品，再配上其他一些簽名本，攜帶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舉辦了一次簽名本書展。我如今回想，當時我如果能跟冰心聊聊她的生平和創作，那不都是很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嗎！遺憾的是，人生從無後悔藥。
從20 世紀末開始，我跟福建教育出版社建立了親密的合作關係，經常坐飛機到福州，降落在長樂機場。冰心出生七個月之後就離開了福州，但是她說：“福建福州永遠是我的故鄉，雖然我不在那裏生長，但它是我的父母之鄉。”
長樂有鄭振鐸故居，也有冰心紀念館，到冰心紀念館參觀的人較多。記不清是哪一年，我利用參加學術會議之便，跟師姐李岫（李廣田之女）和茅盾的前兒媳陳小曼同去參觀，受到了館長王炳根的熱情接待。印象中，王館長曾經有過軍旅生涯，渾身有一股英武之氣，但談不上儒雅。結識多年後才逐漸發現，他不僅行政能力極強，而且是學者兼散文家，也是一位很具鼓動性的演說家。一個基層單位能有這樣的全才領導，實屬幸運。
出於炳根兄的好意，2008年8月我應邀出席了在煙台召開的第三屆冰心文學國際研討會。由於我的職業是魯迅研究，所以炳根兄就命題作文，讓我將魯迅與冰心作一番比較。這著實是一個難題，因為冰心跟魯迅的性格氣質、文化背景都大相徑庭。冰心悼念過郭沫若、茅盾、葉聖陶、鄭振鐸、聞一多、老舍、巴金，但很少談及魯迅。魯迅在《兩地書》中對冰心的印象也不佳，不但把她劃入了現代評論派的圈子，而且傳播過她的八卦。然而，從平行研究的角度，這兩位作家的異同還是可以談的。於是我寫了一篇論文，題為《複仇劍與紅玫瑰》。“複仇劍”取自魯迅的新編曆史小說《鑄劍》，通篇主題是以暴易暴，以惡抗惡，以命償命，報仇雪恥。“紅玫瑰”是一種象征愛的花卉。冰心一生喜歡紅玫瑰，去世後靈堂裏擺滿了紅玫瑰，川流不息的悼念者每人手持一朵紅玫瑰。
我在論文中指出，魯迅與冰心的最大區別是一個奉行“鬥爭哲學”，另一個奉行“愛的哲學”。魯迅的名言是“人被壓迫了，為什麼不鬥爭？”冰心的名言是“有了愛就有了一切！”然而，並不是說冰心的情感中隻有愛沒有憎。
她不能忍受人類欺壓人類的一切事情，直至晚年仍譴責社會不公，為教師、兒童和知識分子請命。奉行“鬥爭哲學”的魯迅心中也有大愛存焉。他指出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就是“誠”與“愛”。他有一句名言：“創作總根於愛，楊朱無書。”（《而已集·小雜感》）不過，魯迅式的愛，強調要分清是非，看清對手。這是基於他對中國國情的深刻洞察和對人性的科學分析。冰心承認她的“愛的哲學”受基督教影響至深，同時也融入了中國傳統文化和其他宗教（如佛教）中的慈愛思想，以及印度泰戈爾作品中的愛的哲理。在《冰心小說散文選集·自序》中，她作了這樣的自我評論：“我隻暴露黑暗，並沒有找到光明，原因是我沒有去找光明的勇氣！結果我就退縮逃避到狹窄的家庭圈子裏，去描寫歌頌那些在階級社會裏不可能實行的‘人類之愛’。”2009年，我還以同一題目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搞了一次講座，受到聽眾的好評。
2012年10月，第四屆冰心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重慶召開。重慶歌樂山是我的出生地，借開會之機尋根憶舊，更是一件樂事。由於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冰心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作品，我提交的論文題為《我接觸的第一本新文學讀物：〈關於女人〉》。
