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篇後記的最後,我還想談談我跟媒體和出版社的關係。早在20 世紀70年代末期,我就聽說過某男編輯替女作者出書時要求“潛規則”的傳聞,後來也看過某女作者揭發某名刊男編輯想對她進行“潛規則”的文章。更有意思的是,這兩位我還都認識。前些年,一些高校老師向某權威刊物編輯變相行賄的事也時有耳聞,手段包括買版麵、請講學、送厚禮、陪旅遊等等。感到慶幸的是,我此生還沒有碰到過這類差勁的編輯。我遇到的編輯不論年齡大小,實際上都是我寫作上的老師,生活中的文友。

我可以按時間順序開列出一大串親切的名字。他們是:盛祖宏、章正續、羅宗強、鄧清佑、楊鍾賢、薑德明、朱正、黃仁沛、張兆汪、劉夢嵐、何孔周、顧誌成、鐵流、周航、黃旭、王平、劉仰東、王小寧、張映勤、高芳、王瑛、王文運等等。我跟這些人都是君子之交,絲毫沒有受到當下權錢交易的汙染。我這本自傳的責任編輯有三人:第一位是上海東方出版中心的張大鳴。這是一位敏於行而訥於言的編輯,沒有他的主動約稿,我完全沒有撰寫這本書的勇氣。第二位是中國文史出版社的趙嬌嬌。她樸實而敬業,是她的反複校對,才使這本書的錯字率達到了相對低的水準。第三位責編是北方文藝出版社的王爽。該社社長宋玉成帶她來寒舍約稿之前,她已經做了功課,主動提出要再版我的《剪影話滄桑:中國現代文壇珍聞趣事》。這是一本銷行頗為寥落的書,聽說上海遠東出版社曾因接受這一選題而後悔不迭。現在居然有一位年輕的編輯主動提出重新包裝這本並不被市場看好的書,我對她頓時有一種空穀足音之感,從此結下文緣。在這本拙著再版之後不到三年,她又一連編輯了我的三本書,並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這是我晚年的一大慰藉。

當我撰寫這篇後記的時候,正趕上崔永元曝光明星天價片酬,成了輿論熱點,我不禁由此聯想到當代文人的生存環境。我不願意將眼下的稿酬跟建國之前或建國之初進行比較,因為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曆史條件。我隻想說,目前能夠靠稿酬和版稅致富的作家大多局限於兒童文學創作、通俗文學創作或網絡寫作,人數極其有限。由於學術報刊跟學人的比例嚴重失調,形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麵,發表和出版學術文章特別艱難,大多靠合作出書,說得直白一點就叫作賣書號。一個書號一般要賣三萬元左右,有名氣的出版社要價更高,出十萬字的書就可能要三至五萬元的出版補貼。我在這裏絲毫沒有責難出版社的意思,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版社是企業單位,一個編輯一年有幾十萬元的利潤指標,怎能要求人家去做賠本買賣?好在現在不少科研單位和高校都有專項課題經費,能夠從中貼補出版,減輕了學者的負擔,又有利於學術成果的交流,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

可以頗為自豪地說,我雖然編寫出版了100 多本書,但沒有一本是自掏腰包出版的。這對於一個遊離於權力和市場之外的文人,並不是容易做到的。不過因為稿酬標準極低,征稅的起點也極低,因此所得報酬跟所付出的勞動不成正比例,更不好意思去跟藝人們的收入進行比較。據說現在的稿酬標準已經多元化了,某些大型的文學刊物可以達到千字千元的水準,但一般學術刊物恐怕還達不到平均千字百元的標準。《新華文摘》是頂尖級的學術刊物,轉載一篇文章,千字能有50元稿酬。人民大學出版的複印資料也被高等學校視為重要出版物,但轉載費千字隻有10 元,而且隻見通知不見款項。我曾撰文發過“文章如土,文人似丐”的牢騷。希望今後隨著“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風氣逐漸形成,這種狀況能發生根本性轉變。

現在到了應該結束這篇後記的時候。王爽編輯鼓勵我把想說的話一口氣說完,所以我放言無忌,鬥膽說了以上這些在一般場合不想說的話,權當我學術生涯的一篇謝幕詞吧。記得清代女詞人吳藻曾填過一闕《浣溪沙》,其中有“一卷離騷一卷經,十年心事十年燈”之句。回想起來,我獨對孤燈,鋪陳文字,不覺已近半個世紀。得與失,是與非,優與劣,榮與辱,都隻能留待後人去裁決了。本書前兩版書名為《沙灘上的足跡》,含義已在《初版後記》中說明。三版改名為《我活在人間:陳漱渝的八十年》,同時在封麵說明本書是《沙灘上的足跡》的增訂版。

“我活在人間”這五個字取自魯迅的《華蓋集·題記》:“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間,又是一個常人,能夠交著‘華蓋運’。”我理解的“人間”是一個中性詞,區別於“天堂”與“地獄”。在佛家看來,人生有“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這七種苦(“怨憎會”是指冤家路窄,低頭不見抬頭見。“愛別離”是指愛而不得,無力相守餘生。“求不得”是指你歡喜的東西難以得到),不過人生中也會有事業的成就,愛情的甜蜜,友情的溫馨,衣食住行的享受……總之,以我的經曆,五味雜陳才是真實的人生。近八十年來,我經曆過抗日戰爭,三年解放戰爭,建國後的十七年,“文革”十年,改革開放四十三年。預支兩年陽壽,恰好八十年。我的確是一個“常人”,但常人的生活軌跡也能留下大時代的投影。我的確是一個文人,所以我的經曆也保存了一些文壇是非恩怨的記錄。我從1961年就開始發表有關魯迅研究的文章,又在魯迅研究的專門機構供職三十二年,所以我的生平也提供了中國魯迅研究界的一些第一手資料。根據傳記學理論,傳記其實是“自傳”與“他傳”的結合,所以,在我的傳記中,也呈現了不少著名現當代學者親切的麵影。以上這些話,越看越像自己為自己寫的廣告詞。就此打住吧,不再嘮叨了。

2019年4月20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