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從1985年至2001年，接替李何林先生擔任了26年魯迅研究室主任。這個研究室是全國唯一的魯迅研究專門機構，其成立背景我在自傳中已有詳述。我並不認為自己有什麼政績。當年曾被我招進魯迅研究室的孫鬱先生說：“很懷念您做研究室主任時給我們帶來的自由寬鬆的環境，我們沒有一點今天的青年的壓力。而當年您主持的各種學術活動都影響了我後來的寫作，這要深謝於您。”這就是我“無為而治”的成果。有了這種評價，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先後參加1981年版、2005年版《魯迅全集》的編注工作，是我在學術生涯的另一種榮幸。特別是第二次修訂時，我還出任了該書編輯修訂委員會的副主任。
這項工作雖然帶有盡社會義務的性質，但畢竟反映了學術界對我的一種認可，對此我既慚愧而又感激。我對於編注《魯迅全集》的意見和建議，在這本自傳裏已經表達得非常充分，不必重複。雖然2005年版《魯迅全集》一經問世，就有人在《文彙報》公開發表署名文章，煽動《這樣的〈魯迅全集〉我不買》，但據我所知，從那時至今，這套書至少加印了七次，成了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引用率最高的典籍之一。最近聽說人民文學出版社又要重新修訂這套全集，這當然是好事。事實上這套書一直都在修訂之中。不過以我的妄斷，這套全集得以不斷完善是可以肯定的，但要想在總體上麵貌改觀，恐怕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如果真發生了總體改觀的狀況，那就是不知在哪方麵出了問題。
談到我個人的學術研究，有人評價是“史料豐富而多持俗見”；而我之所以能掌握較多的史料，則是憑借著魯迅博物館得天獨厚的館藏。說實話，雖然這種評價是出於善意，但跟我的自我認知之間仍存在隔膜。我研究魯迅起步於“文化大革命”期間，那時不能也不敢研究什麼理論，隻能當文抄公抄些卡片。我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礦山中披沙淘金，靠的是北京圖書館（現稱國家圖書館）和首都圖書館這兩座富藏。魯迅博物館資料部確有特藏，比如大量的魯迅藏書，但因為我外文程度極差，完全看不懂外文書；又身為工作人員，甚至一度還分管過資料部，所以有避嫌的心理，很少去利用館藏資料。我的另一個資料來源是不少魯迅同時代人的口述，比如李霽野、馮至、馮乃超、廖沫沙、魏建功、川島、丁玲、胡愈之、唐弢、蕭三等。他們本有提攜後學的精神，“文化大革命”後期又相對空閑，所以能抽出時間接受訪談或回複來信。如果是在當下，想得到他們的一通手書，那估計是難上加難的事情了。
我在魯迅研究界的亮相之作，應該是1976年初開始在《南開大學學報》的《魯迅研究資料》專欄連載的那組文章，後來被收入《魯迅在北京》一書，1978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收錄在本書的九篇文章確實都是資料性的。早在大學時代，我就偏愛閱讀蔣瑞藻的《小說考證》、孫楷第的《小說旁證》、錢南揚的《宋元戲文輯佚》一類書籍。我覺得這類讀物跟同時期的理論著作比較起來隻有性質的區分，並不能據此判斷出不同作者之間學術水平的高下。1987年，我又在湖南文藝出版社先後出版了《魯迅史實新探》和《魯迅史實求真錄》。這兩本書和《魯迅在北京》一樣都保持了資料性，但應該說已經不是純資料性讀物了。
我現在撰寫這篇後記的時候，特意從書櫃深處找出這三本書，重新翻閱一遍。
拙作內容的膚淺，裝幀的粗陋，都令我汗顏。但為什麼我的這些“少作”當時還能產生一定影響，至今也仍然會有人參考呢？我想，原因之一是我提供了一些人從未提供過的新鮮史料，另外是開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領域。例如，早在43年之前，我就粗略介紹了魯迅在北京時期跟文藝團和報刊的關係，雖然隻是蜻蜓點水，但為日後研究中國現代社團流派史做了一點篳路藍縷的工作。現在有學者寫出了《作為公務員的魯迅》這樣厚重的專著，但也是在40 多年前，我跟時任魯迅博物館副館長的孫瑛就最先提供了魯迅跟北洋政府教育部的關係的原始檔案。目前關於魯迅作品域外傳播的情況，受到了普遍的重視，而且已經看到了好幾種這方麵的專著，但最早比較係統介紹國外和中國港台地區魯迅著作出版研究狀況的，恐怕就是我在《魯迅史實求真錄》中收錄的那幾篇文章。我對魯迅跟狂飆社和民權保障同盟的研究，也為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提供了學術生長點，這已經得到同行們的首肯。談到理論研究，的確是我學術工作中的一個軟肋。我承認自己缺乏抽象思維的能力，但我絕不低估理論功底的重要性，因為史料固然是研究的基礎，但沒有史識，史料的價值就無法顯現。不過置身於中國社會的轉型期，我也時時感到困惑。青年時代被灌輸的那些唯物史觀似乎不合時宜了，而西方那些走馬燈似的新潮理論我又不願去追逐，所以經常感到無所皈依的尷尬。但我的文章並非沒有一己之見，特別是那種論爭性的文章，我的觀點其實都是十分鮮明的。我不知道這些觀點是否可以被納入理論範疇？至於我的“俗見”，最為人詬病的就是我至今也沒有顛覆魯迅是“革命家”的說法。因為我按照魯迅的觀點，把革命理解為一種“變革”；也跟魯迅一樣，不認為真正的革命是一種不讓人活隻讓人死的事情。革命有文武這兩條戰線，這也是我這個從舊中國到新中國的人所切身感受到的。所以，這種頗讓人視為“奇葩”的看法，我自己倒認為正反映了我學術立場的一貫性；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總而言之，我認為自己的文章，比一般的史料文章還是增添了一點理論色彩，而又比一般的理論著作多了一點史料和文采。就我某一篇具體文章而言，很難說有什麼長遠價值，但就我文章的總體而言，不僅留下了個人在人生道路上的一點履痕，而且也可以折射出一個特定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的曆史麵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