我自認為這是一篇獨具風格的論文，不但論述了冰心創作《關於女人》時的心境，她的女性觀，重點分析了這本書中幾個重點人物（如冰心的學生），還結合我的親身經曆剖析冰心作品的基本主題——“母愛”。在冰心的筆下，母愛十分博大。母親是春光，是心靈的故鄉，生命的綠洲。她的膝上和懷裏，是孩子避風的港灣。而我卻有別一番滋味的生命體驗。我的母親是一位被生父拋棄的薄命女人，但由於生父畢業於黃埔軍校，抗日戰爭後駐守在台灣基隆港，因而在1955年她被視為反動軍官家屬，蒙冤受屈，開除公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直到1981年11月27日才徹底平反。不巧的是，1957年夏天我高中畢業，全國高考作文的統一命題就是《我的母親》。我無法如實描寫自己的母親，既不能像歌頌聖母般地歌頌她，也不敢為她鳴冤叫屈。我隻好在考場上即興發揮，把她虛構為一位為掩護八路軍而壯烈犧牲的烈士。母親在自身難保的境遇中，哪有什麼抵禦能力，怎能為我遮風擋雨？我由此感到了在那種特殊年代母愛的脆弱，更不願再經曆那種不能如實描寫自己母親的時代。我的這一經曆，應該是冰心作品閱讀史上的一個例證。
冰心是1999年去世的，不覺間距今已經近20年了。每次到冰心紀念館參觀，看到她生前使用的家具，那張熟識的書桌，那隻已經被製作成標本的老貓，都有無盡的懷念。據說，冰心臨終前住院，那隻老貓就開始絕食，最後抑鬱而終。寵物如此，更令我更加感慨叢生。
第六節 “兩腳踏中西文化”的林語堂
——我與林語堂研究
我無意於研究林語堂。他雖然以“幽默大師”聞名於世，但讀起他的文章，我覺得反不如梁實秋的散文幽默。林語堂是語言文字學家，他編撰的《當代漢英詞典》是一部權威性的工具書, 可惜我天生愚鈍，對這門學問全無興趣。
林語堂之所以聞名海內外，因為他“腳踏中西文化”，是中國現代珍稀的雙語作家。他出版的英文論著近30種，其中僅《生活的藝術》一書就在美國出了40多版，還有英、德、法、意、丹麥、瑞典、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的版本，暢銷三四十年而不衰。遺憾的是我不懂英文，因而難於分享他的成就。
然而我還是關注並研究了林語堂，因為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他是個繞不開的存在。我是以魯迅研究為職業的人, 僅在《魯迅日記》中林語堂就出現了127次。研究魯迅，怎能不研究他的同時代人呢？更何況林語堂還是一個獨立的存在，除了跟魯迅的恩恩怨怨，他本人值得研究的地方還有很多。
我開始研究林語堂是在20 世紀90年代初，原因是我應邀到台灣舉辦了一次以《幽默雜談》為題的講演。邀請者是已故台灣空中大學教授沈謙。沈先生是研究修辭學的學者，能言善侃，號稱台灣的“名嘴”。台灣空中大學相當於中國大陸的廣播電視大學，相當多的學員是在職人員，他們利用業餘時間深造，所以講座安排在晚上進行。
那次我講的是，“幽默”是英文humour（詼摹）的音譯，源於拉丁文，含義為體液。直到文藝複興時期，幽默的含義才逐漸由醫學領域向社會領域和藝術領域轉移，成為一個喜劇美學的概念。1924年5月，林語堂率先將“幽默”
的概念引進到中國。接著，我重點介紹了幽默最基本的功能——引笑機製，以及製造幽默的常用技巧。在講演中，我還粗略談及了幽默跟機智、滑稽和諷刺的異同。會場的氣氛是活躍的，但講完也有兩位聽眾有不同反應。一位是中年公務員。他天真地說：“您從北京來，我還以為您是來說相聲呢！”原來他把幽默跟搞笑完全混為一談了，所以有些失望。還有一位是大學青年教師，他神情凝重地問：“陳先生，台灣正在競選‘立法委員’，聽說下個月就要投票了，此刻氣氛相當緊張，您看我們台灣老百姓能幽默得起來嗎？”我一時語塞。這個問題，促使我對幽默的社會功能產生了進一步思考。
