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處總裁是俞鴻鈞，副總裁是劉攻芸，發行局負責簽呈的是副局長陳延祚。此一關鍵文件部分引自《民國檔案》 之《國民政府撤離大陸前向台北廈門秘運現金一組資料 》（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從此簽呈可以看出，該次擬運黃金共2004459.506市兩，計62.64公噸，共裝箱774箱，平均每箱裝純金81公斤（約178磅，2600市兩）。如每箱裏是6塊金磚，那麼每塊體積隻有650立方厘米（乘以純金比重19.32則近400市兩一塊）或15厘米長×10厘米寬×4.4厘米高，比一般磚牆的磚頭還小些。
此處也點明，這些金子是“金圓券庫存現金準備（金）”，還需要“密報‘金圓券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核審”。明顯地，這批黃金是屬於全中國老百姓的國幣準備金，隻是轉移“儲存地點”。後來這批黃金大半流入台灣銀行及台灣民間，但也支撐了台灣在朝鮮戰爭爆發前的經濟與軍費；其餘做了新台幣的準備金，穩定了新台幣，為開展台灣半世紀的經濟發展和起飛打下了基礎。時至今日，台灣國庫還存有當時大陸運來的“原金”約100萬市兩。
該批黃金擬於12月1日午夜由“海星”號裝運，“美朋”艦（後轉“美盛”號）隨行護航，首途至基隆登陸轉台北。發行局派員四人隨艦押運，駐台代表沈祖同負責接洽。
與此同時，俞鴻鈞又去電警備部與沈祖同，告知戒嚴及接洽事宜。且看兩則電文：
11月29日代電警備部，告知戒嚴時裝運人員活動地區，請加派警衛並協助（代總裁批發）。發電10784。
12月1日代電駐台沈代表，告知妥密存儲、負責保管，並為協助辦事起見，派何襄理、劉副主任長川駐台。發電10783。
因此次運金所用“海星”號緝私艇，牽涉外國人負責的海關總署，故上海最後一任外籍總稅務司美國人李度（Lester Little）成為知情人之一。1975年哈佛大學出版《中國海關總稅務司（1868—1907），羅伯·哈特信件集》，李度曾為該書做序，在第30頁，他寫道：“國民政府對海關的依賴（除了海關的收入之外）再一次顯現在1948年末，國民政府要總稅務司以小小的緝私艦把80噸的黃金（約260萬市兩）及120噸銀圓，從上海國庫轉移到台灣。”
1948年年底1949年初的上海外灘，雖然時局動蕩，戰亂頻仍，仍然是一個非常熱鬧的地方。黃浦江碼頭邊充斥著各種各樣的美國貨，除了隨處可見的可口可樂的招牌，路邊還停靠著越過重洋來到中國的美國新型普利茅斯轎車（Plymouth，1948），還有許多軍車。這次海關總署派出運金的“海星”號停泊的地方，正是中國銀行的專用碼頭。這兒附近高樓林立，行人如織，算是全上海最繁華熱鬧的地方。
位於黃浦灘路（今中山東路）23號的中國銀行，其原址是上海德國總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中國接管。中國銀行後來以63萬兩銀子買進，在1922年改建為銀行營業大樓。1934年至1937年間，由國人自己設計（為外灘眾多建築裏唯一一棟）及建造成今日所見的共17層新大樓。它是外灘具有中國傳統方形樓頂的最高建築物，地下兩層含有“遠東第一大庫”之稱的金庫。該金庫位於中國銀行後院的地下室，現有武警在外站崗，讓人無法進去一探究竟。但其中有一部分開放給一般民眾，沿著一個螺旋梯向下走去，下麵豁然開朗，玻璃門上寫著“遠東第一大庫”“始建於一九三七年”，即是日寇全麵侵華的那一年。中央銀行的地下金庫應該是在同一層附近。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時，運輸大隊隊長張振國率隊帶著士兵們分乘8輛卡車，直奔外灘的中國銀行，從而成為第一個進入中國銀行金庫的解放軍戰士。當張振國指揮士兵們扛著一箱箱人民幣，進入地下金庫時，立刻被這座“至少兩三個籃球場那麼大”“遠東最漂亮的金庫”震住了。據上海市檔案館1936年中國銀行落成時的實況報道，這個當時亞洲最大、最堅固的金庫，光是金庫大門就重達6萬餘磅，長9尺11寸，寬8尺9寸，高5尺8寸。中國銀行的金庫設計圖至今下落不明，根據宋子文的檔案記載，整個中國銀行的設計圖，在奠基大典當天，由宋子文的妻子張樂怡用時空膠囊封存在地底下，如此不但增添了後人重建金庫的難度，更增添了地下金庫神秘的色彩。1948—1949年時，其隔壁（黃浦灘路24號，今中山東路24號）即是赫赫有名的中央銀行。中央銀行原產業為沙遜所有，1923年橫濱正金銀行購入重建今樓，高六層，為英商所設計。日本投降後，為中華民國沒收，改名中央大樓，成為國民政府中央銀行行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