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一個月後，蔣介石在一次國民黨高級幹部培訓班上卻講話說：“這幾日來，由於湯恩伯同誌病逝日本，使我更加感覺革命哲學的重要。本來湯恩伯在我們同誌中，是一位極忠誠、極勇敢的同誌，今日我對他隻有想念、感慨，而無追論置評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對大家說我的感想，亦隻是要提醒大家，對生死成敗這一關，總要看得透，也要看得破才行。湯同誌之死距離他指揮上海保衛戰的時候，隻有五年光景。這五年時間，還不到2000天，照我個人看法，假使湯同誌當時能夠在他指揮上海保衛戰最後一個決戰階段，犧牲殉國的話，那對他個人將是如何地悲壯，對革命曆史將是如何地光耀！我想他彌留的時候，回憶前塵，內心之感慨、懊悔和抱恨終天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難過，所以是值得我們檢討痛惜和警惕的。”蔣介石的這番話，與其說是對湯恩伯之死發表自己的感想，“告誡”其他後來者，還不如說是他對湯恩伯當年上海之事仍然耿耿於懷。
湯恩伯的老朋友、台灣軍界舊人黃傑在給湯的挽詩中，曾經這樣寫道：“最憐墓草青還在，風雨年年愴客魂。”這兩句詩，堪稱對湯恩伯最後結局的歎息。
蔣經國在其所著《我的父親》一書中，提到了上海失守前的一件事情。庫存黃金運到台灣後，蔣介石突然又想起，抗戰結束後從一些漢奸手裏沒收來的一箱珠寶存放在中央信托局（按：此即1949年2月8日劉攻芸告知周宏濤“敵偽珠寶約1100條”，詳見第四章第一節），於是命令蔣經國再回到上海，勸信托局把這一箱珠寶也運到台灣。因為蔣經國曾經擔任過管製上海經濟的工作，知道這箱珠寶存放的地點。當蔣經國到達上海以後，李宗仁已經知道了這回事，立即下令不準移動這箱珠寶，還將管理保險箱的人支到香港（按：此中亦有地下黨說服），讓蔣經國無法取出。
蔣經國回憶：“我因向父親建議：‘據所知道的情形，這一箱珠寶已經用了不少，剩餘的東西，僅值二三十萬兩黃金，我們何必為此區區之物，同人家傷和氣。’父親卻指責我說：‘到了台灣，當軍隊糧餉發不出來的時候，就是一塊美金也是好的！’我聽了無言可答，隻好依從父親的意思去進行；但結果還是沒有法子把這批珠寶搬出來……”
這一千多條珠寶沒能拿到台灣，成為蔣經國一生的憾事；因怕跟李代總統鬧翻，“任務”失敗了。而湯恩伯似乎就沒有那樣的顧慮，十天之後，共產黨就進了上海，湯如果在撤退時“想起”把剩下的這些金銀珠寶全拿走，對蔣氏父子及國民政府來說，應該是有功的，可稍減其過。同時，這也表明，在蔣桂黃金之爭中，李宗仁也勝了一局。
此外，有一些資料（如台北王紹齋等著《俞鴻鈞傳》）及網上所傳資訊，說俞鴻鈞仍是第四批黃金運台的重要主持人。關於此說，吳興鏞教授予以否認。他認為，俞鴻鈞已於1949年2月5日離開上海經廣州回香港老家（見第四章第一節2月3日他給蔣經國的密電），即使其於5月16日來圍城上海，應是多此一舉，因在27日上海棄守前湯恩伯尚有足夠的時間把國庫金銀全搬空。而且，運金是大事，而在蔣氏父子及吳嵩慶16日和17日的日記中，均未提到俞鴻鈞到上海之事。以常理而言，俞如是忠心耿耿趕到“圍城”上海，幫忙把央行最後存金提出做軍費，兩蔣及其父日記都應該記他一筆。因此吳興鏞認為以上資料、資訊當為小說家言，不足為信。本書采吳博士之說。
【內部紛爭】
作為軍費管理的官方負責人，國民黨財務署署長吳嵩慶在與蔣經國、周至柔、湯恩伯等，商定好運金事宜後，於5月17日飛離上海去了廈門。此番他要去做一件出力而不討好的大事情。
5月17日吳嵩慶日記：
“晨（由上海）飛廈門，即訪石司令（祖德），知尚無複電，在廈候5天，僅提34萬（銀圓），即西安綏署特支費，因分配福建22萬，帶回廣州12萬。”
石司令即蔣介石之親信、廈門防衛司令石祖德。吳嵩慶此行，是“奉命”來廈門提調軍費，作為軍政用費。此舉完全合法，但吳嵩慶在廈門卻空等了五天。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這次是為華中白崇禧的部隊來領軍餉的。而在5月17日至22日的這五天內，卻是“華中剿總”20餘萬國民黨軍隊士兵的生死關頭：18日，解放軍攻進漢口；19日，白飛廣州向李代總統求餉，並把“剿總”撤到長沙；21日，南昌解放，解放軍南下閩粵，逐漸形成對白集團軍的大包圍。而整個5月，白崇禧的“華中剿匪總部”僅自廣州央行借得銀圓30萬元，每個士兵僅３角。 據周宏濤的《蔣公與我》記載，李宗仁5月23日在廣州召開中常會，白崇禧在會中報告：“聯勤總部吳（嵩慶）署長，日前派員赴廈門領取銀圓，卻被當地警備部隊（即石司令的手下）阻止而未得。”（周宏濤在書中隻提聯勤總部的吳署長派人去廈門，卻不知是吳嵩慶本人被擋駕了。）雖然白崇禧曾是吳嵩慶的好友和“老長官”（1927年吳曾任北伐軍上海龍華衛戍司令部少校秘書，司令官即為白崇禧），且對吳有知遇之恩（1928年吳嵩慶承白崇禧之助，公費入法國留學），但白同時也是令蔣總裁頭疼的老對手，是桂係的核心人物。這表麵上是為桂係“主政”的廣州國民政府合法領取軍政費用，其實背後卻暗含著蔣桂之間的明爭暗鬥。吳嵩慶雖得蔣桂雙方信任，卻非二者親信，對派係鬥爭、爭權奪利，本來就毫無興趣而且厭惡透頂。他做事隻是憑著一個讀書人的良知，而非功利。換了別人，主動討好還來不及，又怎敢去頂撞大權在握的蔣總裁？在廈門堅持五天，替一位非嫡係的已敗退湖南的“華中剿總白長官”的部隊去領軍餉，對他自己而言是一點好處都沒有的。而他當時能為華中國民黨軍隊士兵做的，也僅僅隻有這一點點了（最終領了12萬銀圓給廣州）。此事在蔣總裁那裏，引起一定的震動。而後來在8月份，他竟第二次“違旨”，再運黃金7萬兩到廣州，那麼，蔣總裁對他又持何態度呢？（詳見第七章）。