從台灣回北京後，我寫了一篇《“相得”與“疏離”——林語堂與魯迅的交往史實》，除了梳理他們交往的過程之外，還論述了他們在“幽默”問題上的分歧。林語堂認為，幽默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幽默常包括一切使人發笑的文字；而狹義的幽默則區別於淺薄的滑稽和辛辣的冷嘲。因為幽默固然能收到諧謔的效果，但對所謔的對象卻充滿了同情悲憫，所有林語堂指出，幽默的真諦在於“悲天憫人”。對於作為一種語言風格和文字表現手法的幽默，魯迅從來未持否定的態度。他還親自翻譯過日本鶴見佑輔的文章《說幽默》。魯迅跟林語堂在幽默問題上的主要分歧在於：一、在20 世紀30年代的中國是否適合於大力提倡幽默？二、幽默與履行社會批評使命的諷刺是否互不相容？三、對幽默的社會功能與藝術功能如何估計才恰如其分。
林語堂的讀者都知道，創辦《語絲》初期，林語堂在跟北洋軍閥鬥爭的過程中意氣風發，寫有《祝土匪》《說文妖》《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因此跟魯迅一樣被列入了通緝的黑名單。1927年“四一二”事變之後，林語堂由辦《論語》到辦《人間世》，從臭蟲跳蚤、吸煙打牌、飲酒中風、抽水馬桶，乃至男子精蟲、女子月經……統統都成了他幽默的題材。一時間，似乎天下無不談“幽默”和“性靈”。林語堂本人也由“諷刺的幽默”轉變為“閑適的幽默”，由“鬥士”轉變為“名士”“隱士”。
然而，在一個風沙撲麵、虎狼成群、炸彈淩空、餓殍遍地的時代，在一個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銳的時代，林語堂提倡“性靈”，強調“自我”，想當“隱士”，這是完全做不到的。在國共兩黨的生死搏鬥中，林語堂無法始終保持超然的立場。他選邊站隊的結果，是在40年代一頭栽向了國民黨蔣介石一邊。這在他漂泊海外30年和晚年回台灣定居10年期間表現得十分明顯。胡適雖然跟林語堂同樣反共，但對於台灣的權力中心始終保持了獨立立場和批判態度，而在這點上林語堂遠不如胡適。
2013年，台北陽明山林語堂故居整理出了一批林語堂書信，包括林語堂致蔣介石、宋美齡的信函，這些信函使我對林語堂的政治態度有了進一步認識。從這批信函中得知，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林語堂就決然選擇了擁蔣反共的立場。他認為中共在海外的宣傳取得了成功，而國民黨則敗在宣傳，所以他願意寫文章介紹蔣介石“防共之苦衷”。1945年11月26日，林語堂給宋美齡致信，說有一位蘭德爾·古爾德先生在《剖析林語堂》一文中攻擊他“每一個道德細胞都已敗壞”，所以他懇求蔣介石給他題寫“文章報國”四個字，如能遂願，死而無憾。1966年，在海外漂泊了30年的林語堂回台灣定居。蔣介石不僅為他在陽明山麓建造了一棟漂亮的別墅，而且有意請他出山，擔任“考試院”
副院長。70 多歲的林語堂認為他處於在野地位，更能為蔣介石盡力，而“一旦居職，反失效力”。“以道輔政”，就是林語堂晚年給自己的定位。蔣介石80歲壽辰時，林語堂歌頌蔣“睿智天縱”“北鬥居其所，高山景行止”。這種肉麻的祝壽文字，使林語堂當年提倡的“性靈文學”完全破滅，他的“名士”“隱士”
身份也隨之破滅。
除了對林語堂與魯迅進行了比較研究，我對林語堂研究的另一微薄貢獻，是在國內首次披露了一批林語堂與南洋大學衝突的史料。2008年4月，我應邀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文學院訪學，接觸了一些當地人，發現林語堂在新馬地區的口碑並不好。我在新加坡國立圖書館還讀到一本小說，書名叫《“美是大”
阿Q 正傳》，就是用主人公美是大影射林語堂。小說作者吐虹之所以給林語堂取了一個“美是大”的綽號，就是因為林語堂在新加坡到處演講，頌揚了美國的文明、女人、脫衣舞……林語堂還當場質問聽眾：“美國的女孩子多數在結婚以前便有了孩子，這裏有沒有？美國的娘兒們坦胸露肩，下半身赤裸，上身幾乎全部暴露，敢公然在街上跑，這裏誰有膽量？她們敢公然和不認識的男人調情，這裏誰敢這樣做？”
不過，林語堂之所以在新加坡被人詬病，並不是這類媚外貶中的言論，根本原因是發生於1955年的“南洋大學事件”。那一年4月，被南洋大學執委會聘為校長的林語堂宣布辭職，領取了一大筆遣散費。林語堂斥責執委會一方背信棄義，是被共產黨操縱利用；執委會一方則認為林語堂是“小醜扮青衣”，是吮吸華僑血的“臭蟲”。時隔半個多世紀，這場糾紛的是非如何才能斷定呢？
有幸的是，我在新加坡國立圖書館查到了林語堂跟南洋大學執委會負責人陳六使、連瀛洲的一批通信。這批私人函件是林語堂主動公布的，刊登於1955年3月21日的《星洲日報》，總題為《林語堂與連瀛洲備忘錄》，由於曆經半個多世紀，原報早已漫漶破損，我看到的是縮微膠卷。
這一事件的主人公之一陳六使是南洋大學的創辦人。為了保存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重點培養新馬地區的華裔高中畢業生，他捐獻了167 萬美金作為南大開辦基金。連瀛洲也是新加坡的一位僑商領袖，1953年年底作為陳六使的代表，自費到美國紐約動員林語堂出任南洋大學的第一任校長。當時南洋大學急需聘請一位有一定國際影響而又能為英國殖民當局所接受的校長，曾經想請胡適或梅貽琦出山，均未獲允，於是林語堂就成為他們當時力爭的人選。
為此，南大執委會不僅為林語堂提供了極其優厚的待遇，而且在書信中承諾“校長負大學行政全責”，“校董不得幹涉大學行政”。孰料林語堂1954年10月上任之後，竟要根據他心目當中西方第一流大學的水準，一口氣就要把南洋大學辦成“亞洲東南第一學府”。這自然會牽涉到辦學經費問題。南洋大學的辦學啟動費都是南洋華僑的血汗錢，不僅來自少數僑商的捐助，而且新加坡的小販、三輪車夫、割膠工人乃至舞女都舉辦了義賣、義演、獻薪等活動，每一分錢都浸透了華僑的血汗。經費原本支絀且又勤儉節約的執委會，焉能對這種好大喜功的做法坐視不管？1955年2月17日至同年4月6日，林語堂跟南大執委會進行了50 天劍拔弩張的談判，以南洋大學執委會給林語堂一方支付了10 多萬美金的遣散費宣告結束。按照當時的標準，林語堂在新加坡短時間的薪酬，相當於當時中國高校教師86年的總收入。所以，林語堂與南大執委會之間的這場衝突，是一場雙輸的衝突：南大執委會輸了巨資，林語堂輸了名聲。事後林語堂把南大執委會解聘他的原因歸結為共產黨幕後的煽動，完全是一種不尊重事實的說法。從新加坡訪學歸來後，我寫了一篇《折戟獅城——林語堂與南洋大學》的長文，刊登在《新文學史料》2008年第4期；又將這批原始信函刊登在《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作為我給林語堂研究提供的一點新史料。
2016年5月，經友人安排，我到福建漳州平和縣林語堂紀念館舉辦了一次講座，題為《林語堂其人及其文化思想》，講稿後來刊登在《中華讀書報》的《國際文化》專欄。我的講演是普及性的，卑之無甚高論，但借這次難得的機會，我切身感受了林語堂故鄉的地理和人文景觀。
根據林語堂的《八十自敘》，他出生在福建南部沿海山區的龍溪縣板仔村。
板仔村四周皆山，極目遙望，但見綿亙，無論晴雨，皆掩映於山霧之間。林語堂說，這些層巒疊嶂的青山形成了他健全的觀念和簡樸的思想。板仔的水同樣讓林語堂魂牽夢縈，因為板仔村亦被稱為東湖，“雖有急流激湍，但淺而不深，不能行船，有之，即僅淺底小舟而已。船夫及其女兒，在航行此急流之時，必須跳入水中，裸露至腿際，真個是將小舟扛於肩上”。這種生動的民俗畫卷，如今已經見不到了。
1907年，林語堂12歲，他的故鄉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修建了一座新教堂。這應該是林語堂第一次跟西方文明接觸。同樣遺憾的是，這座教堂在20 世紀70年代已被拆除，人們已無法體驗兒時的林語堂從教堂屋頂滑下來的情景。目前，隻留下了林語堂父親在河邊荒地上修蓋的五間小平房，作為林語堂故居供人參觀。故居內懸掛著林語堂不同時期的照片，擺放著木製餐桌、照明燈等老物件，把觀眾帶回到這位幽默大師流連眷戀的青少年時代，與故居相連的還有銘新小學一間十來平方米的教室。林語堂6歲至10歲在這裏上學。家長每周給他一個銅板，當時可以買一碗麵吃，也可以買一個芝麻餅及四塊糖果。我舉辦講座的林語堂文學館，就在林語堂故居旁邊。文學館門外有一株大樹，樹下有一個當年的石桌。講演之前，我特意坐在石桌邊品茶，讓思緒穿越到那悠遠的年代。
這次平和之行的最大收獲，是結識了兩位當地作家：一位是林語堂文學館館長黃榮才，另一位是平和縣作協秘書長林麗紅。從他們那裏，我了解到一些饒有趣味的史料。比如，林語堂在《八十自敘》中說，他跟板仔村的一個女孩賴柏英十分相愛，小時候常在一起捉魚蝦。林語堂上聖約翰大學之後返鄉，鄉親們都認為他們是理想的一對。但未能遂願，林語堂到了北平，賴柏英就嫁了本地一位商人。1963年，林語堂出版了一部自傳體的英文小說，書名就叫《賴柏英》（Juniper Loa）
然而，黃榮才和林麗紅告訴我，經過調查，賴柏英生於1913年，而林語堂生於1895年；也就是說，林語堂要比賴柏英大18歲。林語堂在上海讀大學時，賴柏英剛3歲，兩人怎麼可能會產生戀情呢？故鄉人又怎麼可能認為他們兩人般配呢？再說，賴柏英於1931年結婚，丈夫蔡文明在中學任職，也不是什麼商人。據他們推斷，林語堂的初戀對象應該是賴柏英的姐姐賴桂英。她跟林語堂年齡接近，而且丈夫林英傑的確經商。不過，令人費解的是，如果初戀真的刻骨銘心，那怎麼會連戀人的名字都記錯呢？由於這一段戀情跟林語堂的創作直接相關，進一步考證也許並不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情。
當我撰寫這篇回憶文章的時候，離開平和這個南國的柚子之鄉已經整整一年了。以我目前的年齡，此生應該會跟林語堂研究告別了吧。但有幸的是，我跟林語堂故鄉人的友情是割不斷的。我們在智能手機上建了一個朋友圈，這個“群”的名字就叫“語堂說”。
第七節 幫助魯迅改變命運的人
——我與許壽裳研究
魯迅曾經感歎自己人際關係複雜。我把魯迅跟同時代人的關係粗略分為五類：一、同氣相求，生死不渝；二、冰炭各異，水火不容；三、始於相得，終於疏離；四、先有誤會，冰釋成友；五、同中有異，異中求同。許壽裳跟魯迅的關係即屬於第一類。
許壽裳，傳記學家、文字音韻學家，魯迅的同鄉同窗，出生於1883年，比魯迅小兩歲。1902年初秋，他們在日本東京弘文學院相識，共同探討中國國民性問題，致力於以創辦《新生》雜誌為目的的文學運動。後來魯迅選學醫科，許壽裳選學師範。雖然學科不同，但他們保持了34年的友誼。許壽裳是國民黨人，魯迅後10年則同情被國民黨當局鎮壓圍剿的中共；魯迅後期有社會主義傾向，許壽裳則認同先師章太炎的主張，提倡“以佛法救中國”（指精神救國）。但這些分歧無損於他們的友誼。1933年6月20日下午，魯迅甘冒被暗殺的風險出席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杏佛的入殮式，許壽裳毅然表示：“那麼我們同去。”1948年2月18日，許壽裳在台灣台北青田街寓所慘遭殺害。據當年在台北的進步文化人推斷，這一血案跟許壽裳在台灣弘揚魯迅精神不無關聯。
許壽裳不是達官貴人，沒有顯赫的名氣；雖屬章門弟子，但畢竟又不是大師級的學者，因此社會影響遠遠小於魯迅。隻是因為他的《亡友魯迅印象記》《我所認識的魯迅》《魯迅的思想與和生活》等回憶錄是魯迅研究的入門書，他由此為魯迅研究界的學人所重視和尊重。至於魯迅研究界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之外的人，熟悉許壽裳的恐怕為數不多。
這20 多年來，我通過接觸一些資料，對許壽裳有了兩點新的認識：一、不能單把他視為魯迅的一般友人，他的確是一個改變了魯迅命運的人；二、在二戰之後台灣光複時期，許壽裳做出了曆史性的貢獻。
辛亥革命之後，魯迅困居故鄉紹興，收入甚微，不足自養，又加之人際關係險惡，文化環境閉塞，魯迅馳書懇請許壽裳幫他離開這個地方，“雖遠無害”
（1911年7月31日致許壽裳的信中說）。經許壽裳向教育總長蔡元培鼎力推薦，魯迅才得以成為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的部員；後隨教育部遷至北京，得以來到後來成為新文化運動策源地的中心——北京。如果魯迅一直僻處紹興，何能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1922年夏，許壽裳出任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校長，立即延聘魯迅兼任該校國文係教授。學生中有一位才華出眾的廣東女青年許廣平，後來就成了魯迅的夫人。所以許壽裳無意之中成了魯迅的月下老人，這件事情對魯迅後期生活和創作的影響不容低估。許廣平在《我所敬的許壽裳先生》一文中說：“許先生不單當我是他的學生，更兼待我像他的子侄。魯迅先生逝世之後，十年間人世滄桑，家庭瑣屑，始終給我安慰，鼓勵，排難，解紛；知我，教我，諒我，助我的隻有他一位長者。”（1948年3月《人世間》第2 卷第4期）許廣平這番話，當是肺腑之言。
魯迅與許廣平於1927年10月在上海定居，成為“專業作家”，除有限的版稅之外無其他收入，麵臨著生活的壓力。又是經許壽裳向當時大學院院長蔡元培推薦，魯迅被聘為大學院“特約撰述員”。這是一種閑差，魯迅在該院也絕無“撰述”，卻得到了每月300 大洋的俸祿。這項收入超過了魯迅的版稅、稿酬，使魯迅得以在“居不易”的大都會上海潛心從事寫作。魯迅後10年的創作總量超過了此前的20年，其中肯定也有許壽裳的功勞。任何人的成功，除了取決於自身先天的稟賦和後天的奮鬥之外，還必須有良好的機遇。在魯迅人生的重大轉折關頭，許壽裳就成了給他提供機遇的人，也就是我說的改變魯迅命運的人。
第二點新認識，是對許壽裳在台灣光複之後文化重建工作的貢獻不可低估。這種感受在1992年之後愈來愈強烈。因為當年夏秋之季，台灣地區的領導人已開始跟台獨勢力暗中勾結，逐步進行“去中國化”的分裂活動。台灣自1895年被清政府割讓給日本，至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光複，被日本殖民統治長達50年。日本殖民者強迫台灣同胞使用日本語言，采用日本姓氏，或加入日本國籍，謂之“皇民化”運動，致使台灣光複之初台灣人不了解中國文化，甚至不識漢字，不會使用母語。1946年6月25日，許壽裳應老友、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之邀飛赴台北，主持籌建台灣省編譯館。許壽裳為這一機構確定了兩項宗旨：一、普及國文、國語和中國史地方麵的知識；二、發揚台灣文化的優勢，開創我國學術文化研究的新局麵。為此，許壽裳做了不少有篳路藍縷的工作，如編寫中小學教材，宣傳民主觀念、愛國意識，反對複古倒退，編撰台灣文獻目錄，出版省藏善本書，關注本土文化建設。許壽裳還親自編著了《怎樣學習國語國文》，兼顧了國語和國文兩個方麵。當時在台灣從事國語教育和推廣工作的還有魯迅的友人魏建功教授。如今台灣同胞都能說一口流利的國語，有些字的發音甚至比大陸同胞純正，傳統文化也得到了傳承，應該感謝許壽裳、魏建功等人的文化重建之功。
基於對許壽裳的重新認識，我在1998年3月26日主持了“紀念魯迅摯友許壽裳殉難50 周年”的活動。此項活動由魯迅博物館和台灣同胞聯誼會合辦，出席會議的有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錢偉長，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張廷翰，時任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會長的陳貴州，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林文漪，許壽裳之女許世瑋，以及來自中國台灣和日本的學者160 多人。為了配合此項活動，我還主編了一本《現代賢儒——魯迅的摯友許壽裳》，由台海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共40 萬字，收錄了許壽裳回憶魯迅的文字，許壽裳生平行狀，以及親友回憶許壽裳的文章，是迄今為止收錄最為齊備的許壽裳紀念集。特別需要提及的，此書收錄的許壽裳的有關回憶魯迅的文字，均按初載報刊校勘，比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版本更加符合曆史原貌。我為該書撰寫了一篇序言《薪盡火傳，教澤永懷——許壽裳先生殉難五十年祭》，應該是新時期介紹許壽裳生平業績最為全麵的文章。
2013年2月18日，我又跟台灣同胞聯誼會合作，在台灣會館舉辦了“許壽裳先生追思會暨學術報告會”。會議由時任台灣同胞聯誼會會長的汪毅夫主持，副會長楊毅周具體負責籌劃工作。我還為此次會議聯係了一個“許壽裳與台灣”圖片展，負責配製圖文的是時任魯迅博物館陳列部主任的蕭振鳴。我在學術報告會上作了發言，題目就是《幫助魯迅改變命運的人——魯迅摯友許壽裳》。在會上發言的還有台灣著名學者陳鼓應、王曉波，以及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台灣問題的專家。汪會長請我們在會館吃了一頓台灣菜，至今仍然唇齒留香。
在這篇文章中，我還必須提及許壽裳遺稿的保存和出版過程，其中有我許多溫馨的回憶。“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在北京第158 中學（現名魯迅中學）教語文，學生中有一人叫彭頤，胖胖乎乎，成績不錯。她有一個小學時代的閨蜜，姓羅，名字記不清了。羅的父親叫羅慧生；母親叫許世瑋，就是許壽裳的六女兒，1928年12月30日生。當年許世瑋夫婦在電影發行總公司工作。羅慧生負責為外國影片譯製中文字幕。許大姐身材魁梧，嗓門大，說話時常伴笑聲，是性情開朗之人，跟我談得很投機。1989年我到台灣探親，她特意寫了介紹信，讓我去拜見她的大嫂、許世瑛之妻華珊，以及她的二哥許世瑮及二嫂徐梅麗。許世瑛是許壽裳的長子，1910年出生，5歲那年魯迅曾為他開蒙，書寫了“天”和“人”這兩個字，泛指自然和人文，天道和人道。後來許世瑛考入清華大學，魯迅又為他開列了一個書單，推薦了12 種入門的典籍。1946年12月許世瑛從北平來台北，任職於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後升格為台灣師範大學。他培養的學生中，就有後來出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所長的戴璉璋，台灣東海大學教授楊承祖等。許世瑛退休時領的是一次性退休金，又早逝，所以他的夫人華珊女士生活十分清苦，寂寞中成了居士。20 世紀90年代初，華珊生病，大小便失禁，她有潔癖，結果自縊而亡。我專程去過她的骨灰堂致哀。
許世瑮，1916年生，似乎曾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學農科，還聽說他跟李登輝同窗，李寫論文時他還當過“槍手”。 許世瑮夫人徐梅麗在台灣進口產品的質檢部門工作。這種單位靠高薪養廉，所以經濟狀況遠比許世瑛家好。許世瑛去世之後，許壽裳的所有遺稿都交給許世瑮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